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两部)(校对)第557部分在线阅读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到一月十五日，在南部乌明地区的扫荡中，解放阵线阵亡六百八十一人，被俘一千零五十人。
一月二日至二月十五日，南越军第二师在同塔梅、美萩、永隆、芹苴、蓄臻等地连续与解放阵线武装进行战斗，解放阵线六百八十一人阵亡，八百多人被俘。
一月二日，南越军第三师在飞机、军舰和大炮的支援下，扫荡了同塔梅平原；一月三日，由直升机运送的八个连南越军袭击了广义省的平山地区；一月三日，在富安进行了有三个团参加的围剿作战；一月四日，南越军两千余人在一○五毫米口径大炮、M—113型两栖坦克一个连、十三艘战船，十五架直升飞机和六架歼击轰炸机的支援下，包围了盘踞在美蔽省丐礼县新富乡北村的解放阵线武装，并展开猛攻；一月五日，美军出动三十艘战船，掩护南越两个步兵团，三个海军陆战营，从头顿到金瓯沿海，实施突击登陆，对解放阵线武装展开进攻……
作为“凌晨”行动组成部分的几十个中小型战役，目标明确，攻击猛烈，特别是武装直升机的大量使用，发挥出了空对地火力在近距离作战中的巨大的威力。对南方解放阵线的武装来说，简直如同噩梦般一样。一位幸存者逃到北方，进行了心有余悸的报告：“……我们作战很勇敢，但敌人的直升飞机太厉害了，就是在丛林里，也很难躲藏；如果侦知我们的营地，直升机立即载着步兵向我们发动袭击，从天空到地上，火力极为猛烈，飞机对着你的头顶打，追着你的屁股打，你跑了半天路，他在一分钟内就追上，你如果让他发现了，真是没处躲没处藏……”
显然，一九五八年的解放阵线正在重蹈原来历史上六二年到六四年的惨败，他们没有对付直升机群的经验，一旦机群来临，就纷纷躲藏，只能被动挨打。有勇敢的士兵用步枪、机枪向直升机射击，却对直升机没有太大的威胁，反而招到了更凶狠的火力打击。
得益于长期以来的侦察刺探，南、美联合情报机构搜集了大量南方解放阵线的情报，有大量人员渗透进了南方解放阵线，这些定时炸弹突然起爆，立时将南方解放组织炸得四分五裂。
军事打击准确而凶猛，城市里的抓捕也在大规模展开，一周之内，南越的宪兵队、警察便逮捕了四千九百五十二人，几乎将南方阵线在城市中的耳目和联络点一网打尽。
越南王国的情报机构迅猛壮大，阮志雄由于出色的工作被升任为情报局副局长兼第二科科长，主抓对解放阵线的工作，而潜伏渗透人员的陆续归来，也使他的实力大增，仕途一片光明。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叛徒、内奸的不断出现，以及带来的沉重损失，使遭到重创的南方解放阵线更加混乱不堪。猜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弥漫在残存的人员之中，使他们不敢随便联络，不敢随意投奔，惶恐不安。
真真假假的悔过书、退党声明充斥于报端，刺激着解放阵线成员的神经。甚至南方党部副书记陈良的照片也出现在媒体上，他“号召”已被捕的和还抱着侥幸心理的解放阵线成员转变思想，向政府投诚，以便组成一个崭新的、进步的政党，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用和平的方式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
思想的混乱必然造成行为的错误，南方解放阵线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组织的最重要的因素——统一指挥，残酷而准确的打击动摇了他们的信念，猜疑和误导又加深了分裂的倾向。
“他们完了”兰斯代尔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很肯定地下了结论，“信念的动摇和思想的混乱，使得南方解放阵线丧失了作为一个坚强团结的组织的基本条件，这从近日的审讯中越来越明显地得到了证实。正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连锁反应正在发生，南方解放阵线对于越南王国的威胁应该成为历史了。作为一次反击共产党的成功案例，我会整理一份详细的报告，我相信这份报告是非常具有借鉴和学习价值的。”
“他们完了”黄历轻轻合上文件，抿起了嘴角，“凌晨”行动虽然还在继续，但胜利已经无可置疑。从目前的战果看，南方解放阵线已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其所属的武装遭到了最为惨重的损失，侥幸逃脱的残余力量已经丧失了所控制的村子，成了无水之鱼。
宜将剩勇追穷寇。“凌晨”行动之后还有“日出”行动，巩固已被占领的村庄，将原村庄的民众强制分散迁至别处，而村庄将由新移民填充。这才是最致命的一招，使解放阵线丧失原来的群众基础，丧失粮食和招兵补充的来源，丧失东山再起的机会。
下一阶段的任务已经明确，除了继续对解放阵线进行多方位的打击之外，便是封锁住北越的渗透和支援。同历史上一样，没有北越的支援，南方解放阵线根本支撑不下去，早就会被剿杀干净。
“胡志明小道”，黄历的眼睛眯了起来，难道就无法脱开历史的固执，非要围绕这条该死的小道，与北越展开激烈的搏杀吗？或许——黄历摇了摇头，他还有一件事情要马上处理，这关系到美援和南越的稳定。
