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俗人(校对)第679部分在线阅读

　　秦琅笑笑。
　　魏征这种观念，是古代许多士人的想法，也是一种古典的小农经济思想，认为重农抑商，最有利于加强控制，有利于安稳。
　　穷不要紧，只要大家都穷，就稳了。
　　而抑制工商，很多时间是为了防御贵族豪强与工商的合流，一旦政治和资本再挂沟，以儒家治天下的王朝，就更加难以控制了。
　　把绝大多数的百姓控制在土地上，甚至禁锢在乡里，这就是皇帝和儒家士大夫们的理想天下，他们甚至还总幻想着恢复到先秦时的井田制度呢。
　　所谓井田制度，就是把一块地分成九块，每块百亩，然后八丁各耕种边上一块百亩地，中间那块百亩就是朝廷的地，这八丁耕种自己的土地之余，还要合力为朝廷耕种那一百亩地，收获后，中间那块地所得就是朝廷所有，相当于百姓为朝廷服役纳税了。
　　朝廷以这些公田收入为财政，供应宫廷皇室，朝廷百官，然后以府兵制为军制，闲时为民战时为兵，朝廷也不需要额外再出军费，想象是很美好的。
　　可是时代在前进，儒家许多人却还总幻想着复古几千年前的制度，无疑就是迂腐了。
　　不汉是秦朝的军功爵制度，还是汉代的抑兼并打击豪强制度，其实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土地政策这块，其实各朝都很失败，这些王朝的败亡，归根到底，也是土地制度的问题。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豪强并起，庄园部曲制度盛行，走向了另一条路，形成了无数的门阀士族，中央朝廷控制力大减，结果就是战乱不断，混乱三百年。
　　隋重新一统天下，改进均田法，行府兵制，推租庸调税法，在统一之初，确实有这个条件，但是经历短暂的开皇盛世之后，才二三十年就已经推行不下去了。隋朝的灭亡虽然有许多条件，但国家制度设计之初的巨大的问题，还是葬送大隋的关键。
　　别说杨广昏君，就算杨广再强，爆发这样系统性的巨大危机后，也很难撑过去，况且杨广还是个很有野心的皇帝，他的野心加剧了这个危机，于是诸多问题堆在一起后，最终杨广亡国了，成了大昏君。
　　部曲和奴隶制度，其实正是壮大士族门阀，成就豪强世纪的根本。
　　可魏征等人却只看到了门阀豪强兼并成风，却没看到兼并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士族豪强们跟朝廷抢夺人口。
　　大量失地的人因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沦为了贵族豪强们的附庸仆人，人身自由等都被地主豪强们控制，这才是最可怕的。
　　而在过去的制度下，入籍的百姓才能成为课户，再加上贵族官员等不课户的特权，结果就是天下人口众多，可朝廷真正能征税，能征役的百姓却是少之又少，国家的负担最后都落到了数量很少的百姓头上，他们承担了太重不该承担的负担，于是历史上，在初唐之后，无数的课户开始成为逃户，国家课丁数量进一步减少。
　　占据国家一半以上户口的百姓，全都成了隐户逃户，成了依附于地主豪强们的部曲、奴隶，国家既不能征他们的税，也不能课他们的役，甚至选他们为兵都不行了。
　　贵族官僚地主豪强阶级，侵吞了朝廷最关键的资源，于是中唐之时，大唐表面的光鲜之下，已经腐朽不堪，才会有安史之乱，大厦崩塌。
　　“诸公，不抑兼并不可怕，因为地主就算买再多田地，按两税法，他也要按亩纳地税，地越多，税越多，一分不能减免。虽为王公宰相，门阀士族亦要一体纳粮。再者，只要开征契税，那么土地流转，朝廷还能额外得一笔收入。”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地主就算兼并再多田地，可总要人耕种的，只要推行主客法，那么地主的地也需要佃出去，而佃种的佃户们不再是他们的部曲，不再受人身控制，那么兼并再多田地的地主豪强，试问，除了田地要纳税，能多收粮多卖钱，他们还能再如以前一般威胁到朝廷吗？”
　　“不能！”
　　秦琅跟他们细致的分析起来，“我们颁行主客法，还可以用法律明文方式，制订佃租，禁止地主对佃户的过多盘剥掠夺，保证佃户们的利益。”
