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156部分在线阅读

等他发完言之后，我向他走去。他惊讶得两眼放光，拥抱了我，但我们很难说上话，因为人群非常混乱，要么有人拽着他的一条胳膊，要么有人用手指着他，很严厉地对他说话，就好像要和他吵架一样。我挤在那些围在讲台周围的人中间，非常不自在，我也看不到马丽娅罗莎，但这时是她认出我来了，她拉了一下我的胳膊。
“你在这儿干什么？”她很高兴地问我。
我没有告诉她，我错过了一场见面会，我说我是偶然经过的。我指着弗朗科对她说：
“我认识他。”
“马里？”
“是的。”
然后，她充满热情地谈起了弗朗科，嘀咕了一句：“他是我请来的，我要负责任，你看看这马蜂窝。”她还说他晚上会住在她家里，第二天出发去都灵，她邀请我也去她家里住。我接受了，虽然我已经订了宾馆，真是遗憾。
学生大会一直在继续，中间有几次气氛非常紧张，一直让人提心吊胆。我们在天快黑的时候才离开大学。除了弗朗科，那个年轻的母亲也跟我们一起走了。那姑娘叫西尔维亚，还有我之前看到的那个抽着雪茄的三十多岁的男人，他叫胡安，是一个委内瑞拉画家。我们所有人一起去一家馆子吃饭，那是我的大姑子马丽娅罗莎熟悉的馆子。我和弗朗科聊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的脸上好像覆上了一层面具，可能是他自己戴上的，竟然和他的面部线条完美贴合，他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慷慨陈词了，现在他有些收敛和退缩，他会斟酌词句。在我们看似亲密的交谈中，他从来没有提到我们之前的关系，是我提到那段关系的，我抱怨说他再也没有写信给我。他不愿多说，嘟囔了一句：“事情本应该这样。”关于大学，他也说得很含糊，我明白，他没能从大学毕业。
“有其他事情要做。”他说。
“什么事情？”
他似乎有些厌烦我们之间过于私密的语气，就转向马丽娅罗莎说：
“埃莱娜问有什么事可以干。”
马丽娅罗莎很愉快地回答说：
“干革命。”
这时候，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那空闲时间呢？”
胡安这时候温柔地摆弄着孩子握紧的拳头，西尔维亚坐在他旁边，他很严肃地说了一句：
“空闲时间，我们为革命做准备。”
吃完饭后，我们都钻进了马丽娅罗莎的车子，她住在圣安布罗焦区一套很大的老房子里。我发现，委内瑞拉画家在那儿有一个类似于工作室的地方，那是一间非常凌乱的房间。他带着我和弗朗科进去看他的作品：非常大的画幅，上面绘制着非常拥挤的城市，像照片一样精细，但他在画面上钉钉子，还用一管管色彩、一支支画笔、调色板、调色碗，或者通过油松和破布破坏了这些画面。马丽娅罗莎对他评价很高，但她一直在对弗朗科说话，看来她最在意的人是弗朗科。
我不明白状况，我窥视着他们。当然，胡安住在那里，西尔维亚也住在那里，她抱着她的孩子米尔科在房子里自如行动。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年轻的母亲和画家是一对夫妇，他们租住在这套房子里，但我很快改变了想法。实际上，那个委内瑞拉画家整个晚上对西尔维亚都表现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客气，但他经常把手搭在马丽娅罗莎的肩膀上，有一次还吻了她的脖子。
刚开始，大家都在聊胡安的作品。对视觉艺术，弗朗科一直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我们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除了西尔维亚，她的孩子之前一直都很乖，忽然间却大哭起来，根本没法平静下来。我希望弗朗科能提到我的书，我很确信，他会说一些比较敏锐智慧的话，就像他谈论胡安的绘画那样。但他一直都没有提到我的小说，想到这些，我心里有一丝酸楚。后来，弗朗科说了一句关于艺术和社会的俏皮话，委内瑞拉画家无法忍受，他才改变了话题，说到了意大利文化的落后，选举之后的政治格局，对社会民主党的妥协，还有学生运动和警察的镇压，以及“法国的教训”。两个男人之间的辩论马上变得白热化。这时候，西尔维亚不明白米尔科到底怎么了，以及他需要什么。