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校对)第50部分在线阅读

据担任官职的人们告诉他说，那些使他愤慨的事情都是起因于监禁和流放地点的设施不完善，只要新式监狱建立起来，这一切就可以得到纠正，然而这种论调不能使涅赫柳多夫满意，因为他感到，使他愤慨的事并不是起因于监禁地点的设备较为完善或者不够完善。他读到过塔尔德所推荐的改良监狱，那儿装着电铃，使用电刑，可是经过改良的暴力使得他越发愤慨。
使涅赫柳多夫感到愤慨的，主要是有一批人坐在法院里和政府各部门里，领到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笔薪金，却致力于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类动机所写成的书本，把人们违背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各种行为归到各个法律条款下面，然后根据这些条款把那些人发送到从此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地方去，他们到了那种地方就处在一批残忍粗暴的狱长、看守、押解人员的专横跋扈下，成百万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
涅赫柳多夫更进一步了解监狱和旅站以后，看出在犯人当中发展起来的所有那些恶习，例如酗酒、赌博、残暴，以及囚徒们干出的所有那些可怕的罪行，乃至人吃人的行径，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像麻木不仁的学者为袒护政府而做出的解释那样，是什么退化、犯罪型、畸形发展的现象，却是人能够惩罚人这种莫名其妙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涅赫柳多夫看出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只不过在原始森林里最后完成了而已。他看出，例如，他的姐夫，以至所有那些审判人员和官僚们，从民事执行吏起到各部的大臣止，丝毫也不关心他们嘴上常说的正义和人民的福利，他们大家所需要的无非是由于他们做了所有那些造成腐化和苦难的事情而应该付给他们的卢布罢了。这是十分明显的。
“那么难道所有这些都仅仅是由误会造成的吗？应该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向所有那些官僚提出保证，只要他们不做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就照旧发给他们各人一笔薪金，甚至另外再发一份奖金呢？”涅赫柳多夫暗想。他想到这儿，外面的公鸡已经叫过第二遍，尽管他的身体稍稍动弹一下，他四周的跳蚤就像喷泉那样纷纷跳到他身上来，他却还是沉酣地睡熟了。
二十
等到涅赫柳多夫醒过来，马车夫们早已赶着车子上路了。老板娘喝足茶，用手绢擦着流汗的粗脖子，走进来说，旅站上有一个士兵送来一封信。信是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写来的。她写道，克雷利佐夫这次发病比他们所想象的严重。“我们一时间想把他留下来，我们也留下来陪他，可是这没有得到批准。我们就带着他上路了，可是担心会出事。请您到城里以后费神疏通一下，如果可以把他留下来，那就让我们当中也留下一个人来陪他。倘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由我嫁给他，那么我，不消说，是乐意照办的。”
涅赫柳多夫就打发小伙子到驿站去叫马车，他自己赶紧收拾行李。他还没有喝完第二杯茶，就有一辆三套马的驿车响着铃铛，车轮在结了冰的泥地上好像在石子路上那样轰隆隆地响着，来到门廊跟前。涅赫柳多夫把店钱付给粗脖子的老板娘，赶紧走出去，在马车的垫子上坐下，吩咐马车夫把车尽量赶得快些，希望追上那批犯人。他的马车走过牧场的大门没有多远，果然追上了犯人的大车。那些大车载着背包和病人，辘辘响着滚过结了冰的泥地，在走过的地方碾出两条车辙。军官不在这儿，他坐着车赶到前头去了。兵士们在后面，沿着道路的两旁走着。他们分明喝了点酒，在兴高采烈地聊天。大车很不少。前头的那些大车上每一辆坐着六名体弱的刑事犯，挤在一起。后头的三辆大车上坐着政治犯，每一辆有三名。最后的一辆大车上坐着诺沃德沃罗夫、格拉别茨和孔德拉季耶夫。倒数第二辆上，坐着兰采娃、纳巴托夫和一个害风湿病的弱女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她坐了。克雷利佐夫在倒数第三辆车上躺着，身子底下铺着干草，头底下垫着枕头。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坐在他旁边的赶车座位上。涅赫柳多夫吩咐他的马车夫在克雷利佐夫附近停下车，他自己往克雷利佐夫那边走过去。有一个带点酒意的押解兵开始对涅赫柳多夫摆手，可是涅赫柳多夫没有理睬他，一直走到大车跟前，扶住大车上的栏杆，并排往前走。克雷利佐夫穿着羊皮袄，戴着羊羔皮帽子，嘴上绑着手绢，显得越发消瘦苍白。他那对美丽的眼睛显得特别大，特别亮。他被那辆大车颠得微微摇晃，眼睛瞅着涅赫柳多夫，一刻也不肯放松。涅赫柳多夫问起他的身体怎样，他光是闭上眼睛，生气地摇头。他的全部精力分明都用在忍受大车的颠簸上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坐在大车的另一边。她向涅赫柳多夫递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表达她对克雷利佐夫的情况极其担心，然后立刻用快活的声调讲起话来。
