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两部)(校对)第242部分在线阅读

　　1948年九月五日，吴铭结束了一个多月的访美之行，乘坐飞机前往中国。
　　此时的中国国内不仅是战争阴云密布，而且暴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上海货币市场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几天之内，美元与法市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市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当通货膨胀开始加剧时，蒋总统却在一篇讲话中说，经济形势令人满意，通货膨胀全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是外国人瞎说的结果，是上海商人投机的结果。
　　在所有这些挫折面前，蒋介石仍继续给人一种高做、镇定的形象。1948年5月20日，他在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说：他不否认中国前面的道路困难重重，也不否认重建中国是件不易之事，他认为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但时代的力量已使国民党向前走上了立宪民主的道路……他还说：他这40年来领导国家取得的经验，使他更加坚信孙中山先生的格言，任何措施“只要符合自然规律，只要符合人类认识水平，只要顺应世界潮流，只要反映人民愿望，并为社会精英所发现，就一定会成功地实现。”蒋介石外表镇静，却掩盖不了内心的不安，并且在这个时候比任何时候表现得都明显。
　　然而此时更让他忧心的是越来越恶化的军事形势，国民党渐渐控制不住东北的据点了。他们于3月12日从吉林撤出，并用军事上惯用的陈词滥调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运输线。驻军撤到长春，给这个被围城市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共产党封锁了通往长春的所有食物供应路线，每天饿死的人高达100之多。经过激烈争夺，四平在吉林失陷三天之后失守了，而共产党此时可以向沈阳发起进攻了。
　　美国军事顾问小组的头头大卫·G·勃尔恳求蒋介石撤出沈阳，结果是徒劳，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接受大卫的建议。4月24日，共产党的彭德怀将军经过一场苦战后，重新夺回了毛泽东原来的根据地延安。接着，国民党也打了胜仗，但为时不长，这时情况已经很明显，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不再是游击队，而是正规军了。6月份，在河南开封之战中，陈毅将军率领近20万大军与数量相等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斗，该城于22日失守，但25日又夺了回来。
　　7月份，山西的国民党驻军被围困在那里。除了日军占领那段时间以外，山西从1912年一直被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统治着。山西有煤矿、铁矿，建有钢铁厂、兵工厂，足可为阎锡山供应正常的军备需求。22日，蒋介石冒险飞往太原，在三个机场中唯一由政府控制的机场着陆。在此之前，蒋介石还冒着生命危险飞往郑州，那时郑州正面临着被共产党占领的危险。他还飞到济南和沈阳去鼓舞士气。由于不停地奔波，企图把所有势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蒋介石得了失眠症。
　　杜月笙、司徒雷登等人在接到吴铭的请求后，曾经向蒋介石反映过，询问马来亚政府在此时向大陆招揽人才是否要加以阻止，换句话说，他们在试探蒋介石的态度。而蒋介石对此事却始终没有表态，等于变相的默许。但他也下达了一个命令，凡是有意去马来亚发展的人必须要经过政府的审核，一些具有特殊才能和声望的先不要放走。此时，在局势不可收拾时撤退到台湾已经被蒋介石所认可，台湾地域太小，能去的人也是有限。在蒋介石想来，人才宁可便宜了马来亚华人，也不给共产党留下。甚至他还想到万一台湾不保，是在美国，还是在马来亚成立流亡政府的事情。
　　1948年九月八日，吴铭乘坐的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国民政府总理翁文灏在机场迎候。在国民大会的选举中，国民党因在选举副总统时未占上风，感到极为不安，他们想通过提议选举何应钦为总理来挽回其丧失的地位。但是，他们再次失败了。这个职位由干练、廉洁的翁文灏担任，翁文灏的出现使新内阁具有某种更加自由的色彩。但是这一切在吴铭看来，已为时过晚，中国大陆的形势发展跟原来的历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第043章
同机而行
　　
　　蒋介石明显的苍老了，无论是从身体，还是心里，在吴铭看来，他不过是在硬撑着，或许他还固执的坚持着，但蒋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错误也许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潜在缺点、以及幼年时期受教育很少的缘故。造成现在这样一种局面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能够解决的。
