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校对)第6部分在线阅读

《新生》简评
这篇作品的文字简洁可喜！
这恐怕并不是只图文字简洁的结果。我猜想，作者大概是把内容、结构，以及情调等等都想过多少回，而后决定用这样的文字配合上去，以期表里一致，相得益彰。是的，文字本该随着内容、结构，与情调等而有所变化，不应老是“一道汤”。一个作家的文字应有独特的风格。这可还不够。他还须善于变化。他若是写悲剧与写喜剧同出一辙，不加变化，他的作品将会因文字的凝滞而受到损失。内容不许千篇一律，文字也要配合上来，悲则沉抑，喜则活泼，始见匠心。这篇作品的文字的可喜，正是因为作者下了功夫，使内容与文字恰好相称，骨肉停匀。
故事发生在山区里：孕妇难产，左邻右舍和远道而来的“姑娘大夫”，都热情地来帮忙，终于化险为夷，大小平安，山风儿吹送着胖孩子的啼声。篇中的人物都说话不多，有的始终一语不发。简洁的文字恰好表现了山区人民的坚毅寡言。在此，缄默发生了艺术效果。看，那个半夜里背负着“姑娘大夫”趟过河来的小伙子是多么热情助人，多么健壮而又柔和呀。他没说什么话。“姑娘大夫”事后才知道，他是复员军人。他的多作少说正好表现了军人的高尚品质，见义勇为，不虚张声势。
这或者就叫作含蓄吧？文艺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必须讲究含蓄。那位复员军人若是（即使由作者代言）拉不断扯不断地自报家门，怎样立过功，得过什么奖章，小说必会冗长无力，而且会损害了复员军人的形象。作者林斤澜同志在创作上有了进步，知道了以少胜多，给读者留下些寻味的余地来。由文艺享受上说，填鸭子的办法恐怕不尽合适。
我有这个感觉：这篇作品好像是一幅我们的传统山水画：有九岭十八弯，有大河，有杏林村舍。只在最合适的地方，勾出几个人物，轻描淡写，甚至连眉眼都不大分明。可是，静中有动，他们都在作着些救急扶危的事情，心中火热，话不多说。他们不多说，作者也不替他们多说。这种毫不夸张的描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干吗去夸张呢，这些人物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是以社会主义的作风管领着山川，改造着世界，帮助别人与关切别人是理之当然，成为风尚了啊！于是，尽管读完了而不记得人物的模样服装，可是忘不了这整幅图画！在这不多施彩色的山水之间，拂动着像三月的和风似的新风气，社会主义的社会风气。假若这正是作者的企图，我们应当祝贺他的成功！
我们也看得出，林斤澜同志必是深入了山区，热爱山中的一草一木，热爱那里的朴质真挚的父老兄弟，跟他们在一起劳动，诚心向他们学习。他大概是不肯突出地描写某一个人物，因为他爱山区的整体。于是，他就写出这么一篇近似报道的小说。他之所以这么写，也许不由他决定，而决定于山区的景色，与那些可爱的人物。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越深入群众，连文艺形式也会越丰富，更不用说思想与感情了。新人新事往往要求作家创造新的形式，旧框子不尽适于装上新画片。这并非说，《新生》这篇作品的形式是崭新的，完美无缺的，应当推广的，而是说我们应当有个精神准备：不要完全从旧日的名著里学习形式的运用，而须深入生活，大胆创造。内容决定形式。山区人民的刚毅而沉默，就使作者控制住笔墨，力求含蓄，有意地不事夸张而尽到颂扬新社会风气的责任。是，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假若作者安居城市，不肯下乡，不管他如何富于想像，他也画不出一幅新的山水画来。远远地望着青山，只能杜撰一个山村故事，而且必会大红大绿地尽力涂抹，以掩饰自己的生活贫乏——这不会成为好作品！假若作者已经深入生活，有所收获，而不敢大胆创造，也会感到苦痛：他到旧书堆里去找个合适的框框，以便循规蹈矩，有板有眼，像个样子。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框子，大为懊恼。本来嘛，他所要写的是前人所未见到过的，怎能找到合适的样本呢！放胆创造才能解决问题！有些青年作家，我知道，越多读古典作品，越不敢动笔，唯恐渎亵了创作的金科玉律。事实上，有生活，敢创造，才是金科玉律！
