冠冕唐皇(校对)第689部分在线阅读

一如朝廷每年都要在元宵节放开宵禁、上巳日开放曲江池等皇苑，供民众们游赏娱乐。这对社会活力的维持都是惠而不费的良策，更何况云韶府大戏坊一旦建成开放，便会成为皇家私库重要财源，充盈用度，还能削减内苑供养音声人的开销。
除了大戏坊之外，圣人还打算在外苑开设一个庞大的马球场，组织马球联赛，激发民间相关的热情。
作为后世来客，李潼经受各种娱乐方式的熏陶，对于多数唐人的娱乐形式其实并不怎么感冒。哪怕让人痴迷不已的燕乐戏曲，他的参与感也谈不上有多强，目的也并不纯粹。
但是对于马球这一项运动，他是真的喜爱，这当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技巧与激烈的竞技性，实在是让人如痴如醉。李潼对此虽然没有痴爱到荒废国事，但偶尔闲暇时也常常邀人对阵，乐此不疲。
大唐民风尚武尚勇，推广马球运动在接受度上问题不大，真正有所困扰的还是成本问题。单单参与者必须要有一匹良马，就足以难倒大多数的时人。
虽然由于青海大战的缘故，长安马价变得低廉，但想要精养一匹良马，仍是许多家庭难以承受的支出。更不要说除了关中河洛等有限地区之外，如今大唐诸外州民众多数还在温饱线挣扎，更加难以大笔投入于马球这种无益生计的运动中。
高昂的成本，让马球这项运动注定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奢侈游戏，顶多是在军中有规模的推广开，并不能成为民众普遍参与的全民游戏，除非各地官府财政进行补贴推广。
但用官府财政进行补贴，所投入的成本限定在怎样一个额度，相应的投入在其他方面获得的回报能不能够超过推广马球，仍是一个需要商榷讨论的问题。
如果不由官府推广，而是引入民间的资本进行商业化的运作，又该建立起怎样的监管制度？
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李潼近日也在同枢密院诸官佐们进行商讨。普遍的意见还是先进行有限的尝试，在关内诸州试点推广，以各州团练为主体，提供马匹与场地，选募健力擅骑之人，作为军戏训练的项目之一。
至于民间的乡社，眼下既覆及不到，同时也不宜将大量的良马放养于民间。
朝廷如此郑重其事的讨论一种运动游戏的推广，看似有些好笑，但内里也有着很深刻的含义。
大唐疆域辽阔，诸边防务颇为沉重，赶上开边进取之年，兵力的投入便更大。虽然眼下朝廷已经从府兵制顺利过渡到了募兵制，地方上也陆续建立起团练招讨的基础武力组织，但若想维持长久有序的发展，合格的优质兵源仍是一个颇多限制的问题。
大唐虽然民风勇健，但好逸恶劳也是人之天性，随着生产力恢复起来，民生日渐殷实，对于戎行开边还能否保持高昂的热情，这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历史上常有野蛮摧毁文明的例子，而察其祸由往往都是强大的政权开门揖盗，主动招揽蛮族士兵进行武装。
如果这样的现象发生只是一次两次，还可以归咎于当权者的愚蠢，可若是频频的出现，那就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成本问题。
在募兵制度中，朝廷每有战事，便需要编丁成甲。可若这些兵员不谙武事，即便强行集合起来，战斗力也成问题。一旦战败，不仅仅只是战场上的得失问题，还意味着朝廷彻底失去了一个编户与长久的赋税收入。
任用蛮兵的话，征发成本便会锐减，战争的消耗也会被压缩到最低，即便是消耗惊人，也不会太过心疼。
李潼自然不想将大唐社稷的安危建立在蛮兵是否忠诚这个薄弱的基础上，虽然也会招用一部分蛮兵降低战争的成本，但国家主体的武力组织一定要由大唐子民组成。
想要保证这一点，民众体魄强健、骑术精湛便是一个基础条件，马球这项竞技运动自然也就深具推广的价值。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而言，甚至不逊于印刷术的推广所带来的知识普及。
大唐的国运不独仰仗特殊时期的少数英雄人物，更寄托在每一个体魄健壮、有力杀敌的普通人身上！
至于是否引入民间的资本，在商讨一番后，李潼还是决定不要引入，起码暂时不让民间的资本进入。
等到朝廷的推广收得一定成效，马球联赛的运作基础扎实、影响力逐渐强大起来之后，倒可以放开一些限制，挖掘出一些盈利点出来。
至于将要举行的马球联赛的主办方，李潼在思考一番后，还是交给了殿中监。
初期的马球联赛商业性不强，需要赋予一定的选材意义才能保证吸引力，枢密院已经掌握了武举铨选，寓选于乐的马球联赛还是由殿中监主持更稳妥，也更能体现出圣人的意志，发现问题灵活调整。
第0977章
三省六部，国朝丰碑
世博会举行的时间原本预计是半个月到两旬之间，但是由于今年的世博会规模实在太大，加上陇边商路的畅通，使得临近收尾阶段仍有大批的西域商贾们涌入长安参与盛会，以至于会期不得不再作延长。
时间就是金钱，在这一届世博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虽然世博会的会期延长，但是可以提供交易的商品总量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
