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精校)第45部分在线阅读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出猥亵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亵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亵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的叫做“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
“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来罢！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的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奴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房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令的神道——群众——去做。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起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的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塞指摘的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作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的，毫无异义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品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
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象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末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古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象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
“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克利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鲍阿罗，是不是？”高恩用着讥讽的口气问。
“是的，也许法国需要一个鲍阿罗胜于需要十个天才作家。”
“即使我们有了一个鲍阿罗，也没有人会听他的。”
“要是这样，那末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鲍阿罗，”克利斯朵夫回答。“我敢向你担保：一朝我要把你们的真相赤裸裸的说给你们听的时候，不管我说得怎样不高明，你们总会听到的，并且你们非听不可。”
“哎哟！我的好朋友！”高恩嘻嘻哈哈的说。
他的神气好似对于这种普遍的颓废现象非常满足，所以克利斯朵夫忽然之间觉得，高恩对法国比他这个初来的人更生疏。
“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克利斯朵夫有一天从大街上一家戏院里不胜厌恶的走出来时已经说过的。“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你还要什么呢？”高恩问。
克利斯朵夫固执的又说了一遍：“我要看看法兰西。”
“法兰西，不就是我们吗？”高恩哈哈大笑的说。
克利斯朵夫目不转睛的望了他一会，摇摇头，又搬出他的老话来：
“还有别的东西。”
“那末，朋友，你自己去找罢，”高恩说着，愈加笑开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大可以花一番心血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得严密极了。
第二部
