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两部)(校对)第568部分在线阅读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互相合作、供应方面不存在着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意风？”
　　“不行”毛泽东已经愤怒了。
　　赫鲁晓夫显然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何如此愤怒，最后又试探着问了一句以显得通情达理，“如果你们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港。”
　　“不行我们一点都不想沾摩尔曼斯克港的边儿，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来。过去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毛泽东眼中射出了轻蔑的神情，这让赫鲁晓夫的自尊心备受打击。
　　“那好吧，我们不坚持原来的建议了。我们就用自己现有的设施凑合好了，用我们自己在远东的港口作为太平洋舰队的基地。”赫鲁晓夫收住了话题。
　　显然，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谈话。表面上，毛泽东大发雷霆，是在表明一个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和凌辱的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的发泄，但双方更深层的裂痕与不和早在五八年中国炮击金门时便已经种下了。
　　当时，中国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这件事触怒了莫斯科，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中国方面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对此，苏联大使馆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另外，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
　　紧接着，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愤怒不已，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象是苏联的盟国？
　　苏联要的是共同行动，中国要的是单方援助；苏联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国要搞边缘战争；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苏联自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中国则认为赫鲁晓夫大搞修正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中心已经转到中国，中国已经能与苏联老大哥平起平坐了……
　　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他认为中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而且自尊心遭到了极大的伤害。虽然自己之后的行为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鲁晓夫显然已经不再顾忌中国的反应了。
　　当然，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同盟分裂。领导人之间的争吵这是事实，但也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按照正常的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达成妥协，消除分歧，缓解矛盾，那么分裂是不会发生的。
　　
　　第250章
发展策略的调整
　　
　　面对中苏同盟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然而，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这并非个别现象。苏南分裂导致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匈牙利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
　　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恶语相向，乃至大打出手。与西方盟国关系的稳定性相比，在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地出现动荡、分裂和改组。显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缺乏一种妥协机制。
　　于是，人们在社会主义同盟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如果对此加以深入分析，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两个弊病：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第二则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另外，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
　　当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由此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同盟中的领导地位时，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后，毛泽东感到已经具备了挑战苏联的力量。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
　　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又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
　　中苏关系处在了一个变化的岔路口，没有谁比黄历更清楚这之后的发展，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对此他只能慨叹：“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了。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南洋联邦已经成为战后在世界上崛起的最引人注目的国家之一。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连续第三年名列日本、西德之上，位列美、英之后，超过了政局不稳，深陷殖民地战争的法国。
　　与日本、西德相比，南洋联邦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劣势。首先，南洋联邦资源比较丰富，战后发展较早，近五六年的免费劳动付出（日本战俘），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特别是五零年朝战之后），黄历及其团体的纵横捭阖、精诚团结，政局的长期稳定，当然还有正确的发展策略，以及外交上的成就。但南洋联邦也存在着自身的缺点，那就是人口少，地域广，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缺乏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越来越显现出来。
