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校对)第49部分在线阅读

涅斯捷罗夫中尉对我的问题回答得更粗暴：
“你说什——么？”
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的问题去药房里问药剂师，他平时看见我都很和气。他有一张聪慧的脸，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匈奴，”药剂师巴威尔·甘利德贝格对我说，“是类似吉尔吉斯那样的游牧民族，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民族了，已绝种了。”
我听了后很难过，很懊丧。倒不是由于匈奴人死绝了而难过，而是因为折磨了我这么久的这个词的意义，原来竟是如此简单，让我觉得一无所获。
不过我还是很感激匈奴。自从我碰到这个词之后，对别的词就不会那么感到不安了；也多亏了阿提拉，我才结识了药剂师甘利德贝格。
这个人懂得所有难词的简明含义，他有一把能启开一切秘密的钥匙。他用两只手指扶正了眼镜，并通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就像用许多小钉子钉着我的脑门似的对我说：
“朋友，词，这就好比树上的一片叶子，要想知道叶子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就需要知道树木是如何生长的，就需要学习！书呀，朋友，就好像一座很好的花园，里面什么都有：既有使人欢愉的东西，也有对人有益的东西……”
我常到他药房去为害“烧心”病的大人买苏打和氧化镁，为小孩买月桂软膏和泻药。药剂师给我的筒短的教导，使我对书籍的态度越来越严肃了，不知不觉地书籍已成了我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就像酒鬼离不开酒一样了。
书籍让我看见了另一种生活——一种具有伟大感情和愿望的生活。这种感情和愿望引导人们去建立功勋或者犯罪。我看见我周围的人则既不会建功也不会犯罪，他们躲在一旁生活，好像跟书中所写的情况完全不同。我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可不愿意过这种生活……这一点我很清楚——就是不愿意……
从图片的说明中我知道，在布拉格、伦敦、巴黎等地方，城市中没有沟谷和肮脏的垃圾堆，那里的街道宽大笔直，房子和教堂也不一样；那里也没有把人们关在屋子里六个月之久的冬季，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面、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大斋日是不许看书的，我们的《绘画评论》也被收走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来临了。现在把这种生活与书上知道的生活作一比较，就更觉得它多么贫乏和丑陋。有书读时我觉得自己健康有力，工作起来更起劲，因为我有了目标：工作越是早结束，留给我看书的时间就越多。把我的书收走了，我就变得全身发软，懒洋洋的，就会害上一种过去所不知道的病态健忘症。
记得就是在这些空虚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都躺下睡觉的时候，大教堂的钟突然响了一声，房里的所有人都被惊醒了，半裸的人们扑向窗口，相互问道：
“失火了吗？是火警吗？”
可以听见，其他住宅里也同样忙乱起来，门户砰砰响，有人在院子里牵着套好了的马在跑。老太婆大声嚷着，说教堂里失窃了。老板阻止她说：
“嚷够了，妈妈，不是都听见了吗？那不是警钟！”
“那么就是主教死了……”
维克多鲁什卡从板床上爬下来，边穿衣服边嘟哝道：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
老板派我到阁楼上去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上去了，通过天窗爬到屋顶上，没有看见火光。在静寂的寒冷的空中，钟声在不急不慢地接连不断地鸣响着，城市昏昏欲睡地躺在大地上，一些看不见的人在黑暗中踏着脚下的积雪跑了过去，发出吱吱的响声，雪橇的滑板吱嘎吱嘎地叫，钟声依然不祥地鸣响。我回到了房间里。
“没有火光呀。”
“呸，真是的！”老板应了一声。他穿着棉衣，戴着帽子，提了提领子，并迟疑不决地把脚伸进套鞋里去。
他妻子劝他：
“你别去！喂，千万别去……”
“别废话！”
维克多鲁什卡也穿上衣服，挑逗大家说：
“可我知道……”
老板两兄弟上街以后，两个女人便吩咐我去烧茶炊并向窗口奔去。可是几乎就在同时，老板却回来了，他按了门铃，默默地沿着楼梯跑过来，打开通向过厅的门，沉郁地说：
“沙皇被暗杀了！”
“被杀了！”老太婆喊了一声。
“被杀了，是一个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维克多鲁什卡也按了门回来了，他满不在乎地脱下衣服，生气地说：
“我还以为要打仗呢！”
然后他们都坐下来喝茶，平静地交谈起来，不过声音很小，很小心。街上已经安静下来了，钟也不响了。这两天他们都神秘地窃窃私语，有时到一些什么地方去，也有一些客人到这里来，详细地谈论些什么。我极力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老板一家人把报纸藏了起来，不让我看。于是我便去问西多罗夫，为什么他们要杀死沙皇。他小声地回答说：
“关于这种事是禁止说的……”
这一切很快就被忘记了，日常琐事让你无法脱身，而且不久我又遇到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有一个礼拜天，老板一家人都早祷去了。我把茶炊生上火，便打扫房间去了。这时最大的那个小孩爬进了厨房里，把茶炊上的活栓拔了下来，拿到桌子下面去玩。茶炊里的炭火很旺；要是茶炊里的水漏完了，茶炊上的焊缝就会裂开。我在房间里就听见茶炊反常的凶猛的尖叫声，跑进厨房一看，啊，坏了，整个茶炊都变青了，并且在颤动，好像立刻就要从地板上腾起来了。插活栓的那个套筒的焊口已裂开，颓丧地耷拉下来，茶炊盖也已歪在一旁，把手下面熔化的锡液在滴落——这个紫里带青的茶炊好像已成了酩酊大醉的醉汉。我拿水去浇它，它发出咝咝的响声，悲戚地瘫倒在地板上。
大门台阶的门铃响了，我去开了门；老太婆问茶炊烧好了没有时，我简短地回答说：
“烧好了。”
这句话我大概是在慌张害怕中顺口而出的，却被认为是嘲笑她，从而加重了对我的惩罚：我被痛打了一顿。老太婆扎了一捆松明打我，虽然不大痛，但背脊皮下却深深地扎进了许多松叶的针刺，到了晚上我的背肿得像枕头一样，而到第二天中午，老板不得不把我送进医院去。
一个高个子瘦得有点可笑的医生看了我的伤之后，平静地用低沉的声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