这可不是说，林斤澜同志创造了一种非凡的形式。我猜想得到，有人会觉得《新生》里塑造人物的方法不大好。我的主要的意思是：希望他和所有的年轻力壮的作家都该热情地、长期地在劳动人民当中扎下根，同劳动，同学习，同斗争，深入生活，大胆创造。这样，他们必能放出更多的文艺鲜花，色香俱美，争奇斗艳！创作的雄心不表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定下写几部《红楼梦》的计划，而表现在踏踏实实地深入生活，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劳动与斗争的经验丰富了，胆子壮起来，才会创作结结实实的作品，即使一时写不出《红楼梦》，能够多写出一些美好的短篇小说也是了不起的事！
载一九六○年十二月《文艺报》
把红旗插到评书界
——在中国曲艺研究会召开的新评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大家来说新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在座的先生们都能够带头，非常值得钦佩。
旧时说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肯给书听，不多说闲话，这大概是评书说法的正宗吧；另一种不是这样，像双厚坪说《水浒》，《挑帘裁衣》，一段能说半个月；陈士和说《聊斋》，一千字的小段儿也能说几天。我想，我们现在说新书不必一定按正宗说法。《西汉》、《东汉》、《明英烈》这类的书，故事很长，内容丰富，有的说，当然要给书听。如果说《聊斋》，不扯就没办法。新小说的写法，不论是写二十万字或十万字，都讲究艺术上的控制，写话剧更是这样，都是找顶要紧的书核儿写，不要皮儿。这写法虽不同于《聊斋志异》，但性质相似。既然《聊斋》能说，而且像邹福久、陈士和都很叫座儿，新书就绝对能说。说新小说如果照本儿数，恐不易受欢迎，必得说的细致。有生活才能说细致了。旧日的评书先生，往往用自己的生活，去丰富原本。双厚坪说《杀嫂》，光是吹鼓手打什么鼓点儿，吹什么牌子，能说几回，听众爱听这些，因为能得许多知识。陈士和说《聊斋》有生活，把北京的生活细节全安插进去，又生动又亲切，说住了听众。新小说的写法，简练扼要，没安上那么多的细节，对一般听众专啃书本，即觉死板，陈谷子烂芝麻又配不上，所以我们应该以新的生活配合新小说，火车怎么开，机枪怎么打，街道卫生工作怎么作，都该知道。有了新的生活，新书就说活了。那天晚会上说的评书，说到英雄走了两天，见松树少了，桦树多了。桦林什么样儿？必须说出来，听众才入神，这就得到有桦树的地方看，打听，然后利用上。说到书中人物结婚，我们就可以由党支书证婚到节约办喜事，说上一套。要多想主意，不细致、生动，不易成功。旧书积累了许多代的生活经验，我们现在应该赶紧开始积累，向各方面打听，和作家见面，请部队的同志来讲讲战斗生活和武器使用法，中国曲艺研究会可以在这方面协助大家。听书的人不仅听故事，也愿意增加知识。环绕着本题去丰富是好办法，谈到高粱地就不妨说几句高粱，要使城市的人听了长知识，农村的人听了认为你懂行。不应该干巴巴地讲主义，我们说书是要用活生生的事，烘托出思想来，那才能尽到宣传的责任。
旧书有形象，上八个将有八个“赞儿”，虽然是套子，台底下的人听着仿佛有点文艺性。现在说新书，说的和听的谁也不知道这个张三、那个李四的形象，要特别努力把人物形容出来。《聊斋》虽然没有“赞儿”，也有人物的穿章打扮。旧套子不能用，如果改作新的“赞儿”，夸张一些也可以，编出来，和作家商量商量。旧书里的人物有陪衬，有黄天霸，就有赵璧对着，新小说没朝这方面预备，在人物配合上似乎也要想一想主意。日子长了，在新书里也要找出对句来，找出倒插笔来，预备下高潮——扣子。只要不失去原作的精神，情节是可以调动的，由这一调动，可能更明确，更有文艺性。要多读小说，特别是短篇的，来丰富自己。