如此就造成了许多后入场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商品，不得不加价访购，为自己所错过的时间付出更多的钱财。而商品的短缺，又一定程度上造成通货膨胀的现象，从而衍生出类似期货的交易模式，即就是买家先付出货钱，卖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提供足量的商品。
类似的期货订单，尤以诸官造工坊所面临的最多。毕竟相对于民间诸工坊而言，还是官府信用度更高。
时间来到了十月末，终于在朝廷申令之下，各种买卖交易锁定，这一场盛会宣告结束。不说坊间民众们余兴未已，参会的商贾们进行各种交易的收尾称许，官府诸司也开始了新的忙碌，那就是各种财项的对簿审计。
随着这项工作的展开，今届世博会的盛况全貌也得以逐渐勾勒出来。在整个世博会过程中，单单价值超过十万缗的大宗交易便超过了两千多宗，所涉及的钱项总额更达到了三亿七千万缗之巨。
当然这其中是有一些商品重复交易的现象存在，特别是在展会的后半程，众多西域胡商的加入，让一些此前已经完成交易的买主直接加价卖出，原地生财。
不过朝廷的税率计量是以每次交易生效，所以哪怕是重复的交易，税钱是不能免除的。大唐商税并不高，按照商品属性的不同，分别在三十税一到四十税一之间。但即便如此，整场世博会下来，所抽取的税钱便超过了一千万缗。
但大唐的整体税收还不止于此，如此惊人的商贸总量，所交易的商品自然不可能尽在长安消化，将会陆续输送各方市场。
而在这运输的过程中，地方官府桥梁关津也要抽取一定的商税，这一部分地方收入需要到了第二年的赋税呈报之中才能体现出来。因为商品运输的路程并不确定，这一部分收入还不好估算，但一定会比世博会期间朝廷抽取的税量更高。
当然世博会总体的收益也不止在于税务，税钱占比并不高，真正收入的大头还在于诸官造工坊提供商品、直接参与的交易。
诸官造工坊分布于内外州县，各自也有相对独立的核计系统，数据的汇总会有一定程度的滞后，但总量绝不低于一亿缗。
当然这一部分收入需要扣除材料、工力、管理等各项成本，剩余的才能入库为安，但即便如此，效益也是惊人。
除了世博会所产生的利益之外，朝廷还有另一项极为可观的收入，那就是飞钱的支兑。
此前数年，飞钱虽然已经盛行国中，但在远疆异域认可度并不够高。特别是盘踞青海的吐蕃让西域商路大受影响，使得最值得推广飞钱汇兑模式的西域商路上飞钱反而不能盛行起来。
可是上半年的青海大战，大唐一举战胜吐蕃，收复青海全境，使得西行道路完全控制在大唐手中，这自然加强了西域商贾们参与商贸的热情。如此一来，飞钱的便利与优越性便凸显了出来。
从青海大战结束之后，设在安西四镇与陇右的宝利行社分库支兑飞钱的数额便激增，并在九、十月间达到一个顶峰。
西域商贾们自然没有大量的钱帛入柜兑换飞钱，为了争抢时间，往往用金银珠宝并西域时货作为抵押，等于是直接与宝利行社进行交易。
七月之后，陇西并西域诸分设所开具的飞钱数额便超过了一亿缗，所积攒的钱物价值则就更高出数成，这方面的利润若全兑现出来，或许可能还要超过京中诸司的盈收。
诸种可期的回报汇总起来，达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程度。须知就在九月秋贡入京之际，度支计量的整年财政盈收也不过才一千万缗出头。可仅仅只是一个月之后，内外府库便将有超过十数倍的盈收将要涌入！
一时间整个朝廷内部也充满了浮躁喜悦的氛围，原本许多官员们听多市中商贾豪掷重金、手笔惊人的故事，心中多多少少是有些失衡。可是现在再看朝廷的大数核计，才清楚风云际会、谁是翘楚！
诸官造工坊的盈收，可以看做是朝廷数年来善修内政的成果展现，那世博会的规模激增以及陇边并西域各种财利进项，则就统统都是收复青海所带来的战争红利了。
年初圣人要发动青海大战时，已经是作势经年，早在开元三年初便举行骊山演武。但一直到了开元四年事到临头，为了避免朝堂上的纷争反对，圣人还要与诸宰相们闭门决议，最终才得以出兵。
可是现在，战争所带来的边防环境的改变以及各种惊人的红利摆在眼前，尽管各种数据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核算，但朝中舆论风向已经发生改变。
特别是一些少壮朝臣们，一个个打了鸡血般红着眼为朝廷挑选下一个讨伐对象，各种相关奏书纷纷呈献上来，大多劝谏朝廷不如趁着这一把气势，把仍然盘踞漠北的突厥默啜一起干了。
中下层官员们畅想着强军暴兵、四处出击、飞龙骑脸，而上层官员们则就在考虑一个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该要如何管理并监察如此惊人的财政变化。
大唐过往所施行的租庸调制以及各种杂税课役，让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多数都不能以直接的钱帛体现出来，所以事务可以分在诸司，分权加以管理。
可是现在，商业上的收入以及商税激增，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本的税收形式，旧有的行政格局已经不再适用，新的管理方式该要如何组建，也已经迫在眉睫。
