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于火红年代(校对)第725部分在线阅读

　　陈民强长期在华投和央行工作，精明强干，孙祖杰特意挑选他，就是因为浙东的金融形势非常复杂，金融危机加上复杂的民间金融，需要一位非常能干的金融副省长。
　　陈民强报告了一串浙东的经济数据，然后他很明确地说道：“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正在增加，美帝次级债危机影响蔓延，外贸下滑的迹象虽不显现，但已有预兆。
　　尤其对浙东而言，经济外向度高，加工型经济两头在外，经济过热的程度不大，当前主要应以防范下滑为主。浙东应立足当前，确保经济平稳运行与社会和谐稳定；着眼长远，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浙东应该一手“保稳”、一手“促调”，既要保眼前的“稳”，切实防止经济滑坡；又不能为了暂时的“稳”而放弃甚至否定“调”，重走粗放经营的老路。
　　金融工作要支持好的，帮助困难的，扶持弱小的，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金融部门要把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工作做细一些，不能该保的不保，该压的不压。”
　　说到这里，孙祖杰插话了：“我今天视察了飞跃集团，这个企业要不要保，我的态度是要保；但是我们保的同时，也要压。我今天说一说我的处理意见，可以给同志们做一个参考。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化解可能存在的区域金融风险，必须首先解决企业之间的相互借贷、相互担保，这是重中之重的内容。
　　首先要把企业之间相互担保的链条拆分掉，浙东想办法筹集一部分资金，中枢也会给你们提供相应的政策贷款，首先成立一个担保基金，需要多少资金现在还不清楚，暂时一百亿吧，浙东不够的部分，中枢会补上。
　　由担保基金出面，分拆企业的互相担保，化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担保，变成企业与担保基金，担保基金与银行这件的担保，然后按照个案逐个处理。
　　浙东的民营企业发展的很好，我相信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有自我调节和应对的能力，飞跃集团只是少数。所以这个担保基金最后也许会亏钱，但是我相信亏损的不会太多。
　　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保护产业和就业，这一块，还是老办法，地方和中枢各出一部分钱，成立一个救助基金，由救助基金负责救援。
　　不要动不动就让银行下场，银行是商业机构，他们也是要赚钱的，由政府担保的政策性救助基金出面，这样分开了，有些工作就比较好谈了。
　　我们救助飞跃集团的出发点是救助飞跃集团位居全国第一的缝纫机产量，这是我们救助飞跃集团的出发点。
　　飞跃集团这几年过分的扩张把银行和地方都拉下了水，我们不能为了保护飞跃集团，再不负责任的往里面堆资源。
　　所以我们只保护飞跃集团最核心的内容，那就是他们的缝纫机生产，确保飞跃集团不因为财务危机，影响到乐安市缝纫机产业的发展。
　　这一块怎么提出来，需要地方救助基金、银行和企业三家谈判，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
　　与此同时，飞跃集团旗下的非核心资产，不是我们救助的内容，必须尽快切割，完成必要的收缩。收到的资金也必须在银行的监管之下，在保证外贸订单生产的同时，逐步归还银行债务。
　　对于飞跃集团高利息的民间债务，要放到最后。既然是高利息，就必然是高风险，放贷的人承担风险也是必须的。
　　我最后强调一句，化解金融风险，不能什么都做，政府也要算一笔经济账。请同志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要保的是产业和就业，而不是企业本身。只要产业在，就业没有大的影响，相关企业的生死存亡不应该是政府关心的内容。
　　我这句话说得也许有些残酷了，但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我们不能只优胜，不劣汰，这样不利于优秀企业的脱颖而出。”
　　孙祖杰一句话决定飞跃集团的生死，他的做法事实上就是银行拿走飞跃集团的优质资产，至于剩下的那些，够不够企业还债，政府就不管了，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位名噪一时的企业家就会破产。
　　确实非常残酷，但这就是市场经济。这一轮次贷危机就是要淘汰这一类的企业家，让更小心，更有眼光的企业家活下来。
　　当然了，孙祖杰也现场听过邱总的汇报，他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计划抛售附带资产拿到几个亿贷款抵债，工厂暂停多条生产线，但是为了稳定人心，停工补贴一样不少，年终奖照发。
　　同时，邱总也准备进行股份制改革和引进资本。放弃个人利益，出售大部分股权，开始转型。他计划回到主业缝纫机行业，同时进行必要的技术革新。
　　邱总的想法得到了孙祖杰的认可，如果他确实表现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也愿意扶持，但是相应的处理方案和原则不变。既然是市场经济了，那么国家绝不能再当保姆了。
　　孙祖杰说完，陈民强继续汇报给浙东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增加浙东信贷供给、在未来将适当上调部分一般贸易产品出口退税率和适当降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费等。
　　但是与此同时，中枢也决定对外贸企业的银行贷款和出口退税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尽可能促使企业减少高风险订单，以减少金融危机期间的损失。
　　孙祖杰最后总结：“同志们，不要唯GDP，不要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要把眼光放远一些，要谋划一批管长远、管全局的大事要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浙东经济要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还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矛盾。但是结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三天五天就能完成的，是个长期的过程。
