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189部分在线阅读

“我不想家里有奴隶。”他说。
阿黛尔不紧不慢地说：
“她不是奴隶，我们付工资给她。”
因为有婆婆撑腰，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那你觉得，我应该当奴隶？”
“你当母亲，而不是奴隶。”
“我给你洗衣服，熨衣服，打扫卫生，给你做饭，给你生了孩子，我还要千辛万苦把她养大，我要崩溃了。”
“谁强迫你了，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
我受不了这样的冲突，但阿黛尔可以，她用热嘲冷讽的语气，节节击退了她儿子。后来克莱利亚留了下来，她从我手中接过孩子，把摇篮带到了我给她安排的房间，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她都非常准时地给孩子准备奶粉。当我婆婆看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就带我去看了医生，那是她的一个朋友，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注射的药。她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亲自拿着煮过的针管和针头，还有药水，给我的屁股打针，又准又狠。我马上就感觉好多了，我的腿疼消失了，心情也慢慢开朗了。但阿黛尔并没有停止照顾我，她很得体地要求我收拾打扮自己，她带我去做头发，带我去看牙医。尤其是，她一直在跟我谈论剧院、电影院还有她正在翻译或正在编写的书，杂志上别人都写了什么文章，还有评论她丈夫的或者其他名人的文章，她亲昵地直呼这些人的名字。我从她嘴里，第一次听说了一份非常有斗争精神的女性主义杂志。马丽娅罗莎非常热衷于女性主义，她认识编辑这本杂志的姑娘们，也非常欣赏她们的思想，但我婆婆并不赞同这些人，她用通常那种带着讽刺的语气说，她们看待女性问题，就好像面对阶级斗争的问题一样，但问题没那么简单。你看看她们写的东西吧，她最后建议我说。她给我留下了几本杂志，最后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要当作家的话，任何事情都不能错过。”我把那些杂志放在一边，我觉得，阿黛尔评价不好的东西，我也不用浪费时间去看。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婆婆说的那些高雅的话，并不是想和我进行思想交流，阿黛尔只是有计划地要把我从一个无能的母亲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她是想通过她说的那些话，摩擦出火花，点燃我空洞的头脑和目光。但实际上，她更乐于拯救我，而不是倾听我。
尽管一切都理顺了，黛黛还是会在夜里哭。我听见她哭，觉得很不安，她给我传递了一种不幸福的感觉，让我婆婆的善举带来的好处都化为云烟。尽管我现在有时间了，但我还是不能写作。彼得罗通常都是忍耐着，但当着他母亲的面，他变得很放肆，甚至有些不客气。一回到家里，他总是会和他母亲发生冲突，唇枪舌剑，冷嘲热讽，这使我的挫败感更加强烈了。我很快觉察到，我的丈夫理所当然地认为，阿黛尔是他最近遇到的所有麻烦的根源。无论是什么事，他都会怪到他母亲的头上，包括他在工作上的不顺心。我根本不了解当时大学里拔剑张弩的气氛，通常我问他怎么样，他总是说很好，他倾向于不让我操心。但在他母亲面前，他打破了这些限制，他会用一个被忽视了的儿子的怨恨语气和她说话，他把对我藏着掖着的那一面全部展示在阿黛尔面前，他宣泄自己，就像我不在场那样，就好像我——他的妻子，只是一个沉默的证人。
这样一来，事情越来越明朗了。他大学那些同事都要比他年长，都把他耀眼的前途，包括他在海外取得的声誉，归结于他的家世、他的姓氏，所以都开始孤立他。学生们觉得他过于严格，也没什么用处，他是一个很乏味的资产阶级，在耕耘着自己的小菜园，根本不顾及现在的形势，总之，他是个阶级敌人。他自己呢，通常既不会自我捍卫，也不会攻击别人，而是会走自己的路。他坚信——我很确信这一点——思路清晰的课程，是学生可以深入思考的一种保证，最终会开花结果。但一切都很难，有一天晚上，他用一种满是怨气的语气，对阿黛尔大声说了这些处境。然后，他马上压低了嗓门，嘟囔着说，他需要安静，工作已经让他很累了，有不少同事联合学生和他作对。一群群年轻人经常会破门而入，进到他正在上课的教室，迫使他中止上课，在墙上贴非常下流的标语。这时候，在阿黛尔开口说话之前，我有些失控地说了一句。我说，假如你没有那么反动，这些事儿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他呢，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用一种粗暴的语气对我说：“闭嘴，你总是信口开河。”
