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234部分在线阅读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
“不，我很清楚。”
她用一种很厌烦的目光看着我，这种神情在她身上并不常见。最后，就好像在说一条不能打破的规矩，她说：
“我也想跟你把话说清楚，我母亲是我母亲，关于我父亲、我哥哥，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但你不能说我母亲。”
其他时候，她都很客气。她用那种很随意的态度，让我们住在她家里，她给了我们一间有三张折叠床的房间，给了我们毛巾，然后就不管我们了，就好像我们是在她家里出现又消失的那些客人。通常，让我震动的是她的目光，她的眼睛充满热情，她的整个身体就好像一件柔软的睡衣，挂在那双眼睛上。我没有注意到她出乎寻常的苍白，还有她消瘦的身体。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我的痛苦里，我没有太关注她。
房间里堆满了各种东西，到处落满了灰，非常脏。我整理了一下我的房间，我铺好了我要睡的床，还有两个孩子的床。我把我和她们需要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但我的努力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心不在焉，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刚开始的几天，我一直都在打电话。我那么想念尼诺，以至于我马上给他打了电话。他让我把马丽娅罗莎家的电话给他，虽然每次打电话都是以争吵结尾，但从那时起，他一直都在给我打电话。刚开始，我感觉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快乐。有时候，我都快要作出让步了。我想：我也对他隐瞒了一些事情，彼得罗回家时，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然后我对自己感到很生气，因为我意识到，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我没和彼得罗一起睡觉，他和埃利奥诺拉一起睡；我已经开始办离婚手续，他却稳固了他的婚姻。我们又接着吵了起来，我对他叫喊着说，让他再也不要打电话过来。但电话又响了，他早上和晚上都会打来。他对我说，他离开我没办法生活，他恳求我去那不勒斯和他团聚。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在塔索街上租了一套房子，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来迎接我和我的女儿。他说着，做着保证，好像为了我，他愿意付出一切，但他还是没说出最重要的那句话：“现在我和埃利奥诺拉真的结束了。”因此，总是有那么一刻，无论两个孩子有没有在家，旁边有没有别人，我都会尖叫起来，我说不要再骚扰我了，把电话挂上之后，我心情比任何时候都要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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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天，我对自己充满了鄙视，我没办法把尼诺从脑子里抹去。我试着完成手头的工作，但我没有心思，我强迫自己，抑制自己，但最后还是很混乱、崩溃。我感觉，事实证明莉拉说得对：我正在忽视我的两个女儿，我让她们失学，也失去照顾。
黛黛和艾尔莎被这种新处境迷住了。之前，她们几乎不认识她们的姑妈，但她们迷恋马丽娅罗莎身上散发的那种绝对自由的气息。马丽娅罗莎在圣安布罗吉奥区的房子像一个港湾，会收容任何人。她用那种姐妹般的，或者说像没有任何偏见的修女的语气，接待那些人，她不在意他们是否肮脏，有没有精神问题，是不是罪犯，有没有吸毒。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功课，她们带着好奇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一直到很晚才睡觉。她们听着用各种语言说的奇谈怪论，大家演奏音乐，唱歌跳舞时，她们会很开心。她们的姑妈早上去大学上课，午后才回来，她从来都不焦虑，她会逗她们开心，在房间里追着她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假如她在家，她就会搞一些大扫除，也会让她们、我还有那些临时的客人来参加。她不是很在乎我们的身体，而是重视我们的精神。她组织了一些晚间课程，邀请她大学的同事来上课，有时候是她亲自上课，她讲得很有意思，有很多知识，她坐在两个侄女旁边上课，对她们讲，让她们参与进来。
