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校对)第16部分在线阅读

说这话的人就是那位留长头发的脸色苍白的青年。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只听见诵读者的男低音。有人擦亮了火柴，烟卷燃起红色火光，映照出一副副沉思的面孔，有些人眯缝着眼睛，有些人则睁大着双目。
读小册子的时间太长了，尽管我很喜欢这尖锐而又充满热情的言辞，它们通俗易懂地表达出了具有说服力的思想，但我还是听得有些累。
朗读者的声音好像突然中断了，房间里立即响起一片愤怒的叫声：
“一个叛徒！”
“净是漂亮话！……”
“这是朝英雄们流的血里吐唾沫！”
“这是在格涅拉洛夫和乌里扬诺夫281被处死之后……”
坐在窗台上的那位青年又说话了：
“先生们，能不能严肃认真地辩论，而不是谩骂呢？”
我不喜欢争论，也不善于听别人争论。我很难听懂他们那些变幻无常、慷慨激昂的思想，而且争论者们暴露出来的赤裸裸的自尊心也使我气愤。
那位青年从窗口上探出身来问我：
“彼什科夫，你是面包师吗？我是费多谢耶夫282，我们该相互认识一下。老实说，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吵吵嚷嚷很久，却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走吧！”
我曾听人谈到过费多谢耶夫。他是一位重要的青年小组的组织者。我很喜欢他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和那双深沉的眼睛。
他跟我走在田野里时，问我在工人中间有没有熟人，我读什么书，是否有很多空闲时间，同时还对我说：
“我听说过你们的面包店。很奇怪，您怎么去干一些毫无意义的事呢？您这是为了什么？”
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是不该去干没有意义的事，并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他。他听了我的话很高兴，爽朗地笑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并告诉我，后天他就要外出三个礼拜，等他回来时会通知我用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方我们见面。
面包店的生意很好，但是我个人的事却越来越糟。我们搬到了新的面包作坊，工作越来越多，越繁重了。我不仅要在面包作坊里干活，还要挨家挨户送面包，要给神学院送，也要给“贵族女子学校”送。女学生在我的篮子里挑选奶油面包时，常常偷偷地塞给我一些小纸条，在这些漂亮的小纸条上会惊讶地读到用孩子的笔迹写的不知羞耻的字句。我觉得很奇怪，每当这群穿着整洁、眉清目秀的快乐的小姐围住我的篮子，开心地挤眉弄眼，用玫瑰色的小爪子挑选面包时，我一边瞧着她们，一边尽力地猜想：究竟是谁写给我这些不知羞耻的纸条？她们当真不晓得这些话是可耻的吗？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肮脏的妓院。
“难道从妓院也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伸展到这个学校里来吗？”
有一个胸脯丰满、黑头发、留一条大辫子的姑娘在走廊里叫住了我，急忙而又小声地说：
“你把这张纸条按地址送到，我给你十个戈比。”
她那双温柔的黑眼睛含着泪水望着我，紧咬着嘴唇，而脸颊和耳朵却涨得通红。我谢绝了她的十戈比，接过了纸条，并把它交给了高等法院一位法官的儿子。这是一个患肺病的大学生，脸上有红晕。他要给我五十戈比，并默默地数着一把小铜币。当我说我不要时，他便想把小铜币放回自己的裤兜里，但没有放进去，却散落在地上。他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些五戈比、七戈比的铜币向四处滚落，使劲地搓揉两手，搓得关节咯咯直响。他困难地喘着气，嘟哝道：
“这可怎么办呢？算了，再见吧！我得想一想……”
不知道他后来想出了什么法子，可是我总觉得那位姑娘怪可怜的。不久她就从女子学校消失了。十五年后，当我再碰见她时，她已经是克里米亚一所中学的女教师，并且也染上了肺病，谈起世间的一切事情，她都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