不要因为困难而动摇。要克服困难，真得下点功夫。老师傅传的艺是前辈的积累，我们说新书是开路的，是革命的，将来要传给后人，现在还说不住听众，不是听众不爱听，是说不大好，需要自己刻苦用功，作家帮忙，曲研协助。也不要因为成功而自满，在矿区上满座儿，因为工人爱听新书，到大杂院儿说，就得想法子把人拴住才行。我们要经过几年的努力，巩固住几部书，有了底儿就会信心十足。这是评书战线上的斗争，一定要把红旗插到评书界来。
载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文汇报》
北京的“曲剧”
“曲剧”是个新名字。北京在解放后才有了“曲剧”。“曲剧”是用民间曲艺的各种曲牌子与腔调来表演歌剧的。有的歌剧剧本附有乐谱，有的歌剧剧本只有歌词没有乐谱。北京的曲艺艺人对上述的两种歌剧剧本都用自己唱惯了的牌子与腔调去表演。他们管这种剧叫作“曲剧”。
在三四十年前，曲艺在北京极盛行的时候，“曲剧”已经有了萌芽。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拆唱快书、拆唱单弦牌子曲和彩唱莲花落。拆唱快书是由两个艺人拆唱一段快书，他们还是唱原词，不过是由两个人分开了唱。假若他们唱的是《草船借箭》，就由一位艺人演孔明，另一位艺人充鲁肃。这样的拆唱还没有戏剧的形式，因为除了二人彼此唱和，并不化装，也没有多少身段，只是角色分担显着更火炽，两条不同的嗓音也多少能使角色的语言更明确一些。
拆唱牌子曲就比拆唱快书更进了一步。一个故事可以由三四个人拆唱。比如唱《翠屏山》，就可以由艺人们分扮杨雄、石秀、潘巧云与迎儿等。他们也化装。虽然他们的化装很简单，可是到底有了一点戏剧的气氛。他们的乐器在“拆唱”的时候也增加了一些。这种演唱与方法还不能就算作戏剧，因为演员们都站在一张桌子后面，手中还敲打着乐器，所以不能自由地动作。这种办法，只能教观众一目了然地认识不同的角色，或者也更多了解一点人物的身分与性格；除此以外，并不比原来的形式增加多少戏剧性。
彩唱莲花落就比拆唱单弦又多了一些戏剧气氛。演员们增多了，都有简单的化装，而且在舞台上自由地活动。可惜，他们所表演的故事反倒比拆唱单弦更简单，所唱的腔调也很单调。这种“曲剧”虽然想戏剧化了曲艺，可是并没把曲艺的长处尽量地发挥出来。这种演法是采用曲艺中某一个调子重复地歌唱，不像是由复杂的民间曲艺发展出来的。
后来另有一种类似文明戏的小歌剧，虽然由曲艺艺人表演，可是他们并不采取曲艺的唱法与腔调。他们投降给半话剧半京戏掺合起来的文明戏。这，不能算作“曲剧”，就不多谈。
解放后，北京的曲艺界的艺人普遍地争取演唱配合政治任务的新曲子，同时也想突破旧形式，把曲艺由旧形式中解放出来。很显然地，由一位艺人演唱一段鼓词或琴书，就不如几个人合演一个故事那样具体、明确，能收到更大的教育效果。一个人唱总是由一位第三者述说几个人的事情，若是几个人合演一个故事，便能张三说张三的话，李四说李四的话，用活人表现活人。因此，艺人们就选用了流行的小歌剧或评戏，由几位艺人扮演出来。他们认真地化装，不像彩唱莲花落那么苟简，也不像文明戏那么半新半旧了。他们也有灯光和布景。从形式上看，他们所演的真像一种歌剧了。可是，在他们头几次试验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原有的曲艺还没有十分的信心，所以演员们出场下场还用京戏的锣鼓点。他们所唱的腔调也一部分是曲艺，一部分是评剧的唱腔，或别的流行歌调。这样，曲艺虽然戏剧化了，但不完全以曲艺为基础。这种“曲剧”是话剧、歌剧、京戏、评戏和曲艺掺合起来的东西，有点“四不像子”。后来，他们试演小歌剧《柳树井》，他们才放弃了“四不像子”的办法，而完全采取了曲艺的腔调。他们把剧中的故事分析了一下，然后按着每一情节的感情，配合适当的曲牌子。上场下场也不要京戏的锣鼓点。在《柳树井》里，他们选用了十四个不同的曲牌子，除了因牌子格式的限制非把原词增减字数不可，其余的他们都很忠诚地按照原词歌唱。这十四个牌子中有一部分是不很合适的，其余的都相当妥当，效果很好。假若他们能再加工，把歌唱的牌子更用心地选择，牌子曲既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再加以适当的安排，一定会有更好的效果。在歌唱与歌唱之间他们没能用音乐配合演员的动作，这是一个缺点。他们若能用心地选择一些老牌子，来配合演员的动作，就能弥补这个缺点。在演员动作与舞台地位上他们也需要专家帮忙导演。