在那种时候，房子里会有很多她的男女朋友，是专门来听她讲的。有一天晚上，在她上课的时候，有人敲门，黛黛跑去开门，她喜欢迎接别人。孩子回到客厅，用一种很激动的声音说：“警察来了。”在场的人都有一丝恼怒，表情几乎有点凶恶。马丽娅罗莎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去和警察谈话。来了两个警察，好像是邻居打电话叫的。她非常客气地接待了那两个警察，她坚持让他们进来，几乎是强迫他们坐在客厅里，坐在我们中间，她又接着讲课。黛黛几乎从来都没有近距离看到过警察，她和那个年轻一点的警察搭讪，还把自己的手肘放在人家的膝盖上。我记得她说的话，她给警察解释，马丽娅罗莎是一个很好的人：
“实际上，”她说，“我姑妈是个大学教授。”
“实际上。”那个警察带着微笑，低声说了一句。
“是的。”
“你说话说得真好啊。”
“谢谢。实际上，她的名字叫马丽娅罗莎·艾罗塔，她教授艺术史。”
他们被困在那里十几分钟，那个警察在另一位年长一点的警察耳边说了什么，最后他们走了。黛黛把他们送到门口。
后来，我也主持了那种课程，我讲的时候，来的人比往常要多。在大厅里，我的两个女儿坐在第一排的垫子上，她们很仔细地听我讲课。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黛黛开始带着好奇研究我。她非常崇拜自己的父亲，还有她爷爷和马丽娅罗莎。但关于我，她并不了解，她也不想了解。我是她母亲，什么都不让她做，她受不了我。她用一种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专注在听我讲，她可能自己也感到非常惊异。可能，她喜欢我用那种平静的语气回应马丽娅罗莎出人意外的批评。我大姑子是所有在场的女人中，唯一表示不赞同我的任何一个字的人。在前不久，她还一直支持我写作、研究和发表文章。没经过我同意，她就讲了我和我母亲在佛罗伦萨的冲突，她对那件事情了如指掌。她引用了很多书籍，说明了一个不爱自己母亲的女人，是一个迷失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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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为工作的事情出去，会把两个孩子交给我的大姑子，但我发现，其实是弗朗科在照顾她们。他通常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不参加我们举办的课程，也不在意来来往往的人，但他对我的两个女儿很上心。她们饿了，他会煮饭给她们，还会想出一些游戏和她们玩儿，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她们。黛黛从他那儿，学会了批判梅尼乌斯·阿格里帕[1]的愚蠢寓言——她在对我讲时，就是用了这个词。她在我最近送她去的新学校里听过这个故事。她笑着说：“贵族梅尼乌斯·阿格里帕说了一堆话，把那些平民蒙了，但他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人填饱肚子，可以给另一个人的四肢提供养分。哈哈哈！”从弗朗科那里，她还学到了财富在世界地图上的分布非常不均匀，有些地方在遭受让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她一直都在重复，这是最大的不公正。
有一天晚上，马丽娅罗莎不在家，我比萨时期的男朋友弗朗科，用一种严肃的、满是惋惜的语气指着两个在家里跑来跑去、发出尖叫的小姑娘对我说：“想想看，她们也可能是我们的。”我纠正了他的说法：“如果是我们的话，年龄可能会大一些。”他点了点头。我瞥了他一眼，他盯着自己的脚尖。我脑子里把他和十五年前那个有钱、有文化的大学生进行对比：他还是他，但又不是他了。他已经不读书，不写东西了，过去一年里他也很少参加聚会、讨论还有游行。他会谈论政治——这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东西，但已经没有之前的激情和自信了，相反，他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同时对自己的悲观失望充满自嘲。他用一种夸张的语气，列举了将要到来的灾难：首先，工人阶级——革命的主体会慢慢地衰落；其次，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财富会彻底分散，现在关于资本的作用频繁的争吵，已经改变了它们各自的性质；第三，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了，我们要适应现状。我满是怀疑地问：“你真的觉得，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当然！”他笑了起来，“但你知道，我特别擅长说这些事情，假如你愿意，反过来说也一样，我可以向你证明相反的立场：共产主义无法避免，无产阶级专政是最高的民主，苏联要比美国好得多，有些时候，血流成河是正义的，但有时候却是犯罪。你愿意我反过来说吗？”
