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大昏君(校对)第332部分在线阅读

　　其中大藤峡起义就有过三回，前后达两百余年。分别是成化元年的右佥都御史韩雍、嘉靖七年的新建伯兵部尚书王守仁、嘉靖十八年的兵部侍郎蔡经。
　　没错，心学大师王阳明老先生又领兵作战了，镇压了第二次大藤峡起义。
　　朱由校对此也颇感疑惑，热衷战争且从无败绩的王老先生，怎么会被后世塑造为哲学家的。
　　但这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朱由校更加关注广西为何叛乱不休，到底是怎样的原因？同样是土官众多，云南为何要安定得多。
　　经过翻查资料，询问官员，皇帝终于找到了原因。很简单，也不出所料，还是土地的问题。
　　广西山多地少、地瘠民贫，这个特点对朱由校来说，并不陌生，只是没想到在明朝便已是如此尖锐。
　　其实，在明以前，广西土地的大部分已经被土官和土目们所占有，苗、瑶、侗、壮等各少数民族农民以至汉族的农民则很少土地，甚至没有土地。
　　明朝建立，对边远地区的土官基本没有触动，这固然有利于迅速稳定，但社会矛盾也保留下来。
　　随着人口的增长，到了明朝中后期，广西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使社会矛盾逐渐激化。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农民失去了土地，就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
　　因此，广西的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而起义，从明到清，一直没有停止过。
　　而明朝对各地方的叛乱基本上都是采取强硬的镇压手段，他们认为一旦表现软弱，就会引起更多的土司效仿，造成更坏的局面。
　　但明朝在广西所采取的镇压方式之一“武装夺田”，又造成了下一次叛乱的种子，使广西的农民起义绵延不绝。
　　所谓的武装夺田，就是把起义农民的土地称为贼田，平叛之后分给官军或召募来的土兵耕种。
　　换句话说，武装夺田就是朝廷公开地把农民的土地，划归给驻守的官兵，以及帮助朝廷镇压叛乱的土官土目们所占有。
　　明眼人都能看出，一场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而新的反抗官府武装夺田的起义又开始酝酿了。
　　其实，广西叛乱不断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食盐。
　　由于广西本身不产盐（别以为挨着海就有盐），广西的食盐基本上都是从广东运去的。
　　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加之朝廷对食盐的专卖，致使广西的食盐奇缺。“私贩甚多，盐价甚昂”，且“官运之盐，旋行旋罢，兵食具乏，地方坐困”。
　　本来就不产盐，地方官吏又插手盐运，大搞盐贩私捞。使食盐成为广西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此甚为不满。
　　《粤西诗载》有言：“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这就是当时广西各族人民缺盐生活的真实写照。
　　盐的问题好解决，杀一批地方官吏，再行“票盐法”，打破食盐的垄断，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解决食盐短缺价高就很有希望。
　　而叛乱不绝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土地，朱由校可以肯定。他把广西列为动员移民的省份，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且，无论是安徽，还是福建、广西，当地百姓对于湄公省的气候还是能够很快适应的
　　没错，现在明军占领的柴棍并不算大，可皇帝已经把其当作大明的一个省，取名为湄公省。
　　而管理湄公省的，朱由校并不吝啬地加了巡抚衔，成为与内地品级相同的地方督抚。
　　其实，从皇帝的旨意，也可以看出皇帝对湄公省的态度，以及对湄公省发展的野心。地盘会越来越大，面积与内地省份会越来越接近。
　　太常少卿董应举，因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事务颇有成效，而被朱由校任命为湄公省巡抚。
　　而湄公省不仅有巡抚，还有驻军提督，巡抚和提督并列，军、政分开，也是朱由校所开的一个先例。
　　前面讲过心学宗师王阳明先生，以文人领兵，先后平定宁王之乱、大藤峡起义，可称为儒将之典范。
　　但在朱由校看来，文官领兵，武将听其号令，正是大明衰退的主要根源。
　　文官作为大部分军事行动的直接策划和指挥，尽管其中不乏习武和熟读兵书之人，但却很少直接来自于军队体系。
　　因为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的统治者的原则，文官直接凌驾于武将，使武将变为基层执行者。
　　武将地位低下还只是其一，由擅长纸上谈兵的文官指挥作战，败多胜少也就不意外了。
　　王阳明先生的胜利，并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代表文官的真实能力。袁可立也是一样，他的出色也不能掩盖其他文官的无能和军事能力的低下。