　　而日本虽然背上了比历史上沉重的战争债务，但由于其军事防务全部交由美国负责，可以把全部的金钱都投入到经济发之中，再加上人口众多，这是它的有利之处。而不利之处便是资源短缺，原材料几乎全靠进口，而且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罪魁祸首，要想在外交上得到大发展，为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需要通过黄历及其主导的亚共体这一关。当然，没有了朝鲜战争的刺激，日本的经济发展也被黄历剥夺了一个极好的机遇。
　　再说西德，在国土满目疮痍、经济濒临崩溃、生活环境困苦的状况下进行经济建设。作为战败国，因为受美英法牵制，不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只能尽全力进行经济建设。战前德国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联邦德国又集中了战前德国70%的设备能力和62.4%的工业产值，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可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经济建设，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
　　借助于“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以及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德国建立了一个比较符合国情并行之有效的社会市场经济。同时，作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国家，德国有科技发达，技术先进的基础。又有教育素质普遍较高的人民，经济崛起当在意料之中。当然，德国也背负着战争赔款，也面临着改善与周边战争受害国家的关系，开展积极外交的任务。
　　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要素，那就是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尽管黄历痛恨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很多可取之处。至于德国人民的辛勤和敬业精神，尤其让他感慨。据统计，五五年，联邦德国男子平均每周工作长达五十个小时，比南洋联邦及英美工人多三个小时，而平均工资实际上直到五六年才到战前三八年的水平。可以说，正是联邦德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才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
　　有成绩，也看到不足，黄历比其他人更有急迫感，更不容易满足。南洋联邦得益于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不象日德那样的战败国，可以发展军事工业，开始时可能拖慢经济发展的速度，但现在的军火买卖已经在弥补这个不足。以华人为主，建设属于自己的海外国家的热情和勤劳，也使南洋联邦的经济发展得以迅速进行。但同时，黄历也预想到了日德追赶上来后，与南洋联邦激烈竞争的前景。
　　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值很高，但南洋联邦不过是占着人口少的优势，相当一部分产值是靠外来劳工创造的，可以说，这个数值有点虚，并不能体现南洋联邦真实的水平。
　　而且，战后南洋联邦的科学技术，百分之九十多是从外国引进的，其中又有百分之八十是从美国引进的。因为“引进”比“研制”费用低、见效快。美国研制一项成果的成功率为百分之一，而目前南洋联邦的成功率为百分之六十以上。原因是南洋联邦不是“独创”而是“改进”。虽然这有取巧之嫌，但南洋联邦从四六年到五九年共引进了一万多项技术，并用了不到十五年时间、花了仅五十亿美元左右，就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花了两千多亿美元的研究成果学到手，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
　　这种取巧式的发展能带来一时的效益，但却无法持久，黄历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即将跨入六十年代的时候，南洋联邦在黄历等人的推动下，开始对一些国家发展策略进行了调整。
　　首先，在轻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已经能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并能进行大量出口的形势下，经济政策将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倾斜，利用当前世界关系极不平等，原材料价格极低的有利条件，大力造船并开展海外原料运输，促进“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
　　其次，继续在财政上补贴，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新型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政府运用税收杠杆，扩大企业内部积累，鼓励和促进私人设备投资；采取低利息政策，向企业大量贷款；加强外贸和引进外资的管理，扶植新兴产业，适当保护弱小产业。
　　借主办奥运之机，继续加大对电力、铁路、港口设施等所谓“公共工程”的投资，为企业提供廉价的电力和便利的交通运输。在税收、贷款等方面大力扶植汽车、电子、精密机械、航空、原子能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以期在四年后的奥运会期间推出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新颖产品，借奥运东风实现经济的加速发展。
　　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南洋联邦实行多管齐下的措施：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争在五年至八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化肥化、良种化、水利化，将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六零年降低移民的标准，将原来的国语六级降为四级，将原来专业技术等级要达到七级降五级，将原来所定的入籍移民数量由三千提高到六千；组织培训学习班，使各企业管理者掌握先进的管理办法，加强机械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资本输出和建立跨国公司，把能耗高、污染环境、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利用别的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
　　政府将继续重视科技教育、鼓励学习创新，并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六零年的科研教育经费在继续保持每年增长百分之五的前提下，对农业良种的培育和推广、电子工业、精密机械、航空、原子能等项目的研究再追加三亿美元，力争在奥运会之前生产出自主创新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