当克利斯朵夫把酝酿巴黎艺术的思想背景逐渐看清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这国际化的社会上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僭越的地位。单是做男子的伴侣已经不能使她厌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她厌足。她非要男子把她的享乐奉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范。一个民族衰老了，自会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义，甘心情愿的交给分配欢娱的主宰。男子制造作品；女人制造男子——（倘使不是象当时的法国女子那样也来制造作品的话）；——而与其说她们制造，还不如说她们破坏更准确。固然，不朽的女性对于优秀的男子素来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对于一般普通人和一个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种同样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们往泥洼里拖。而这另一种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国的帝王。
由于高恩的介绍，又靠着他演奏家的才具，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于某些沙龙。他在那些地方，很好奇的观察着巴黎女子。象多数的外国人一样，他把他对两三种女性的严酷的批判，推而至于全部的法国女子。他所遇到的几种典型，都是些年轻的妇女，并不高大，没有多少青春的娇嫩，身腰很软，头发是染过色的，可爱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照身体的比例，头是太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很分明，皮肤带点虚肿；鼻子长得相当端正，但往往很俗气，永远谈不到什么个性；眼睛活泼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只是竭力要装得有神采，睁得越大越好；秀美的嘴巴表示很能控制自己；下巴丰满，脸庞的下半部完全显出这些漂亮人物的唯物主义：一边勾心斗角的谈爱情，一边照旧顾到舆论，顾到夫妇生活。人长得挺美，可不是什么贵种。这些时髦女人，几乎都有一种腐化的布尔乔亚气息，或者凭着她们的谨慎，节俭，冷淡，实际，和自私等等这些阶级的传统性格，极希望成为腐化的布尔乔亚。生活空虚，只求享乐。而享乐的欲望并非由于官能的需要，而是由于好奇。意志坚强，但意志的本质并不高明。她们穿得非常讲究，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功架。用手心或手背轻轻巧巧的整着头发，按着木梳，坐的地位老是能够对镜自照而同时窥探别人，不管这镜子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至于晚餐席上，茶会上，对着闪光的羹匙、刀叉、银的咖啡壶，把自己的倩影随便瞅上一眼，她们更觉得其乐无穷。她们吃东西非常严格，只喝清水，凡是可能影响她们认为理想的，象面粉般的白皮肤的菜，一概不吃。
和克利斯朵夫来往的人中，犹太人相当多；他虽然从认识于第斯·曼海姆以后对这个种族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仍不免受他们吸引。在高恩介绍的几个犹太沙龙里，大家很赏识他，因为这个种族一向是很聪明而爱聪明的。在宴会上，克利斯朵夫遇到一般金融家，工程师，报馆巨头，国际掮客，黑奴贩子一流的家伙，——共和国的企业家。他们头脑清楚，很有毅力，旁若无人，挂着笑脸，貌似豪放，其实非常深藏。克利斯朵夫觉得这些坐在供满鲜花与人肉的餐桌四周的人物，冷酷的面目之下都隐伏着罪恶的影子，不管是过去的或将来的。几乎所有的男人全是丑的。女人大体上都很漂亮，只要你不从太近的地方看：脸上的线条与皮色缺少细腻。可是她们自有一种光彩，显得物质生活相当充实；美丽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之下象鲜花般傲然开放，还有把她们的姿色，甚至她们的丑恶，变做捕捉男人的陷阱的天才。一个艺术家看到了，一定会发见其中有些古罗马人的典型，尼罗或哈特里安皇帝时代的女子。此外也有巴玛岛民式的脸蛋，淫荡的表情，肥胖的下巴埋在颈窝里，颇有肉感的美。还有些女人头发很浓，拳得厉害，火刺刺而大胆的眼晴，一望而知是精明的，尖利的，无所不为的，比其余的女子更刚强，但也更女性。在这些女人中，寥寥落落的显出几个比较有性灵的。纯粹的线条，其来源似乎比罗马更古远，直要推测到圣经时代的希伯莱族：你看了感到一种静默的诗意，荒漠的情趣。但克利斯朵夫走近去听希伯莱主妇与罗马皇后谈话时，发觉那些古族的后裔也象其余的女人一样，不过是巴黎化的犹太女子，而且比巴黎女子更巴黎化，更做作，更虚假，若无其事的说些恶毒的话，把一双象圣母般美丽的眼睛去揭露别人的身体与灵魂。
克利斯朵夫在东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间徘徊，到处格格不入。男人们提到狩猎的时候那么残忍，谈论爱情的口吻那么粗暴，唯有谈到金钱才精当无比，出之以冷静的，嘻笑的态度。大家在吸烟室里听取商情。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衣襟上缀有勋饰的小白脸，在太太们中间绕来绕去，殷勤献媚，用着喉音说道：“怎么！他竟逍遥法外吗？”