　　由于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却认为他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革命的含义包含很重要的几个方面：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外国在华特权；通过重新树立对传统和儒家思想的尊敬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他擅于挑动一个人或一派人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派人，但他的观点是狭隘的军事观点。他企图依靠强力来实现他的权威，他对付反叛者的办法是惩罚而不是改造。
　　蒋介石的头脑过于简单。从宣传角度讲，这种简单化是有意义的，但从政治决策角度来讲，过于简单化就是缺少创见性。一个假的标签会很快破坏贴标签者的信誉，看来蒋介石对这种问题缺乏认识。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毛泽东无疑也占了上风。毛泽东看到了接受马列主义的可能性，并使之适应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实际情况。他还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潜在吸引力，而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根基。
　　相比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却疏远知识阶层，使他们无路可走，只有靠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蒋介石认识到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但他试图创立的新观念却让人难以接受，最后终于流产。
　　另一方面，毛泽东赢得了农民，而蒋介石却听信地主残酷地对待农民，而且很久没有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
　　蒋介石在官邸会见了吴铭夫妇，在谈话中，双方都很默契的避开了目前中国国内的问题，一切都是在外交辞令似的虚伪的什么两国友好相处，相互合作的话题。
　　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席位直到1971年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马来亚政府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也是从实际利益出发，毕竟早晚要对印度尼西亚采取军事行动，取得美、中等联合国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的支持是很必要的。
　　此时，北平“七五”惨案刚刚平息，辽沈战役又已经开始，国民政府婉转的拒绝了吴铭的北平燕大之行。在会谈中，吴铭提出的其他访问要求还有移民马来亚的请求都获得了蒋介石的首肯，而且蒋老先生还露出笑容，告诉吴铭，在上海有几个老朋友正在等着欢迎他。最后，吴铭替自己的二老婆沈敏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国民政府能帮助寻找曾经和沈敏在一起训练、战斗过的幸存战友，并邀请她们去马来亚见面相聚。
　　国宴招待、拜谒中山陵、签订两国建交公报等等事情在几天内完成，国民政府还与马来亚协商了通航事宜，上海机场和港口可以让马来亚飞机轮船停靠。
　　等一切事情基本处理完毕，吴铭拜别了蒋介石，在国府官员的陪同下前往上海滩，而肩负金圆券改革，至上海进行经济管制的蒋经国也同机而行。
　　蒋经国是大多数台湾人民所认同的政治领袖，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任总统中，唯一符合政治家定义的“总统”。蒋经国主政台湾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并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蒋经国执政晚年逐步开始自由化的改革，先是未强力镇压民主进步党突破党禁宣布组党，继而于1987年宣布解严、开放赴中国大陆探亲，次年开放报禁。蒋经国提出的“法统在法不在人”的决定，确定了台湾向民主改革迈进的不可逆转的方向。
　　在飞机上，吴铭与这位蒋介石的继承人，将来的台湾之主相谈甚欢。或许是年龄相差不大的关系，也或许是吴铭对这位能在独裁中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推进台湾的民主进程的人物心存钦佩的关系，两个人谈论了很多事情，由此也建立了两个人较好的个人关系。
　　蒋经国为蒋介石原配妻子毛福梅所生。蒋经国1910年出生于浙江奉化；1922年到上海读书；蒋经国15岁时，也就是1925年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受吴稚晖启发，同年10月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学中有比他大六岁的邓小平。蒋经国1927年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其间曾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国共关系恶化后，遭斯大林扣留下来当人质。由于涉及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党内斗争，曾被下放至西伯利亚，其间与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结婚。