美国一直持有一个看似好意，但却容易产生相反效果的论调。那就是：无论美国的战略武器多么强大，它仍然可能会在外围被逐渐侵蚀，即“遭遇颠覆、渗透、胁迫等间接的武力侵扰，或是非公开的侵略、国内革命、外交勒索、游击战争等”，这种危险最后只能靠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来解决，使潜在的受害者能够自救。
而在南越的军事角色越明显，美国就越是强调政治改革。这样一来就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较广泛的范围内，游击队能够决定战事的激烈程度，因此安全程度在短期与改革的步调并不相干。安全没有保障，南越政府就有可能会强硬专制。历史上，吴庭艳身陷河内狂热的意识形态纷乱以及华盛顿政府简单的理想主义者之间，导致其行为僵化刻板，最后终于覆灭。
最令人感到不快的是美国新政府在对越南增加援助的改革上有先决条件，对越南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必须以越南各层政府中均有美国顾问为先决条件。可以预料到，潘光诞会持坚决的拒绝态度，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很少有人能接受这样的条件，更何况这会让北越指责南越为傀儡政权更有依据。
潘光诞已经向黄历倾诉了自己的不满，甚至有抛开美国的想法。黄历不认为南洋联邦目前有独力支撑南越打赢战争的实力，因为这将不是一场正规战争，将南洋联邦的军队陷入丛林战的泥潭，并且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对黄历来说，是绝不可能答应的事情。
调和矛盾的事情，黄历已经在做，而且使美国答应只向南越军队派遣顾问，暂时不向南越政府指手划脚。便这只是暂时的，随着南方阵线威胁的解除，美国人势必会再度提出那样的要求。
第217章
破敌的手段
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在联系紧密的西方社会根深叶茂，强大的代表民意的社会可以容忍不对国家造成威胁的反对派存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来说，反对派的存在或许就是对国家实体的直接威胁，特别是当它没有一个市民社会并提供安全网时。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势力在影响力量上就可能势不可挡，而且通常是不可抗拒，为叛国争取平等位置，为多元政治体系的出现设置障碍。
显然美国并未看到这一点，在越南王国政府还未完全稳固前，实行比较开明的专制是符合实际情况，符合稳定要求，符合战争准备的。当民众还把衡量自由的标准定义为吃饱穿暖等基本生存要求时，冒进便要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当战争的阴影还在头上笼罩时，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是最紧要的。
黄历必须要美国人注意到这些，以消除潘光诞政府和美国人之间的不快和嫌隙，他需要美国的援助来打赢这场越南战争。因为对南方解放阵线的打击是如此成功，说服美国人的任务也就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
“我们注意到，南越宣布独立建国，以及正在实施的报复和恐怖行为，都是严重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上述违反协定的行为已引起越南全体人民的愤慨。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奉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命令，强烈地谴责上述有系统的违反日内瓦协定的行为。美国、南洋联邦的干涉分子和潘光诞集团对于这些违反协定的行为应该负主要责任。鉴于国际委员会负有监察和监督的任务，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希望国际委员会对于上述违反协定的行为给予特别注意，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在南越正在发生的报复和恐怖行为，使日内瓦协定各条款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尊重。”
在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南洋联邦相继承认越南王国，南方阵线遭到严厉打击的时候，北越终于由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提出了抗议，并向国际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但在与南方阵线的联络全部中断，具体情况还不十分了解的前提下，这份抗议显得很模糊，而且由武元甲提出，就更耐心寻味了。
当然，北越方面并不只是提出抗议这么简单，在黎笋的推动下，北越开始召集那些《日内瓦协议》签订后，作为合法移民转向北方的南方抗法游击队干部，并对他们加以训练和组织，准备让他们秘密返回南方开展斗争。同时，南方局在北越被重新建立起来，由老资格的南方干部黎德寿主持。