两位太太在客厅的一角谈着一个青年女伶和一个交际花的恋爱。有时沙龙里还举行音乐会。人们请克利斯朵夫弹琴。女诗人们气吁吁的，流着汗，朗诵苏利·普吕东和奥古斯丁·陶兴的诗。一个有名的演员，用风琴伴奏，庄严的朗诵一章“神秘之歌”。音乐与诗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恶。但那些女子竟听得出了神，露着美丽的牙齿笑开了。他们也串演易卜生的戏剧。一个大人物反抗那些社会柱石的苦斗，结果只给他们作为消遣。
然后，他们以为应当谈谈艺术了。那才令人作呕呢。尤其是妇女们，为了调情，为了礼貌，为了无聊，为了愚蠢，要谈易卜生，华葛耐，托尔斯泰。一朝谈话在这方面开了头，再也没法教它停止。那象传染病一样。银行家，掮客，黑人贩子，都来发表他们对于艺术的高见。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转变话题，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谈论音乐与诗歌。有如裴辽士说的：“他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仿佛谈的是醇酒妇人，或是旁的肮脏事儿。”一个神经病科的医生，在易卜生剧中的女主角身上认出他某个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个工程师，一口咬定《傀儡家庭》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个名演员——知名的喜剧家——吞吞吐吐的发表他对于巴采与卡莱尔的高见；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不能看到一张范拉士葛——当时最走红的画家——的画而“不是大颗大颗的泪珠直淌下来”。但他又真诚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虽然他把艺术看得极高，但是把人生的艺术——行动，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够挑选一个角色来扮演的话，他一定挑俾斯麦。有时，这种场合也有一个所谓高人雅士。他的谈吐可也不见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们自以为说的内容，和实际所说的核对一下。他们往往一言不发，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笑容：他们是靠自己的声名过活的，决不拿声名来冒险。当然也有几个话特别多的，照例总是南方人。他们无所不谈，可是毫无价值观念，把一切都等量齐观。某人是莎士比亚，某人是莫利哀，某人是耶稣基督。他们把易卜生和小仲马相比，把托尔斯泰和乔治·桑并论；而这一切，自然是为表明法国已经无所不备。他们往往不通任何外国语文，但这一点对他们并无妨碍。听的人完全不问他们说的是否对的，主要是说些有趣的事，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么责任都可以撩在外国人头上，——除了当时的偶像：因为不论是葛里格，是华葛耐，是尼采，是高尔基，是邓南遮，总有一个当令的，但决不会长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眼前的偶像是贝多芬。贝多芬变了时髦人物，谁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会与文人中间是这样：因为法国的艺术趣味是象天平秤一样忽上忽下的，所以音乐家们早已把贝多芬丢开了。法国人要知道自己怎么想，先得知道邻人怎么想，以便采取跟他一样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贝多芬变得通俗了，音乐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认为贝多芬已经不够高雅；他们永远自命为舆论的先驱而从来不追随舆论，与其和舆论表示同意，宁愿跟它背道而驰。所以他们把贝多芬当作粗声叫喊的老聋子；有些人还说他或许是个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负虚名的音乐家。——这类恶俗的笑话绝对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会的热心捧场也并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满意。倘若贝多芬在这个时候来到巴黎，一定是个红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运倒并不是靠他的音乐，而是靠他的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伤派的传记宣扬得妇孺皆知的。粗犷的相貌，狮子般的嘴脸，已经成为小说中人的面目。那些太太对他非常怜爱，意思之间表示，如果她们认识了他，他决不至于那么痛苦；她们敢这样慷慨，因为明知贝多芬决不会拿她们的话当真……这老头儿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对他表示十二分虔敬；并且以贝多芬的代表资格领受大家对贝多芬的敬意。