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校对)第7部分在线阅读

不过，捷连科夫家的真正的主人却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他们一心关怀俄国人民，担心俄国的未来，每当读到报纸上的某些文章、书本上的某些论断，听到城里和大学里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就情绪激昂地当晚从喀山的各条街道跑到捷连科夫的小铺子里来，展开狂热的争论，或者就在一些角落里窃窃私语。他们带着厚厚的书本，用手指戳着书页的内容，互相大喊大叫，各自论证着自己喜爱的真理。
诚然，我不大明白这些争论。在那些滔滔不绝的话语里，真理已经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那样稀少了。有些大学生使我联想起伏尔加河沿岸的教派信徒中那些食古不化的老头子。不过我也明白，眼下这些大学生，他们的本意是要改善生活的，虽然这种真意被他们滔滔不绝的空话冲淡了，但也没有完全被淹没。他们想要解决的任务我是明白的。我自己也很希望能顺利地解决这些任务。我常常感到，在这些大学生的话语中鸣响着一种我没能说出来的思想，而且我对这些人的喜欢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就像一个囚徒被许诺获得自由那样。
他们看我，就像木匠看一块可以做成一件不寻常物品的木料一样。
“一块天生的好材料！”他们都这样介绍我，并带有一种骄傲，好像街上的顽童在路上拾到一枚五戈比的铜板拿给别人看似的。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称作“天生的材料”和“人民的儿子”，我觉得我是生活中的不幸者，我有时感到，我的智力发展也受到指导者的压制，比方，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名为《箴言与格言》255的书，我很想读读这本书，便去向神学院一个大学生借阅。
“真有你的！”这位脑袋像黑人、卷头发、厚嘴唇、说话尖刻的未来的大主教讥讽地大声说道，“老弟，你这是胡闹。人家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不适合你的，你就别到处乱抓！”
这个教师的粗暴的腔调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后来当然买了这本书，一部分钱是我在码头上打工赚来的，另一部分钱是我向安德烈·捷连科夫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严肃的书，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
总而言之，人们对待我是相当严厉的。有一回，我读过《社会科学入门》256后，觉得作者夸大了游牧部落对组织人类生活的作用，而对有进取心的流浪人和狩猎人贬得过低，我把我的怀疑向一位文科大学生讲了，这位大学生在其女人似的脸上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整整一个钟头对我讲述了“批评权”问题。
“为了得到批评权，就必须信奉某种真理；您信奉什么呢？”他问我。
他甚至在街上走路时也读书——用书盖住脸在人行道上走，常常撞到别人。他患斑疹伤寒躺在阁楼上也还在叫喊：
“道德应当在自身中把自由与强制因素调和起来。调和……和——和……”
这是一个柔弱的书生，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身体慢慢地垮下来了，加之他固执地追求永恒的真理，弄得更加身心交瘁。除了读书，他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快乐。当他自以为已经把两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想矛盾调和起来时，他那双可爱的乌黑的眼睛就会像小孩子那样幸福地笑起来。离别喀山十年后我又在哈尔科夫碰见了他，这时他已经在凯姆服满了五年的流刑，重又回到大学学习了。我觉得他依然沉溺于各种矛盾思想的蚂蚁堆里。他眼看就要死于肺结核了，还竭力要把尼采257和马克思调和起来。他曾经用冰凉的、黏糊糊的手指抓着我的手，嘴里咯着血，声音沙哑地对我说：
“矛盾不能统一，就无法活了！”
他死在去大学上课路上的电车里。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为理智而献身的殉难者，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常在捷连科夫家聚会的这些人大约有二十个，其中甚至有日本人，他是神学院的大学生，名字叫佐藤·潘捷列蒙258。偶尔也看见一个宽胸的大个子259，他一脸又宽又浓的大胡子，脑袋剃成鞑靼式的光头，穿一件灰色紧身哥萨克短上衣，纽扣直扣到下巴。他一般都坐在一个角落里，叼一根短烟斗，用一双静观默察的灰眼睛望着大家。他的目光经常停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这个严肃的人在暗暗地掂量着我，于是我有点儿害怕起来，他的沉默也使我感到奇怪。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大声说话，说得又多又坚决。他们说得愈是激烈，我就愈是喜欢。过了很久之后我才觉察出来，在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也涵纳着某些可怜的虚假思想。这个大胡子勇士为何默不作声呢？
人们叫他“霍霍尔”260，好像除了安德烈·捷连科夫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久后我才知道，此人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他在雅库特省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兴趣，但却没有勇气去和他认识。我并不是因为羞怯或者胆小，相反，我倒是有一种好奇心强、过于焦急的毛病，渴望尽快地知道一切。这种性格害得我一辈子不能严肃地致力于某一件事情。
当他们谈论人民时，我总是惊讶地和不信任地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一切美好、正直、伟大品格的近乎神圣的统一的载体。我可不知道有这样的人民，我看见的是木匠、搬运工人、泥瓦匠，我知道雅科夫、奥西普、格里高利，可是他们这里谈论的却是作为统一体的人民，而把自己置于比他们更低贱的地位，去服从于人民的意志。我却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才体现着思想的美和力量，才集中并表现出渴望按照某种新的博爱精神自由地去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在这之前，我在我生活圈子里的人们中没有看见过这种博爱，可是在这里，他们的每一句话里都鸣响着博爱，每一道目光中都闪耀着博爱。