　　过去均田法下，本质上百姓其实就是朝廷公田的租户，也要交租。可地少人多，还有大量的逃户隐户不课户，结果就是课户们交了太重的租。
　　一部主客法，让佃户入籍为客户，提高其人身地位，摆脱人身控制，再以法律明文颁定佃租，保证佃户权益，则一切迎刃而解。
　　因此不抑兼并，只要配合主佃专法，那么实际上就不是在放纵地主豪强兼并，不是在欺压弱者的百姓，而是事实上的提高更多百姓的利益，保障他们切身的权益，也是朝廷增强对天下控制的强大体现。
第644章
永业
　　魏征还是难以接受秦琅的这种说法，他认为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如果农民保不住土地，土地都集中到了地主豪强们手里，那百姓最终难免沦为地主豪强们任意宰割的鱼肉。
　　“田地在地主手里，就算朝廷可以出专法，制订一个佃租额，但豪强地主如果不把地出租给农人呢，他们要怎么活？”
　　秦琅对魏征这种想法有些不屑，他想的自然也有道理，可问题是现行的均田法下，朝廷都已经无地可均了，百姓本来也没有了多少田，以后的丁男更加分不到田了。不进行改革，那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
　　现在的制度下，许多无田可分的百姓，其实早就成了失地百姓，或者一家数口人，手里仅仅只有极少量的土地，靠那点土地根本养不活一家老小。朝廷虽然改革了税法，用不着再如以前那般没地、地少也要缴纳一整份的租庸调，但依然改变不了需要去佃租田地的事实。
　　而按现行制度，他们一旦去佃租田地，其实就已经变相的沦为了地主豪强们的部曲仆从了，在法律上，在人身自由上等等，都完全已经被地主们控制。
　　不仅佃租额上，地主们完全说了算，甚至还得承受大量沉重的佃租之外的负担，比如给地主勉强服役做事，每年要交各种各样的杂七杂派的东西或费用，比如要给地主砍柴割草等等。
　　而且这种佃租关系，很不稳定，地主是想租就租不想租就不租的，法律也不保护，因为在法律里，他们的关系就是主仆，是附庸关系。
　　“魏公，我们制订的专法里面，就是要出台详细条文，保护佃户的基本权益，比如说佃租田地，要先立契约，并在官府留档。不管是租官府的公田，还是地主的私田，都要立租佃契约，以保证租约，只要租约签定，则合约期内不能反悔，否则要赔付极高违约金。”
　　“租约里要注明租田亩数，租额，年限，一旦签约，不得反悔，且以五年为起租数，到期后佃户有优先租佃权，租额也必须在官府规定的数字内，更不许地主对佃户有其它索用等索取。”
　　“佃户在合约期内，还应当享有转租权，地主不得干涉，但转租也必须签订租佃契约，并在官府存档。”
　　不论主客户，朝廷两税法，只向田主征收地税、义仓粮、社仓粮等，且不论地主户籍在哪，田在哪便由当地州县征收所在地的田亩地税等。
　　而田地买卖，必须得到官府登记，并订立契约，且交纳契税之后才能生效，若非法买卖田地，要给予重罚。
　　同时，朝廷还要在法律条文中明文规定，禁止地主抛荒田地。抛荒田地不租，一年内要罚款，一季一罚。
　　而两年不租抛荒者，朝廷要征收一笔田地价值十之一的空置税。
　　三年不出租且抛荒的地，朝廷可直接没收，收为官府公田，再租佃给百姓。
　　秦琅早有准备，堵住了许多漏洞，一众宰相都听的暗暗心惊，这个新法也太狠了，不过若是真能实现，倒似乎确实还不错的样子，尤其是配合两税法的话，那确实是绝配。
　　朝廷不再抑制兼并了，也不再均田授地了，朝廷现在的公田等，直接拿来租佃，而百姓手里已有的田地，不管是口分田还是永业田，通通都转化为私田。
　　地主豪强们只要有钱，只要不强买强卖，任你兼并买地，但以后买地得交起码五到十个点的契税，地买下来了也不会如以前那般的简单坐地收钱了。
　　你还得把地耕种，不能抛荒，否则荒一季就要罚重金，若罚一年两季，就罚的更狠，若荒两年，那就得狠狠出血，荒三年，完蛋了，地直接没收。
　　地主们不可能自己种地，只能是要么买奴隶建庄园，要么就是招租佃种，可朝廷又要立专法，对佃户种种保护，租约得按官府标准范本签，还得官府存档不说，租额等也得是在官府规定的范围内，不能说想要多高就多高。
　　一旦签约，起码五年起租，还不得随意毁约不租，佃户还有优先续租权，更别说，以往把佃户当部曲、奴仆的事再也不可能了，佃户跟地主只是租凭关系，不再是主仆关系。