总起来说，“曲剧”的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第一，旧的曲牌子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人民对它们素有好感，用它们来演唱一个故事，很容易被群众接受。第二，各种曲牌子是说唱形式的，说也是唱，唱也是说，很容易教听众听得懂。在这一点上，它很接近评戏，但是比评戏的腔调更美好复杂一些，不像现阶段的评戏那么单调。第三，在评戏里女演员的“弦儿高”，男演员的嗓音若无训练，就不易跟上，所以在评戏里往往女角突出，男角配搭不上。“曲剧”中的男女演员都是能够独立地表演某种曲艺的，所以合演“曲剧”的时候，大家都能发挥所长，不至于配搭不匀。即使嗓音的高低不同，若能巧妙地把曲牌子安排好，噪高的唱高弦，低的唱低弦，也还不至于显着不谐调。有了上述的三个长处，若再加上音乐的加工和舞台经验，“曲剧”的确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剧种，而且是由民间文艺发展出来的一个剧种。我想，在目前我们应当尽量地发掘老牌子，利用它们丰富现有的“曲剧”，然后再逐渐地把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音乐介绍进来，使它有更好的发展。
载一九五二年《说说唱唱》九月号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总结报告
——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一）创作第一
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的确作了不少事情。可是，当我们详细检查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以一个市文联来说，只有不断地创作出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一切工作才能有效地推动起来，不至于空谈运动，华而不实。
在过去四年里的种种政治运动中，群众向我们索要的是作品，不是别的。哪怕只有一部配合政治运动的好作品，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就争着演出，文艺的力量就广泛地被社会上感觉到，加强了政治运动的影响。可是，因为组织能力不强，和缺乏创作的思想领导，我们往往以可有可无的作品塞责，群众当然对我们表示不满！
我们经常以人民团体的立场注意对戏曲界的团结，而且愿意就我们的力所能及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戏曲改革上的业务问题。但是，团结与帮助的关键所在还是作品。事实证明：每逢我们自己创作出，或和艺人们合作出新的节目，大家的团结就会日益亲切，而且会很自然地彼此鼓舞更努力去学习业务，一同进步。不由这里去团结与帮助，而只开几次联欢会什么的，我们的团结效果便不能不微弱可怜了。
今天，无论京剧评剧还是曲艺，都迫切地需要新的节目。演员们要新节目，人民要新节目！创作远远地落在人民需要的后边！是的，我们的确责无旁贷地应当以创作为首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