白天我送完面包后便去睡觉，晚上又得去面包作坊干活，准备在半夜时把奶油面包烤好，送到面包店里去。面包店就在市立剧院旁边。戏散场后，观众们便到我们店里来吃热乎乎的酥皮面包。然后我还要去揉面做论斤卖的大面包和法式小面包。用双手去揉十五到二十普特的面粉——这可不是轻松好玩的事情！
然后我再睡上两三个小时，便又要去送面包了。
一天又一天，就这样打发日子。
这个时候我已有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对人们传播一些“合理的、善良的和永恒的东西”283。我是一个喜欢与人交往的人，我善于生动地讲故事。我的想象力是由我的经历和我读过的书籍激发出来的。我无须费多大劲就能将日常生活的素材编造成有趣的故事，故事中还会变幻无常地插入那根“看不见的线”。我在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和阿拉夫佐夫工厂中都有一些熟人，其中跟我特别亲近的是织布工人尼基塔·鲁勃佐夫老头，他几乎在俄国所有的织布厂里工作过，是一个不安静的聪明人。
“我在这世上混了五十七个年头了，你，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的小流浪汉，我的小梭子！”他压低嗓门说，两只有病的灰眼睛在黑眼镜里微笑着。他的黑眼镜是他自己用铜丝缠起来的，因此在他的鼻梁上和耳根处都有一道绿色的铜锈。纺织工人都叫他“德国佬”，因为他每次刮胡子时，上唇留一撮唇髭，下唇留一把浓密的灰色大胡子。他中等身材，宽胸，他给人一种哀中作乐的印象。
“我喜欢看马戏。”他把长满疙瘩的秃脑袋往右肩上一靠，说道，“马是畜生，它是怎样被练出来的呢？真让人解闷！我佩服地看着这些牲口，心里想，这样看来，人也可以训练得聪明起来。马戏团的人是用糖把畜生驯服的。当然，我们可以到杂货铺去买糖，我们的灵魂也需要糖，这糖便是——善良！小伙子，这就是说，要和善地待人，而不是像眼前我们之间那样，持械斗殴。你说对吗？”
他本人对人并不和善，跟别人说话时总是半带蔑视，半带讽刺；跟人争论时也只会说简单而粗暴的话，公然地力图激怒对方。我是在啤酒店认识他的，当时他正好要挨别人打，而且已经挨了两拳，我进去把他拉走了。
“把您打痛了吧？”在黑暗中我一边跟着他走，一边问他，当时正下着毛毛雨。
“咳，这也算是打？”他毫不在乎地说，“等一等，你为什么跟我说话时称呼‘您’呢？”
从此我们便认识了。开始时他还经常讥笑我，又调皮又狡猾。可是当我对他讲了那条“看不见的线”在我们生活中起着多大的作用时，他便沉思起来，惊叹道：
“你并不笨，不笨，真有你的……”于是他开始对我慈父般的温存起来，甚至在叫我的名字时加上了父称。
“你，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亲爱的小锥子呀！你的想法是对的，只是谁也不会相信你的话，没有好处……”
“您相信吗？”
“我是一条秃尾巴的丧家狗，而老百姓则是带着锁链的狗，每条狗的尾巴上都挂着许多蒺藜：老婆、孩子、手风琴、套鞋，而且每条狗都很爱自己的狗窝。他们不会相信你的。在我们的莫罗佐夫工厂里也有人闹过事，谁向前冲，谁的脑门就要挨打，而脑门子可不是屁股，挨了打就够你受的。”
不过当他认识了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的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之后，他说话就跟以前有些不同了。雅科夫患了肺病，会弹吉他，通晓《圣经》，但他激烈地反对上帝。他向四周围喷吐着带血块的血痰，并坚决而激越地论证说：
“第一，我绝不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子’284造出来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因此我不是和善的人，我不和善！第二，上帝并不知道我有多么困难，或者是知道，却无能力帮助我，或者是有能力帮助，但不愿意。第三，上帝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不是慈悲的！上帝干脆就不存在！一切都是捏造，全都是捏造的，整个生活也是捏造的。不过你骗不了我！”
鲁勃佐夫惊讶得目瞪口呆，气得脸色发青，接着便破口大骂起来。但是雅科夫用从《圣经》里引来的庄严的字句使他无法反驳，哑口无言，于是只好蜷缩着身子沉思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