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礼监(校对)第1009部分在线阅读
根据罗启南的说法，广东的“粤商”有很多都是从事海贸的，并且和江南的商人一样都是原材料的供应商。
所以，粤商们为耶稣会提供帮助，耶稣会反过来也帮助他们将货物外销，这样双方就是彼此互助互利，属双赢关系。
现在东亚及东南亚最大的货物中转站是吕宋的马尼拉，而“经济”中心则是澳门，大明则属于货物最大出口国。
政治上，澳门属广东香山县管，无论是主权还是治权，亦或司法权都属明朝，和“租借”是两个概念。
准确的形容，澳门应当属于明朝在帝国最南端设立的一个对外开放窗口，此窗口的设立并非是简单的葡萄牙求取居住权，而是隆庆开关带来的海贸影响所致。
澳门开放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每年，大约有1400万两白银经菲律宾输往澳门，之后再由澳门输入明朝。
同期，明朝的财政收入一年不到500万两。
长达半个世纪的白银输入，使得大明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保守估计经澳门流入中国的白银多达数亿两。
在此过程中，属广东香山县的澳门“特区”也承担了东西文化交流的重任。
“西学东渐”影响下，这才有了在华耶稣会以及徐光启等一大批致力于改革开放的官员；也才有了大量的西洋火器以及技术人才的东来；有了西洋雇佣军为明朝征战鞑虏的故事；有了明朝皇帝受洗加入天主教的故事；有了明朝向梵蒂冈求援的故事……
甚至于，明朝的灭亡都和澳门有重要的关系。
因为有了澳门这个对外的窗口，遂有数亿两的白银流入大明，然而这些白银并没有进入到明朝的国库，或者说大部分没有入过国库，而是进了商人和士绅的腰包。
经济学上的正常情况，大量白银的涌入肯定要造成明朝的物价飞涨，实际上直至明亡，明朝的物价都是相对稳定的，白银不仅没有贬值反而还贵了起来。
原因就是白银虽然不少，但掌握在少数富商的手中，由于贸易结构单一，生产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所以商人们喜欢把手中的银子囤积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白银储备”。
白银没有进入消费领域，自然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为了赚取更多的白银，商人士绅们大量种植经济作物，直接导致明朝粮食减产，著名的江南和湖广产粮区耕地数量不断下降。粮食下降的同时，经济作物的内需又严重不足，物价长期低迷，反而促成了通货紧缩。
等到了明朝后期，菲律宾和日本两个重要白银输出地因为各自原因突然大幅减少了流出，一下造成明朝这个“白银帝国”出现了“钱荒”。国内不断出现的天灾，朝廷拿不出赈灾的粮食，灾荒便越演越烈，最后连军费和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难。
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崇祯给出了两剂猛药——开源、节流，然而正是这两招，把摇摇欲坠的明朝彻底推向了覆灭。
魏公公深知这段历史，所以他才大力开办海事，为的就是将海贸的巨额利益从民间拿回，不说全部拿回，拿回一半甚至一小半都行。
白银是好东西，但是要流通开才行。钱动了，才会钱生钱，才会钱买物。死抱着钱堆在家里，看着叫人满足，于小家有益，于大国却是半点利处都无。
澳门耶稣会能够送来五万两，魏公公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让熊三拔和罗启南说说澳门的事，有件事引起了他老人家的关注。
这件事就是投机倒把。
在澳门，有大量的西洋商人从事一种新型的买卖——“套汇。”
隆庆开关以来，明朝大量商品出口西方，以低廉的价格换回来大批白银，因此大明成为世界白银最大的流入地。
面对疯狂涌入的白银，帝国的管理者们却没有与时俱进，他们对于货币的管理手段十分落后。
罗启南说道世界各国的金银比价都在1∶10以上，即一两金子换至少十两白银。
而在明朝，因为官方货币并不承认金银，所以金银的兑换主要是民间自发形成，兑换比在1∶5.5-7之间，大概五到七两银子就能兑换一两的金子。
两者兑换的差价十分明显，存在投机空间，因此大量外国商人将白银运往明朝换购黄金，通过这种手段毫不费力的赚取超额利润。
这个“套汇”利润是惊人的，如果将澳门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全部套汇的话，就相当于那些投机倒把商人每年凭空从中国套走五百万左右的白银。
当然，事实上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套汇空间，魏公公私下估摸从事套汇业务的商人每年顶多能套走一两百万两。
不是这些西洋商人不想套走更多，而是当下大明的民间兑换业务还比较零散，没有形成整体，因此单家的兑换能力并不强。
而且这个时代的兑换业务不像后世那么发达，在哪个柜台一办就可以，而是要奔波不同的地方，时间上就限制了大规模兑换套现的可能。
好比澳门教会汇到南堂的那笔三万五千两的汇银，就不是一次直接汇入京师，而是经广州商行先兑，再由扬州中转，最后是在京师承兑。前后一共是三家钱庄参与此业务。
“教会有没有从事套汇？”公公对此很有兴趣。
罗启南才刚来东方一年多时间，对此倒不是太清楚。
熊三拔来的时间早一些，所以有过听闻，说是在华耶稣会确有人员从事这方面的买卖，但怎么操作，都是谁办的他就不清楚了。
“大主教阁下如果想知道这方面的事，可以派人去澳门了解。”熊三拔道。