只有两次，我看到了大学生时代的那个他。有一天早上，彼得罗出现了，多莉娅娜没和他一起来。他好像是来考察两个孩子的生活环境的，看她们现在都在学习什么，她们高不高兴等等。那是非常紧张的时刻。也许是两个孩子跟他说了很多我们生活的情况，她们是用那种天真、充满想象和夸张的方式说的。结果是，彼得罗先是和他姐姐吵了起来，然后和我也吵了，吵得很凶，他说我们俩都不负责任。我失去了耐性，对着他喊道：“你说得对，你把她们带走吧，你和多莉娅娜照顾她们吧。”这时候，弗朗科从房间里出来，他介入了我们的争吵，他展示了他特别雄辩的一面，在过去，这种说服力让他可以控制那些争吵得非常激烈的大会。他后来引经据典，和彼得罗讨论起了夫妻生活、家庭、对后代的抚养，甚至说到了柏拉图，全然忘记了我和马丽娅罗莎。我丈夫兴高采烈地走了，他的眼睛熠熠生辉，很高兴自己能遇到一个对话者，可以用一种文明和智慧的方式进行讨论。
尼诺没事先通知就出现了，那天我们吵得最不可开交，对于我来说，那是非常可怕的一天。他开着车，在长途旅行之后胡子拉碴，非常疲惫，满脸焦虑。刚开始，我以为他是来让我跟他走呢，通告我和两个孩子的命运。我希望他说，现在好了，我已经搞清楚了我的婚姻状况，让我们一起回那不勒斯生活。我感觉自己已经做好了让步的准备，二话不说就跟他走，我已经受不了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但事情并非如此。我们俩关在一间房子里，他支支吾吾，一直在抓耳挠腮，出乎我意料地说，他没办法和他妻子分开。他很激动，他想要拥抱我，他语无伦次地给我解释说，只有和埃利奥诺拉在一起时，他才能不放弃我以及我们的共同生活。其他时候，他说的这些可能会激起我的同情，因为很明显，他的痛苦是很真诚的。但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注意到他有多痛苦，我很惊异地看着他。
“你在说什么？”
“我不能离开埃利奥诺拉，但我也不能没有你。”
“因此，我的理解没有错。你给我的提议是，让我改变情人的身份，做你的第二个妻子。你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你说什么？事情不是这样。”
我回击了一句，当然是这样，我指着门对他说，我已经对他的所有伎俩感到厌烦，还有他所有的权宜之计，他找的那些借口。这时候，他的声音哽咽在嗓子眼里，他又要说明，他的行为是有一些不容置否的原因。他叫喊着对我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不想让其他人告诉我，因此他亲自跑来告诉我：埃利奥诺拉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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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已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女人，我知道，听到那则消息时，当时我的反应有些过激。今天，在写这段经历时，我发觉自己会微笑起来。我认识很多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经历和我相似：爱情和性都是非理性的，都很残暴。但那时候，我意识不到这一点。仅仅这个事实——埃利奥诺拉已经怀孕七个月了，都让我觉得，这是尼诺对我最大的伤害。我想起了莉拉，上次和我谈到尼诺时，她欲言又止，和卡门交换了一个眼神。因此，安东尼奥已经发现了埃利奥诺拉怀孕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了？为什么莉拉最后放弃告诉我？她掂量了一下这事儿可能给我带来的痛苦吗？我感觉我的肚子和胸口好像有什么东西破裂了。这时候，尼诺强行抑制着自己的不安，他语无伦次地向我解释着他妻子怀孕的事，假如一方面，这有助于让他妻子平静下来，另一方面，这使得他们离婚变得更难。我痛苦得弯下腰，双臂无力地垂着，我的身体到处都很疼，说不出话，也叫喊不出来。我忽然直起了身子，那时候家里只有弗朗科在，没有任何一个反复无常、满怀痛苦，哼唱着小曲儿或者患病的女人。马丽娅罗莎把两个孩子带出去散步了，她想给我和尼诺机会单独面对我们的问题。我打开房间门，用虚弱的声音呼唤着我大学时代的男友。他马上就过来了，我用手指着尼诺，几乎是嘶吼着对弗朗科说：“把他赶走！”
但弗朗科没把他赶走，而是做手势示意他不要说话。他没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抓住了我的手腕，让我不要动，让我恢复理智，然后他把我带到了厨房里，让我坐下来，尼诺跟着我们。我很失控，我用断断续续、痛苦的声音说：“让他走！”尼诺试着靠近我时，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他让尼诺站远一点，很平静地说：“让她安静一下，你出去吧。”尼诺听从了他的话，我用非常混乱的语句跟弗朗科讲了发生的事。他听我说话，中间没有打断我。等到他意识到我已经没有力气时，他才用那种非常文雅的方式，对我说：“对别人不要有太大的期望，要尽量享受你拥有的，这就是规则。”他说的全是男人说的那些套话，我开始生他的气，我对他叫喊着说：“谁他妈在乎享受能享受到的，你说的什么蠢话！”但他不生气，他想让我审视一下那时候的状况。