我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我忽然意识到，我太不了解他了。我了解他什么呢？他是一个平和的男人，但充满决心，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他是站在工人和学生这一边的，但他上课和考试的方式是最传统的。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想在教堂里结婚，而且要求不给黛黛洗礼，但他欣赏阿诺河流域的那些基督教团体，谈到宗教问题时，他总是无所不知。他是艾罗塔家的儿子，但他无法忍受这个家族带给他的富裕和特权。我平静下来了，我要站在他那边，让他感觉我的情感和支持。他是我丈夫，我想，我们应该多交流。但阿黛尔的存在是一个问题，他们母子之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让彼得罗在说话时，一改以往的文质彬彬，阿黛尔跟他说话的语气，好像他是一个没救的低能儿。
我们就是那么生活的，冲突不断。他一直和母亲吵架，最后会说一些让我很气愤的话，让我也对他恶语相向。最后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吃晚饭时，我婆婆当着我的面问他为什么要睡在沙发上。他回答说：“明天你最好回去吧。”尽管我知道他为什么会睡在沙发上，我没有插话。他这么做是为了我，他在夜里三点工作完，为了避免打扰我，他会在沙发上休息一下。第二天，阿黛尔回热内亚去了，我感到彻底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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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和孩子相安无事地过了几个月。黛黛在她第一个生日时，学会了走路：她父亲蹲在她前面，对她拍手，她微笑着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向她父亲走去，她的手张开着，嘴半张着，就好像啼哭了一年之后，她终于到达了幸福的终点。从那时候开始，她晚上睡觉开始变得安稳，我也安宁下来了。我的女儿和克莱利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的焦虑缓和下来了，我获得了一些个人的空间，但我发现，我一点儿也不想劳神工作，就好像经过了一场漫长的疾病，我迫不及待地想待在户外，享受阳光和色彩缤纷的生活，走在挤满人群的街道上，欣赏橱窗里的商品。在那个阶段，我自己有很多钱，我给自己、孩子还有彼得罗买了很多衣服，我给家里买了很多家具和摆设，我从未像那时候那样随便花钱。我想要打扮自己，要和一些有意思的人见面谈话，但我没能和任何人建立联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彼得罗也很少带客人来家里。
我试着慢慢恢复以前的生活，也就是一年之前的活跃状态，但我意识到，家里的电话很少响起，而且打给我的电话也越来越少了。我的小说在褪色，人们逐渐也对我失去了兴趣。经过那个狂喜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是担忧，有时候是抑郁。我问自己该怎么办，我又开始读近现代文学，我经常为我写的小说感到羞愧，相比其他作品，我的书显得很轻浮，也很传统。我把新小说的笔记放在一边，因为内容太类似于之前作品，我努力构思一些能反映现在动荡的社会现实的、有分量的作品。