　　要有恒心、沉得住气，可能经济一度下来了，指标比较难看，但如果结构在调整、在积极变化，这个指标下来还会有上去的时候，而且这个上去会更可持续。
　　同志们，在危机来临时，自信一些，耐心一些，相信自己，一定会挺过难关。我们现在确实还有一些刺激经济的手段，可以进行大补；
　　但是补药不能多吃，怎么吃，什么时候吃，中枢有中枢的考虑，会根据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发展在关键的时候使用，请同志们在遇到困难时，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在一阵掌声中，孙祖杰结束了这一次讲话。但是浙东省委从他的讲话中，已经意识到孙祖杰对形势的判断很不乐观，而且很可能不会太快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所以才会说出不要过于重视指标这样的话，这也给了他们不小的压力。
　　孙祖杰考察了浙东之后，接下来就去了东海，他重点考察了东海的钢贸城，原因就是孙祖杰对目前把持东海钢贸市场的秦宁帮十分不放心，原因就是秦宁帮创造的联保和担保模式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钢材并不相同于普通商品，要实现正常的经营流转至少需要货值的3-4倍资金的支持，入行门槛较高。
　　把持着市场大量份额的商人却不是来自本地的东海，也不是相邻的江东和浙东，而是来自闽东省东北部一个人口大约20万的山区县——秦宁县。这群商业移民依靠着自身的团结与努力，硬是挤垮了最大对手，以精明强干闻名全世界的温城人。
　　秦宁全县有10多万人从事与钢铁贸易相关的工作，交易市场份额占到了70%以上，人称“秦宁帮”。他们是为东海地区贡献占总额3%的税收，解决数十万人就业。
　　秦宁人打败温城人并不是偶然，而是来源于其自身独创的“前店后库，入驻钢市”与“联保和担保模式”。其实这两者合一，才是他们的秘诀。
　　由于其经营货物的特殊性，成本高昂，所以秦宁人一般将钢材铺面开在了由秦宁老乡开设的钢市中。铺面后面就是堆货场，铺面楼上用于生活起居，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钢市中的商户大部分也都是秦宁老乡，这就形成了一个内部结合紧密的商业实体。
　　如果一家缺少货物或资金，周围的老乡可以互相“串货”，也就是没现货了先去老乡货场签单赊货，卖出之后，本金归还，利润自有。这样很大程度上聚集了资源，降低了资金和现货的门槛，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开始完成。
　　而做大做强之路，与“联保和担保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早期钢材行业与银行之间的放贷模式流程很复杂。简单来说，是银行，钢贸商，钢厂签三方协议，银行放钱给钢厂，钢厂产出的钢材所有权始终在银行手上，钢贸商先行支付20%的保证金与钢厂贷款利息，而钢贸商找到销路后，将待售货物的货款转给银行，银行给存储货物的仓库下达相对应吨数的指令，发出货物。
　　在这种模式下，钢贸商可以完成杠杆融资，银行则实现放贷和挣取利息，钢厂维护了与产业链下游的关系，对各方都有利。但随着钢铁贸易量上升，这个复杂的流程手续繁杂，效率低下，开始成为了钢贸商的进一步扩张的桎梏。
　　在这种现实需求之下，钢贸商开始准备绕开银行监管，自己想办法融资。老乡们很快自发三户五户联合，形成联保体。为此服务的担保公司也大量应运而生。同时，秦宁人成立了东海秦宁商会，这是一个隐形的超级联保体（入会条件是5000万以上的身家，并在东海拥有房产），连银行也认可其实力和信誉。
　　最终，银行放松了对实体货物的监管，对钢贸商采取了“重担保，轻质押”的措施，效率大大提高。大量贷款流入钢贸行业，产业发展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有了成熟的贷款模式和发展平台，钢贸行业对于周宁人的门槛降到了最低，加之福建人经商素有传带的传统，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村，一村带一族使得以地缘与血缘相连的商帮迅速壮大，其内部也极为团结。
　　在改革开放早期这种传帮带的传统是造就秦宁神话的秘密武器，但是次贷危机一旦爆发，原本正常的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将会截然而止。房地产，出口与投资都受到阻碍，钢铁消费需求大幅下滑，价格回落，行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所以孙祖杰考察之后，就非常明确的告诉随行的成干林和东海方面的同志，要求各家银行严格审核秦宁帮的钢贸公司，严格控制风险。
　　孙祖杰很明确地说道：“金融危机期间，钢贸这种高杠杆行业非常容易出问题，你们要高度重视，严格控制风险，宁愿效率慢一点，也不能够有太高的杠杆。”
　　在前世，因为钢贸问题，产生的银行坏账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而各家银行很有默契的不贷款给闽东人，就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乘着危机没有爆发，做一些工作是必须的。
　　除了外贸企业，除了钢贸，高速发展了五六年的中国还有这样那样，不少的问题。从四月到七月，孙祖杰要么与各部门研究，要么在各地考察，为应对次贷危机做全面的准备。
　　而就在这段时间，次贷危机迅速从美帝走向世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昔日红极一时的美帝五大投行一个个萎靡不振，面临着巨额甚至是空前的亏损，美帝金融系统大洗牌已经不可避免。
　　为了挽回巨额损失，大量美元被抽调回美帝，全球股市暴跌，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加剧，次贷危机终于转变为金融危机。
此时此刻，不管是中枢还是地方，都已经意识到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但是对这一次金融危机的规模，还是有不少的争议。