“好吧，”他说，“这位先生对你撒了一年半的谎，他跟你说他离开了妻子，他说他已经和妻子没有任何关系了，但现在你发现，在七个月前，他让妻子怀孕了。你的反应很正常，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尼诺是一个卑鄙的男人。但你要让我说一句，尼诺被发现以后，原本可以消失，再也不理会你。为什么他开一晚上车，从那不勒斯来到米兰？为什么他要低三下四，自我揭发？为什么他要恳求你不要离开他？所有这些做法，一定是有理由的。”我对着他喊道：“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骗子！一个很轻浮的人，他没办法作出选择。”弗朗科一直在点头，说他表示同意。但这时他问我：“假如他真的爱你，他知道自己只能这样爱你呢？”
我还没来得及对他喊，这就是尼诺的想法，一模一样。这时候家里的门开了，马丽娅罗莎出现了，两个孩子马上认出了尼诺，她们有些腼腆，但都想吸引他的关注。她们忽然就忘记了，这几个月，她们的父亲每天都会提到这个人的名字，那就像是一个诅咒，尼诺马上就去照顾她们了。马丽娅罗莎和弗朗科在安抚我，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黛黛和艾尔莎在大声地说话，她们在欢笑，我眼前的这两个人跟我谈论着一些严肃的话题。他们想让我好好想想，但即使是他们，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让人惊异的是，弗朗科刚开始还主张妥协，但他现在建议我一刀两断，和他往常的态度一样，但我大姑子刚开始完全向着我，但后来她想尽量搞明白尼诺的理由，尤其是埃利奥诺拉的处境，她最后甚至伤害了我，她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故意的。她说：“你不要生气，先反思一下，你是一个有觉悟的女人，当你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的毁灭之上，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的讨论就这样向前推进。弗朗科促使我要面对现实，要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得自己能获得的东西，马丽娅罗莎给我描绘了埃利奥诺拉带着一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遭到抛弃的场景。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想，这是一个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没办法理解的人说的蠢话。在这种情况下，莉拉肯定会选择退出，就像她之前做的。莉拉会建议我说：“你已经错得够多了，你现在应该甩开眼前的这些人，该干嘛干嘛。”这是她所希望的结局，但我很害怕，弗朗科和马丽娅罗莎说的那些话让我脑子很乱，我不再听他们说，我用眼睛瞄着尼诺。他在博得我的两个孩子的好感时，看起来真帅啊！他假装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现在他和两个孩子进到房间里，他对马丽娅罗莎说：“你看，你这两个侄女多棒！”他已经恢复了那种感人至深的语气，他的指尖自然而然地触碰到她赤裸的膝盖。我把他从家里拉了出来，让他和我沿着圣安布罗吉奥路走了很长一段。
我记得，天气非常炎热，我们沿着一条砖红色的路向前走，空气中飘满了法国梧桐树上飘落的绒毛。我对他说，我想习惯于没有他的生活，但现在我还做不到，我需要时间。他回答说，他永远都不能离开我。我回答说，他和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分开。他说那不是真的，他是因为环境所迫，为了得到我，他不得不留下其他的。我明白，让他进一步作出决定是不可能的，他看到前面是一道深渊，他很害怕。我陪他来到汽车跟前，打发他走了。在出发前，他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没回答他，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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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我决定的是几个星期后发生的事。马丽娅罗莎出差去了法国波尔多，我不记得她是去做什么。在离开之前，她把我拉到一边，说了一些关于弗朗科的话，有些语无伦次，基本意思是：她不在时，我要看着他点儿。她说，弗朗科现在很抑郁。我忽然明白了我只是猜测的一件事情，之前我总是有其他事情需要操心，没有发现这一点：她对弗朗科不像对其他人那样，只是出于一种乐善好施的态度，她真的爱着弗朗科，成了他的母亲、姐姐和情人。她那种痛苦的表情，还有他消瘦的身体，都是因为弗朗科让她备受煎熬，她很焦虑，也很操心，她觉得弗朗科现在变得过于脆弱，随时都可能裂开。
