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帝成长计划(校对)第103部分在线阅读

　　如此算来，边防部队光是在军粮一项，一年就要耗费四万万铜钱。
　　更麻烦的是：军粮，根本就不是按照粮价发铜钱；而是简单粗暴的直接发粮！
　　也就是说，中央每年要从关中甚至关东地区，向贫瘠的北部边墙运送粟米约五百万石！
　　在这个通讯靠后，交通靠走的时代，五百万石粮，超过千里乃至数千里的运输途中，要消耗的运输成本，几乎不必需要运输的粮食少。
　　这样算来，每年在长城卫戎部队的军粮问题上，中央起码要付出一千万石的粮食，以及十数万民夫的义务劳动。
　　初冬长安粮价飞涨，刘弘最终靠着多少粮食，才让粮食价格稳定了下来？
　　——对外说是从安陵杜氏得粮百万石，实际上，不过六十万石而已！
　　光是长城一线，便是每年一千万石粮食的之处，这对长安中央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
　　至于为什么不让边防部队就近获得军粮，反而费时费力，大费周折从南方运粮……
　　想起这件事，刘弘就觉得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些。
　　后世的山西、河北一带在此时，也就是刘恒的代国，都还是苦寒之地……
　　至于更北的上郡，云中郡，那就更不用提了——胡天八月即飞雪，在西汉指的可就是后世内蒙古境内！
　　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北墙附近的地区能做到自给自足，种出来的粮食能喂饱当地人的肚子，别闹出‘易子相食’之类的惨剧就谢天谢地了！
　　光是军粮一项，就让刘弘反应过来，自己提出的问题有多么天真了。
　　——每年一千万石粟米，折钱八万万五千万钱。
　　而中央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才不过三十万万而已。
　　就连着三十万万钱，也大都在还没收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用处；就算有心想给边防将士们发军饷，长安中央也是无能为力……
　　甚至对一年八万万五千万钱的军粮开支，刘弘表示都十分怀疑：边防战士，是否能按照每人每月两石粟米的标准，按时按量拿到军粮？
　　果不其然，柴武的回答，让刘弘再度发出无奈的长叹：除非有作战任务需要机动，否则，长城一线的边防部队，军粮普遍都是减半发放……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长安中央对天下的掌控力度不足，国家财政收入过低外，可耕作土地面积、粮食产量，以及民间物资充裕程度，都不足以支撑长安朝堂按时、按量的将军粮送到边防战士们的手中。
　　可笑刘弘还试图通过给军队增加福利，来提升自己在军队的威望呢……
　　现在看来，刘弘能在有生之年，将汉室兵卒的福利待遇，提升到后世人民军一半的程度，就已经算是很成功了！
　　当然，刘弘向柴武咨询军队粮饷问题，除了找机会在军队竖立威望，在汉室军队烙下自己的印记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试图解决边地军粮问题。
　　在原本的历史上，这个问题直到十数年后，才由景帝的太子家令晁错提出‘输粟捐爵’，并被采纳施行后，才得到有效解决。
　　但这一世，刘弘显然等不到晁御史出头了——中央朝局不稳，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长安几乎必然会发生一场武装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边墙的稳固对刘弘而言，可谓是重中之重。
　　今日召柴武入宫，便是刘弘试图就边地军粮一事，跟柴武交换一下意见。
　　——历史上晁错的老路子，是允许百姓自发的运粮到朝臣脚下，换得边防部队的确认文书，并借此换得相应的爵位。
　　这个方案，确实解决了当时边防部队军粮欠缺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汉室从秦继承而来的二十级军功勋爵名田宅制度，也被晁错的‘输粟捐爵’策彻底打断脊梁骨，
　　乍一听上去，这个方案无懈可击：国家用不值钱的爵位，就可以换得实实在在的粮食——而且还是包邮到长城脚下的那种！
　　民间那些钱多的烧手，就想有个左庶长之类高爵，借此洗清身上铜臭味的狗大户们，也有了门路，以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几千石或上万石粟米送到长城脚下，换得自己梦寐以求的爵位。
　　但这件事本质上，跟武帝发行白鹿币，以一张白鹿皮冲抵上千金黄金的举措如出一辙——消费国家信誉。
　　汉爵之所以在百姓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爵位等级越往上，爵位获得者越少——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再浅显不过。
　　待等百姓发现，随便一个卖鸡蛋的都是五大夫，就连村口敲榔头的铁匠，也和县尊同为少上造时，烂大街的汉爵，必然大大贬值。
　　刘弘也不想为了每年几百万石粟米，就让二十级军功勋爵制度彻底走向灭亡。
　　——汉二十级军功勋爵制度，正是继承自先秦，一手促成秦卒‘虎狼之师’名号的二十一级军功勋爵名田宅制度！
