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校对)第729部分在线阅读

“天子确有南幸之意，伯纪究竟有什么话，还请直言！”
李纲果真没有吃惊这个消息，当即起身，直视吴敏。
“事态紧急，道君欲要南幸，却以皇太子建牧，是准备让国本留守南阳？东宫恭俭，守宗社可，建牧不可。伪同猖獗，若非传以位号，使其招徕豪杰，与之共守，何以克济？公为天子近臣，为何不为上进言？！”
李纲的意思很明确。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皇太子虽是法定的储君，离皇帝之位仅有一步之遥，却也是世上最远的距离，二者的权力不可同日而语。
皇太子建牧也还是皇太子，很多事依然拍不了板。
而同宋两国军力相差天壤，以大宋的弱势，若没有天子的权力调度举国之力，想守住临安甚至打退敌军，谈都不谈。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众宰执都不愿劝说教主道君皇帝让出手中权力，自己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又算个屁啊！
吴敏心里暗自吐槽，却不敢如此照直答复性子冲的李纲，试探道：
“为监国可否？”
“不可！”
李纲果断摇头，直接抛出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
“唐肃宗灵武之事便是前车之鉴，当时不建号不足以复邦，而建号之议却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今上聪明仁慈，定能知晓其中利害。”
李纲这话说得已经相当露骨了，吴敏听了只犯嘀咕。
大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因安史之乱逃到马嵬驿的唐玄宗再遭兵变，丧胆之下，执意要去成都避乱，令太子李亨留下阻截叛军。
李亨虽有雄心，却因缺兵少将难有作为，建宁王李倓趁机建议其人前往朔方（即灵武，李亨曾任朔方节度使）先立稳脚跟，待势力壮大后再收拾河山。
李亨听从了李倓的建议，渡过渭水，经奉天、永寿、新平郡、安定郡等地，到达平凉郡，补充了一些军队，但实力依然微弱。
彼时局势混沌，朝廷权威大丧，各地军阀拥兵自重，李亨到达平凉郡后便不敢再向前，名为休整，实是观望朔方文武的态度。
李亨率军赶至平凉郡的消息传至灵武，朔方节度留后杜鸿渐、节度判官崔漪等人商议后认为迎太子有利于平定叛乱，收复两京，乃率军前去迎接。
经过试探，双方迅速达成默契，待李亨到达灵武后，众人便立即拥立李亨即位，是为唐肃宗，而远在成都的玄宗皇帝李隆基则被众人遥尊为“太上皇”。
玄宗皇帝在马嵬驿与李亨分道扬镳时，并没有内禅皇位给皇太子，其后也一直宣布没有退位，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本质上讲就是一场争夺皇位的政变。
但彼时玄宗弃京西逃，皇太子若不即位重建朝廷，就无以号令天下。
而李亨要是没有做皇帝以赏罚天下的觉悟，各地文武也绝不会为注定给不了自己好处的皇太子打生打死。
灵武之事，乃形势如此，不得不发。
双方各取所需，正是“不建号不足以复邦”。
大宋如今的形势比起大唐当年更加危急，而朝中文武也尽皆人心惶惶。
教主道君皇帝一旦离京，不愿投降大同的诸臣为了自己的付出有价值，也会想办法拥立皇太子即位，赵桓若是聪明，就会“顺天应人”。
所谓“建号之议却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纯粹就是鬼扯。
莫说李纲嘴中的“后世”，就是大唐还没有灭亡时，很多人对唐玄宗的评论便是“一代明君，可惜死得太晚”，根本就没人“惜之”。
唐肃宗虽在灵武篡位，却主动担起了复国的重任，不仅没有遭到臣子们的谴责，还获得了各地军民的支持，并成功平灭了叛乱。
反倒是李隆基虽然因为儿子夺位被迫做了太上皇，却也免去了做亡国之君的屈辱，还得了“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的美谥。
李纲此时引用这个典故，就是明确告诉吴敏既然教主道君皇帝要跑路，那就别怪臣子们拥立他的儿子做皇帝。
若是教主道君皇帝同意，赶紧让位，然后该干嘛干嘛，还能落个好名声；
若是不同意，则所谓的“后世惜之”之语，就要落在其人身上了。