她从房间里出去又回来，大声地责备孩子，就好像他是一个大孩子。她抱着孩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或是去房间里给孩子换尿布，她时不时会抛来一些反对意见，都是别人说过的现成的话。马丽娅罗莎说，在法国的索邦大学，他们已经创办了一些托儿所，给那些参加罢课的学生提供服务，可以帮他们照看孩子。她还提到了六月初的巴黎，天气很冷，而且爱下雨，学校在罢课，工人在罢工，但她没能亲眼看到（她后来没去，这让她觉得很遗憾），这是一个朋友写信告诉她的。弗朗科和胡安漫不经心地听着这两件事，但没忘记他们之间的争论，辩论越来越激烈了。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三个女人都非常困倦，都等着那两位斗士耗完他们各自的气力。这让我很烦，我等着马丽娅罗莎能加入谈话，我自己也想加入谈话，但是弗朗科和胡安根本不给我们机会。这时候，那个孩子哭得更厉害了，西尔维亚也变得越来越粗暴。我想到莉拉在怀着詹纳罗时，比这个女孩还年轻。我意识到，在参加那场学生大会时，有一种东西促使我把她们俩联系在一起——也许是莉拉在尼诺消失之后，在和斯特凡诺分开时，她所感受的那种母亲的孤独吧。莉拉那么美，假如她抱着詹纳罗来参加这个大会，那她会更加迷人，她要比西尔维亚更有决心，但莉拉已经被排除在外了。我在大学教室里感受到的那股浪潮，可能也会席卷那不勒斯的城郊，但她住在那个地方，可能完全感受不到发生的一切。太遗憾了，我觉得有些负罪感。我应该带着她离开、绑架她，让她和我一起旅行，或者强化她对我的影响，把她的声音和我的声音混合起来。似乎在那时候，我觉得她在说：“假如你不吭气，你让那两个人一直说，那你就会像一件摆设，一盆放在房子里的植物，你至少应该帮一下那姑娘，你可以感受一下有个孩子是什么体验。”总之，我脑子很乱，种种情绪涌上心头，时空也变得恍惚。我一下子站了起来，带着一丝担忧，从西尔维亚手里轻轻地接过孩子，她很乐意把孩子交给我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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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米尔科一下子就吸引了我，那孩子长得很好，他的手胖乎乎的，手腕和腿上有红扑扑的肉褶子。他多漂亮啊！他已经长了很多头发，眼睛的形状很精致，脚很长、很精致，散发着醉人的奶香。我小声跟他说了很多赞美的话，我抱着他在房间里转悠，哄他睡觉。两个男人的声音越来越远了，虽然他们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讨论得很激烈，但我感受到一种新体验、一种乐趣。孩子的热气就像一阵无法控制的热潮，他身体很柔软，让我所有感官都变得敏锐，就好像怀里这个完美的小生命，激发了我的温柔和责任心。那种感觉非常强烈，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他，让他免受来自房子的每个阴暗角落里隐藏的威胁。米尔科应该感受到了这些，他安静下来了，这也让我很愉快，我觉得自豪，因为我能让他平静下来。
当我回到房间里时，西尔维亚坐在马丽娅罗莎的膝盖上，听着两个男人的讨论，中间只是插入一些神经质的感叹句。她看了我一眼，看到了我抱着孩子的陶醉，她忽然站了起来，不怎么热情地说了句谢谢，就接过孩子，把他放到了床上。我若有所失，回味着米尔科留在我身上的热度，有些沮丧地坐了下来，脑子很乱。我希望孩子再哭起来，假如西尔维亚让我帮忙的话，我就可以去哄他。我这是怎么了？渴望孩子？想做妈妈？想喂奶？想哄孩子睡觉？想要结婚生孩子？为什么当我摆脱了我母亲，觉得自己安全了的时候，我母亲忽然从我的肚子里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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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男人的针锋相对，还有法国的事件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都让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倾听，但一声不吭坐在那儿，也让我无法忍受。