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巨人三传)(精校)第14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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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尤其使托尔斯泰唤引起他自己生命中所蓄藏的深刻的宗教性。人们对于这真理精神底初次昭示往往不加相当的阐发。他自己亦是以保守秘密为条件才告诉他青春时代底心腹,他的年轻的亚历山大·安特留娜(Alexan-dra
Andrejewna
Tolstoi)姑母。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三日底一封信中,他向她“发表他的信仰”:
“儿时,他说,我不加思想,只以热情与感伤而信仰。十四岁时,我开始思虑着人生问题;而因为宗教不能和我的理论调和,我把毁灭宗教当作一件值得赞美的事……于是我一切是明白的,论理的,一部一部分析得很好的;而宗教,却并没安插它的地位……以后,到了一个时期,人生于我已毫无秘密,但在那时起,人生亦开始丧失了它的意义。那时候——这是在高加索——我是孤独的,苦恼的。我竭尽我所有的精神力量,如一个人一生只能这样地作一次的那样……这是殉道的与幸福的时期。从来(不论在此时之前或后)我没有在思想上达到那样崇高的地位,我不曾有如这两年中的深刻的观察,而那时我所找到的一切便成为我的信念……在这两年底持久的灵智工作中,我发现一条简单的,古老的,但为我是现在才知道而一般人尚未知道的真理;我发见人类有一点不朽性,有一种爱情,为要永久幸福起见,人应当为了别人而生活,这些发见使我非常惊讶,因为它和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复向前探寻而到圣经中去求索了。但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我既找不到神,亦找不到救主,更找不到圣典,什么都没有……但我竭尽我灵魂底力量寻找,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这样,我和我的宗教成为孤独了。”
在信末,他又说:
“明白了解我啊!……我认为,没有宗教,人是既不能善,亦不能幸福;我愿占有它较占有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牢固;我觉得没有它我的心会枯萎……但我不信仰。为我,是人生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人生……我此时感到心中那么枯索,需要一种宗教。神将助我。这将会实现……自然对于我是一个引路人,它能导引我们皈依宗教,每人有他不同而不认识的道路;这条路,只有在每人底深刻处才能找到它……”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俄罗斯向土耳其宣战。托尔斯泰初时在罗马尼亚军队中服务,以后又转入克里米军队,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七日,他到塞白斯多堡(Sebastopol)。他胸中燃烧着热情与爱国心。他勇于尽责,常常处于危险之境,尤其在一八五五年四月至五月间,他三天中轮到一天在第四棱堡底炮台中服务。
成年累月地生活于一种无穷尽的紧张与战栗中,和死正对着,他的宗教的神秘主义又复活了。他和神交谈着。一八五五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记有一段祷文,感谢神在危险中保护他并请求他继续予以默佑,“以便达到我尚未认识的,生命底永恒的与光荣的目的……”他的这个生命底目的,并非是艺术,而已是宗教。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日,他写道:
“我已归结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在实现这思想上,我感到可以把我整个的生涯奉献给它。这思想,是创立一种新宗教,基督底宗教,但其教义与神秘意味是经过澄清的……用极明白的意识来行动,以便把宗教来结合人类。”
这将是他暮年时底问题。