票价高昂，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能借此表现一下他们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们发见几阕贝多芬的交响乐。喜剧演员，上流社会，半上流社会，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艺术事业的政客，组织着委员会，公告社会说他们就要为贝多芬立一个纪念碑：除了几个被人当作通行证用的好好先生以外，发起人名单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贝多芬活着的话一定会把贝多芬踩在脚下的。
克利斯朵夫看着，听着，咬着牙齿，免得说出难听的话。整个晚上，他全身紧张，四肢抽搐。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并非为了兴趣或需要，而是为了礼貌，为了非说些什么不可而说话，使他非常难堪。把真正的思想说出来罢，那是不行的。信口胡诌罢，又办不到。他甚至在不开口的时候也不会保持礼貌。倘使他望着旁边的人，就是眼睛直勾勾的瞪着人家，不由自主的研究对方，教人生气。要是他说话，就嫌语气太肯定，又使大家——连他自己在内——听了刺耳。他觉得自己不得其所；而且他既有相当的聪明，能够感觉到自己把这个环境的和谐给破坏了，当然对自己的态度举动和主人们一样气恼。他恨自己，恨他们。
等到半夜里独自一人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烦闷到极点，竞没气力走回去了；他差不多想躺在街上，好象他儿时在爵府里弹了琴回家的情形。有时，即使那一个星期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五六个法郎，他也会花两法郎雇一辆车。他急急忙忙的扑进车厢，希望赶快溜走；他一路上在车子里呻吟不已。回到寓所，上床睡觉了，他还在呻吟……然后又猛的想起一句滑稽的话而放声大笑，不知不觉做着手势，把那句话重说一遍。第二天，甚至过了好几天，独自散步的时候，他又突然咆哮起来，象野兽一样……干么他要去看这些人呢？干么要再上那些地方去看他们呢？干么勉强自己去学别人的模样，手势，鬼脸，装做关心那些并不关心的事？——他是不是真的不关心呢？——一年以前，他绝对不耐烦跟他们来往的。现在他觉得他们又好气又好笑了。是不是他也多少沾染了巴黎人满不在乎的脾气？于是他很不放心的怀疑自己的性格不及从前强了。但实际是相反：他倒是更强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他精神比较自由得多。他不由自主的要睁着眼睛看人类的大喜剧。
并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只要他希望巴黎社会认识他的艺术，就得继续过这种生活。巴黎人对作品的兴趣，要看他们对作者认识的深浅而定。要是克利斯朵夫想在这些市侩中间找些教课的差事来糊口，他尤其需要教人家认识。
何况一个人还有一颗心，而心是无论如何必须有所依恋的；如果一无依傍，它就活不了。
克利斯朵夫的女学生中有一个叫做高兰德·史丹芬，她的父亲是个很有钱的汽车制造商，入了法国籍的比国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她的祖父是英美的混血种，卜居在盎凡斯，祖母是荷兰人。这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巴黎家庭。在克利斯朵夫看来，——象别人看来一样，——高兰德是个典型的法国少女。
她才十八岁，丝绒般的黑眼睛对年轻的男人特别显得温柔，象西班牙姑娘的瞳子，水汪汪的光彩把眼眶填满了，说话的时候，那个古怪而细长的小鼻子老是在翕动。乱蓬蓬的头发，一张怪可爱的脸，皮肤很平常，搽着粉，粗糙的线条，有点儿虚肿，神气象头瞌睡的小猫。
她个子非常小，衣服很讲究，又迷人，又淘气，举止态度都带几分撒娇，做作，痴騃；她装着小女孩子的神气，几个钟点的坐在摇椅里晃来晃去；在饭桌上看到什么心爱的菜，便拍着手小声小气的叫着：“噢！多开心啊……”在客厅里，她燃着纸烟，在男人面前故意做得跟女友们亲热得不得了，勾着她们的脖子，摩着她们的手，咬着她们的耳朵，说些傻话，或是娇滴滴的说些凶狠的话，说得很巧妙，偶然也会若无其事的说些挺放肆的话，——而更会逗人家说这种话，——一忽儿她又扮起天真的憨态，眼睛挺亮，眼皮厚厚的，又肉感，又狡猾，从眼梢里看人，留神听着人家的闲话，很快的把粗野的部分听在耳里，想法吊几个男人上钩。
这些做作，象小狗般在人前卖弄的玩艺，假装天真的傻话，对克利斯朵夫全不是味儿。他没有闲功夫来注意一个放荡的小姑娘耍手段，也不屑用好玩的心情瞧那些手段。他得挣他的面包，把他的生命与思想从死亡中救出来。他的关心这些客厅里的鹦鹉，只在于她们能够帮助他达到目的。拿了她们的钱，他教她们弹琴，非常认真，紧蹙着眉头，全副精神贯注着工作，免得被这种工作的可厌分心，也免得被象高兰德·史丹芬一类轻佻的女学生的淘气分心。所以他对于高兰德，并不比对高兰德的十二岁的表妹更关切；那是个幽静而胆怯的孩子，住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一起学琴的。
