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名字的故事(校对)第38部分在线阅读

在火车上，我打开了那只金属盒子，盒子里有八本笔记本——尽管我发誓说我不会打开——我读了起来，刚开始的几行字就让我非常痛苦。回到比萨后，我一天比一天难过，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莉拉写的每个字都让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每一个句子，包括她小时候写的文字，都让我觉得我之前还有现在写的东西一文不值，同时，她写的每页内容都会激发我的联想，我的思想。到那时候为止，我写的东西都显示出：我一直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书呆子。到最后，她的那些笔记本我甚至都能背下来了，我觉得那些欣赏我的男女同学，还有老师对我的激励和赞许，以及整个比萨高等师范都显得那么黯淡无光。
假如把我的生活和莉拉在城区里动荡的生活进行对比，过去我所做的一切都好像失去了意义。她匆忙记在那些破烂、散开的本子上的事情，她面对的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世界；而我生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里，一座象牙塔之中，一切都可以被预见到。我感到很忧虑，有好几个月，我都没有办法好好学习。我当时是一个人生活，因为弗朗科·马里已经被学校开除了，我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悲观到了极点。终于我意识到，假如继续这样下去，我也会考一个很糟糕的成绩，被开除回家。最后，在一个深秋的午后，我带着那只金属盒子走出了房门，但当时我并没有想清楚我到底要去哪儿，到底要怎么办。我在索尔费里诺桥上停了下来，我把那盒子丢进了阿尔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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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萨的最后一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前三年的看法——我不再喜欢这个城市，还有那些男同学、女同学、教授和考试，我不喜欢这里寒冷的天气，我对于那些在温暖的夜晚，在洗礼堂下举行的政治会议，以及电影俱乐部放的电影都失去了兴趣。整个城市都变得死气沉沉：提巴诺楼、阿尔诺河、五月二十六日大街、圣弗莱蒂阿诺大街、骑士广场、圣劳伦佐街。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尽管街上的面包师傅和我打招呼，尽管卖报纸的人和我谈论天气，但我依旧是个外人，我努力模仿的口音还是那么陌生，石头建筑、树木、云彩、天空还有路标的颜色，一切都让我觉得陌生。
虽然，在看了那些笔记之后，在把那个装着笔记的盒子扔掉之前，我已经从那些文字里走出来了，但我依然无法确认，我那些糟糕的情绪是不是因为莉拉的那些笔记。我经过了初到这个城市所经受的冲击，那就像要面对一场激烈的斗争，我经过了每场考试不安的心跳，还有每次都考满分的喜悦，我纠正自己的声音、动作还有穿衣服和走路的方式，就好像我参加了一个演戏比赛，看谁演得好。那张面具戴久了，差不多已经成了我的脸。
忽然间，我意识到了那种“差不多”的感觉。我做到了吗？我差不多做到了。我摆脱了那不勒斯，摆脱了那个破败的城区了吗？我差不多摆脱了。我有新的朋友了吗？男女都有，他们都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比加利亚尼老师和她的孩子们还要有文化？差不多吧。经过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我获得老师的欣赏了吗？包括那些最严厉的老师？差不多。在这些“差不多”的背后，我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我感觉到了恐惧。我的恐惧就像我第一天来到比萨时的感觉，我害怕那些真正有文化的人，那些从容自在的人。
在比萨高等师范，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不仅仅是拉丁语、希腊语或者历史考试成绩好的人。他们都很年轻，几乎都是男生，他们就像著名教授，还有那些上过这所大学的名人一样，出类拔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他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通过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明确的研究方向，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知道如何办一份报纸或者杂志，他们知道如何经营一家出版社，他们知道电视或者电台演播是如何操作的，他们知道怎么拍电影，他们知道大学老师的等级，知道在城市、乡村，在阿尔卑斯山那边，在大海的那边有什么。他们认识那些重要人物，他们知道应该欣赏什么人，应该鄙视什么人，但我却什么都不知道，对我来说，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或者一本书上，他都宛若神明。假如有一个人带着欣赏或是敌意的语气对我说：那是提兹奥，那是卡伊奥的儿子，那是森布尼奥的儿子，我都沉默不语，或者假装知道他在说什么。我猜那都是些非常重要的姓氏，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对那些名流一无所知。比如说，我准备得非常充分去考试，但假如教授忽然问我：“您知不知道，我是引用了哪些权威著作来讲授这门课程的？”我通常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其他人都知道。因此我在他们中间，总是担心说错话，做错事。