可是,为了要忘掉眼前的情景起见,他重新开始写作。在枪林弹雨之下,他怎么能有必不可少的精神上的自由来写他的回忆录底第三部《青年时代》?那部书是极混沌的:它的紊乱,及其抽象分析底枯索,如斯当达(Stendhal)式的层层推进的解剖,大抵是本书诞生时底环境造成的。但一个青年底头脑中所展演的模糊的幻梦与思想,他竟有镇静深刻的探索,亦未始不令人惊叹。作品显得对于自己非常坦率。而在春日底城市写景,忏悔的故事,为了已经遗忘的罪恶而奔往修道院去底叙述中,又有多少清新的诗意!一种热烈的泛神论调,使他书中若干部分含有一种抒情的美,其语调令人回想起《高加索纪事》。例如这幅夏夜底写景:
“新月发出它沈静的光芒。池塘在闪耀。老桦树底茂密的枝叶,一面在月光下显出银白色,另一面,它的黑影掩蔽着棘丛与大路。鹌鹑在塘后鸣噪。两棵老树互相轻触底声息,不可闻辨。蚊蝇嗡嗡,一只苹果堕在枯萎的落叶上,青蛙一直跳上阶石,绿色的背在月下发光……月渐渐上升悬在天空,普照宇宙;池塘底光彩显得更明亮;阴影变得更黝黑,光亦愈透明……而我,微贱的虫蛆,已经沾染着一切人间的热情,但因了爱情底巨力,这时候,自然,月,和我,似乎完全融成一片。”
但当前的现实,在他心中较之过去的梦景更有力量;它迫使他注意。《青年时代》,因此没有完成;而这位伯爵雷翁·托尔斯泰中队对大尉,在棱堡底障蔽下,在隆隆的炮声中,在他的同伴间,观察着生人与垂死者,在他的不可磨灭的《塞白斯多堡纪事》中写出他们的和他自己的凄怆。
这三部纪事——《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之塞白斯多堡》,《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白斯多堡》,《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白斯多堡》,往常是被人笼统地加以同一的来批判的。但它们实在是十分歧异的。尤其是第二部,在情操上,在艺术上,与其他二部不同。第一第三两部被爱国主义统治着,第二部则含有确切不移的真理。
据说俄后读了第一部纪事之后,不禁为之下泪,以至俄皇在惊讶叹赏之中下令把原著译成法文,并令把作者移调,离开危险区域。这是我们很能了解的。在此只有鼓吹爱国与战争的成分。托尔斯泰入伍不久;他的热情没有动摇;他沉溺在英雄主义中。他在卫护塞白斯多堡的人中还未看出野心与自负心,还未窥见任何卑鄙的情操。对于他,这是崇高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底媲美”。此外,在这些纪事中,毫无经过想象方面的努力底痕迹,毫无客观表现底试练;作者只是在城中闲步;他以清明的目光观看,但他讲述的方式,却太拘谨:“你看……你进入……你注意……”这是巨帙的新闻记录加入对于自然底美丽的印象作为穿插。
第二幕情景是全然不同的:《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白斯多堡》。篇首,我们即读到:
“千万的人类自尊心在这里互相冲撞,或在死亡中寂灭……”
后面又说:
“……因为人是那么多,故虚荣亦是那么多……虚荣,虚荣,到处是虚荣,即是在墓门前面!这是我们这世纪底特殊病……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时之辈谈着爱,光荣与痛苦,而我们这世纪底文学只是虚荣者和趋崇时尚之徒底无穷尽的故事呢?”
纪事不复是作者底简单的叙述,而是直接使人类与情欲角逐,暴露英雄主义底背面。托尔斯泰犀利的目光在他同伴们底心底探索;在他们心中如在他自己心中一样,他看到骄傲,恐惧,死在临头尚在不断地演变的世间的喜剧。尤其是恐惧被他确切认明了,被他揭除了面幕,赤裸裸地发露了。这无穷的危惧,这畏死的情操,被他毫无顾忌,毫无怜惜地剖解了,他的真诚竞至可怕的地步。在塞白斯多堡,托尔斯泰底一切的感伤情调尽行丧失了,他轻蔑地指为“这种浮泛的,女性的,只知流泪的同情”。他的分析天才,在他少年时期已经觉醒,有时竟含有病态,但这项天才,从没有比描写泼拉斯古几纳(Praskhoukhine)之死达到更尖锐,更富幻想的强烈程度。当炸弹堕下而尚未爆烈的一秒钟内,不幸者底灵魂内所经过的情景,有整整两页底描写,——另外一页是描写当炸弹爆烈之后,“都受着轰击马上死了”,这一刹那间底胸中的思念。
仿如演剧时休息期间底乐队一般,战场底景色中展开了鲜明的大自然,阴云远去,豁然开朗,而在成千成万的人呻吟转侧的庄严的沙场上,发出白日底交响乐,于是基督徒托尔斯泰,忘记了他第一部叙述中的爱国情调,诅咒那违叛神道的战争;
“而这些人,这些基督徒,——在世上宣扬伟大的爱与牺牲底律令的人,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事,在赐予每个人底心魂以畏死的本能与爱善爱美的情操底神前,竟不跪下忏悔!他们竟不流着欢乐与幸福的眼泪而互相拥抱,如同胞一般!”