　　政府继续本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拉近贫富差距的目标，减免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细化对富裕阶层的征税数额。继续深入并大力宣传“互济”文化，建立鼓励富人“乐善好施”的机制以及良好的税收优惠和舆论环境。富人捐赠的部分可以抵税，并且给予从事慈善活动的捐助者良好的社会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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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零年，将是南洋联邦政府财政投入最大的一年，超出了上一年投入的一倍有余，甚至动用了财政储备，才能够完成如此多的政策和项目。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每一个公民能够过上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国富”之根本目的还在于“民富”。“国富而民穷”从来不是一个社会得以和谐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
　　黄历和其精英团队早已经制定出引领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国际市场、消费和投资。而培育中间阶层则是一直坚持不懈的目标之一，培育中间层，充实中间层，扩大中间层。只有中间层扩大了，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才能大幅提高并维持稳定。中间层不仅是消费的主体，也是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由于中间层消费量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增加服务产业人群，并引发水涨船高的增益效应。
　　当然，财政出现赤字也是经过专家研讨并通过的，借鉴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是否能靠赤字加国债发展，关键在于投资者对政府是否有充分的信任，也跟其制度架构分不开。只要保证立法与决策过程非常透明，不赖账、不拖欠利息，本国国民还是愿意购买国债支持国家建设的。
　　事实上，当政府为社会或国家利益而力所不能及时，政府会与民间携手做好所有的事情。政府通过引导，以及有限的行政手段完全可以调动民间资金，而对于一个有信誉的、公信力强的政府，民间也极乐于参与政府主导开发的项目。
　　而对外的经济援助并没有财政赤字而停止，作为热情招待艾森豪威尔的报答，一笔十亿美元的低息借款被黄历转而用到了对外经援上，而且可以稍微提高点利息，既不赔本，又赚了名声。
　　政策方针确定下来，钟可萍第一次单独出国访问也算是成功归来，韩国、菲律宾、泰国、斯里兰卡、越南王国、尼泊尔等亚共体国家几乎都走到了，一是增进了解和加深国家之间的感情；二是增长外交经验；三是为六零年的亚共体首脑会议定基调，就某些将要实行的新策略进行沟通。
　　现在，有钟可萍坐镇，黄历可以进行他的苏联访问了。虽然在这个时候出访，或许会引来中国的不满，但这是早就定好的事情，黄历也并不为此担心。都是独立的国家，不是要看谁的眼色，他为国家利益奔走，天经地义。而且，黄历实在是有些失望，在中国，个人崇拜已经造出了一个“神”，任何外力的作用都不会影响到“神”的意志和行动。
　　“雪啊，能看到雪了，我要带些雪回来，让我的朋友们都开开眼界，再灌那坏小子一脖子，呵呵。”黄秋盈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美少女，但在黄历面前还显出了一丝天真和幼稚。
　　“到时候可别把鼻子冻掉了。”黄历宠溺地看了女儿一眼，女儿的眉眼颇似李倩心，只是脾气——嗯，都是让阿雪给教坏了，好好的女孩子，竟然跟阿雪偷偷学了拳脚，在学校里以侠女自称，揍过好几个据说是欺负女孩子的坏小子。
　　“才不会呢，你在逗我玩。”黄秋盈不在意地偏过头，望着舷窗外的大海，神情慢慢沉静下来，幽幽地问道：“那边是中国吧，苏州和上海，妈妈的家乡。”
　　黄历抿了抿嘴角，看也看不到，全是茫茫的大海，这只不过是女儿突然想起来的怪问题。
　　“会有机会的。”黄历故意用轻松的语气说道：“到那时候你就成大人了，自己也能去看看你母亲的家乡。”
　　“为什么你不去中国访问呢？”黄秋盈转过头，微皱着眉头问道：“他们应该很欢迎吧？”
　　“不是欢迎不欢迎的问题。”黄历微笑道：“到了我这个位置，代表是国家，代表的是某种敏感的倾向，所以不能想去哪就去哪，这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引起对国家很不好的影响。”
　　“明白了，这叫官身不自由。”黄秋盈点了点头，一副小大人的模样，犹豫了片刻，有些胆怯地问道：“爸爸，我不想考那个财经专业，我，我想学服装设计。”
　　黄历眨了眨眼睛，看着女儿怯生生的样子，不禁暗自叹了口气，自己是不是太忙于工作，与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以至产生了隔阂。虽然自己很希望她学财经专业，但女儿大了，有自己的思想，不想走自己给设计好的道路，那就随她去吧想到这里，他含笑点头，“自己有主见了？你这个臭丫头。嗯，好吧，这件事情就由着你。服装设计啊，呵呵，我也能帮你弄几件新款式的设计呢！”
　　
　　第251章
访苏和美国选举
　　
　　黄历乘坐的是南洋联邦海军刚刚服役的驱逐舰“无畏”号，另一艘陪伴同行的是“无畏”号的姊妹舰“勇猛”号，两艘驱逐舰的排水量均为五千六百吨，除常规舰炮和鱼雷外，还分别装备了南洋联邦研发的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并载有反潜直升机，可谓是多功能的组合。
　　可以说，这两艘导弹驱逐舰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只比世界上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美国于1953年建造的“米切尔”号驱逐舰）晚了六年，甚至在装备的导弹上，还要比当时“米切尔”号驱逐舰上装备的“鞑靼人”防空导弹更加巧便厉害。当然，现在美国又有了更高级的导弹，南洋联邦也正在努力研发新型的对空及对舰导弹。
　　总统出访，黄历代表的是国家，当然也应该把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装备展现在俄国人面前，不是示威，而是提振信心，显示国威的一种方式。即便这两艘导弹驱逐舰比不上苏联的好，但也足以令苏联人不敢小觑。放眼亚洲，能够自己制造军舰的又有几个。
　　从五九年年初开始，南洋联邦与苏联的商贸进行得非常顺利，在南洋联邦便宜得吓人的蔬菜水果，经过了包装后，在苏联立刻身价倍增，供不应求；而凌雪的公司则把款式多样的服装和玩具也推进了苏联市场，还搞了一个展示会，引起了苏联青年男女的追捧，掀起了一股南洋服装热。以此为契机，南洋联邦的其它农副产品也接踵而来，在丰富了苏联人民生活色彩的同时，为南洋联邦赚取了大量的利润。尽管这些利利润是以石油、矿产品来支付的，但运到南洋联邦后，可能比金钱更能创造价值。
　　尽管现在已经是苏联的冬天，但尝到甜头的南洋联邦商人在科研机构的帮助下，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解决了在苏联的冬天，蔬菜和瓜果，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的防冻和运输问题。速冻、脱水、杀菌、真空包装、泡沫塑料盒包装，这一系列在科学上或许不是特别高精端的问题，但应用在实际上，却为南洋联邦赚取了更多的钱财。