当弗朗科·马里爱上我时，我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情有所减轻。他对我进行再教育，我逐渐习惯了做他的附庸。弗朗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他对别人很关注，但他很不羁，也很大胆，自信，他觉得自己读对了书，有着正确的立场，他总是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说话。而我，很少在公开场合说话，我只在私下里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总是依仗弗朗科·马里的权威。我后来很厉害，或者说我变得很厉害。在弗朗科·马里的影响下，我甚至可以比他更放肆，有时候更有说服力。尽管我进步很大，但我还是担心自己不够出色，担心自己说错话，担心别人发现了我的无知，担心自己不知道众所周知的事儿。当弗朗科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之后，恐惧又一次占了上风，而且我证实了一件我本来就心知肚明的事情：他的富裕、良好的教养，在学生中他作为左派代表人物的声望，他的社交广泛，甚至他对校内外权威人物进行批判时的勇气，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自带光环，我作为他的女朋友或者说伴侣，这种光环自然而然也折射到了我身上，几乎可以说，单是他爱我这件事，就公开证明了我的能力，但他被学校开除了之后，从那时候起，我的形象也开始褪色，同学们不再围着我转了：那些出身很好的同学周末不再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出行，或者参加聚会，甚至有人又开始嘲笑我的那不勒斯口音。弗朗科过去送给我的那些衣服也过时了，在我的身上变旧。我很快明白，弗朗科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掩盖了我的真实处境，但并没有改变它，我还是无法真正融入到这个环境中。我是那种日日夜夜都在努力学习的人，那种成绩很好的学生，受到同学的欣赏和认可，但我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一种真正的高水平。我一直都会很害怕：害怕说错话，害怕语调太高，害怕衣服穿得不得体，害怕表现得猥琐，害怕自己没有真正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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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那段时间里我的压抑，还另有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我晚上到过在骑士广场上弗朗科的房间，我和他单独去了巴黎，去了维西利亚，大家觉得我是一个轻浮的女生。我是接受了性解放思想，但我为此付出的代价真是一言难尽。弗朗科是性解放的热烈拥护者，我极力掩藏自己的传统，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很开放，对他没有成见。我不能到处宣扬他像福音书一样传递给我的思想——他说那些假正经的女人是最糟糕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姑娘，宁可把屁股奉献出去，也不愿意做该做的事情；我也不能跟他们说，我在那不勒斯有一个朋友，她在十六岁就已经结婚了，在十八岁有了一个情人，怀上情人的孩子，后来回到了丈夫身边，谁知道她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总之，我觉得我和弗朗科上床，这和莉拉动荡的生活相比，简直不算什么事儿。我不得不忍受女生们含沙射影的话，还有那些男生让人作呕的调戏，以及他们停留在我丰满的胸脯上的目光，我不得不义正词严地推开那些站在我面前，公然说要取代我前男友的人，遭到我拒绝之后，那些男生会用非常粗俗的话攻击我，我不得不忍气吞声。我咬着牙向前走，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会结束！
一天下午，在圣弗莱蒂阿诺路上的一家咖啡馆，我和两个女生正要从咖啡馆出去，一个曾被我拒绝的男生，当着很多学生的面，一脸严肃地对我喊：“那不勒斯！别忘了把我落在你房间的毛衣带给我。”身后一片哄笑声，我出去了，没有接茬。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一个男生跟了上来，在上课时我已经注意到他了，他的样子很怪，既不像尼诺那种阴郁的年轻学者，也不像弗朗科那种开朗的男生。他戴着眼镜，非常害羞，身体有些笨重，走路有些八字脚。他一直跟我走到了大学，最后终于叫了我：
“格雷科。”
无论他是谁，但他知道我的名字，出于礼貌，我停了下来。那个男生做了自我介绍：彼得罗·艾罗塔。然后他说了一些语无伦次的话，说他为他的那些同伴感到脸红，他没能捍卫我，他痛恨他自己的胆怯。
“捍卫什么？”我用带着讽刺的语气说，但同时也觉得很诧异，一个像他那样的男生，弯腰驼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还有很搞笑的发型，脸上的表情一本正经，一口的学生腔，他居然觉得自己应该像我们城区的那些小伙子，像法国圣殿骑士一样捍卫我。