在结束这一短篇时,——其中的惨痛的语调,为他任何别的作品所尚未表现过的,——托尔斯泰怀疑起来。也许他不应该说话的?
“一种可怕的怀疑把我压抑着。也许不应当说这一切。我所说的,或即是恶毒的真理之一,无意识地潜伏在每个人底心魂中,而不应当明言以致它成为有害,如不当搅动酒糟以免弄坏了酒一样。那里是应当避免去表白的罪恶?哪里是应当模仿的,美底表白?谁是恶人谁是英雄?一切都是善的,一切亦都是恶的……”
但他高傲地镇定了:
“我这短篇小说中的英雄,为我全个心魂所爱的,为我努力表现他全部的美的,他不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永远是美的,这即是真理本身。”
读了这几页,Sovremennik杂志底主编纳克拉查夫(Nekrasov)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这正是今日俄国社会所需要的:真理,真理自高果尔死后俄国文学上所留存极少的……你在我们的艺术中所提出的真理对于我们完全是新的东西。我只怕一件:我怕时间,人生底懦怯,环绕我们的一切昏瞆痴聋会把你收拾了,如收拾我们中大半的人一样,——换言之,我怕它们会消灭你的精力。”
可是不用怕这些。时间会消磨常人底精力,对于托尔斯泰,却更加增他的精力。但即在那时,严重的国难,塞白斯多堡底失陷,使他在痛苦的虔敬的情操中悔恨他的过于严正的坦白。他在第三部叙述——《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白斯多堡》——中,讲着两个以赌博而争吵的军官时,他突然中止了叙述,说:
“但在这幅景象之前赶快把幕放下罢。明日,也许今天,这些人们将快乐地去就义。在每个人底灵魂中,潜伏着高贵的火焰,有一天会使他成为一个英雄。”
这种顾虑固然没有丝毫减弱故事底写实色彩,但人物底选择已可相当地表现作者底同情了。玛拉谷夫(Mala-koff)底英雄的事迹和它的悲壮的失陷,便象征在两个动人的高傲的人物中:这是弟兄俩,哥哥名叫高蔡尔查夫(Koze-ltzov)大佐,和托尔斯泰颇有相似之处,另外一个是伏洛第阿(Volodia)旗手,胆怯的,热情的,狂乱的独白,种种的幻梦,温柔的眼泪,无缘无故会淌出来的眼泪,怯弱的眼泪,初入棱堡时底恐怖,(可怜的小人儿还怕黑暗,睡眠时把头藏在帽子里,)为了孤独和别人对他的冷淡而感到苦闷,以后,当时间来到,他却在危险中感到快乐。这一个是属于一组富有诗意的面貌底少年群的,(如《战争与和平》中的贝蒂阿和《侵略》中的少尉,)心中充满了爱,他们高兴地笑着去打仗,突然莫名其妙地在死神前折丧了。弟兄俩同日——守城底最后一天——受创死了。那篇小说便以怒吼着爱国主义底呼声的句子结束了:
“军队离开了城。每个士兵,望着失守的塞白斯多堡,心中怀着一种不可辨别的悲苦,叹着气把拳头向敌人遥指着。”

从这地狱中出来,——在一年中他触到了情欲,虚荣与人类痛苦底底蕴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托尔斯泰周旋于圣彼得堡底文人中间,他对于他们感着一种憎恶与轻蔑。他们的一切于他都显得是卑劣的,谎骗的。从远处看,这些人似乎是在艺术底光威中的人物——即如屠克涅夫,他所佩服而最近把他的《伐木》题赠给他的,——近看却使他悲苦地失望了。一八五六年时代底一幅肖像,正是他处于这个团体中时的留影:屠克涅夫(Tourgueniev),龚却洛夫(Gon-tcharov),奥斯脱洛夫斯基(ostrovsky),葛利高洛维区(Grigorovitch),特罗奚宁(Droujinine)o在别人那种一任自然的态度旁边,他的禁欲的,严峻的神情,骨骼嶙露的头,深凹的面颊,僵直地交叉着的手臂,显得非常触目。穿着军服,立在这些文学家后面,正如舒亚莱所写说:“他不似参与这集团,更象是看守这些人物。竟可说他准备着把他们押送到监狱中去的样子。”
可是大家都恭维这初来的年轻的同道:他是拥有双重的光荣:作家兼塞白斯多堡底英雄。屠克涅夫在读着塞白斯多堡底各幕时哭着喊Hourra的,此时亲密地向他伸着手,但两人不能谅解。他们固然具有同样清晰的目光,他们在视觉中却灌注入两个敌对的灵魂色彩:一个是幽默的,颤动的,多情的,幻灭的,迷恋美的;另一个是强项的,骄傲的,为着道德思想而苦闷的,孕育着一个尚在隐蔽之中的神道的。