我非常羞怯地给《团结报》打电话，我还想着给他们写文章，但我马上就明白，我写的那些东西编辑已经不喜欢了。我失去了自己的领地，我的信息太少，没时间去参与那些正在发生事件并将它们讲述出来。我只会写一些优美、抽象的句子，我不知道要在哪份报纸，向谁展示出：我赞同对意大利左翼党派和工会组织的严厉批评。现在我很难解释当时我为什么要写那些东西，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尽管我很少参加这个城市的政治生活，尽管我很温和，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受一些极端思想的吸引。我这么做是因为偷懒，或者因为我对于进行调和的做法失去了信心。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很熟悉，我父亲在市政府里，利用那里的漏洞，暗中获得一些利益，或者说，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贫穷的生活，我感觉有必要铭记自己经历的一切，我想和下层人民站在一起，和他们一起斗争，推翻所有一切。或者因为我参加的那些零散的政治活动，我努力写的请求和呼吁都没有人在意，我希望发生一些大事件——我用过这种表达方式，我经常说这样的话——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我就可以看到并讲述它。或者因为——我很难承认这一点——我的思维模式还是和莉拉一样，就是坚持自己的非理性态度，根本不接受中间路线。虽然我现在从各个方面都已经远离她了，但我想象着，假如她没把自己封闭在城区的圈子里，假如她有我的这些机会的话，她可能会做的事情，可能会说的话。
我不再购买《团结报》，我开始看《继续斗争》还有《宣言报》，我发现在《宣言报》上，有时候会出现尼诺的文章。他的文章像往常一样，有很多数据，而且逻辑非常清晰，结构也很完整。就像我小时候和他谈话给我带来的刺激一样，我感觉，我急需写一些组织严密的复句，掌握那种使自己免于迷失的技巧。我最后决定，我再也不能带着欲望，或者带着爱慕去想他。我觉得，他成了我懊悔的代表和化身，我曾经有过机会，但我永远不能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们都出生在同样的环境，都有很好的前途，为什么我现在陷入了黯淡？因为结婚的缘故？因为生了黛黛？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因为我要照顾家，要给孩子洗屁股，换尿布？每一次，我看到尼诺的文章，假如那篇文章写得很精彩，我心情就会变得很坏。彼得罗成了牺牲品，实际上，我丈夫是我唯一的对话者。我生他的气，我控诉他，我说这是我生活中最可怕的阶段，他把我扔下不管。我们的关系——我很难承认，因为这让我很害怕，但这是事实——越来越糟糕了。我明白，因为工作的缘故，他的处境也很艰难，但我还是没法原谅他。我一直在批评他，通常，我的政治立场和那些给他找茬儿的学生差不多。他非常不耐烦地听我说，基本上不回嘴。在那些时候，我怀疑，他之前吼我的话（“你闭嘴！你就知道信口开河”）不是他一时激动说的一句过分的话，而是他通常对我的看法，他觉得不能和我进行严肃的交流。这让我非常绝望和沮丧，我的怨气在一点点上升，尤其是我自己内心，充满了矛盾的情感，用一句很露骨的话，总结出来就是：正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才使学习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非常艰苦的事（比如说对我），但对其他人是一种消遣（比如说对于彼得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管社会公不公平，人们都必须学习，这是一件好事儿，非常好的事儿。我的学习经历，还有我展示出来的才能，让我非常自豪，我很难相信我是白费力气，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迟钝。有时候，在彼得罗面前，因为一些隐秘的缘由，我把不公正归于不平等。我对他说：“你现在表现得就好像你面对的学生都是一样的，但事情并不是这样，要求那些机会不同的孩子取得同样的成绩，这是一种苛求。”我批评了他，因为他告诉我，他和一个比他年长至少二十岁的同事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那人是他姐姐的一个熟人，觉得可以联合他和研究机构里的保守派进行斗争。他和这个同事产生冲突，是因为那人很客气地给他建议，让他对学生不要那么严苛。彼得罗没有闪烁其词，他用一种有礼貌的方式反驳说，他并不觉得自己严苛，他只是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好吧，那人对他说，那你就不要那么严格了，尤其是对那些正致力于改变这个烂摊子的学生。我不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但他们的对话越来越不投机了。彼得罗在讲这些事时通常都很简洁。刚开始，他觉得有必要捍卫自己，他只是说，他对所有学生都很尊重，一视同仁。他指责同事用了两种标准、两个尺度：对那些强硬的学生态度柔和，但对那些害怕、胆怯的学生非常无情，让他们受屈辱。他同事生气了，最后对着彼得罗嚷嚷说——因为他认识彼得罗的姐姐，他一直都不想对他说的话，这时说了出来——彼得罗是个白痴，他根本就不配站在讲台上。
