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帝成长计划(校对)第49部分在线阅读

　　国家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多新生儿，从而让人口基数增大，使纳税人增多，也就是收上来的税增多。地方官如此严格执行，则是为了政绩——汉时的政绩，是按官员在位期间，治下人口、田亩以及户口数的增加计算的，增加的越多，越显得这个官员有能力。事关乌纱帽，官员自然是对那些不愿意嫁人的老剩女深恶痛绝，对她们的婚事自然也是无比上心。
　　
第0061章
商人无国（上）
　　战国末期，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天下，将天下私人持有的书籍典故尽数烧毁，史称‘焚书’。
　　不过，并不是说经过秦朝之后，全天下就没有书了。
　　始皇嬴政在焚书前下令，收集其余六国史书，以及百家经典，藏于皇家档案室之中。
　　到了秦末，刘邦先项羽一步进入咸阳宫，旋即被咸阳宫的奢贵华丽所倾倒，整日醉生梦死，沉迷于酒色之中。
　　这时，刘邦手下得兄弟们当中，唯有一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认识到刘邦根本无法得到咸阳城，所以将秦皇家档案室中的大部分藏书取走，载上了马车，准备随时运走。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项羽大军围逼咸阳，刘邦从云巅掉落，并在侥幸躲过鸿门宴之后，灰头土脸爬出咸阳城。
　　秦皇家档案室的书籍，也被刘邦手下那个不懂享受的小弟顺利搬走。
　　那个只知道‘偷’竹简的书呆子，长相一般，浓眉大眼。
　　他姓萧，名何。
　　刘邦退出关中，项羽大军进入咸阳，怒焚咸阳宫，大火连绵三月而不止。
　　天下所有人都以为，华夏最后的思想精华，被项羽一把大火付之一炬。
　　但萧何却将取走的书籍保存的极其完好，并在汉开国之后，将那些典故书籍，以及咸阳宫废墟中取出的书籍残卷，一同放置到了未央宫中的石渠阁内。
　　饶是如此，民间流动的先贤思想、经典却也因始皇帝＋战火的双重围剿而骤减，十不存一。
　　而民间仅存的那几片残卷中，最受执政者广泛认同的，就是管仲的《管子》。
　　《管子·小匡》云：士农工商四名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
　　在此时，天下人的普遍观念中，国家的阶级，便是管子所说的那样，分别按士人，农民，工匠，商贾这四个阶级，次序排列。
　　士人，就是通俗意义上的读书人，不过天下本就没剩下多少书，仅存的那部分又被持有者视为传家之宝，概不外传；所以与其说，此时的‘士人’阶级是文人，倒不如说是‘武夫’。
　　旧贵族在战火中尽皆凋零，新的豪强还没又长出牙，就被刘邦的‘陵邑’制度拔掉了齿根，贵族阶级，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樊哙那样的屠狗之辈。
　　农民，则是自夏朝开始，便是国家之血脉，政权之根本，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农业是任何封建政权的命脉。
　　工匠，其本质依旧无法脱离‘农’的范畴——通过劳动获得收获，再加上此时儒家势微，那句‘奇淫巧技’显得无比乏力，所以其地位并不低。
　　工之所以排在农之后，则是因为工匠做出的东西需要售卖……
　　光是因为‘售卖’这个环节，工匠就不可避免的与‘商’沾上了关系，从而排在了农之后；光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此时的价值观有多么鄙视商人了。
　　——西汉初，商人的社会地位远低于农民，甚至低于善弄‘奇淫巧技’的工匠，只比身处奴隶阶级的‘城旦舂’高那么一丢丢。
　　汉初，天下凋零，‘无为而治’的黄老学在萧何、曹参等巨头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了第一显学，同时也是执政学派。
　　黄老学派，此时还不是后世那个整天想着羽化登仙的‘道’教，而是勤劳踏实的实干派。
　　不过，由于曹参曾经做的错误示范，黄老学派的执政理念，逐渐向着碌碌无为的方向倾斜，‘无为而治’被无限放大，官场充斥着‘宁愿不做，也不能错’的歪风。
　　到景帝朝时，重新复兴的法家光是在晁错这个独苗的带领下，便已经能和汉初的巨牛黄老学派分庭抗争了……
　　到武帝朝，黄老学最后的卫道士——太皇太后窦漪房驾崩之后，儒学彻底坐大，黄老学逐渐式微，主体思想逐渐向‘庄周梦蝶’的方向转变，并最终演变为后世的道教。
　　而无论是在此时势大的黄老学派，还是景帝朝昙花一现的法家，以及最终让武帝爷罢黜百家的儒家，都对商人持有巨大的敌意！
　　黄老学派虽然看上去懒洋洋的，只在嘴边挂着一句‘法无禁止则无咎’，但正因如此，商人阶级在黄老学派看来，是十恶不赦的群体！
　　要知道‘黄老无为’，下半句可就是无所不为！