“捍卫你的声誉。”
“我没有好声誉。”
他嘀咕了一句什么，我觉得是夹杂着道歉的告别，他走了。
第二天我找了他，上课时我开始坐在他旁边，我们一起散步。他让我很惊讶：他像我一样已经开始准备写论文了，和我一样，他写的也是古罗马文学，但和我不同的是，他不说我的“论文”，而是我的“研究”，有一两次他甚至不小心说那是他的“书”，他正在完成一本书，在毕业之后马上就会出版的书。研究？书？他在说什么？尽管他才二十二岁，但是他的语气很庄重，他引经据典，表现得他好像在师范学院，或者别的什么大学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位。
“你真的要出版你的论文？”我觉得难以置信，有一次我问他。
他用同样不解的目光看着我说：“假如写得好，为什么不能呢？”
“所有写得好的论文都会出版吗？”
“为什么不呢。”
他在研究酒神崇拜，我研究的是《埃涅阿斯纪》的第四卷。我小声嘀咕了一句：
“可能酒神要比狄多女王有意思。”
“假如你知道怎么研究的话，所有主题都有意思。”
我们从来都不谈论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没有谈到美国人可能会把核武器交到联邦德国手里，我们也没有谈论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谁更好的问题。我们没有谈论任何之前我习惯和弗朗科谈论的那些事情，我们只谈论古罗马文学和希腊文学。彼得罗的记忆力惊人：他能把不同文本里的东西信手拈来，就好像这些作品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但他从来都不会卖弄学问，也不会表现得很自负，我们在一起交谈，就好像是两个学习古罗马文学人在随便交流。我越和他来往，就越发现他非常出色。我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像他那么出色，因为在那些我小心翼翼，担心说错丢脸的领域，他却从容自如，表现得深思熟虑，从来都不会信口胡说。
我和他出去走了两三次，经过意大利路，或者从教堂走到公墓，我看到自己的处境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一天早上，一个我认识的女生用一种夹杂着愤恨和嫉妒的语气对我说：
“你对那些男生都做了些什么？你居然征服了艾罗塔的儿子。”
我根本不知道彼得罗的父亲是谁，但是我所有的同学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带着敬意，于是我又开始被邀请参加聚会，或者去馆子聚餐。我甚至怀疑，他们邀请我是为了让我也叫上彼得罗，因为他通常都一个人独来独往，忙自己的事情，对集体活动毫无热情。我向周围的人打听，才渐渐明白了我的新朋友的父亲是什么样的权威人物——他在热内亚大学教授古希腊文学，也是一个社会党的要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在彼得罗的面前，我变得不再那么活跃，因为我害怕自己会说错话，或者过去已经说错话了。当他继续说着自己的论文（论著）的时候，我担心会因为说错话而丢脸，我越来越少说到我的论文。
一个星期天，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想让我和他家人吃饭。他说他父亲、母亲还有姐姐会来大学找他。我马上变得非常不安起来，我想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我想：在他们面前，我也许会说错虚拟式，我也许会笨手笨脚，他们都是阔人，会有一辆大汽车，还有私人司机。我会说什么呢？我一定会呆若木鸡。但一看到他们，我就平静下来了。艾罗塔教授中等身材，他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衣服，脸很宽，满脸疲惫，戴着一副大眼镜，当他摘掉帽子时，我看到他的头顶已经全秃了。他的妻子阿黛尔是一个很瘦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很优雅精致，服饰一点儿也不夸张。他们的汽车和索拉拉兄弟买跑车之前开的那辆“菲亚特1100”一模一样，我发现，车子不是司机从热内亚一路开过来的，而是马丽娅罗莎——彼得罗的姐姐开过来的，她很漂亮，眼睛看起来很聪慧，她马上拥抱了我，亲了我的脸颊，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你一直从热内亚开到这里？”我问她。
“是的，我喜欢开车。”
“驾照很难考吗？”
“一点儿也不难。”
她二十四岁，已经在米兰大学教授艺术史了，她研究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科。她知道关于我的所有事情，也就是说，她弟弟知道的事儿——我的研究兴趣，她知道，艾罗塔教授和他的妻子阿黛尔当然也知道。