托尔斯泰所尤其不能原谅这些文学家的,是他们自信为一种优秀阶级,自命为人类底首领。在对于他们的反感中,他仿佛如一个贵族,一个军官对于放浪的中产阶级与文人那般骄傲。还有一项亦是他的天性的特征,一他自己亦承认,——便是“本能地反对大家所承认的一切判断”。对于人群表示猜疑,对于人类理性,含藏着幽密的轻蔑,这种性情使他到处发觉自己与他人的欺罔及谎骗。
“他永远不相信别人底真诚。一切道德的跃动于他显得是虚伪的。他对于一个为他觉得没有说出实话的人,惯用他非常深入的目光逼视着他……”
“他怎样的听着!他用深陷在眼眶里的灰色的眼睛怎样的直视着他的对手!他的口唇抿紧着,用着何等的讥讽的神气!”
“屠格涅夫说,他从没有感得比他这副尖锐的目光,加上二三个会令人暴跳起来的恶毒的辞句,更难堪的了。”
托尔斯泰与屠克涅夫第一次会见时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远离之后,他们都镇静下来努力要互相表示公道。但时间只使托尔斯泰和他的文学团体分隔得更远。他不能宽恕这些艺术家一方面过着堕落的生活,一方面又宣扬什么道德。
“我相信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恶的,没有品性的,比我在军队流浪生活中所遇到的人要低下得多。而他们竟对自己很肯定,快活,好似完全健全的人一样。他们使我憎厌。”
他和他们分离了。但他在若干时期内还保存着如他们一样的对于艺术的功利观念。他的骄傲在其中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酬报丰富的宗教;它能为你挣得“女人,金钱,荣誉……”
“我曾是这个宗教中的要人之一。我享有舒服而极有利益的地位……”
为要完全献身给它,他辞去了军队中的职务(一八五六年十一月)。
但象他那种性格的人不能长久闭上眼睛的。他相信,愿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名辞有些意义”。到外国旅行了一次——一八五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法国,瑞士,德国——这个信念亦为之动摇。—八五七年四月六日,在巴黎看到执行死刑的一幕,指示出他“对于进步底迷信亦是空虚的……”
“当我看到头从人身上分离了滚到篮中去的时候,在我生命底全力上,我懂得现有的维持公共治安的理论,没有一条足以证明这种行为底合理。如果全世界的人,依据着若干理论,认为这是必需的,我,我总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可以决定善或恶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吕赛纳(Lucerne)看见寓居Schweizerhof的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者施舍,这幕情景使他在《奈克吕杜夫亲王日记》上写出他对于一切自由主义者底幻想,和那些“在善与恶底领域中唱着幻想的高调的人”底轻蔑。
“为他们,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是恶。这些幻想的认识却毁灭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而谁将和我确言何谓自由,何谓奴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那里善与恶才不互存并立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普在的神灵。”
回到俄罗斯,到他的本乡伊阿斯拿耶,他重新留意农人运动。这并非是他对于民众已没有什么幻想。他写道:
“民众底宣道者徒然那么说,民众或许确是一般好人底集团;然而他们,只在庸俗,可鄙的方面,互相团结,只表示出人类天性中的弱点与残忍。”
因此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非是群众,而是每人底个人意识,而是民众底每个儿童底意识。因为这里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学校,可不知道教授什么。为学习起见,自一八六○年七月三日至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旅行欧洲。