但随着“凌晨”行动的继续进行，越南王国的政府军在联合空军的强力支援下正在不断取得战果，城市的搜捕行动也大获成功，缺乏了南方人员的情报和接应，北越计划中的重新的潜入和渗透将变得困难重重。
越南王国政府对北越的抗议不屑一顾，以国家内政为名，继续对南方解放阵线实行全方位的打击。“凌晨”行动从南到北，逐步深入，一直持续了三个月才宣告结束。此次军事行动使南方解放阵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阵亡达四千三百一十六人，被捕一万二百六十五人，各地的分部几乎全被拔除，人员损失殆尽。
随着大规模军事打击的结束，“日出”行动再度展开，旨在巩固新控制的村庄，并对逃脱流窜的残余分子继续穷追猛打，战斗的规模有所减小，但频率却很高，而且辅以大量的保安队、民卫队的配合。
游击战离开了民众的支持，便如同鱼儿离开了水，只能苟延残喘，坐等灭亡。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日出”行动的主要任务便是消除解放阵线武装力量赖以生存和壮大的社会基础。
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战略村”相比，“日出”行动对于剥离游击武装与民众的联系，采取的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变通措施。即将解放阵线曾经控制的村子的村民，或曾是其活跃的地区的居民完全迁离，分散安置在远离此地的村镇之中，原来的村子则全由陌生的新住户填充。经过这样的置换，那些漏网的伪装成村民的游击成员离开了家园和土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既不能支援游击队，也不能参加游击队，还害怕陌生的监视的眼睛，便基本上成了寄生性的战争旁观者；而被打散流窜的游击队员也将面临一个完全陌生的村子，因为不熟悉这些新村民的情况，又担心被告密抓捕，自然不能象以前那样开展工作。其兵源财源必然短缺，征兵征税自然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越来越困难的局面将给残存的解放阵线力量的士气带来不利影响。
基层政权被政府夺到手中，可以继续实行“土地改革”和“以工代赈”，援助物资也能发放到位。这将大大缓解由于解放阵线的宣传而造成的民众对政府的反抗情绪。深究历史上越南农民支援战争的动力，除了民族气节外，还有获得土地，改善生存条件，为了将来能过好日子等因素，为此他们愿意付出牺牲的代价。而一面是高压打击，一面是怀柔改善，这会改变了大部份农民的心理。在要求分得土地改善生活、要求生存安全的愿望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对于要冒着死亡的危险的所谓“革命”，自然会被看得很轻很淡。
分划土地、村民选举、架桥铺路、建立民卫队、设立警察所……一系列的动作在“日出”行动中被一一落实，如果前期行动是以军事为主，那么现在的行动便是以军事为辅了。越南南方的回旋余地很小，南洋联邦和美国组成的联合空军，以及越南王国政府军的火力和机动力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只要让南方变得天旱水浅，解放阵线的灭亡便指日可待。除非象历史上那样，完全靠北方向南方的人员和物资输送来进行战斗。
第218章
中国的态度
越南王国已经宣布正式建国，并向联合国申请入联。不管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入联成功，也不管中间还有什么样的波折和坎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继承认了越南王国，而以南洋联邦为首的亚洲共同体国家也承认了越南王国的事实存在，并且决定接受越南王国的申请，将其纳入亚洲共同体。
这是一个好的开头，证明越南王国在国际上并不孤立，其背后的势力将使北越感到不安。要么接受南北越分治的事实，要么继续叫嚣并准备统一，结果如何，确实需要北越政府和领导人谨慎考虑。
显然，象黎笋这样强悍、固执的领导人而言，安定的观念没有现实意义，他们成年后就一直在为胜利而战，起先是对付法国人，现在要对付一个超级大国和一个国家联盟，在他们眼里，好象区别不大。正如他在随后召开的越共第十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提交的南方革命纲领的提议中所说：“我们并不想流血，但是，如果需要牺牲几百万战士，如果需要多少年抗战以便促成越南的统一的话，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坚决牺牲的。因为，我们可以确信，不管怎样，抗战是一定会胜利的。”
但黎笋刚刚接替长征任代理总书记，作为一个从南方调来的干部，他还没有巩固自己的权力，也必须与在政治局中占多数的北部干部搞好关系。所以，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越共中央决事实上不讨论南方的局势，只集中讨论北方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三年计划，以便挽回南越在宣传上对北越经济发展的指责和批评，以及“土地改革”失误所造成了不利影响。国会与政治局随后通过了此计划。然而，黎笋也不是全无所获，越南中央军委决定成立“559部队”，又称“长山部队”，建设并开辟一条向南方运输的秘密补给线，以备不时之需。