我和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早上，他们让我感到很自在。他们和彼得罗不同，我和他父亲、母亲还有姐姐谈论的内容非常广泛。我们在他们住的宾馆餐厅里吃午饭，艾罗塔教授和他的女儿，就一些政治问题进行了调侃和辩论，这些问题我从帕斯卡莱、尼诺，还有弗朗科那里听说过，但我实际上了解得很少，对有些事情甚至一无所知。他们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你们落入了阶级合作主义的陷阱，你们把这称之为‘陷阱’，我把这叫做‘调解’；这种调解只对天主教民主党人有束缚；中左派的政治很复杂，假如你们觉得它太复杂，可以回来继续做社会党；国家陷入了核危机，迫切地需要改革；你们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你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会怎么做？革命，革命，还是革命！革命可以把意大利带出中世纪。要不是我们社会党的执政，学生如果在学校里谈论性的问题，可能会被关起来，那些在街上发和平主义传单的人也可能会被关起来；想想看，你们怎么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的；我们是一贯反战的，反对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你们和天主教民主党党争，你们还能抗美吗？”
他们快言快语地说着这些话，兴致勃勃地辩论，这可能是他们一直以来养成的习惯。在这对父女身上，我看到了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我永远都不可能有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什么呢？我一时也无法具体地说出来，那也许是一种因训练而得来的能力，让世界上的事情成为自己私事的能力；而我，也就是在考试中才能炫耀一下自己知道的信息，我总能考到一个好成绩，但这根本算不上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思维模式才是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把每件事情都缩小为个体的战争，还有自我的表现。马丽娅罗莎很友好，她父亲也一样；他们俩讲话都很严谨，一点都没有加利亚尼的儿子——阿尔曼多或者是尼诺身上的那种言过其实；而且，他们在谈论政治问题时，语气里充满了热情，而我在其他场合听人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些谈话冷冰冰的，只是为了炫耀，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剑，没有前后联系地谈起了对越南北部的轰炸，这个大学那个大学的学生运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成千上万个反帝国主义策源地。女儿好像比父亲更了解情况，马丽娅罗莎知道的事儿可真多，她说话的时候好像总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来，艾罗塔用一种责怪的眼神看了看他的妻子，阿黛尔对女儿说：
“你是唯一一个没有选甜食的人。”
“我要一份巧克力蛋糕。”她马上停止了长篇大论，做了一个可爱的鬼脸。
我用崇拜的目光看着她，她会开车，她生活在米兰，在大学教书，她毫不羞怯地和父亲进行争论。我呢？我害怕得不敢开口，同时我又为我的沉默感到羞愧。我后来忍不住大声地说了一句：
“在广岛和长崎事件之后，美国人应该作为反人类罪犯，被送上军事法庭。”
一阵沉默。全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马丽娅罗莎说我说得好，然后伸过手来握了握我的手。我倍受鼓舞，就接着说了一些我道听途说的事情。我谈到了计划经济、社会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波折，谈到革命、非洲、亚洲、幼儿园、皮亚杰、新资本主义、法官和警察的纵容，国家机构里残留的法西斯分子。我说得乱七八糟，毫无头绪。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忘记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感觉到我周围的气氛很友好，大家都很赞同我的话，我很高兴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很有面子。尤其让我高兴的是，这个可爱的家庭中，没有任何人问我，就像通常人们会问的：我从哪里来，我父亲做什么，我母亲做什么。我就是我，我是我，家庭是家庭。
整个下午我都和他们聊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在吃饭之前一起散步，每走几步，艾罗塔教授就会遇到一个他认识的人，他们会停下来，热情地和对方打招呼，他们还遇到了两个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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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第二天，我已经开始觉得难受。我和彼得罗的父母度过的时光，更进一步证明了我在比萨高等师范度过的时光是白费气力。成绩好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东西，我没有那些东西，我没有学会。真是太羞耻了！我那些激动混乱的话语没有逻辑，也没有节奏，一点儿也不像马丽娅罗莎、阿黛尔、彼得罗的话那样，严密又舒缓有致。我拿出了那种学究抠字眼的方式，通过考试，或者通过我正在写的论文得到了展示。但实际上，我表现得过于天真，过于轻率，我不像他们一样拥有盔甲，可以自在地向前走。艾罗塔教授宛若神明，在战斗之前，他给了他的孩子们有魔法的武器。马丽娅罗莎是战无不胜的，彼得罗在学问上也是没的说。我呢？我只能待在他们的身边，映射着他们的光芒。