“你不能慎重一点儿吗？”
“我很慎重。”
“我不觉得。”
“好吧，我得说出我心里想的。”
“也许，你应该学会辨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我没有敌人。”
“也没有朋友。”
你一言我一语，我开始变得夸张。我一字一句地对他说：“你这么做，最后的结果是，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人，更不用说你父母的那些朋友，会请我们吃晚饭、听音乐会，或者一起去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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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在他的工作环境里，彼得罗很显然被人认为是一个很乏味的人。他和他家人完全不同，他家其他人都充满热情地参与时政，他是艾罗塔家的一个失败者。我也认同这种看法，这对于我们的共同生活和我们的私密关系没什么好处。黛黛最后终于平静下来了，她的作息变得规律，彼得罗又回到了我们的婚床上，但他一靠近我，就会让我很厌烦，我担心又一次怀孕，我想安宁地睡觉，我默默推开了他，我转过身去，假如他还坚持，用他的身体顶着我的睡衣，我会用脚后跟，轻轻踢他的腿，想让他明白：我不想要，我很困。彼得罗很不高兴地停了下来，起身去学习了。
一天晚上，关于克莱利亚的问题，我们又进行了争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争论过无数次了。每次要给她付钱时，气氛就会有些紧张，但那一次很明显，克莱利亚只是一个借口。他小声嘟囔着说：“埃莱娜，我们要谈一谈我们之间的关系，找到一个平衡点。”我马上表示同意，我对他说，我欣赏他的智慧还有教养，黛黛也是一个好宝贝。但我接着说，我不想要其他孩子，我现在的孤立状态让我很难忍受，我渴望回到之前那种活跃的生活里去，我从小都在努力学习，并不是想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是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我们谈了很久，我很强硬，他彬彬有礼。他不再为保姆的事抗议了，并做出了让步，他决定去买避孕套，开始邀请朋友——他没有朋友，说得准确一点，是他认识的人——来家里吃晚饭。尽管街上的血腥事件越来越多了，他同意我带着黛黛一起去参加会议，还有游行。
但是，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而是让我的生活更加复杂。黛黛和克莱利亚越来越亲了，我带她出去，她会很厌烦，会发脾气，会拽我的耳朵、头发和鼻子，她会一边哭，一边嚷嚷着要克莱利亚。我确信，她更愿意和那个来自马雷玛的姑娘在一起，而不是和我在一起。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怀疑：因为我没给她喂奶，让她生命的第一年很艰难，在她的眼里，我是一个阴暗的形象，一个自私暴躁的女人，随时都会骂她，我嫉妒她的保姆的开朗性格，我对她的保姆——那个陪她玩儿，给她讲故事的女孩很凶恶。甚至是我在用手帕给她擦鼻涕，或者嘴上食物残渣时，她也会机械地推开我，她会哭，说我弄疼她了。
至于彼得罗，避孕套让他的感觉更加不敏锐，要达到高潮，用的时间比之前还要长，他觉得痛苦，也让我更难受。有时候，我让他从后面来，我感觉这样疼痛会减少一点。当他猛烈撞击着我的时候，我抓住了他的一只手，把它拉到我的身上，期望他能抚摸我，但他好像不能同时做两样事情，他喜欢前面的部分，马上就忘了后面的事情。他心满意足之后，好像没法觉察到，我渴望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来满足我。他享受完之后，会抚摸着我的头发，低声说：“我去干会儿活。”他离开之后，我觉得，寂寞是一种安慰和奖赏。