很明显，李纲就是第一个跳出来逼迫教主道君皇帝退位的人，而这个时候能向天子进言的给事中吴敏，则是李纲选定了要刺向天子的尖刀。
“伯纪，兹事——”
见吴敏话中有犹豫之意，李纲上前一步，梗着脖子道：
“你不敢？那好，现在就绑了我进宫见天子吧！”
吴敏也知此事非同小可，一旦说出来就没有回头路，只能长叹一声。
“嗐！伯纪你这又是何苦呢，我听你的还不行么？”
事涉大宋江山社稷和天下亿万士民之利益，李纲才不得不行此下策给吴敏下套，直到后者真应下了此事，其人这才后退一步，向好友长鞠一躬。
“纲代大宋子民谢吴公高义！”
“哎！”
次日大早，急于甩包袱跑路的教主道君皇帝又召给事中赴都堂禀议。
吴敏既已下定决心，便提前准备了以臂血书就的札子呈于御前。
其人自然不可能如李纲这般直来直去，其札文大略如下：
“皇太子监国，特国家閒暇之时，典礼如此。今大敌入寇，必假皇太子以位号，使得为陛下保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贼，如臣之计，则天下可保也。”
教主道君皇帝果真聪明仁慈，当即明白了吴敏的真实意图。
敌国大军攻入京东西路的紧急军情昨夜已经入京，同军很快就能打到南阳来，赵佶全无心思留在临安城，稍作犹豫便借驴下坡。
其人痛快地答应给事中之请，命有司准备内禅事宜。
第三十四章
王伦晁盖的选择
自宣和二年大宋朝廷输掉大名府之战被迫向同舟社割地求和后，被东平府和开德府相夹的濮州便成了大宋的最前线。
此后，朝廷在濮州投入巨量人力物力，修筑了大量的烽堡，并参照河北路御辽故事，于边境兴修溏泊工事，以期防住同军的炮营长驱直入。
至于此举对攻坚能力极强且配有专业工兵营的同军来说，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也只有经历了大战的检验才能知道。
随后，大同帝国以各种借口屡屡挑起事端，数次经开德府南下威胁开封府，位于开德府东侧的濮州军民也一再受到惊吓。
但同军似乎对近在咫尺的濮州并无兴趣，数次南下都只是分出少量兵力向东牵制当地守军，而没有进入濮州境内一步。
其实，同军的行动异常很容易理解。
同宋两军战力相差巨大，优势方的同军根本不惧来自侧翼的袭扰，而弱势方则只敢躲在烽堡城池中瑟瑟发抖，更不敢挑拨强大的同军。
既然由开德府直接向南攻入滑州就能顺利威胁开封府，同军又何必多此一举，再攻打东面的濮州呢？
形势如此，濮州的战略地位便尴尬起来。
确认京东西路的防御体系无法对开德府方向的同军形成有效牵制后，大宋朝廷索性大幅度削减了投向濮州的战略物资。
宋军的士气和战力一直都是靠真金白银来维持，朝廷大幅削减防务开支的结果，便是分润到各级将校和底层丘八们手中的钱财急剧减少。
濮州守军之前本来就是做个样子应付差事，这下连差事都不愿应付了。
一些人将手伸向有限的防御工事维护经费上，更多的人则对大同的渗透视若无睹。
也就是徐泽考虑到濮州离开封府太近，不想过度刺激赵宋君臣脆弱的神经，才没有让共建会的活动公开化。
身在信息闭塞的后方，平头百姓有可能会被官府的宣传蒙蔽。
但处于一线的濮州军民却有自己的眼睛和鉴别力，同宋两国谁强谁弱，在那边的日子更好过，百姓们自有判断。
随着大同取代大宋的形势越发明朗，私下“通同”的濮州军民也与日俱增。
而在朝廷迁都之后，更是有失去控制之势。
袭庆府之乱表面看是知府徐处仁尸位素餐不修战备，守军贪生怕死无胆迎敌，让一个并不大的仙源县突发事故都能引发举府兵马溃逃的恶果。
实际却是宋军深入骨髓的惧同情绪在朝廷主动迁都避敌后的大爆发。
堂堂天子与衮衮诸公都没有直面大同帝国的勇气，凭什么要求贱如罪囚的底层丘八们将自己的脑袋送给注定打不赢的敌人砍？
因而，袭庆府的问题绝非个案，同样处于大同帝国半包围的濮州肯定存在类似的问题，差的只是另一个“仙源县之乱”让守军解脱罢了。
濮、济两州相连，刚刚接下经略济州、单州、濮州和广济军四地重任的大宋新任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对濮州的情况自然不太陌生。
为了不让濮州成为下一个袭庆府，其人走马上任后就立即着手整顿其地的防务。
大战将起，苏副经略使也不敢玩太大的动作，只是小范围内轮戍济州与濮州两地的军队，并严格控制补给以向濮州守军略微施加压力。
行政上，则严令濮州各县乡重新建立早已名存实亡的保甲制度。
苏迟虽有为大宋尽忠之心，却不是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