我越来越担心会失去彼得罗，我去找他，缠着他，我对他产生了感情，我一直都等着他对我表白。有一天晚上，我吻了他，吻在他的脸颊上，他终于回吻了我的嘴唇。我们开始在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见面，在晚上出去，等着天黑一点儿，我抚摸他，他抚摸我，但他从来都不愿意进入我。我觉得好像回到了和安东尼奥在一起的那个阶段，尽管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大。晚上和艾罗塔的儿子出去让我很激动，我可以从他身上获取力量。
时不时地，我想找一部公共电话，给莉拉打过去。我想告诉她，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男朋友，几乎可以确信，我们的毕业论文会出版，会变成书，就像真正的书一样有封面、标题和作者的名字。我想告诉她，我们俩都有可能在大学教书，他姐姐马丽娅罗莎只有二十四岁，就已经在大学教书了。我还想告诉她：莉拉，你说得对，假如从小学会一些东西，长大就会在各个方面都很从容，就像生来就会一样，但最后我放弃了。为什么给她打电话呢？就是为了默默地听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吗？假如她听我说，我会告诉她什么事情呢？我很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彼得罗身上的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尤其是我知道，他会像弗朗科一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无论如何，这样结束也不错，因为我不爱他，我们俩在黑暗的小胡同里，在草地上一起待着，只是为了不那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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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圣诞节假期前夕，我得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感冒。我给父母家的一个邻居打了电话——在我们的老城区里，终于有人装电话了，我让她告诉我父母，圣诞节我回不去。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发高烧，不停地咳嗽，宿舍的人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安静。我什么都吃不下，也喝不下东西。有一天早上，我正精疲力竭、半睡半醒地躺在床上，我听到有人很大声地说话，说的是我们那里的方言，就像城区里那些通过窗子对骂的女人。我听到了我母亲的脚步声，那是我无比熟悉、刻在我脑海里的声音，她没有敲门直接打开门，拎着一大堆包就闯了进来。
这简直不可思议，她几乎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城区，最多也就是去那不勒斯城里。就我所知，她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不勒斯之外的地方，虽然如此，她还是坐了一晚上火车，给我带来了提前准备好的圣诞食物，是她专门为我做的。她说话粗声粗气，好像要命令我马上康复，好像会有奇迹出现，让我跟她晚上一起出发回那不勒斯，因为她要马上回去，家里还有我父亲还有其他孩子。
她一边大声嚷嚷着，一边移动房间里的东西，搬东西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小心，我担心宿舍的负责人会过来阻止。除了发烧，我还要忍受她，我感觉自己要晕过去了。我闭上了眼睛，希望自己陷入那种晕乎乎的黑暗之中，而她不会跟上来，但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她，她一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霸道又热心。她跟我说了我父亲、我的弟弟妹妹，还有我们的邻居的情况，当然，还有卡门、艾达、吉耀拉和莉拉的事儿。
我尽量不听她说什么，但她一个劲儿说：“你不知道她做了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总是会过来摇晃我的胳膊或被子里的一只脚。我发现，生病使我变得非常脆弱，在这种状态下我要比平时更加敏感，尤其是对那些平时我就受不了的事情。我很恼火，因为她一直絮絮叨叨地在说我的那些同龄朋友们都在做什么，和我相比，她们都很失败。“别说了。”我小声说。但她根本不管，她不停地重复着：“你呢，你和她们不一样！”
最让我觉得难受的是，我感觉到，在她作为母亲的自豪后面，隐藏着一种恐惧，就是事情随时都在变化之中，她怕我会失去自己的优势，让她再没有炫耀的资本。她一点都不相信这个世界的稳定性。因此她强迫我吃东西，给我擦汗，让我量了不知道多少回体温。她是怕我死了，她就会失去一个战利品吗？她害怕假如她不是那么强有力，如果她做出让步，假如她没有打起精神，她就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城区吗？她不停地和我谈到莉拉，她强调了那么多次，我忽然意识到，她一直都非常在意莉拉，从莉拉小时候起就非常在意她。我想，就连我母亲也意识到：莉拉要比我强，现在我把莉拉甩在身后了，这让她觉得很自豪。但她忐忑不安，她害怕自己失去作为整个城区最幸运母亲的位置。看看她真是争强好胜！看看她有多骄傲！我能觉察到围绕着我的能量。我想，她的瘸腿让她的生活比别人更艰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让她在家里家外，都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残暴。我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非常软弱的小男人，他已经习惯于低三下四，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就是为了得到一点儿小费。他无法突破任何障碍，进到这栋管理森严的楼里，但是我母亲做到了。