　　即便是以后世人的角度来看，军功勋爵制度，也是对封建军队战斗力提升最大，见效最快，最直接的手段！
　　若非如此，历史上武帝也不会换个马甲，推出一个‘武功勋’出来，激励后卫青、霍去病时代的汉军英勇作战了。
　　
第0134章
无奈之举
　　免税。
　　这是刘弘在现有条件下，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凡戎边战士，免除农税！
　　后世科举制度下，万千士子寒窗苦读数十载，难道每个人都是冲着出入庙堂，位居高位？
　　并不尽然。
　　科举制度巅峰时期，每次科考参与人数几近数十万，有几人能最终步入朝堂？
　　事实上，科举制度最大的吸引力，还是在于免税——凡举人及第，名下田亩统统免税！
　　这就使得，参与考举的士子们才走到举人一步，入仕做官八字还没一撇，就有无数乡邻心甘情愿的奉上土地，请求这位举人将自家土地挂在名下，以免除农税。
　　而这种情况，显然是刘弘不愿意看见的——正是庞大无比，并以每三年数千人增长的‘免税阶级’，才使得后世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低，对地方掌控力度越来越弱；无奈之下，只能把供养国家的担子，压在本就穷苦贫弱的百姓身上。
　　所以，刘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所有在长城一线戎边的士卒，都可以免除一百亩地的田税。
　　一百亩地，正是高皇帝刘邦给天下百姓发土地的标准；现在过去不过二十年，绝大多数人家的田亩都是一百亩。
　　一百亩的免税标准，基本上可以保证惠及绝大多数底层士卒的同时，避免出现‘范进中举’中，百姓争相献上土地，地方豪强挖国家墙角的状况。
　　需要一提的是，此时的农税，并不是按固定的每年每亩缴多少粮食，而是非常科学的按照收成百分比上缴——十五税一。
　　每到临近秋收的时候，地方县衙就会派出缴税官：游缴，带着无秩小吏和称量工具，死死守在田边。
　　此时百姓的耕作，也普遍严格遵照节气，什么时候灌水，什么时候收获，都是根据专门的‘望天人’估算时节；多数情况下，一个县乃至于一个郡的秋收，都会在同一天。
　　到了秋收日，百姓用镰刀收获粮食时，游缴带来的小吏都会瞪大眼睛，紧盯着百姓将还散发着秸秆气息的作物送到田边，称重缴税。
　　无论最后的收成是多少，游缴都会将收成的十五分之一分出来，作为农税。
　　简单透明，即便收税官在称量工具上动手脚，百姓也能大概目测出，游缴取走的部分，究竟是不是自家土地收获的十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某人名下的一百亩田产量是三百石，那就缴税二十石；收成六百石，农税就是四十石。
　　这种类似‘绩效’的按百分比纳税的方式，使得地方官对治下百姓的土地收成也十分关心——对地方官而言，税收，那就是政绩啊！
　　收上来更多的税，就意味着治下土地的收成好，不要脸一点的地方官，也可以吹一句‘民安居乐业，暖衣饱食，无有饿殍’。
　　除此之外，更高的税收，也会使得官衙的经费更加宽裕。
　　——此时，地方属衙的运营经费，并不是由中央拨款下发，而是地方自己从秋天收上来的农税扣留，将剩下的部分运到长安，上缴国库。
　　至于截流标准，按照刘邦所制定的‘量入为出’，通俗来说，就是根据收入，调整政府开支。
　　如果税收多，那地方官府自然可以理直气壮的多截留一些，用于第二年给官员发放福利、维护道路，乃至于开渠引水，提高粮食产量等等。
　　税收少，那地方官自然没有底气多截留，第二年只能勒紧裤腰带，吃饭都不敢带油水；至于造路开渠，逢年过节给治下官吏发个红包什么的，更是想都别想。
　　十五税一，大约百分之六七的税率，对封建时代而言并不算太高；但实际状况是，历史上文帝将农税税率从‘十五税一’减半，改为‘三十税一’，刘恒在百姓眼里就成在世圣人了！
　　从百分之7降低到百分之3.5，看上去并不多，真的值得百姓如此感恩戴德，甚至到了武帝晚年，都还记得刘恒的好，从而愿意被猪爷一纸罪己诏收回民心？
　　若是了解此时百姓的生活状况，就可以发现：刘恒所做的一切，确实值得被百姓称一句‘圣人在世’。
　　开国初，刘邦给天下每一户人家，都各发了一百亩地；而如今主要作物——粟米的亩产，普遍在三石左右。
　　如此算来，一户百姓劳作一年所得的收获，就是三百石粟米。
　　至于支出，即便不考虑特殊状况，按照此时普遍存在的‘一夫五口治百田’的家庭组成，每家五口人计算，一年的口粮，就要用去一百二十石。
　　看上去，百姓手上还剩下一百八十石；但实际状况，却并没有这么乐观。
　　即便不考虑柴米油盐、穿衣用度等支出，光是粮价的浮动，就足以让百姓泪流满脸——秋收之后，田里种出来的粮食，是要卖出去的！
　　而市场上顿时涌入大批粮食，自然会使得粮价暴跌；但无力储存粮食的百姓依旧只能认命，以远低于平时的价格，将粮食贱卖给粮商。
　　等百姓家里留的粮食吃完了，再去买米的时候，粮食可就不是卖出时的价格了——夸张一点的时节，粮价甚至会比秋收后，百姓卖出的价格贵一倍！
　　如果遇上今年这样，时局动荡，兵荒马乱的时节，就很容易出现农民吃不起自己播种、自己收获，卖给粮商的粟米这种状况。
　　这就是封建时代，百姓最无奈的事：谷贱伤农，谷贵害农。
　　多数情况下，一夫五口百田的理想状况，农户忙活一年，除了勉强填饱肚子外，最后剩下的钱，很可能给家中妻儿换身新衣都不够用。
　　这种时候，原本给官府交上去的二十石粮，突然退回来了十石，是种什么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