　　虽然因为应对及时，直接的经济损失不大，但是外贸和相关行业的增速已经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一部分外贸企业的困难加剧。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换届前的最后一次夏都会议召开了。这一次除了换届，最主要的是讨论应对小组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争论的焦点就是我们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做一些动作，同时现在严厉的宏观调控是不是要停下来，是不是要刺激经济了？
　　孙祖杰的回答是不着急，我们都准备一年了，现在我们除了外贸增速有所下降以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我们的经济风险已经化解了不少，现在我们手里的筹码多多，我们要做的是等，等欧美发达经济体危机愈演愈烈，求到我们的头上，我们才做一些事情。
　　至于我们现在的外贸减速问题，同样不着急。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我们通过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低估、推迟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忽视环境成本的方式，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这种依靠人为压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
　　然而由于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中国出口商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
　　而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口行业面临着外需显著下降的不利局面，这事实上为中国出口行业的产业升级与收购兼并提供了外部压力。
　　我们应把握住这一时机，加速推动出口行业的产业升级。那种认为政府应该停止人民币升值、重新实施各种优惠性政策来刺激出口的做法是短视的。在应对外需下降的问题上，中国宁可牺牲增长速度也不应牺牲结构性调整。
　　当然如果外贸出口出现过快的减速，甚至是衰退，我们也会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尽可能降低衰退的速度，维持相对平稳的衰减速度。
　　而与此同时，宏观调控不仅仅不能取消，还要加强。确实在沿海某些城市开始出现房地产成交量萎缩与价格下降的情况。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房地产市场还存在一些泡沫，目前泡沫挤得还不够多。如果泡沫不能充分挤出，则未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将始终面临隐患。
　　在这种情况下，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房地产投资增速压下去，让房地产价格回落到中国居民可支付的水平，为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宁愿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能容忍价格泡沫的继续滋长。但是这么不断的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办法，我们要做的是加快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为更好地刺激内需，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服务业投资既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失衡，又有利于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刺激内需、维持宏观经济持续较快发展。
　　所以孙祖杰提出接下来要出台一系列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措施，以对冲外贸增速的下降和即将出现的就业问题，同时继续坚定不定的进行宏观调控，继续大规模压缩落后产能。
　　孙祖杰最后说道：“GDP增长确实和就业有不少的联系，而能不能充分就业则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关系到政权的生死存亡。
　　但是必须承认，我过的就业问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结构性矛盾。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慢慢出现了用工荒，但是大学毕业生却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难问题。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有针对性的解决就业问题，而不是笼统的限制一个GDP增加值，这样做并不能精准的解决问题。在经济下行期，我们不能强求快速的增长，我们要做的是精准的解决问题。
　　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绝大部分是农民工，我们有广大的农村地区作为缓冲，所以这一块的就业，就算发生了金融危机，在我看来不是当务之急。
　　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一旦出现了金融危机，我们没有那么多高水平的就业岗位等着这些毕业生，所以我们在就业问题上真正要做的是这几百万大学生的就业。”
　　紧接着孙祖杰就大学生就业提出了几点，比如鼓励大学生创业，各地的孵化园可以做一些工作，孙祖杰特别提出，现在电商行业发展迅速，可以鼓励大学生电商创业，为此要出台尽可能的优惠政策；
　　比如枢密系统对高水平的大学毕业生有不小的需求，这一块完全可以尝试并扩大规模，孙祖杰认为解决十几万人的就业不成问题。
　　比如增加研究生的招生；
　　比如加大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淘汰力度，增加大学生的招收；
　　比如增加大学生村官和西部边疆地区的大学生，尽量提高他们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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