他研究各种不同的教育论。不必说他把这些学说一齐摒斥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使他明白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学校以外完成的,——学校于他显得是可笑的——如报纸,博物院,图书馆,街道,生活,一切为他称为“无意识的”或“自然的”学校。强迫的学校是他认为不祥的,愚蠢的;故当他回到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时,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即是自然的学校。自由是他的原则。他不答应一般特殊阶级,“享有特权的自由社会,”把他的学问和错误,强使他所全不了解的民众学习。他没有这种权利。这种强迫教育底方法,在大学里,从来不能产生,“人类所需要的人,而产生了堕落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还有若干毫无目的地从旧环境中驱逐出来的人——少年时代已经骄傲惯了,此刻在社会上亦找不到他的地位,只能变成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应当由民众来说出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们不在乎“一般知识分子强令他们学习的读与写底艺术”,他们也自有他们的理由:他有较此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的需要。试着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满足这些需求!
这是一个革命主义者的保守家底理论,托尔斯泰试着要在伊阿斯拿耶作一番实验,他在那里不象是他的学生们底老师而更似他们的同学。同时,他努力在农业垦殖中引入更为人间的精神。一八六一年被任为Krapivna区域底地方仲裁人,他在田主与政府滥施威权之下成为民众保护人。
但不应当相信这社会活动已使他满足而占据了他整个的身心。他继续受着种种敌对的情欲支配。虽然他竭力接近民众,他仍爱,永远爱社交,他有这种需求。有时,享乐底欲望侵扰他;有时,一种好动底性情刺激他。他不惜冒了生命之险去猎熊。他以大宗的金钱去赌博。甚至他会受他瞧不起的圣彼得堡文坛底影响。从这些歧途中出来,他为了厌恶,陷于精神狂乱。这时期底作品便不幸地具有艺术上与精神上的犹疑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一八五六年)倾向于典雅,夸大,浮华的表现,在托尔斯泰底全体作品中不相称的。一八五七年在法国第雄写的《亚尔培》,是疲弱的,古怪的,缺少他所惯有的深刻与确切。《记数人日记》(一八五六年)更动人,更早熟,似乎表白托尔斯泰对于自己底憎恶。他的化身,奈克吕杜夫亲王,在一个下流的区处自杀了:
“他有一切:财富,声望,思想,高超的感应;他没有犯过什么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情:他毒害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可并非为了什么剧烈的情欲,只是为了缺乏意志。”
死已临头也不能使他改变:
“同样奇特的矛盾,同样的犹豫,同样的思想上底轻佻……”
死……这时代,它开始缠绕着托尔斯泰底心魂。在《三个死者》(一八五八——九)中,已可预见《伊凡·伊列区之死》一书中对于死底阴沉的分析,死者底孤独,对于生人底怨恨,他的绝望的问句:“为什么”。《三个死者》——富妇,痨病的老御者,斫断的桦树——确有他们的伟大;肖像刻划得颇为逼真,形象也相当动人,虽然这作品底结构很松懈,而桦树之死亦缺少加增托尔斯泰写景底美点的确切的诗意。在大体上,我们不知他究竟是致力于为艺术的艺术抑是具有道德用意的艺术。
托尔斯泰自己亦不知道。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底俄罗斯文学鉴赏人协会底招待席上,他的演辞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倒是该会会长戈米阿谷夫(Khomia-kov),在向“这个纯艺术的文学底代表”致敬之后,提出社会的与道德的艺术和他抗辩。
