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校对)第110部分在线阅读

第六卷
不眠之夜
一、一八三三年二月十六日
二、让·瓦尔让总吊着手臂
三、形影不离
四、《IMMORTALE
JECUR》
第七卷
最后一口苦酒
一、第七圈和八重天
二、吐露也能包含隐晦
第八卷
夕阳西下
一、楼下的房间
二、再退几步
三、他们回忆起普吕梅街
四、吸引和停息
第九卷
极度的黑暗，极亮的曙光
一、怜悯不幸者，宽恕幸福者
二、油尽灯灭
三、当年抬得起割风大车，如今却握不住羽毛笔
四、墨水瓶终于还人清白
五、黑夜之后是白昼
六、草埋雨洗
译文名著典藏
YINWEN
CLASSICS
悲惨世界（上、下）
第一卷
几页历史
一、剪裁得当
紧接着七月革命的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这两年，在历史上是最特殊和最激动人心的时期。这两年与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的年份相比，仿佛两座大山。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可以看到悬崖峭壁。社会主体，文明的基础本身，层层叠叠、彼此依附、利益相关的社会集团，法兰西自古以来形成的古老面貌，每时每刻都通过各种体制、激情和理论的风云变幻，在这两年中出现了又消失。这种出现和消失称之为抗拒和运动。间或可以看到真理的闪现，真理乃是人类心灵之光。
这了不起的时代日子相当有限，开始离我们很远了，从现在起，我们能抓住它的主要脉络。
我们来尝试一下。
复辟时期是其中一个中介阶段，很难加以界定，积聚了疲倦、嘈杂声、喃喃声、睡眠、喧嚣，这只是一个伟大民族发展到一个阶段。这种时代是奇异的，常使那些想加以利用的政治家受骗。开始，民族只需要休息！人们只有一种饥渴，就是要和平；人们只有一种奢望，就是做小人物。这反映了要安定。重大事件、重大机遇、重大风险、伟大人物，感谢上天，这些看得够多了，感到厌烦。人们宁愿以普吕西亚斯[1]换掉恺撒，以伊弗托国王[2]换掉拿破仑。“这个小国王多好啊！”天一亮就赶路，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第一站跟米拉波，第二站跟罗伯斯比尔，第三站跟波拿巴；累得腰酸背痛。人人都要一张床。
献身精神已厌倦，英雄主义已衰老，野心已满足，发财致富已实现，还寻找、要求、恳求、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他们有了。他们拥有和平、安定、闲暇；他们心满意足了。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事，要获得承认，来敲他们的门。这些事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它们存在着，生活着，有权安置在社会，而且安置下来了；这些事多半是中士和先行官，只是为各种原则准备住处。
于是，政治哲学家面前就出现这种情况：
在疲乏的人要求休息的同时，完成的事则要求得到担保。给事实担保，与给人休息是同一回事。
这正是英国在护国公[3]之后，对斯图亚特王朝提出的要求，也就是法国在帝国之后，对波旁王室提出的要求。
这些担保是时代的需要。必须给予。由王公“赐予”，实际上是势所必然给予的。这是深刻的真理，知道这一点是有用的，斯图亚特王朝在一六六〇年并没有想到，波旁王室在一八一四年甚至毫无觉察。
拿破仑崩溃的时候，那个注定命运的家族又返回法国；它天真得要命，以为是它给予的，它给予的就能重新拿回来；以为波旁王室拥有神圣的权利，而法国什么也不拥有；以为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与的政治权利，只是神圣权利的一部分，由波旁王室分割下来，无偿地赐给人民，直至国王乐意重新收回。然而，既然赠与令它不快，波旁王室本该感到，赠与不是来自于它。
它在十九世纪颐指气使。它对民族的每一个进展都呈现出一副难看的面孔。这里用一个粗俗的，也就是通俗而真实的字眼，它拉长了脸。人民看到了。
它以为自身有力量，因为帝国像舞台上的一个布景，从它面前搬走了。它没有发觉，它也曾以同样方式被搬来。它没有看到，它也掌握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只手里。
它以为自身有根基，因为它是往昔。它搞错了；它属于往昔，但全部往昔是法国。法国社会的根基决不在波旁王室那里，而在民族那里。这些隐秘的、生机勃勃的根基，决不构成一个家族的权利，而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根基到处存在，惟独不在王座下面。
对法国来说，波旁王室是它的历史中一个有名的、流血的交汇点，但不再是它的命运的主要因素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础。可以不要波旁王室；已经有二十二年不需要它；曾经中断了一个时期；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怎么会意识到呢？他们想的是路易十七在热月九日统治着，路易十八在马伦哥战役那一天统治着。有史以来，还没有国王这样无视事实和事实所包含和颁布的神圣权力的部分。所谓国王权力这种人世的奢望，还从来没有如此否认上天的权力。
致命的错误导致这个家族伸手取回一八一四年“赐予”的担保和它所谓的让步。这是可悲的事！它所谓的让步，是我们赢取的；它所谓我们的侵占，这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觉得时机来临的时候，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在国内扎下了根，就是说自以为强大，自以为深入民心，便突然下定决心，孤注一掷。一天早上，它挺身而出，面对法国，它提高声音，否认集体身份和个人身份，否认人民的至高无上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人民之所以为人民，公民之所以为公民。
这就是七月敕令这臭名远扬的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垮台了。
它垮台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要说，它不是绝对敌视一切进步形式的。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它袖手旁观。