　　蒋经国在前苏联经历了太多的事，吃了太多的苦，从事过多种工作，接受过鲜花掌声，也承受过打击和磨难。特别是在1929年至1931年间，曾有过下放农村“劳改”睡教堂车房、没人搭理及自行耕种的农村生活；有过放逐到西伯利亚“劳动集中营”在金矿每天淘金沙、挑柴炭，有过在机器制造厂实习时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的重体力劳动；有过在冻得要命的西伯利亚车站重病之中，没有朋友来探望的伤感；有过被秘密警察监视的晦暗日子；也有过被王明等中共左倾分子批判的经历；当然也有过不少顺利遂心的生活，这些经历并非常人所不能忍受，只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过这样的生活则属不平常。正是在这特殊的环境中，蒋经国从十五岁长到二十七岁，占去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期，并完成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炼期，完成了思想上的定型和心理上的成型，完成了由“拥苏拥共”向“反苏反共”的潜移转变，以至在其父蒋介石身后执掌大权逐渐推行民主进程的光辉，这些显然都与他在前苏联时的经历不无关系，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反思沉淀后的作为。
　　在苏十二年年间，蒋经国虽然没有太大作为，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那里，从十五岁的稚气少年到二十七岁的成熟青年，可谓沧桑历尽，爱恨交织，一生都不能释怀，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至为深远。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学到苏联革命的全部基本理论和观点。作为后来中国反共势力的总头目之一，竟然掌握了世界革命中心所在国的全部革命理论、战略和策略。在国民党逃台后以蒋介石的名义主写、出版的《苏俄在中国》等反共理论书籍中，就能看到蒋经国在苏联学到的理论上的功夫。
　　“我对苏联社会的平等精神及不重物质享受的特色，也钦佩苏联重视青年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支持政府行动的做法等等。”蒋经国在讲述了一通苏联共产主义的理论后说道：“但是对他们的一些法西斯作法是很厌恶的，他们对反对者一向从肉体上消灭。”
　　“看来经国兄在苏联十二年的光阴，也并非艰难空度，你有两个受用一生的巨大收获。一是忠实于你的妻子芳娜；二是认识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虚伪、残暴和不人道。”吴铭笑着说道。
　　“唉，要是比起刘先生的传奇经历来，还是差得远了。”蒋经国看来对吴铭的个人经历也是十分熟悉，开口说道：“从国内杀到南洋，打出了一片天地，恐怕从古至今也找不到第二个。”
　　“不过是顺应潮流，否则单凭我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吴铭谦虚道：“经国兄此次去上海整顿经济，可是擎着尚方宝剑，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差不多吧？”蒋经国淡淡一笑，很坚定地说道：“此次上海之行，我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要打祸国殃民的败类，救最苦难的同胞。”
　　“那我就先预祝经国兄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吴铭拱了拱手，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官僚资本的势力已经完全深入到国家政权的每一个角落，国民政府已经烂了。再说蒋介石本人就身在其中，他的起家可是全靠这些老虎支持的，自己打自己？看来蒋经国虽然一腔热血，满怀正义，但还是没看清事情的本质啊！
　　
　　第044章
上海之行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规定金圆券1元合“法币”300万元，金圆券4元合美金1元，8月21日，南京政府为加强经济管制，特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监导员，特派俞鸿钧负责督导上海，张历生督导天津；宋子文督导广州，同时令电各省市政府。不久，鉴于上海的情况改由蒋经国亲自挂帅。
　　根据“经济紧急处分办法”的规定，自1948年8月20日起“法币”停止发行，民间持有之一切“法币”、外币及金银，一律需在限期以内兑换金圆券。这时正值举国灾患频仍，物价飞涨，民生维艰，蒋介石政权在人民的攻势之下到了命脉如丝的生死存亡关头，“经济紧急处分令”就是蒋介石颁发，是一帖要起死回生、振疲起衰的猛剂，所以蒋介石是下了大决心要把这场运动作为一场战争来做的。
　　上海，吴铭又回到了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自然是感慨万千。
　　“衣锦还乡啊！”蒋经国望着舷窗外欢迎的人群，打趣道。
　　“是欢迎我的，还是欢迎你的？”吴铭笑着反问道：“恐怕还是迎候你的多一些吧，说到底，我是个客人，你可是提着棍棒来打老虎的。”
　　“不会的。”蒋经国摇了摇头，“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在飞机上，我在飞机上呆一会儿，等你走了我再下去吧！”