一年之后,一八六○年九月十九日,他亲爱的哥哥,尼古拉,在伊哀尔(Hyeres)地方患肺病死了,这噩耗使托尔斯泰大为震惊,以至“摇动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使他唾弃艺术:
“真理是残酷的……无疑的,只要存在着要知道真理而说出真理的欲愿,人们便努力要知道而说出。这是我道德概念中所留存的唯一的东西。这是我将实行的唯一的事物,可不是用你的艺术。艺术,是谎言,而我不能爱美丽的谎言。”
然而,不到六个月之后,他在《波里哥区加(Polikouch-ka)》一书当中重复回到“美丽的谎言”,这或竟是,除了他对于金钱和金钱底万恶能力的诅咒外,道德用意最少的作品,纯粹为着艺术而写的作品;且亦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责备它的,只有它过于富丽的观察,足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太丰盛的材料,和诙谐的开端与太严肃的转纽间的过于强烈,微嫌残酷的对照。

这个过渡时期内,托尔斯泰底天才在摸索,在怀疑自己,似乎在不耐烦起来,“没有强烈的情欲,没有主宰一切的意志,”如《记数人日记》中的奈克吕杜夫亲王一般,可是在这时期中产生了他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精纯的作品:《夫妇间的幸福》(一八五九年)。这是爱情底奇迹。
许多年来,他已经和裴尔斯(Bers)一家友善。他轮流地爱过她们母女四个。后来他终于确切地爱上了第二个女郎。但他不敢承认。苏菲·安特莱伊佛娜·裴尔斯(SophieAndreieVna
Bers)还是一个孩子:她只十七岁;他已经三十余岁:自以为是一个老人,已没有权利把他衰惫的,污损的生活和一个无邪少女底生活结合了。他隐忍了三年。以后,他在《安娜小史》中讲述他怎样对苏菲·裴尔斯宣露他的爱情和她怎样回答他的经过,一一两个人用一块铅粉,在一张桌子上描划他们所不敢说的言辞底第一个字母。如《安娜小史》中底莱维纳(Lévine)
一般,他的极端的坦白,使他把《日记》给与他的未婚妻浏览,使她完全明了他过去的一切可羞的事;亦和《安娜小史》中底凯蒂(
Kitty)
一样,苏菲为之感到一种极端的痛苦。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们结婚了。
但以前的三年中,在写《夫妇间的幸福》时,这婚姻在诗人思想上已经完成了。在这三年内,他在生活中早已体验到:爱情尚在不知不觉间的那些不可磨灭的日子,爱情已经发露了的那些醉人的日子,期待中的神圣幽密的情语吐露的那时间,为了“一去不回的幸福”而流泪的时间,还有新婚时的得意,爱情的自私,“无尽的,无故的欢乐”;接着是厌倦,模模糊糊的不快,单调生活底烦闷,两颗结合着的灵魂慢慢地分解了,远离了,更有对于少妇含有危险性的世俗的迷醉,——如卖弄风情,嫉妒,无可挽救的误会——于是爱情掩幂了,丧失了;终于,心底秋天来了,温柔的,凄凉的景况,重现的爱情底面目变得苍白无色,衰老了,因了流泪,皱痕,各种经历底回忆;互相损伤底追悔,虚度的岁月而更凄恻动人;——以后便是晚间底宁静与清明,从爱情转到友谊,从热情的传奇生活转到慈祥的母爱底这个庄严的阶段……应当临到的一切,一切,托尔斯泰都已预先梦想到,体味到。而且为要把这一切生活得更透彻起见,他便在爱人身上实验。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作品中唯一的一次,——小说底故事在一个妇人心中展演,而且由她口述。何等的微妙!笼罩着贞洁之网的心灵底美……这一次,托尔斯泰底分析放弃了他微嫌强烈的光彩,它不复热烈地固执着要暴露真理。内心生活底秘密不是倾吐出来而唯令人窥测得到。托尔斯泰底艺术与心变得柔和了。形式与思想获得和谐的均衡:《夫妇间的幸福》具有一部拉西纳式作品底完美。
婚姻,为托尔斯泰已深切地预感到它的甜蜜与骚乱的,确是他的救星。他是疲乏了,病了。厌弃自己,厌弃自己的努力。在最初诸作获得盛大的成功之后,继以批评界底沉默与群众底淡漠。高傲地,他表示颇为得意。
“我的声名丧失了不少的普遍性,这普遍性原使我不快。现在,我放心了,我知道我有话要说,而我有大声地说的力量。至于群众,随便他们怎样想罢!”