人民崇拜者的这些话，像阳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头。那些描写黑暗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殉道者的朴素的文学作品，对我也很有教益。我感到，只有对人的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才能从这种爱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发现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以后我已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了。
安德烈·捷连科夫信任地对我说，他的小铺子的微薄收入全都用在帮助这些相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们身上。他在这些人中间打转转，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为大主教服务一样，不掩饰自己对这群读书人的聪明才智表示的喜悦心情，幸福地微笑着，把那只残疾的手掖在腰里，用另一只手整个地捋着自己柔软的胡子问我：
“你觉得好吗？对，就是好！”
而当兽医拉夫罗夫（他有一种跟鸡叫似的怪嗓子）阴阳怪气地反对这些民粹派时，捷连科夫便吃惊地闭上眼睛，低声地说：
“真是捣乱鬼。”
他对待民粹派的态度跟我一样，但是那些大学生对待他，却好像老爷对待雇工一样，粗暴且不客气，不过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经常是把客人送走了，而把我留下来过夜。我们先是打扫房间，然后在地板上铺一块毛毡，接着便躺下来，在黑暗中，在勉强有点亮光的神灯下，友好地、低声地交谈许久许久。他像一个圣徒那样怀着暗自的喜悦对我说：
“将来聚集起几百个这样的好人，他们将占据俄国各种重要职位，立即就可以改变整个生活。”
他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我看得出，他很喜欢红头发的娜斯佳姑娘。在人们面前，他用主人下命令的口吻干巴巴地跟她说话，并尽量不看她那生气的眼睛，但却用爱慕的眼神目送着她走过去的身影，而当他同她单独说话时，却显得很狼狈，羞怯地微笑着，老是捋自己的胡子。
他的小妹也常站在一个角落里听这些唇枪舌剑。由于专注和紧张，她那孩子气的脸可笑地紧绷着，眼睛睁得很大，每当听到特别激烈的话时，她就会大声地吁一口气，就像是一瓢凉水泼在她身上似的。在她的旁边则有一个红头发的医学院的学生像一只大公鸡似的走来走去，他用神秘的不高的声音跟她说话，动情地皱着眉头。看到这一切，我觉得很有趣。
可是秋天到了。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生活是过不下去的。由于我迷恋于周围出现的一切事情，所以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只得依靠别人的面包过日子，但是这种面包还真不好咽啊！我必须找个过冬的“地方”。于是我就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关于我生活中的这一段时期我在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里都做过描写。这是一个很艰苦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教益的时期。
不仅肉体上艰苦，精神上更加艰苦。
我来到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工作后，便在我和我以前天天都见面和交谈的那些人中间筑起了一道“忘记的高墙”。他们中谁也没有到面包坊里来看过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无法去看捷连科夫。在节假日，我不是睡觉，就是同面包坊的伙伴们一块待着。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把我看成是滑稽的小丑，另一些人则像孩子对会讲有趣故事的人那样，带一种天真的爱慕。鬼才知道，我给这些人讲了些什么故事，不过我讲的一切当然都是能引发他们向往另一种更轻松更有意义的生活的故事。这方面我常常是成功的，因为我看见，在他们的浮肿的脸上出现了人类的悲伤，眼睛里则冒着屈辱和愤怒的火花。我心里感到过节一样的快活，并且自豪地想，“我在做人民的工作”，我在“教化”人民了。
诚然，我更是常常感到自己软弱无力，缺乏知识，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也不能解答。这时我觉得我被抛进了黑暗的地窖里，那里人们像蛆虫一样盲目地爬动，只想忘掉现实生活，跑到小酒馆里，乃至妓女的冷冰冰的怀抱里去消愁解闷。
他们每月在领工资的那一天都一定去逛妓院。在这个幸福的日子到来一周之前，他们就在谈论这件乐事了，嫖娼之后他们也许久都在谈论这种甜蜜的感受，厚颜无耻地吹嘘其性交的能力和如何凶狠地玩弄妓女，边说边嫌恶地吐唾沫。
可是真奇怪！听到所有这些话时，我都觉得悲伤和羞耻。我知道，在妓院里花一个卢布可以买一个妓女陪你过上一夜。我的伙伴们对这种事感到有犯罪感而惶惑不安，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然而也有一些人过于放纵无度，肆无忌惮，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做作的。对两性关系我极其好奇，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也特别敏锐。当时我还没有受用过女人的抚爱，这使我处于极不愉快的境地。妓女们和伙伴们都狠狠地奚落我。后来他们就不约我去妓院了，并公开对我说：
“老弟，你就别跟着我们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不舒服。”
我紧紧地抓住这句话，感到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但他们并没有说得很明白。
“瞧你，跟你说了——别去！跟你一起真没劲……”
只有阿尔焦姆冷笑着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