有时候，在游行的队伍里，我用好奇的眼光看着那些年轻的男人。他们很无畏，能面对任何风险，充满了喜悦的能量，当他们发现自己受到威胁时，会变得咄咄逼人。我能感受到他们的魅力，我感到那种热度在吸引着我。但我觉得，我和那些围绕着他们的女孩子完全不同，我读了太多书，戴着眼镜，已经结婚了，而且也没有时间。这样，我回到家里，感觉更不开心，我对丈夫很冷淡，我感觉自己已经老了。有几次，我睁着眼睛做梦，我想象着这些年轻男人中的一个——在佛罗伦萨很有名、很受崇拜的那个，他会发现我，会把我拉过去，就像我还是小姑娘时，我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不想跳舞，安东尼奥或者帕斯卡莱拉着我的胳膊强迫我跳舞。自然，我和那些男孩子之间，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但彼得罗带到家里的那些人，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我埋头给他们做晚饭，还要扮演一个活跃的女主人形象，找话题和他们聊天，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是我提出的要求，是我让丈夫带人回家吃饭。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很不自在地发现，那些聚餐不仅仅是聚餐，我会被任何一个关注我的男人所吸引：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帅的，老的年轻的，结婚的没结婚的，假如一个男人认同我的观点，假如他记得我的书，还说了赞美的话，假如他为我的智慧感到兴奋，我会用很热切的目光看着他，在很短的时间里，一来二去，他会觉得我对他有意思。这时候，这个男人会从开始的乏味无聊，变得很活泼，最后会彻底忽视彼得罗的存在而对我倍加关注。他说的每句话，每个动作会变得暧昧，和我交谈时会越来越亲密。他会用指尖触碰我的肩膀，或者碰我的一只手，用眼睛注视着我的眼睛，发出一些感叹，他的膝盖会碰到我的膝盖，脚尖碰到我的脚尖。
在这种时刻，我都会感觉很好，我会忘记彼得罗和黛黛的存在，还有与他们相伴的那些非常乏味的义务。我只是担心客人走了之后，我又会陷入这个灰暗的家里，时间一天天白白流逝，我感到慵懒，还有温柔背后的愤怒。因此我有些夸张，兴奋感让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我跷起二郎腿，让腿尽可能露出来，我用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解开衬衣的一只扣子。是我主动拉近自己和客人的距离，就好像我的一部分确信，通过这种方式贴近那个陌生人，我会感到舒服一点儿。这样，在他离开这所房子时——单独离开，或者和他的妻子或者女伴离开，这种舒服的感觉会在我的身体里保留一阵子，我就不会觉得那么抑郁，我就不会感受到表露了情感和思想之后的虚空，还有对失败的焦虑。
实际上，吃完晚饭之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这时候彼得罗在学习，我会觉得自己非常愚蠢，我鄙视我自己。尽管我很努力，但我还是没办法改变自己。那些男人确信我爱上了他们，通常会在第二天打电话给我，会找借口跟我见面，我会答应。但当我到达约会的地方，我会感觉很害怕。他们兴奋起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都会让我受不了。比如说，一个比我大三十岁的人，或者是结了婚的人，他们对我动了心思，这个事实就会抹去他们的权威，抹去我赋予他们的拯救者的身份。我在诱惑过程中感受到的快感，最后就成了一种令人羞耻的错误。我很迷惘地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结果是，我就会更关注黛黛和彼得罗。
但一有机会，我就会重新开始。我不读书，也不写作，我充满想象，我会把音乐声开得很大，听我小时候不知道的音乐。尤其让我越来越懊恼的事情是，之前我在任何事情上都很自律，我享受不到那种放浪形骸的快乐。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和我生活环境相似的女人，她们都展示出的很享受当下，也让别人很享受的状态。比如说，有几次马丽娅罗莎出现在佛罗伦萨，她有时候是来做研究，有时候是来参加政治会议的，她会来我们这里住。她每次带的男人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带女朋友过来，她会吸毒，也会让她的同伴和我们吸。这时候，彼得罗会黑着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我却被她迷住了，我当然不会尝试吸烟或者是迷幻剂，我很害怕会不舒服，但我会在客厅里，和她以及她的那些朋友聊到很晚。