而越共的同盟者和支持者——苏联，正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积极推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在南越宣布独立建国后，希望河内不要再次挑起战争，并与北京一起，劝喻越共为避免战争，与南越政府和平解决权力问题而重开日内瓦会议。面对南越申请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苏联希望北越也提出申请，以便与南越入联问题进行一揽子解决，并表示将在联合国予以支持。
南越政府尽管对解放阵线痛下杀手，但在舆论上却并未放弃呼吁和平统一国家。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越南王国首相潘少诞给北方政权写了一封信，建议“双方负责当局早日会晤，讨论双方共同裁减军队人数，寻求互通贸易的办法，并欢迎两个国家的人民互派参观团，自由来往，互相学习进步，以便使越南人民能够早日享有幸福安乐的生活。希望两国政府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以消除目前局势中的一些危险的不正常状态和消除南北之间目前在贸易、交通和文化方面的障碍……”
积极而自信的外交政策，开放而自由的社会环境，潘光诞政府努力给国际社会营造出这样一个形象，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效果。先合法合理地狠狠给你一棒子，再表示出善意，捋捋你的毛，用言语挤兑你，逼着你表态。
信中不光是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还给北越出了个难题。那就是越南王国政府愿意与解放阵线达成停火，并给予解放阵线的成员以赦免。但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即越南南方解放阵线要放弃武力推翻现政权的宗旨，其成员要公开身份，公开发表用和平手段实现政治目的的宣言。或者南方解放阵线向政府投诚，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下，将他们遣送回北方。
这是一个看似宽容却暗含指责的建议，如果北越政府同意，则表明南方解放阵线是在自己的指挥和控制之下，一切反南越政府的行动都是北越政府蓄意策划的，这将使北越政府在国际舆论上陷于被动。
北越政府经过商议，由胡志明给潘光诞写了回信，对潘光诞信中的提议不予回应，而是指责南越政府单方面宣布建国违反了《日内瓦协议》，信中只是用拐弯抹角的理由来掩饰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南洋联邦对越南南方的干涉，以图转移国内外舆论的方向，规避双方间的协商。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干涉和挑战政策，不仅分裂了越南，把南越变成了外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而且威胁越南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信中还指出，南越当局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他们是美国的附庸。如果不赶快放弃这种政策，他们就会象过去的那些傀儡政权一样，无法逃脱惨重失败的命运。
口水战无益于解决问题，南越、北越的命运现在并不取决于自己。南越背后是美国、南洋联邦等国在支持；北越则是依靠苏联、中国的撑腰。最后的地位问题完全取决了双方背后势力的权衡和交易。
赫鲁晓夫正乐此不疲地推销和展示自己的“三和”路线，南北越分治只是一个试验，接下来才是他最希望看到的两德分治。美国现在也无意开战，支持一个越南友好的非共产党政府，并帮助它减少和最后根除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和影响，并帮助越南政府建立维持内部安全所必要的部队才是他们现在的目的。
显然，美苏会为南北越的问题进行一系列商讨，并在看似互相妥协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就如同南北朝鲜一样，在越南形成一个分立的局面是两方都能认可的。
而北越的另一个强大后盾是中国，如果中国也同意这个分治的方案，并且断绝对北越发动战争的支援，那越南战争就可能会被消灭在萌芽之中。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因为没有朝鲜战争的损失和拖累，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也因为没有朝鲜战争的表现，苏联的援助力度和信任程度也无法与历史上相比。苏联要始终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充当老大，就不可能不顾忌中国这个资源人口大国的崛起。而南洋联邦与中国的关系自对日和会之后便基本维持原状，即不过分亲密，也不过分疏远。虽然民间经济交往似乎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但南洋联邦对于中国始终不远不近。中国也在对日和会期间知道了双方分歧所在，知道了南洋联邦的顾忌。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的和解精神以及中国代表团在会内会外的奔走斡旋，也体现同了中国想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想法。