魏公公不置可否，让熊三拔将汇到的五万两准备好，他过两天派人来提走。对此，熊三拔没有意见，因为之前郭居静已经告诉他大主教阁下需要银子打动大明皇帝的心，以求能够说服大明皇帝派出皇军征讨正在迫害天主教徒的反动日本幕府。
“以后不要叫我大主教，叫我教主。”
魏公公正色道，殷殷看着熊三拔，“熊，南堂这里要作为天主教中国化的试点，中国是东方之重，京师则是中国之重，我谨以东方教主的身份授予你京师天主堂主一职，盼你能够牧灵福传，将上帝的事业发扬光大。”
第0223章
两个一切
教主只是一个职务，一个尊称，其本质和大主教一样，都是对某一特定区域负责人的特定称呼。
为了使东方教区能够更贴切中国人民，能够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完美的贴合，大主教改称教主，便有着其必然性和重要性。
有鉴于东方教区当前形势的急迫性和危险性，圣约翰·庞麦臣阁下出任东方教主，从而能够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也是历史的必然。
五百年必有圣人出。
作为一个历经沧桑，从平凡走向伟大的历史创造者、改造者、人类文明的高度缔造者，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魏公公是当仁不让的。
魏公公希望能够培养一批改革派，使得这些改革派能够认清东方教区存在的路线错误和思想错误，能够坚定不移的同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斗争到底，摆脱旧有教条主义的束缚，彻底打破天主教东方传教事业中出现的种种盲动和种种迷信。
打破旧权威，必须要树立新权威。
五级负责制便是要树立魏公公在东方教区的权威性。
“一切服从东方教主，一切经过东方教主！”
在两个“一切”的精神指导下，魏公公相信东方教区未来一定能够成为天主教腾飞的马达，也一定能够成为世界天主教运动的典范。
伟大的人，注定是孤独的。
魏公公不能一个人战斗，他需要战友。
熊三拔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天主教神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利玛窦神父最忠实的学生，所以，由他接任天主教北京分堂堂主一职，是再合适不过的。
当然，在此前数月，魏公公曾多次就天主教人事安排和郭居静、金尼阁、史泰隆等人展开亲切交谈。
在谈到东方教区最重要的中国教区人事安排上，郭居静、金尼阁等人不约而同的推荐熊三拔同志担任北京分堂的堂主。
理由有三点。
一是熊三拔同志尚年轻，今年才52岁。
这个年纪出任中国教区相当于省教长一职的北京堂主，无疑是合适的，也是能胜任的。
二是熊三拔同志是利玛窦神父的好学生，在中国教区包括在华耶稣会都有一定的威望，可以有效压制北京分堂的反对意见。
三是对熊三拔同志的任用可以向耶稣会释放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新任东方主教对于亲华派、融华派是大力重用的。如此一来，一直受到龙华民压制的利玛窦系神职人员必定会热烈拥护东方教主。
魏公公采纳了郭居静他们的意见，这一次亲自来到南堂也是考验熊三拔。
拿下傅汛讯，是为熊三拔正式执堂北京分堂铺路；澳门汇银这件事则是对熊三拔同志忠诚度的考验。
事实证明，熊三拔同志经受住了组织的考验，在大是大非这一块，熊三拔是值得信任的。
按照天主教的制度，神父主教在接受任命时，一般都要半跪接受大主教的洗礼。
新任的东方教主显然不愿意采纳西式洗礼法，所以，在他的要求下，熊三拔同志笔直挺立，竖起右臂，连呼三声“忠诚”，如此，便算是正式受命北京分堂堂主了。
“教务处拟选拔七到九名教务专员，专员由各分堂堂主中抽选，京师作为教会在中国的重中之重，堂主不同于一般省份，望你好自为之。”
魏公公鼓励熊三拔当好这个北京堂主，鼓励他带领手下员工……带领手下神职人员和信徒积极分子，积极开拓京师分堂，发展业务，招募人材，为实现天主教在中国的腾飞贡献力量。
根据中国化规划方案第七条，堂主等同于圣品七阶的五品助理大主教，教务专员则等于四品教区主教，而熊三拔原任不过是六品主教，如果他能被选为教务专员，则一下子晋阶两品，这对于已经52岁的熊三拔而言，无疑是事业上的一次飞跃。
显然，魏公公对熊三拔是寄予厚望的。
有关南堂正式组建北京分堂的相关事项，魏公公只要求熊三拔按规划方案来做，遇到自己不能处置的则上报教主定夺。
“遇事莫慌张，写成报告递给我……”
具体工作方面，魏公公给了熊三拔同志一些建议和忠告，同时要他注意多提拔年轻的神职人员，尤其是注意要从信徒代表中选拔人材，不拘一格授予神职。
“我们东方教区要打破从前的约束，打破那些坛坛罐罐，要勇于创新，凡是对我们教会发展有利的我们都要去做！”
“今后不管是西方来的，还是东方的，都是我们东方教区的坚实力量，尤其是年轻人，我们一定要重视，要培养。我们要力所能竭的为年轻人提供平台，让他们发挥自己所长，让他们在我们东方教区能够感受到其它教区没有的活力！”
“……”
一番长谈后，魏公公将一颗铁铸的印信和一封任命状交给了熊三拔。有了这枚印信，熊三拔便可以全权处置北京分堂的一切，除了教主及教务处外，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北京分堂的工作。
“天不早了，今年是中国人的年三十，你们要和信徒代表们好好聚一聚，必要时可以饮酒嘛。清规戒律固然可以培养人的品格，但适当的放松更可以激发人的活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