他们什么话都说，有时候充满暴力。我感觉，我从小努力学到的优美语言，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太讲究，太干净了。看看马丽娅罗莎现在的语言变成什么样儿了，我想，她突破了自己受的教育，她完全放开了。彼得罗的姐姐在表达自己的时候，要比我和莉拉小时候说的话还要粗鲁。她每说一句话，前面都要加一个“操！”：“操！我把打火机放哪儿了？”“操！我的烟呢。”莉拉一直都是这样说话的，我该怎么办呢？变得和她一样，回到出发点？那么，为什么我当初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呢？
我看着我的大姑子，我喜欢和她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也喜欢看着她让她弟弟很尴尬的做法，还有她带到家里的那些男人。有一天晚上，她忽然不说话了，她对那个陪她的年轻男人说：“够了，我们去干一X吧。”干。一直以来彼得罗在说这件事情时，用的是一个好人家的孩子隐射的暗语，我马上就采用了他的说法，用来取代我小时候方言里那个龌龊的词汇。但现在，我真的感觉世道变了，要把那些肮脏的词汇说出来，要说我想让你操我，我们这样或那样干？我无法想象我丈夫会说这些话，那些少数和我来往的男人，他们都非常有教养，但他们都很乐意假装成粗人，他们和那些假装自己是妓女的女人玩得兴致勃勃，好像他们很享受把一位太太当婊子对待。刚开始，他们都很正式、克制，但他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争论，要把那些不说的话变成可以说的，后来不停地说，这成了一种自由的游戏。女性的矜持被认为是虚伪和愚蠢的标志，要坦白直接，这才是被解放的女性应该表现出来的品质。我要尽量顺应这一点，我越是适应，就越觉得被吸引，有几次，我感觉自己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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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是和一个教古希腊文学的助教暧昧，他和我同龄，是阿斯蒂人，他有一个女朋友在他老家，他说他对这个女朋友很不满意。然后，我和一个研究纸莎草文献的、不在编制之内的女教师的丈夫也发生了一段故事。她在卡塔尼亚，而丈夫在佛罗伦萨，他们有两个小孩子。他叫马里奥，是一个工程师，教机械学，他对政治的了解很全面，很有权威，长头发，空闲时间在一个摇滚乐队做键盘手，他比我大七岁。我和这两个男人的故事，过程是一样的：彼得罗邀请他们来吃晚饭，我对他们卖弄风情，之后是电话联系，一起参加活动，长时间散步，看电影，有时候是和黛黛，有时候我一个人去。那个古希腊文学助教刚把话挑明，我就退缩了。但马里奥却让我无法逃脱，有一天晚上，在他的车子里，他吻了我，吻了很长时间，他抚摸了我内衣下的乳房。我很难推开他，我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但他还是给我打电话，不停地打，说他想念我，我做出了让步。他已经吻了我，摸了我，他觉得自己有权继续上次做的事，他一再坚持，充满渴望地提议。我一方面诱惑他，另一方面我笑着抽身而出，他假装生气了，我也生气了。
有一天早上，我和他还有黛黛一起散步。我记得，黛黛当时有两岁多一点，她非常专注地玩她的玩偶，她很喜爱那个玩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苔丝。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是很关注她，我沉浸于自己的语言游戏里，时不时会忘记她的存在。至于马里奥，他全然不顾孩子的存在，他一心想跟我说一些肆无忌惮的话。他会在黛黛的耳边，开玩笑小声说出这样的话：“拜托了，能不能告诉你妈妈，要她对我好一些？”时间过得飞快，我们后来分开了，我和黛黛走在回家的路上。没走几步，小姑娘就尖刻地说：“苔丝跟我说，它会告诉爸爸一个秘密。”我的心跳简直要停了。苔丝？是的。它会告诉爸爸什么秘密？苔丝知道。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坏事儿。我威胁她说：“你跟苔丝说，假如它把这事儿告诉爸爸，我会把它锁在黑漆漆的更衣室里。”她哭了起来，我本应该抱着她回家的，但她为了让我高兴，就一直走着，假装一点儿也不累。因此黛黛明白，或者至少能感觉到，我和那个男人之间，有某种她父亲无法容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