　　地主若敢欺压佃户，不管是打骂还是杀伤，又或是奸淫，都得负完全责任，不会再有减免罪行的可能。
　　秦琅的种种设定，目的就一个，让地主们的地主剥削相对稳定，再就是佃户有经营土地的自由权，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地主管不着了，按租约收租就行。
　　佃农社会关系的提高，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实际上就是在加码打击地主豪强的势力。
　　甚至比起以往来，力度前所未有的狠。
　　以前官府主要是通过对田地购额、限购等，来控制地主豪们兼并田地，而现在秦琅反其道而行，鼓励地主豪强们多买田置地，反正你田再多，也不可能跟以前一样发展庄园奴隶部曲经济了。
　　以前是手里田地，那就会有许多百姓来依附，他们就几乎是地主们的奴仆了，他们得领先地主们吃饭生活，所以他们一呼百应，就算造反，部曲们都得舍命相拼。
　　可现在不同了，关系剥离开来，你买再多田，也只是个地主，不可能还能控制佃户。
　　房玄龄也终于听明白了秦琅的完整计划，确实很大气。
　　只不过这刀子确是向所有的贵族官僚地主豪强阶级挥去的，仅仅是解除人身依附关系这一条，就不知道要让他们损失多少了。
　　就连房玄龄自己，历城房家虽然说也只是一般的士族，可毕竟是士族，在地方上那也是妥妥的地主豪强了，更别说做为新朝新贵，房玄龄贵为首相，这几年家业也是迅速的膨胀，如今也是拥有田宅过过十万亩的大官僚地主了。
　　房家名下的部曲、佃户无数，如果这个新政一出，房家的损失确实非常之大，大到不怎么管家业，向来交给卢氏去打理的老房，都会一想就感觉牙疼肝颤。
　　但站在朝廷的角度上来说，旧有的国家基本土地制度，已经在崩溃边缘，这个时候更换上这个新的主客制度，确实能够大为改变局面，并完全适合将来的新形势的。
　　这种根本性的基本国策，重要性不用说。
　　可拿刀子割自己的肉，喂朝廷的嘴，一般人又有几个能做的到呢。
　　戴胄听了很动心，这位是实干派。
　　却是立即指出了秦琅新法里的一条漏洞，就是百姓手里的口分田，本来死后就要收缴回去的，如果就这样直接转为百姓私田，未免有些不妥，有损国家利益。
　　他提出一个补充方法，就是关于百姓现在手里分到的永业田，自然是直接承认他们的永业地位，但是对于口分田，则可补一个租约，租期可以给永租，就是口分田改为公租田，但能租到死，还能子孙继承。
　　当然，按秦琅所说的允许租约内佃户转租一条，那么拥有永租权的百姓，其实是可以把自己的租田，再转租出去的，只要手续齐全就行。
　　相比于之前秦琅所说的，把口分田全都直接转给百姓为永业，其实是只改成了租佃关系。
　　田地身份保留为官田，这些田朝廷以后也可以买卖，但买卖双方都得承认这个永租权，也就是地可以交易，可租佃权不能更改退租。相当于田骨和田皮分开了，所有权和租凭权分开。
　　官田出租是有好处的，因为租比税高，朝廷两税法下，按亩征税，实际上亩税粮三十分之一左右，就算加上摊丁入亩、义仓粮、社仓粮等，亩税其实也很低。而田租就算按四六收租，也起码是四成收益。
　　故此，朝廷保留官田在手，对外佃租其实是很划算的。
　　而对于百姓来说，永业跟租田当然有很大区别，但戴胄不直接把田给百姓为永业，也没错，毕竟朝廷本就是因为均田令推行不下去，没田可分才要改革的，所以何必又非要充大头把这些不多的口分田划为永业，这样明显也是对那些本就无地的百姓的不公，没必要再加剧这种不公。
　　国家以国主自居，把地租给百姓租种，收的是田租。而一旦朝廷困难的时候，还可以把地卖给百姓，直接拿一大笔钱。
　　而永租权的设置，又让这批特有的佃户的承租权不受损失。
　　地主们拥有田地所有权，佃户们拥有田地永租经营权，两权分离，田地买卖不破租佃权，田地可以成为一项纯粹的资产。
　　“诸位，贱民部曲，提升为良民客户，推倒均田制，不抑兼并，是彻底的解放土地政策，使朝廷和农民的利益都得到保障。”秦琅说完，便坐下了。
　　宰相们一个个若有所思。
　　秦琅都说的这么直白了，朝廷和农民的地位得到保障，那自然损失的就是地主豪强们的利益了。
　　而在座的诸位宰相，本身便是贵族官僚地主豪强们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