就国际局势而言，朝鲜战争的戛然而止，使远东一个牵涉东西方多国利益的热点问题暂时降温。斯大林的逝世，以及赫鲁晓夫继任后采取的对外政策，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这些都为各国，特别是中国调整对外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中国的外交方针是争取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
而随着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按照建国之初确立的三大外交原则的顺序推进，中国的外交活动逐渐进入“打扫干净屋子”之后的“请客”阶段。这一段时间，中国利用日内瓦会议之后的中英关系的改善，多次接见来自英国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表明中国希望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愿意和平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越南局势的逐渐明朗，越南王国的建立，以及西方国家和南洋联邦对其的支援和承认，使中国重新审视这个横亘于它和南洋联邦之间猜疑和顾忌的障碍。
“还是先送礼后说话的老路子啊”毛泽东吐出一口浓重的烟雾，眯起了眼睛，不紧不慢地说道：“制造了南北朝鲜，又要制造南北越南，这就是黄大总统的真实想法。正因为担心我们对越南战争的干涉，所以这些年才始终维持不冷不热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吧！”
“按照最近的事态分析，显然是这样的。”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南洋联邦的科技实力已经处于国际先进行列，造出来的飞机在埃及让英法两国吃了大亏。而且，他们还有很多科技上的突破和进步是有意隐藏起来的。从经济发展上看，他们已经处于亚洲顶尖水平，可以对外展开大规模援助，泰国的钢铁厂、菲律宾的制药厂、南越的纺织厂、缅甸的化肥农药厂、南朝鲜的汽车制造厂……光是去年援建东亚国家联盟的项目投资已经达到了十亿美元。如果南北越的问题能够和平解决，无疑也会消除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的隔阂。”
第219章
大使级会谈
自从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后，苏联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新观点和对斯大林的评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引起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虽然这种分歧还不明显，还未表面化。
苏联要对外推行和平竞赛的政策，同美国大搞缓和，试图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中国则想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推进世界革命，提出了反帝反修的政策。中苏两国提出不同的战略，本是正常情况。但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不正常的关系，不允许有战略上的分歧。当中苏在国际战略上出现分歧时，苏联要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全球战略，将中国捆在苏联的战车上。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就必然引起不愉快的争议，比如关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等等。
此时的新中国对于解放台湾问题已经有了思路上的转变，他们认识到现在还不具备用武力解决的实力。正如毛泽东在会议上所说：“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需要时间去建设；斗争也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