她一共离开了八天。我脑子里很乱，有很多事情要考虑，我尽量对弗朗科很客气，我每天晚上都会和他聊到很晚。让我高兴的是，他没和我谈政治，而是跟我谈到了他自己，还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春天在比萨城里散步，阿尔诺河沿岸的臭味。他还跟我说了一些从来没对别人提起过的事情：他小时候的事儿，他父母还有爷爷奶奶的事儿。尤其让我高兴的是，他让我说出我的不安，和出版社签订的新合同，我现在要写的小说，回到那不勒斯生活的可能，还有尼诺。他从来不会把话题扯到其他事情上，也不会斟词酌句，他说话很直接，有时候甚至很粗俗。有一天晚上，他好像有些犯糊涂了，他说：“假如你爱他超过爱自己，你还是接受他现在的样子吧：有妻子孩子，和其他女人上床的爱好，还有他做的那些龌龊事儿。”他一边充满温情地叫着我的名字，“埃莱娜，埃莱娜！”一边摇着头。他笑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色阴沉地说，他觉得一个人如果毫无畏惧，或者非常厌烦地恢复了理性，这样爱情就会结束。他拖着一条腿，从房间里出去了，就好像要保证脚踩到实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想起了帕斯卡莱——一个和弗朗科的出身、文化和政治选择彻底不同的人。尽管如此，有那么一刻，我想象着这位童年的朋友，假如他能从把他吞没的黑暗中重新浮现，他可能也会那样走路。
一整天，弗朗科都没从房间里出来。晚上，我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出去，我去敲他的门，问他能不能给黛黛和艾尔莎弄点晚饭吃，他答应了。我回去得很晚，和平时不一样的是，他把厨房搞得很乱，我收拾了桌子，洗了盘子。我没怎么睡着，早上六点时就已经醒了。我去洗手间时，经过他的房门口，让我好奇的是，他门上有一张方形的纸条，是用大头针固定的，纸条上写着：“埃莱娜，不要让两个孩子进来。”我想，可能是那几天黛黛和艾尔莎搅扰到他了，或者说前一天晚上，她们惹他生气了。我打算吃早饭时批评她们。但我又想，弗朗科和我的两个孩子关系很好，我排除了他生她们的气的可能。早上八点，我小心翼翼地去敲他的门，没人回答。我又使劲儿敲了一下，最后轻轻打开了门。房间很黑，我叫了一声，没人回答。我打开了灯，看到枕头和床单上全是血，黑红色的血迹一直流到他脚下，死亡是这么让人作呕。在这里，我只能说，当我看到那具我很熟悉的身体——之前那具幸福、活跃的身体，读了很多书，经历了很多事儿，我感到同情，同时也感到恶心。弗朗科是沉浸于当时的政治文化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希望，而且很有风度。现在，他上演了这样可怕的一幕，他用一种残酷的方式从这个世界上逃离，留下了那么多记忆、语言和意义。我感觉，他对自己的外表、心情、思想和语言，还有这个世界的糟糕去向的仇恨已经将他吞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想着帕斯卡莱和卡门的母亲朱塞平娜，她也无法继续容忍自己，容忍她生活中剩下的那些碎片。但朱塞平娜是上一代人，而弗朗科是我同时代的人，那种充满暴力的离世方式让我很震动，让我无法自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着他写的那张纸条，那是他留下的唯一纸条，那是他留给我的，其实是想对我说：不要让两个孩子进来，我不希望她们看到我，但你可以进来，你应该看到我。我现在还想着他对我的双重命令：一个是说出来的，另一个是没说出来了。有很多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弗朗科的葬礼，他们的拳头都轻轻地握着（弗朗科当时很有名，备受崇拜）。在葬礼之后，我试着和马丽娅罗莎重新建立情感，我想安慰她，和她谈论弗朗科，但她没有给我机会。她神思恍惚的时候越来越多了，而且时不时会有一种病态的怀疑，她眼里的光芒和活力也黯淡下来了，家里慢慢地空了。她对我也不再是那种姐妹的态度，而是越来越充满敌意，要么她整天都待在大学，要么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会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愿意被打扰。如果两个孩子在家里玩的时候弄出声响，她会非常生气，会骂她们，不让她们喧闹。我收拾了行李，我带着黛黛和艾尔莎去了那不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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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诺真的在塔索街上租了一套房子，在这一点上，他没说谎。我搬去那套房子住了，尽管房子里全是蚂蚁，只有一张没有靠背的双人床、两个孩子的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没有别的家具。我们不谈论爱情，也不提及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