　　黄老学派的思想理念，注定了他们一切以规则为准，但凡在规则以内，便不插手的执政习惯。
　　可但凡有人挑战规则，违背律法，黄老出身的官员，就会从之前那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陡然变身为法律的卫道士！
　　这，也是景帝朝时，法家逐渐兴起，黄老学派却并没有多大警惕的缘故——本质上来讲，黄老学和法家的执政理念基本一致：维护法律尊严。
　　只不过，法家过于锐利的改革基因，让信奉‘无为而治’的黄老学派无所适从，再加上法家身上背着‘暴秦’这么一个污点，才导致黄老学没有对法家表现的过于友好。
　　而在黄老学派看来，商人居无定所，一出门一年半载，根本不利于控制，严重违背了‘百姓民各司其业，村野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
　　儒家，对商人同样深恶痛绝，或者说，儒家对于一切不符合自己理念的东西，都深恶痛绝！
　　儒家的理想社会，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爷永远是老爷，平民永远是平民。
　　可商人的本质，就注定其财富累积速度，比从土里刨食的农民高很多。
　　这就让儒家很不爽了：要是所有泥腿子都把土地扔下去经商，那老爷们的田谁种？
　　不行！
　　商人这东西是个祸害！
　　不能留！
　　与之相比，法家就纯粹多了：商人者，尽皆五蠢之辈也！（韩非子言）
　　在法家眼中，商人不种地，导致国家没法收他们的税，这就是对国家财政的破坏！
　　商人游历天下，有了见识，没以前那么好忽悠了，这就是对国家管理百姓增大了难度！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商人唯利是图，无仁义之心，无敬畏之人，无道德之廉耻。
　　商人们为了赚钱，可以出卖朋友，出卖亲人，乃至于出卖国家。
　　所以，在信奉‘富国强兵’的法家眼里，商人最大的原罪是：心中无国。
　　
第0062章
商人无国（中）
　　西汉，对商人阶级的厌恶尤为深刻：但凡是行商者，其户籍都从原本的农籍中取出，纳入单独的商籍之中。
　　或许在后世人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就是把户口本换了个分类吗？
　　实际上，西汉农籍和商籍的区分意义，类似于后世开国初的成份区分；农籍类似贫农阶级，商人则类似于地主阶级。
　　也就是说，一旦被纳入商籍，便意味着政治成份带上了污点，基本没有机会进入体制之内，甚至无法向正常人一样生活——列入商籍的人，官府会单独划分出居住区域，集中居住。
　　所以封建时代的商人，永远无法发展为资本——有钱之后，商人都会花大半家财走通门路，将自己的户口从商籍拉回农籍，再用剩下的钱在家乡购置田地，做个土财主，成为地方豪强。
　　对于这种赚了钱，就跑回家乡剥削农民的地主豪强，西汉有其独特的处理方式：以‘为天子守陵’的名义，将各郡豪强富户强制迁移，武装押运到关中，天子陵寝附近的陵邑之内，近距离监控管制。
　　对外美其名曰：广迁天下豪杰，以实关中，以固国本。
　　通过这样一茬茬割韭菜的方式，国家政权得以保证在人才储备，以及社会财富等方面，关中对关外的单方面碾压。
　　而豪强之所以在地方呼风唤雨，靠的自然不是有钱——要真说起来，皇帝才是天底下最有钱的人！
　　他们靠的，是在地方上积淀多年的名望，以及多年经营出的人脉。
　　骤然被政府强制迁徙，到了鱼龙混杂的皇城脚下，豪强们自然就被磨掉了爪牙；再被关中地头蛇敲诈一番，其家祡大幅缩水，便在数代之后泯然众人。
　　不过，汉家多年坚持不懈的将豪强从地方迁入关中，却没能避免其中的佼佼者即便到了长安，也没有被地头蛇撕碎，反而是摇身一变，变成了长安地头蛇的头头。
　　安陵杜氏，就是这样一个励志的例子。
　　早在刘邦病逝，惠帝登基那年，刘盈的安陵便正式动工，安陵邑在不久之后落成，杜氏就被作为典型，举家潜入安陵。
　　不过随后发生的一切，却让长安本地豪强大跌眼镜！
　　杜氏并没有如别的家族一般，被长安本地的豪强分食，而是一到安陵邑，都还没来得及住进新家，当代杜氏家主便找人托关系，联系上了当时的右丞相陈平，提出将嫡女送与陈平的庶子为妾！
　　当时的舆论认为，即便是给庶子纳妾，陈平作为开国功勋，也不会愿意和商户扯上亲家。
　　可是三天后，杜氏嫡女便在长安百姓众目睽睽之下，被抬入曲逆候府后门。
　　至于原因，则是在不久后揭示在长安百姓面前——杜氏将家乡粮库中的粟米全部拉到长安，以每石一百钱的价格，售卖给了陈平掌下的国库。
　　看上去，杜氏似乎没有做什么，但实际上……
　　高祖刘邦四十七岁才起兵，自是没有什么经济概念；发现国库穷的跑耗子，便一拍脑门，发行了三铢钱，并规定三铢钱的价值，等同于当时市场上流通的秦半两钱。
　　要知道秦半两钱，重十二株！
　　刘邦却规定三株钱，半两钱价值相同，这就相当于：国家拿着一张五块，来换你手上的二十。
　　一夜之间，汉家天下集体通货膨胀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