五四年炮轰金门，新中国的本意是力图用军事行动击破正在酝酿中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但事实上却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摧毁美蒋订立防约的意图，反而最终促成了美台防约的签订。而且，炮轰金门、马祖的行动还引起了亚洲有关国家的恐惧，为美国制造中国好战论提供了绝好的口实。因此，中国领导人展开了外交攻势，希望用和平谈判的方法协商解决台湾问题。而能与美国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是出于中国希望成功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考虑。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南洋联邦伸来的橄榄枝便极有意义。如果能与南洋联邦达成谅解或协议，甚至建交，新中国所处的不利环境将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且，南洋联邦不仅是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伙伴，还是亚共体的盟主，可以左右或代表亚共体的成员国。
作为国家领导人，得到的信息多，自然要比普通人看得远，看得深。和苏联的分歧已经显现，再继续受到西方势力的封锁遏制，两面树敌，自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中国革命成功主要靠自力更生，北越也应该走这样的道路。”毛泽东沉默良久，低沉地说道：“在越南维持一个均衡的局势，这对各方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不得不说，北越不是那位黄大总统的对手，从近期对解放阵线的打击便可以看出，他们对游击战的精髓已经有所领悟。南越的回旋空间太小，且南越所实施的政策将使很多农民不想再铤而走险。这种情况我们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遇到过，现在的飞机、大炮、坦克却不是我们那个时候能够敌人所拥有的。我们要告诉他们，想统一越南，起码现在的条件是不具备的。从长计议，先搞好经济建设，积蓄力量方为上策。”
周恩来沉吟了半晌，说道：“依我国目前的条件，也无法支援北越兄弟党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苏联不插手，北越会理解我们的难处。是否可以这么告诉他们，我们虽然支持他们对国家统一的追求，但不会积极介入有可能发生的战争，除非北越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
“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道：“在与南洋联邦开始的大使级会谈中，我们也要重申这一点。虽然这是打破僵持的好机会，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但我们也要有原则。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办事有官僚主义。比如，南洋联邦要搞人员往来、劳务输出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几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现在看来，还是有些太僵硬了。”
周恩来笑了，说道：“这几年，南洋联邦凭借经济实力和优惠的条件正在加速将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裔吸引过去，以稳定统治的基础。而且引入劳务也很受贫困的东南亚国家的欢迎，南越、菲律宾、泰国都在争取更多的劳务输出名额。据我们的消息，南越今年将再组织一个二十万人规模的劳务团参与伊里安岛的开发建设。只此一项，一年将为南越政府增加上百万美元的收入，而且劳务团的人员将得到在南越国内近五倍的工资。”
毛泽东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说到伊里安岛，我们只能为苏加诺感到遗憾。既生瑜，何生亮。就是这句话，黄大总统的治国、治军能力比他强得太多了。而且善于抓住每一个稍瞬即逝的机会，做出最有利的反应。从地缘关系上考虑，他不会允许印尼共和国做大。如果苏加诺的调子放低一些，先把国内搞好，再谈其他，或许更为有利。这是一个可以吸取的教训，我们放大炮的时候是不是也减少一些。诸如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的调门也不要嚷嚷得全世界都知道吧？”。
……
在南洋联邦和新中国并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由南洋联邦倡议举行大使级别的会谈，以减少两国关系中因不必要的隔阂而造成的误会，以及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沟通。这个倡议得到了新中国积极的响应，同意在两国的泗务和上海轮流进行，首轮中、南大使级会谈在五八年三月十八日在上海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