高兰德那么机灵，决不会不发觉她所有的风情对他都是白费，而且她那么圆活，很容易随机应变的迎合克利斯朵夫的作风。那根本不用她费什么心，而是她天赋的本能。她是女人，好比一道没有定形的水波。她所遇到的各种心灵，对于她仿佛各式各种的水瓶，可以由她为了好奇，或是为了需要，而随意采用它们的形式。她要有什么格局，就得借用别人的。她的个性便是不保持她的个性。她需要时常更换她的水瓶。
她的受克利斯朵夫吸引有许多理由。第一是克利斯朵夫的不受她吸引。其次因为他和她所认识的一切青年都不同；形式这样粗糙的瓶，她还没有试用过。何况估量各种水瓶各种人物的价值，她天生的特别内行；所以她明白克利斯朵夫除了缺少风雅以外，人非常厚实，那是巴黎的公子哥儿所没有的。
跟一切有闲的小姐一样，她也弄音乐；她为此花的功夫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这是说：她老是在弄音乐，而实际是差不多一无所知。她可以整天的弹琴，为了无聊，为了装腔，为了求麻醉。有时，她的弹琴象骑自行车一样。有时她可以弹得很好，有格调，有性灵——（只要她设身处地的去学一个有性灵的人，她就变得有性灵了）。——在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前，她可以喜欢玛斯奈，葛里格，多玛。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后，她就可以不喜欢他们。如今她居然把罢哈和贝多芬弹得很象样了——（这倒不是恭维她的话）；——但最奇怪的是她居然喜欢他们。其实她并不是爱什么贝多芬，多玛，罢哈，葛里格，而是爱那些音符，声响，在键盘上奔驰的手指，跟别的弦一样搔着她神经的琴弦的颤动，以及使她身心舒畅的快感。
在她贵族化住宅的客厅里，——铺着浅色的地毯，正中放着一个书架，供着壮健的史丹芬夫人的肖像，那是个时髦画家的作品，把她表现得多愁多病，好比一朵没有水分的花，奄奄一息的眼睛，身子象螺旋般扭做几段，似乎非如此就不能表现这富家妇珍贵的心灵；——大客厅一面全是玻璃门，可以望见盖满白雪的老树，克利斯朵夫发见高兰德坐在钢琴前面，反复不已的弹着些同样的乐句，听着几个柔靡的不协和弦出神。
“啊！”克利斯朵夫一进门叫道。“猫儿又在打鼾了！”
“你又来缺德了！”她笑着回答……
（说着她向他伸出潮腻腻的手。）
“……你听呀。难道这不美吗？”
“美极了，”他口气很冷淡。
“你根本没有听……你听一听行不行？”
“我早听到了……老是这一套。”
“啊！你不是音乐家，”她有点儿恼了。
“仿佛你搅的这个真是音乐似的！”
“怎么……这不是音乐是什么，请问你？”
“你自己很明白！我可不能告诉你，说出来是不雅的。”
“那更要你说了。”
“要我说吗？……——那是你活该了……你知道你坐在钢琴前面做些什么？你是在调情。”
“这象什么话！”
“一点不错。你对钢琴说着：亲爱的钢琴，亲爱的钢琴，跟我说些好话呀，抚摩我呀，给我一个亲吻呀！”
“别说了行不行？”高兰德半笑半恼的说。“你竟一点儿不顾体统。”
“我就是不顾体统。”
“你真是蛮不讲理……再说，倘使这真正是音乐的话，我这种方式不就是真正爱好音乐的方式吗？”
“噢！我求你，别把这种东西和音乐搅在一起。”
“可是这就是音乐啊！一个美妙的和弦等于一个亲吻。”
“我没教你这么说。”
“难道不是吗？干么你耸肩膀？干么你扯鬼脸？”
“因为我讨厌这种话。”
“你越说越妙了！”
“我讨厌人家用淫荡的口吻谈论音乐……噢！这也不是你的错，是你的社会的错。你周围那些无聊的人把艺术看做一种特准的淫乐……得啦，别说废话了！把你的朔拿大弹给我听吧。”
“不忙，我们再谈一会罢。”
“我不是来谈天而是给你上钢琴课的……来罢，开步走！”
“瞧你多有礼貌！”高兰德有点儿气恼了，心里却觉得这样碰一下钉子也痛快。
她非常用心的弹她的曲子；因为灵巧，所以成绩很过得去，有时还相当的好。胸中雪亮的克利斯朵夫暗里笑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居然这样伶俐，虽然对弹的曲子一无所感，弹得倒象真有所感”。然而他不免因此对她抱着好感。高兰德竭力找机会跟他说话，觉得谈天比上课有趣得多，克利斯朵夫白白的拒绝，表示他不能回答，因为一说出心里的话就会得罪她；她却总有方法使他说出来；而且他的话越唐突，她越不觉得唐突：那对她是种游戏。精灵乖巧的姑娘知道克利斯朵夫最喜欢真诚，所以她大着胆子跟他一味顶撞，很固执的和他争论。而两人争论完了，一点不伤和气。
可是克利斯朵夫对这种沙龙里的友谊决不会存什么幻想，他们中间也永远谈不到什么亲密，要不是有一天，高兰德一半突如其来，一半出于勾引男人的本能而向克利斯朵夫推心置腹的话。
头天晚上，她父母在家里招待宾客。她有说有笑，象疯子一般大大的卖弄了一番风情；但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去上课的时候，她累死了，形容憔悴，脸色苍白，头胀得厉害。她无精打采的连话都不愿意说，坐在钢琴前面有气无力的弹着，逢到快的段落都脱落了，改了几次也没弹好，便突然停下来说：“我弹不下去了……对不起……等一忽儿好不好？”
他问她是否不舒服。她回答说不。他心里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