　　“那也好。”吴铭起身与蒋经国握手告别，“预祝经国兄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谢谢，谢谢刘部长吉言。”
　　杜月笙的身体在姚玉兰、孟小冬通力合作和悉心照料之下，已有好转的迹象，精神体力渐渐恢复正常。他刚刚参加完在南京举行的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回到上海，又在国际饭店开会，为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筹募到一笔巨额经费。
　　此时的杜月笙在抗战胜利后频遭打击，先是由杜月笙及杜门中人一手提拔，足足喊了十年“先生”、“夫子大人”、“师座”的吴绍澍，“叛”性大发，在杜月笙回到上海时找人高喊“打倒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等口号，给一团欢喜地回乡的杜月笙浇了一盆冷水。后来，虽然杜月笙虽然借助于戴笠报了仇，可好友戴笠不久却又飞机失事，命丧黄泉。
　　随后，在上海市议会的选举中，老早安排好了的一出有声有色连台好戏，便因为吴绍澍阴谋使人投下大批空白票，败人之兴，惟有草草收场。
　　“流年不利，流年不利呀！”杜月笙拉着吴铭的手不停的慨叹道：“比不得刘老弟，在南洋干得风生水起，现在是衣锦还乡。”
　　“杜先生，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对俗事何必太在意呢！”吴铭安慰道：“我可是听说您最近当选中国第一任‘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再者您所拥有的煌煌头衔，也实在是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虚的，都是虚的。”杜月笙无奈的一笑，转身给吴铭介绍起上海工商界、金融界的各位大佬来。
　　王晓籁、顾竹轩、章士钊、钱新之、徐寄庼、范绍增，刘航琛等等，不是资本家就是银行家，上海滩的大富翁、大厂主在杜月笙的招呼下都来捧场。国内局势日趋动荡，这些人也在寻找着后路，原来台湾应该是首选，其他的美国、香港、东南亚也在选择之中，现在多了个马来亚，相比于小孤岛台湾，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守住，以华人为主体的马来亚无疑压倒了台湾。
　　随后，在国际大酒店召开了隆重的欢迎酒会，宽广无比的正厅布置得花团锦簇，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五彩缤纷、芬香扑鼻的各式花篮由礼堂外面沿着两旁墙角，一直摆到照壁，简直数不清那该有几千百个。
　　欢迎酒会上，先由杜月笙致欢迎辞，然后在吴铭致词答谢，和夫人与各界名士共同举杯畅饮欢谈，场面显得热烈而又轻松。
　　“刘老弟，这里有很多大地主来望风色。”杜月笙低声对吴铭耳语道：“这些人有钱，但是对经商、建厂并不热衷，他们最喜欢土地，不知道马来亚政府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我明白了。”吴铭点了点头，说道：“在马来亚，土地国有这是不可改变的政策，但是我也有话说，希望他们能转变观念。明天，我想请他们在这里再聚一次，作为答谢交流会吧，到时候我会对他们的疑问一一解答。”
　　“好，你的这个想法很好。”杜月笙笑道：“没准我也要去马来亚定居呢，不知道欢迎不欢迎。”
　　“欢迎，杜先生能去，我们是求之不得。”吴铭真诚地说道：“杜先生如果到马来亚，我将亲自去迎接。”
　　“谢谢！”杜月笙轻轻叹了口气，“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回想当年一道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那班老兄弟，真是感慨万千，老一辈的弟兄或者老成凋谢，或者龙钟老迈，我这身子，也不知能熬到几时，但愿还能与刘老弟在马来亚聚上一场，老弟交待的事情，我在上海尽力就是。”
　　“杜先生老当益壮，可不要说这丧气的话。”黄玉霜在旁轻声安慰道：“身体要紧，这些事情就交给徒弟们办好了，至于能去马来亚的人多还是人少，我们其实都足感盛情了。”
　　“呵呵，我晓得，晓得。”杜月笙感激地一笑，“总要在马来亚大选前多运过去一些人才妥当，算算日子可是不远了。”
　　“那只是暂定的日子，如果我们准备不充分是可以找借口再向后推一推的。”吴铭劝慰道：“要是因为这事再累坏了身子，我们可就于心难安了。”
　　“我会量力而行的。”杜月笙笑着说道。
　　对于携有巨大资金的逃难地主，马来亚政府也是有准备的，一个政府组织的投资理财顾问团已经筹备完成，随吴铭出访的就有很多经济方面的人才，专门解答他们的疑问，争取让他们放心地来到马来亚，不用再当地主，而转行成为各家公司和工厂的股东。
　　而且马来亚派驻中华民国的外交机构也将在上海驻留，负责组织协商大陆民众移居马来亚事宜。
　　辽沈战役的进展对国军越来越不利，连带着北平、上海也有些人心惶惶，吴铭只在上海呆了三天，期间跟各界人士谈话聊天，解答疑问，又在杜月笙的帮助下，安置了留守人员，随后赶往此次出访的最后一站泰国。
　　泰国在同原英属马来亚接壤的南方四府北大年、那拉特越、亚拉和沙敦，其居民主要是马来人。有一段时期，这些领土最终归于泰国还是归于英属马来亚，一直没有确定。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泰国的少数民族马来人曾希望泰国的统治将从此结束，四个府将由英国归并过去；在马来亚有些地方也有人抱着同样的希望。但是盟国给予泰国宽容的和平方针，而大西洋宪章又确定其成员国不得谋求领土的扩张，因而排除了进行领土调整的任何可能性。