其实有关吏治与朝廷行政格局的改变，早在九月初的时候，诸司官长们已经在参与讨论。只是这个议题过于宏大，迟迟没有达成一个定论，仅仅只集中在圣人与诸在朝重臣们闻知，并没有广泛的征求意见。
李潼比较属意行政、财政与军事和监察权诸种分立的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对眼下的三省六部制度持否定态度。或者说他本人也存在着众多的疑虑，不清楚何种制度模式才最适应当下的开元新世。
讲到三省六部制度的形成，任何人都可以插手说上几句，或许褒贬不一。
但抛开各种刁钻的角度不谈，三省六部制度就是古典制度演变的集大成之作，汇总历代前人智慧之结晶，足以为后世各类演变之参考，是华夏文明制度探索的丰碑，拥有着超越时代的智慧总结。
特别这当中分权与制衡、程序与责任，哪怕在后世民权增长的民主时代，三省六部制度所蕴含的博弈思维，对政府行政组织职权划分与运作仍有极高的指导价值。
后世不乏好为人师者，以三省六部是为封建帝制服务、非为民主服务，从而否定故人在制度探索上所取得的成果，宣扬某一制度优越性，这也是狗粮吃多昧了良心。
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组成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其组织管理以制度体现出来。
小而言之，制度是权力与势力的对抗，权力是制度赋予的能力，势力则是不能进行制度化的能量，比如个体的武力、人脉以及对各种社会资源非常规的占有。
广而言之，制度是公心与私欲的博弈，对秩序的守护和利己主义的抗衡与妥协。
三省六部之所伟大，在于这一套制度有着极为完善的权力分配系统，同时又保证了制衡与博弈的程序空间，组织内部环环相扣，各自发挥又互相钳制，并不存在某一环节的独大与霸权。
从这一点而言，华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种早熟的智慧。
但制度也有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是由人创造出来，约束人的行为且由人所执行的准则。且不同的制度一旦执行起来，便会无可避免的产生制度成本。
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详，这是它的优点，同样也是它的缺点。
其内部环环相扣的结构想要完全发挥作用，就要确保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而彼此间的制衡过于细致，由此产生出来的摩擦与掣肘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这些制度成本所产生的内耗，有时候甚至远远超过制度运行所带来的收益与回报。
像后世某一政权制度颇多拥趸信徒，方方面面论证其优越性，唯独不言这套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若没有足够的补血能力，自己都要玩崩，更不要说圈养爪牙喉舌。
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虽然完善，但真正的执行时期却并不长久。
尤其是在中古时代的背景下，过于完善的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限制，并不能适应国力增长与扩张所带来的新的变量，对于志向雄大又有足够执行力的帝王而言，是很难忍受繁琐的程序过程。
因此早在贞观时期开始，作为最高决策层面的三省便发生了改变。
到了开元年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不是将简单的中书、门下两省合兵，而是中书门下这个机构直接凌驾三省之上，三省职权合归于一。
李潼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而是临危受命的大唐皇帝，他对三省职权的凌越程度就更高，甚至就连政事堂都沦为附庸，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决策机构，宰相们少有相坐论道，更多的是拜受制令、加以执行，对于圣人的制约几乎没有。
这样的政治生态也不是他要刻意营造，而是他本来就是从行台霸府基础之上组建中枢朝廷。
在当时风雨飘摇、诸多动荡的大唐国情之下，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当性无疑舍本逐末，托制兴霸、一言独裁才是让家国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
当然，前提是他能成功带领大唐中兴，如果玩脱了，未来的他也将会是一个宗室藩王弄权用威、祸乱家国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