她走了之后，房间里寂静下来了，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发烧的缘故，我还觉得很感动。我想象着她独自一个人向人问路，到火车站怎么走，拖着一条有毛病的腿，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行走。她不会花钱坐公共汽车，她一直都很小心，绝不会浪费一分钱。但是她一样能做到：她会买到正确的车票，坐上正确的火车，整个晚上都坐在非常不舒服的座位上，或者站着一直到那不勒斯，到了那不勒斯，她还要走很长一段路。她会一口气走到我们的城区，然后又接着擦洗家里，做饭，把大鳗鱼切碎，她会准备一大盘沙拉，还有鸡汤，鸡蛋蜜糕。在她的脑子里，总是想着一件让她觉得慰藉的事：莱农要比吉耀拉、卡门、艾达、莉娜，比所有姑娘都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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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母亲的说法，因为吉耀拉的缘故，莉拉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了。所有一切都开始于四月的一个星期天，甜点师傅斯帕纽洛的女儿邀请艾达去教堂的电影院看电影。第二天晚上，店铺打烊了之后，吉耀拉去找了艾达，跟她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你来我父母家里看电视吧，把梅丽娜也带过来吧。”事情总是一环套一环，她和她男朋友米凯莱·索拉拉晚上出去时，也会拖上她。他们经常五个人一起去吃披萨，吉耀拉、吉耀拉的弟弟雷洛、米凯莱、艾达和安东尼奥。披萨店在市中心的圣露琪亚区，米凯莱开车，吉耀拉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坐在副驾驶座上，后面的位子上坐着雷洛、安东尼奥和艾达。
安东尼奥不愿意空闲时间也和他的老板在一起，开始，他和艾达说他有事儿，不能和他们一起吃饭。但是吉耀拉说，他的缺席会让米凯莱非常生气。他把头缩在肩膀里，从那之后，他开始听从命令。他们吃饭时，基本上都是两个姑娘在说话，米凯莱和安东尼奥几乎一句话都不说，而且索拉拉经常会离开他们，去和披萨店老板聊天，他们之间也有各种交易。吉耀拉的弟弟静静地吃着披萨，也很无聊。
两个姑娘最爱聊的主题是艾达和斯特凡诺之间的爱情，她们谈论斯特凡诺送给她的礼物，还有前一年八月，他们一起在斯德哥尔摩度过的愉快假期，艾达向可怜的帕斯卡莱说了多少谎；她们还爱聊在肉食店里，艾达现在是老板娘了。艾达说呀说，越说越激动。吉耀拉在那里听她说，时不时会插一句：
“假如可能的话，教堂应该可以取消婚姻。”
艾达马上不说话了，她皱着眉头说：
“我知道，但太难了。”
“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需要去找圣轮法庭。”
“那是什么？”
“具体的我不了解，但圣轮法庭可以摆平所有事儿。”
“你确信？”
“我读到过。”
这种意外的友谊让艾达觉得很幸福，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她一直默不作声，因为发生的事情让她很害怕，同时也有很多顾虑。现在她发现，谈论这件事情让她心里舒服多了，让她觉得理直气壮，负罪感也消失了。让她不自在的是她哥哥对她的敌意，实际上他们每次回家都要吵一架。有时候，安东尼奥简直要扇她耳刮子，他大声地说：
“你他妈为什么要把你的烂事儿告诉所有人？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简直就像个婊子，你让我也成了个拉皮条的！”
她用一种她能做到的、最令人生厌的语气说：
“你知道为什么米凯莱·索拉拉要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因为他是我老板。”
“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还为什么？”
“因为我和斯特凡诺在一起，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假如我等着你出息，梅丽娜的女儿还一直都是梅丽娜的女儿。”
安东尼奥失去了耐性，对她说：
“你不是和斯特凡诺在一起，你是斯特凡诺的姘头。”
艾达哭了起来。
“不是真的，斯特凡诺只爱我。”
有一天晚上，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在家里，已经吃完了晚饭。艾达在洗盘子，安东尼奥直愣愣地看着前方，他们的母亲一边哼唱着一首老歌，一边在起劲儿地打扫着地板。后来梅丽娜不小心用扫帚碰到了女儿的脚，这引发了一连串可怕的反应。当时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假如用扫帚扫过一个未婚姑娘的脚，这个姑娘就会嫁不出去。艾达好像忽然间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她向后跳了一下，就好像有一只蟑螂爬到了她脚上，她手上的盘子掉到了地上。
“你扫到我脚上了。”她冲着母亲喊道，她母亲吓得张大了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