　　如果从黄历的立场出发，什么资本主义，什么社会主义，从商业角度上看，都是一样的。只要能够打入并占领的市场，那就先下手为强。钱就是钱，不管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都能为国家的发展注入动力，都能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做出贡献。要不是碍于国际形势，以及想从美国获得更多的好处，黄历早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访问苏联，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并不算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这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统治已经得到国际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认可，尤其是经历了一场人类浩劫之后，斯大林与西方大国共同缔造了战后世界政治体制和秩序。苏联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而且在遵守着那些它本身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苏联可以同美国对话，也具备同西方国家集团实现关系缓和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在核武器出现后，莫斯科能够并已经同西方大国形成共识，即没有妥协的硬性对抗，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任何一方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都会最终毁灭人类自己。
　　而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夺取政权，对美国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或者可以说间接促成了杜鲁门的下台。而中国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后，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不仅没有加入联合国，甚至遭到世界各国的封锁和敌视。而且毛泽东既不熟悉，也不承认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他甚至想要自己制定一些规则。况且，在毛泽东的哲学中，矛盾和斗争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按照中共当时的认识，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和斗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就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西方国家所极为恐惧和担忧的原因之一。
　　五九年十二月五日，黄历乘坐军舰抵达海参崴，即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太平洋沿岸主要港口城市、俄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也是俄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
　　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区位于阿穆尔半岛顶端的金角湾沿岸。金角湾南侧隔东博斯普鲁斯海峡，有俄罗斯岛作天然屏障。海湾四周为低山、丘陵环抱，形势险要。但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不是不冻港，冬季结冰期长达一百多天，要借助破冰船方可通航。
　　虽然赫鲁晓夫将在莫斯科接待黄历，但苏联对黄历的到访还是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迎候，停留在港口内的远东舰队军舰升起了满旗，鸣响了礼炮，用国际通用礼仪迎接南洋联邦的国家元首。而南洋联邦的两艘军舰也按照礼仪悬挂了苏联国旗，表示对到访国家领土的尊重和人民的友好。
　　由于第一夫人何梦雨突感身体不适，临时取消了访问行程，黄历是单独一个人进行为期十天的国事访问。当然，女儿黄秋盈陪在身边，在一些外交场面上也能算说得过去。
　　葛罗米柯是苏联著名的外交家，有“苏联政坛不倒翁”之称。在二战期间，他就成了斯大林的主要外事顾问，参加苏美英三巨头的三次会晤，为捍卫苏联的利益不遗余力，被西方视做“苏联外交强硬派首领”。而此公历经赫鲁晓夫当政，勃烈日涅夫上台，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外交部长，秘诀便是从来不明显地依随任何特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派别，只是经常充当一个令人尊敬的使者和发言人。
　　黄历对葛罗米柯的为人处事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或许只有这种性格和行事才能在苏联更好的生存吧但葛罗米柯显然对黄历更为亲热一些，这从某种方面来讲，也体现了赫鲁晓夫的态度。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最重要的是对于他的改革的支持，特别是改革的理论准备并不充分、有很多人置疑的情况下。当然，黄历并不是特别有意地表示对赫鲁晓夫改革的支持，而是他在南洋联邦一直提倡的要“与时俱进”、要“勇于创新”、要“积极进取”、要“抛弃保守”的理念，变相地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敲响了边鼓，充实了改革的理论基础。
　　黄历在《国路》中曾经写道：“将很多理论信奉为万世不变的经典，本身就是荒谬和错误的。类如马克思，他去世一百多年了，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这些变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如何发展，他是不可能清楚的。他是思想家，是理论家，但绝不是预言家。人们不能要求象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家为解决他们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答案其实要我们去探索，去寻找，去实践……”
　　赫鲁晓夫对黄历的好感其实很大程度上便在于黄历的思想与他要进行的改革比较相近，当然，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看到了苏联体制的僵化，并不象黄历自始至终是要建立一种积极进取、不断过步的民族性格。但这并不妨碍赫鲁晓夫借助黄历的理论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他的改革含有很多盲动和主观的因素。换句话说，苏联和南洋联邦能走到一起，既包含了经济原因，也包括了政治因素。
　　黄历率随行人员弃船登岸，乘坐苏联飞机向莫斯科进发。本来黄历是想坐火车领略一下被称为“世界第十二大奇迹”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沿途风光的，但考虑到六天六夜的时间实在是有些长，便取消了这个计划。
　　如果他是一名普通游客，当然不会嫌弃火车速度太慢，他可以这样“耗”着，慢慢地喝着酒，悠闲地观赏沿线多种风格迥异的风景，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和各具特色的文化。欧洲部分一望无际的平原、亚洲部分人烟罕至的森林、贝加尔湖引人入胜的湖面，还有风情万种的俄罗斯的城镇风光，都会令人流连忘返。而在漫漫旅途中与旅客闲聊交流、采购各地特色商品，也会让旅途充满了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