　　但是现在，宗教信仰和种族的不同使暹罗人没有能够把信伊斯兰教的马来人同化过来。泰国官方要求把泰语作为学校教学用语这类事件，一次又一次在南方四府引起动乱。马来亚彻底独立后，原来迫切要求回到马来亚的南方四府马来人害怕了，而且据可靠情报，有一些马来人的极端组织逃到了南方四府，这对马来亚联邦北方构成了威胁。
　　鉴于马来亚联邦这么快便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且国防军变得越来越具有的强大战力和强硬手段，泰国政府深恐由此造成边境冲突，而依照泰国的军力想彻底稳定南方四府又力有未逮，再加上在马来亚独立战争中，泰国的华商向马来亚联邦输送大米的事情，泰国政府并未进行严厉封锁，他们觉得马来亚联邦应该感念这份情，马来亚独立后，在泰国生活的二百万华人面对着马来亚联邦华人掌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平素压抑忍认的情绪有所抬头。况且，华人学校的地位问题长期以来就是冲突的一个根源。对泰国政府强迫这些学校接受泰国课程，并且阻挠讲授中文的举动越来越反对。泰国政府邀请吴铭访问，一是协商南部四府的治安，二是想与马来亚达成协议，为在泰国居住的二百万华人的地位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
　　
　　第045章
总统人选
　　
　　虽然泰国在二战时并未受到大的损失，但战争结束后依然给其带来了不少的麻烦。1941年，泰国政府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沿着东部边境获得了一些原先在法国人手中的领土。这些领土包括老挝在湄公河西岸的某些地区和柬埔寨北部的某些地区，这些地方是1893年至1904年间法国强迫泰国割让的。可是，自由法兰西从来就不承认维希政府出让领土是有效的。日本一投降，他们就向泰国政府明白表示，希望泰国归还上述土地。
　　法国人决心收复失地，并要求赔偿其所受的损失。割让领土这件事使法国人想起维希向轴心国屈膝投降的耻辱时期，因而对法国人的感情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如果要洗雪战争年代蒙受的耻辱，如果要重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权威，1941年的失地就非收复不可。另一方面，泰国人无疑希望，法国人当时在印度支那所遭受的重重困难，会使他们无法采取强硬的措施。因此谈判僵持不下，毫无结果；到1946年4月底，边界上已经出现了事实上的战争状态。
　　曼谷报纸抱怨说，法国军队在追捕安南叛乱分子时侵犯了边界，并由此而使泰国国民遭受伤亡。而法国政府否认曾采取任何侵略行动，只承认法国军队在追捕匪徒时曾偶尔越过边界；但他们争辩说，这种行动是正当的，因为泰国当局显然没有能力控制老挝和安南叛乱者的活动。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马来亚联邦的国防军向边境增兵准备对付泰国南方四府的马来人对马来亚联邦的有可能的骚扰和袭击时，为了不使形势更加困难，现任的泰国内阁做出了邀请吴铭访问，以达成某种和平协议。
　　农业是泰国的传统经济产业，每年的大米出口达到了150万吨。而马来亚联邦的经济计划是要先建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再逐渐转型，所以对于粮食的需要就要依靠从泰国的进口。
　　1948年10月3日，吴铭代表马来亚联邦政府与泰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条约内容包括：两国之间永久和平，世代和睦，互换外交和领事代表，并按照所在国的法律，给予对方侨民以最惠国的待遇，如给予侨民出入国境的权利，保障其人身和财产安全，给予旅行、居住和工作的权利，给予开办学校、集会、结社以及出版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个条约标志着马泰关系的一个重要阶段，马来亚在泰国派驻外交和领事代表，从而使在泰国出生的华人有权要求加入马来亚国籍。华人在所办学校方面也将享有最惠国待遇；而且根据条约签署时暹罗政府发表的一项声明，条约附文中规定小学必须教授泰国文，但同时保证为小学讲授一门外语提供机会，并且不限制中等学校教授外语，过去泰国政府企图限制华人移民入境也曾经引起冲突；现在条约禁止对华人有任何歧视。在作为条约附件的双方交换互会中，泰政府保证，不再向移民征收过高的入境费。如果泰国政府为了控制移民入境而采取限额办法时，将沿用“其他国家为了同一目的所通常采取的做法——例如要考虑缔约国侨民在桥居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关于教育和移民的规定，虽然形式上是互惠的，但显然只是有利于华人，当然，马来亚政府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放弃支持泰国南方四府的马来人分裂泰国的企图；未经泰国政府授权，马来亚军队将不会越境打击马来人极端组织，但是马来亚政府将时刻关注泰国南方四府马来人反对势力的发展情况以及泰国对此的打击力度，如果事态严重，两国将采取联合行动，而且参与的部队将是保安和武装警察而不是正规军。并且马来亚政府立即用美国的贷款用公道的价格秘密购买了泰国的大批大米，使得泰国可以以粮食不足来堵住英国要求泰国用粮食来支付被迫提供的战争赔款，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英国人，并使泰国得到了急需的钱款来应付普遍的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费用高涨。
　　1948年10月5日，吴铭结束了对各国的访问，回到了马来亚联邦首都吉隆坡，受到了马来亚党、政、军各位领导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