　　但要实现文武并重，军政分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湄公省的成立，则给了朱由校一个实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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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量变到质变，总要有一个过程。有时候时间较短，使人有剧烈之感；有时候比较缓慢，可以用潜移默化来形容。
　　对于个人来说，有的身处其中，感觉比较明显；有的影响较小，也就没意识到太大的变化。
　　这和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环境不同，也有很大关系。
　　文官感受到了朝堂风向的变化，感受到了皇帝的铁腕和惩贪的决心；武将则有了更多更大的权力，在文官面前也能把腰挺得直一些，战事也变得越来越有胜利的希望。
　　对于升斗小民，他们忙着让一家老小吃饱穿暖。或许也感觉到了改革的春风，感觉到了压力的舒缓，但还不是那么的强烈和明显。
　　身处皇宫的朱由校，也并不能完全体会到别人的感受，他只能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设计的道路走下去。
　　当然，他对大明发生的变化，也是有感觉的。从财政收入的多少，从战事的胜败，从官员的密奏中，从厂卫的报告中，他能意识到这个老大帝国的病体正在好转。
　　而他的布置，或是眼前，或是长远，不管有几个人能看懂，都有如落在棋盘上棋子，早晚有发挥作用的时候。
　　最快见到效果的当属辽东战事，大批武器弹药的输送，粮草物资和战马的不断补充，使得辽东各部明军在提升战力的同时，更给建奴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当辽镇的人马沿三岔河水路并进，接连攻占牛庄驿和东昌堡；当张盘和张榜的两个混成协攻占耀州驿，海州卫便处于明军的两面夹击之下。
　　当明军的水师逐步探索航道，沿辽河北上，并出现在浑河，有可能直抵沈阳时，建奴感觉到了防不胜防的窘迫。
　　浑河航运始于元代，并日益繁荣。
　　明初开始官运粮饷，通常是从山东装船沿渤海湾、辽东湾到东北，沿辽河北上，把粮饷沿途运到各地驻军，其中沈阳段经浑河运输。
　　此后，商品运输逐渐产生，浑河货运变得繁忙起来。
　　当时的明廷允许每船同时运输八分官物两分私物，使摆渡船家有利可图，东北的大米、人参、木耳等商品才开始销往各地。
　　而浑河沈阳段也因此形成了固定的码头，大小船只从沈阳出发，船上载客，再从营口返回，船上载物。
　　在那个时候，或者说直到清末，沈阳都可以算是座沿海城市。通过浑河航运，与外面广阔的世界连在了起来。
　　但现在，建奴痛恨浑河，痛恨这条“黄金水道”。因为明军的船只可以畅通，而他们的骑射只能望河兴叹。
　　难道只是航行那么简单，傻子也知道船能载炮、船能运兵。明军水师打通了海上通浑河的航道，意味着沈阳可能会遭到明军的登陆袭攻。
　　而明军水师的优势，则是建奴拍马也追赶不上的。正因为如此，建奴才感到了巨大的威胁。
　　要挡住明军水师，或是阻塞河道，但对于当时水流湍急的浑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办法则是江上拦铁链，但这个工程依然是建奴不能完成的任务。
　　也就是说，建奴对于明军水师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密切监视，阻止明军溯河而上并登陆袭攻，好象只有这么个被动的办法。
　　不管明军水师是佯动还是实攻，都能牵制不少建奴的兵力，这可能就是明军的目的；但对建奴来说，却要全神贯注，不能令明军袭攻得逞。
　　形势进一步恶化了，这还不包括东江本部对建州卫的步步紧逼，辽南明军和辽镇联手对辽阳形成的威胁。
　　
第390章
难解之困，毛文龙之忧
　　这次是真的吗？
　　皇太极神色有些复杂，意识到父汗正在看着他，等他说出分析和判断，可他真的不敢轻易断言。
　　刚刚得到的《大明论坛》报上，又登载了明廷调动九边精锐开赴辽东，要一举平辽的消息。
　　上次就是这样的假消息，使得后金方面紧张戒备，并影响到了对边缘地区的防御，以及对明军进占广宁的反应。
　　但事后却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九边精锐入辽，完全是明廷放出的假风声，就是为了使后金的军事布置出现错漏。
　　现在又放出消息，后金依然不敢轻易判断真假。很简单，在明军数面紧逼的形势下，没有给后金留出纠错反应的时间和余地。
　　历史上的后金也曾实施过收缩战略，但那时辽西明军最远也只推到锦州、大凌河，耗费无数钱财人力修筑的锦州、大凌河城还数次被后金出兵摧毁。
　　而当时的东江皮岛和辽南旅顺，明军因为兵力和装备的关系，也无法象现在这样构成重大威胁，且在不断向前推进。
　　为什么要如此重视明军对辽东的增兵，一来是建奴的实力在这两三年内有不小的损耗，其次则是面对明军的步步进逼，努尔哈赤想集中兵力打个短促突击。
　　包括皇太极在内，也是同意发动一次反攻，改变或遏制不利形势的继续发展，而目标就是东江本部。
　　粗略拟定的计划是从辽沈抽调三旗人马，与保护建州卫的两旗共同行动，夹击凤城。如果进攻顺利，大军再转向宽甸，将明军占据的堡寨一一攻破。
　　在兵力上，五旗人马是占据优势的，借助于骑兵之速，再封锁保密出动的消息，应该能争取到时间，使其他明军来不及发动策应。
　　但九边精锐入辽的消息，却给这次快速打击行动蒙上了阴影。而且，后金的一些将领认为快攻难以奏效。
　　经过几次挫败，后金的很多将领对于攻打壕沟胸墙加木桩的防御工事，很是忌惮，或者说有了心理阴影。
　　这样的防御工事不同于筑城建墙，能够快速地形成，再有火枪火炮的阻击。后金将领们认为即便能快速袭击，将明军据点分隔包围，也会打成一个个的攻坚消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