但这只是他的自豪而已:他自己也不能把握他的艺术。无疑的,他能主宰他的文学工具;但他不知用以做什么。象他在谈及《波利谷加》时所说的:“这是一个会执笔的人抓着一个题目随便饶舌”。他的社会事业流产了,一八六二年,他辞去了地方仲裁人底职务。同年,警务当局到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大事搜索,把学校封闭了。那时托尔斯泰正不在家,因为疲劳过度,他担心着肺病。
“仲裁事件底纠纷为我是那么难堪,学校底工作又是那么空泛,为了愿教育他人而要把我应该教授而为我不懂得的愚昧掩藏起来,所引起的怀疑,于我是那么痛苦,以至我病倒了。如果我不知道还有人生底另一方面可以使我得救的话——这人生底另一方面便是家庭生活。也许我早已陷于十五年后所陷入的绝望了。”

最初,他尽量享受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热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艺术上发生非常可贵的影响,富有文学天才,她是如她自己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对于丈夫底作品那么关心。她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笔录下来,誊清他的草稿。她努力保卫他,不使他受着他宗教魔鬼底磨难,这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在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她亦努力把他的社会乌托邦关上了门。她温养着他的创造天才,她且更进一步;她的女性心灵使这天才获得新的富源。除了《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中若干美丽的形象之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底地位,即或有之,亦只站在次要的后景。在苏菲·裴尔斯底爱情感应之下写成的《夫妇间的幸福》中,女人显现了。在以后的作品中,少女与妇人底典型增多了。具有丰富热烈的生活,甚至超过男子底。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独被她的丈夫采作《战争与和平》中娜太夏(Natacha)与《安娜小史》中凯蒂底模型,而且由于她的心腹底倾诉,和她特殊的视觉,她亦成为他的可贵的幽密的合作者。《安娜小史》中有若干篇幅,似乎完全出于一个女子底手笔。
由于这段婚姻底恩泽,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尔斯泰居然体味到久已没有的和平与安全。于是,在爱情底荫庇之下,他能在闲暇中梦想而且实现了他的思想底杰作,威临着十九世纪全部小说界底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小史》(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底最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里亚特》整个世界底无数的人物与热情在其中跃动。在波涛汹涌的人间,矗立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宁静地鼓动着并震慑着狂风暴雨。在对着这部作品冥想的时候,我屡次想起荷马与歌德,虽然精神与时代都不同,这样我的确发见在他工作的时代托尔斯泰底思想得力于荷马与歌德。而且,在他规定种种不同的文学品类的一八六五年底记录中,他把《奥第赛》,《伊里亚特》,《一八○五》,……等都归入一类。他的思想底自然的动作,使他从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入描写军队与民众,描写千万生灵底意志交融着的巨大的人群底小说。他在塞白斯多堡围城时所得的悲壮的经验,使他懂得俄罗斯底国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他计划中,原不过是一组史诗般的大壁画——自大彼得到十二月党人时代底俄罗斯史迹——中的一幅中心的画。
为真切地感到这件作品底力量起见,应当注意它潜在的统一性。大半的法国读者不免短视,只看见无数的枝节,为之眼花缭乱。他们在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应当使自己超临一切,目光瞩视着了无障蔽的天际和丛林原野底范围;这样我们才能窥见作品底荷马式的精神,永恒的法则底静寂,命运底气息底强有力的节奏。统率一切枝节的全体底情操,和统制作品的艺人底天才,如创世纪中的上帝威临着茫无边际的海洋一般。
最初是一片静止的海洋。俄罗斯社会在战争前夜所享有的和平。首先的一百页,以极准确的手法与卓越的讥讽口吻,映现出浮华的心魂底虚无幻灭之境。到了第一百页,这些活死人中最坏的一个,巴西尔(Basile)亲王才发出一声生人底叫喊:
“我们犯罪,我们欺骗,而是为了什么?我年纪已过五十,我的朋友……死了,一切都完了……死,多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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