在复辟王朝时期，人民习惯于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是共和国所缺乏的；它也习惯于在和平中获得强盛，这是帝国所缺乏的。自由而强大的法国，对欧洲的其他民族曾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景象。在罗伯斯比尔时期，革命有了发言权；在波拿巴时期，大炮有了发言权；正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时期，轮到智慧有发言权。风停了，火炬重新闪烁光芒。人们看到精神的纯洁光芒在宁静的峰顶闪烁。这是壮美、有益和迷人的景象。人们看到这种对思想家来说非常陈旧，而对政治家来说却非常新颖的伟大原则，在十五年的和平环境中，在公共广场上活跃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任人唯贤。这种局面一直发展到一八三〇年。波旁王室是文明的工具，在天主的手上碎裂了。
波旁王室的垮台充满了崇高，并非就他们而言，而是就人民而言。他们沉重地离开了王位，已经丧失了威望；他们沉落到黑夜中，不是那种庄严的隐退，给历史留下悲哀；这也不是查理一世幽怨的平静，不是拿破仑的鹰的长鸣。他们走了，如此而已。他们摘下了王冠，保不住光轮。他们是高尚的，但不能令人敬畏。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缺乏遭逢不幸的崇高。查理十世到瑟堡旅行时，叫人将一张圆桌锯成方桌，显得更关心岌岌可危的礼仪，而不是行将崩溃的王朝。这种委顿令自爱的忠臣悲哀，也令尊敬王族的严正的人悲哀。人民是了不起的。它在一天早上遭到王室叛乱的武装袭击，感到固若金汤，并不愤怒。它起来自卫，保持节制，使物归其位，将政府置于法律约束之下，将波旁王室放逐流亡，唉！到此为止。它把老王查理十世从荫庇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提将出来，轻轻放在地上。它悲哀地和小心地接触王室成员。这不是一个人，不是几个人，这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的、沉醉于胜利的法兰西，好像记起、并在全世界面前实施纪尧姆·德·维尔在发生巷战[4]那一天以后所说的几句庄重的话：“那些习惯于获得大人物的恩宠，像鸟儿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从厄运转到青云直上，但却敢于反对身处逆境的君王的人，那是轻而易举的；可是对我来说，君王的命运，尤其受难君王的命运，总是值得尊敬的。”
波旁王室带走了尊敬，而不是惋惜。上文已经指出过，他们的不幸比他们自身更为壮伟。他们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随即在全世界找到朋友和敌人。有的人热情和快乐地奔向它，还有的人转过身去，因人而异。欧洲的君主起初如同猫头鹰遇到黎明，被刺伤，惊呆了，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来，咄咄逼人。惊惶可以理解，愤怒可以原谅。这场奇特的革命几乎算不上一次冲击，甚至对战败的王权也没有给予把它视为敌人、使之流血的荣幸。各国专制政府总是关心让自由诋毁自身，在它们看来，七月革命不该来势汹汹接着又保持平和。再说，也没有发生企图阴谋反对它的事件。最不满、最愤怒、最惊慌的人都向它致意。不管我们有多大的私心和怨恨，在这场事变中也能感到，有一个在人力之上的人参与合作，使人产生神秘的敬意。
七月革命是民权击垮法律行为的胜利。这是光芒四射的事件。
民权击垮法律行为。由此放射出一八三〇年革命的光辉，由此也显示了它的宽容。胜利的民权决不需要激烈。
民权，这是正义和真理。
民权的本质，就是永远保持美好和纯洁。法律行为，即使是表面上最必不可少的，即使最能为当代人所接受，如果它只是作为法律行为而存在，包含的民权太少，或者根本不包含民权，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就必不可免变成畸形、邪恶、甚至极其可怕。要是想一下子看到法律行为会达到多么丑恶，只消隔开几个世纪，看一看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决不是一个恶的精灵，不是一个魔鬼，也不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作家；这只不过是法律行为。这不单是意大利的法律行为，也是欧洲的法律行为，十六世纪的法律行为。它看来是丑恶的，面对十九世纪的道德思想，确实如此。
这场民权与法律行为的斗争，从人类社会之初延续至今。结束决斗，使纯粹思想和人类现实相融合，和平地让民权进入法律行为，并让法律行为进入民权，这就是圣贤的工作。
二、缝制蹩脚
但是，圣贤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者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一八三〇年革命很快就止步了。
革命一旦搁浅，机灵者就来拆沉船。
在本世纪，机灵者自封为政治家；以致政治家这个词最终有点成为一个行话的词。的确，不要忘记，哪里有机灵，哪里就必然有卑劣：机灵者，意思是说庸俗的人。
同样，政治家，有时等于说：不讲信义的人。
照机灵者的说法，像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割断动脉；必须马上结扎。过于庄严地宣布的民权动摇了。因此，民权一经确立，就必须巩固国家。自由一经确认，就必须想到政权。
这里，圣贤还没有跟机灵者分道扬镳，但他们开始互不信任了。政权，是的。但首先，政权是什么？其次，政权从何而来？
机灵者好像没有听到喃喃地说出的异议，继续他们的活动。
这些政治家擅长给有利可图的设想戴上必须如此的假面具，据他们看来，在革命之后，倘若是在君主制的大陆，人民的第一需要，就是找到一个王族。他们说，这样，革命后人民便可以获得和平，就是说有时间包扎伤口，修葺家园。王族遮住脚手架，覆盖住野战医院。
然而，找到一个王族并非易事。
必要时，任何一个才智之士，任何一个有钱人，都可以做国王。第一种情况如拿破仑，第二种情况如伊图尔维德。[5]
但是，并非任何家族都可以成为王族。必须是年代悠久的世族，几个世纪的地层褶皱不会即时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