我想说一说巴黎的运动、我读的资料，还有我的看法，有一些话一直在我脑子里纠缠。让我惊异的是，马丽娅罗莎那么厉害，那么自由，这时候却一声不吭，只是面带微笑在支持弗朗科说的话，这让胡安变得不太自信，有时候甚至有些烦躁。我想，假如她不说话，那我就会介入，否则我为什么不回宾馆，我为什么要答应来这里？我知道答案。因为我要在我的老相识面前，展示出我现在的样子，我希望弗朗科能意识到，他不能像以前一样，像对待一个小姑娘那样对我，我想让他意识到，我已经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想让他当着马丽娅罗莎和别人的面，表达对另外这个我的赞赏。这时候，我看到孩子安静下来了，西尔维亚带着孩子消失在房间里了，她和孩子都已经不需要我了。我等了一会儿，最后我找到了一个机会，说我不赞同我前任的说法，那个不赞同的意见是我临时发挥的：我自己也不是很确信，我的目的是对弗朗科表示反对。我就是那么做的，我脑子里有一些模板，我把这些模板和一种佯装的自信结合起来。我斩钉截铁地说：“法国阶级斗争的准备程度，并不能让人感到放心，现在让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我认为还有些为时过早，时机并不是很成熟。”我的语气很坚定，我担心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会忽然打断我，说一些话，又自己讨论起来了，把我排除在外。但他们在专心地听我说，所有人，包括西尔维亚都在听我说，她已经把孩子放到了床上，踮着脚尖回来了。我说话的时候，弗朗科和胡安都没有表现出不耐烦，而且我有两三次提到“人民”这个词时，那个委内瑞拉画家还点了点头，这种认可让马里很烦。他用带着讽刺的腔调说：“你是说，从客观上而言，现在的局面还不是革命？”我熟悉他的这种语气，这意味着他想通过取笑我来捍卫自己。这时候，我们针锋相对，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起来。“我不知道你说的‘客观’是什么意思。”“意思是采取行动是无法避免的。”“假如是无法避免的，你现在还在袖手旁观。”“不，革命者的任务不是做那些‘可能’实现的事，在法国，那些学生做了‘不可能’的事情，教育的机器已经被打破，已经不能恢复了。”“我敢说，那些已经变化了的事情，还会再发生改变。”“是的，但没人向你，或者其他人申请一张盖章的证明，证明现在的局面在客观上是革命的，学生们只是采取了行动，没有别的。”“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等等。直到后来，我们都沉默了。
这是一场不太正常的对话，不是因为对话内容，而是讨论的热烈语气，根本就不遵守谈话的规矩。我在马丽娅罗莎的眼里看到一种神情，好像在说：假如你和弗朗科这样说话，那你们之间除了是普通的大学同学，一定还有另一层关系。“你们过来帮我一个忙，”马丽娅罗莎对西尔维亚和胡安说。她要拿一架梯子，要给我和弗朗科找床单。胡安和西尔维亚跟她去了，胡安在马丽娅罗莎耳边说了些什么。
弗朗科盯着地板看了一会儿，他抿了抿嘴唇，就好像为了挤出一个微笑。他带着一丝温情说：
“你还是之前那个小资产阶级。”
这是很多年之前，他给我贴的标签，当时在他的房间里，我很担心被人发现，这是他取笑我的话。因为当时眼前没别人，我很冲动地脱口而出：
“你才是小资产阶级，你的出身、文化，还有你的行为，都属于小资产阶级。”
“我不想惹你生气。”
“我没有生气。”
“你变了，比以前霸道了。”
“我还是老样子。”
“你家里都还好吧？”
“还好。”
“你特别在意的那个朋友呢？”
这个问题忽然冒了出来，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在过去，我和他谈论过莉拉吗？我是怎么谈论她的？为什么他现在忽然想起来了？是什么让他联想到了莉拉，而我并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