“看样子，那个军官难为情了，”她喊叫道，为的是让涅赫柳多夫在车轮的辘辘声中听得见她说的话，“布佐夫金的手铐取下来了。他自己抱着那个小女孩，卡佳和西蒙松跟他们一块儿赶路，薇罗琪卡也在那边，接替了我的位子。”
克雷利佐夫用手指了指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了一句话，可是谁也没法听清楚。然后他皱起眉头，分明在忍住咳嗽，摇了摇头。涅赫柳多夫把头凑过去，好听清他的话。于是克雷利佐夫把嘴从手绢里拱出来，声音很低地说：
“现在好多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涅赫柳多夫肯定地点一下头，跟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互相看一眼。
“哦，三体的问题怎么样了？”克雷利佐夫又小声说，吃力地苦笑一下，“不易解决吧？”
涅赫柳多夫不懂，可是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对他解释说，这是一个确定三个天体，日、月、地球的相互关系的著名数学问题。克雷利佐夫为了开玩笑，把涅赫柳多夫、卡秋莎、西蒙松的关系比做那个问题了。克雷利佐夫点一下头，表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把他这句玩笑话解释对了。
“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决定。”涅赫柳多夫说。
“您接到我的信了吗？您肯照着做吗？”玛丽亚·帕夫洛夫娜问。
“一定照办。”涅赫柳多夫说。他发现克雷利佐夫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就走开，回到自己的马车那边，在凹下去的车垫上坐下，用手扶住马车的边沿，因为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马车颠得他的身子不住摇晃。他的马车开始追上犯人的队伍，犯人们穿着灰色的长囚衣和短皮袄，戴着脚镣和双人手铐，排成一俄里长的队伍。涅赫柳多夫认出对面的路边上有卡秋莎的蓝头巾，有薇拉·叶夫列莫夫娜的黑大衣，有西蒙松的短大衣、针织的帽子和白羊毛袜，袜子外面扎着带子，像凉鞋似的。他跟那些女人并排走着，正在激烈地讲一件什么事。
那些女人看见涅赫柳多夫，就对他点头，西蒙松庄重地举了举帽子。涅赫柳多夫没有什么话要说，就没有停下马车，一直赶到他们前头去了。他的马车又来到比较平坦的道路上，走得快多了，然而常常得离开比较平坦的道路，为的是抢到道路两旁排成长列的货车队前头去。
这条布满深深的车辙的道路穿过一座阴暗的针叶林。道路两旁夹杂着桦树和落叶松，还没凋落的树叶现出耀眼的土黄色。这段路程刚走到一半，树林就已经到了尽头，道路两旁展开田野，修道院的金黄色十字架和拱顶出现了。白昼完全放晴，云雾四散，太阳高高地升到树林上空，不论是潮湿的树叶和水塘，还是教堂的拱顶和十字架，都迎着阳光明晃晃地发亮。右前方，在蓝灰色的远处，有一道遥远的山峦颜色发白。那辆三套马的驿车走进城郊的一个大村子。村街上满是人：有俄罗斯人，也有外族人，戴着古怪的帽子，穿着古怪的长袍。带着醉意的和清醒的男人和妇女，在店家、小饭铺、酒店、货车旁边挤来挤去，人声嘈杂。人们可以感到这儿离城很近了。
马车夫扬鞭打右面拉边套的马，紧了紧缰绳，侧着身子坐在赶车座位上，好让缰绳往右边收。他分明要显一显身手，就赶着马车沿着宽广的街道一路奔驰而去，没有放慢速度，一直跑到河边。那条河是要坐渡船才能过去的，渡船正从对岸划过来，已经到达湍急的河流中央。这边岸上大约有二十辆货车等着过河。涅赫柳多夫没有等很久。渡船逆流而上，到上游的高处，被急流冲下来，不久就靠拢这边码头上的跳板了。
渡船上的工人都是高身量，宽肩膀，肌肉发达，沉默寡言，穿着羊皮袄和长统靴。他们灵巧而熟练地丢出缆索，套在木桩上，然后打开船门，把停在渡船上的货车送上岸去，把候船的货车放上船来，货车和马装满了一船。那些马见到河水就不住往后退缩。广阔而湍急的河水拍打着渡船两侧的船板，把缆索绷紧。等到渡船装满，涅赫柳多夫的车子和卸下来的马被四面八方的货车推挤着，在渡船的边缘上立定，渡船工人们就关上船门，不理睬没上船的人的要求，解开缆索，开船了。渡船上安静下来，人们只听到渡船工人们沉重的脚步声和那些马匹替换着腿站定的时候马蹄踹响船板的声音。
二十一
涅赫柳多夫站在渡船边上，眼望着广阔而湍急的河水。有两个画面在他头脑里不断地交替出现：一个是满腔激愤的克雷利佐夫危在旦夕，他的头被大车颠得颤摇不定，一个是卡秋莎的身影，她步伐矫健地同西蒙松一起顺着路边不停地走。前一个印象，克雷利佐夫危在旦夕而又没有做好死亡的准备，是沉重而凄凉的。后一个印象，生气蓬勃的卡秋莎得到西蒙松这样的人的爱情，现在已经走上一条稳固可靠的正路，原应当是一件喜事，可是涅赫柳多夫也觉得沉重，而且没法克服这种沉重的感觉。
城里一口奥霍特尼茨克大钟敲响了，洪亮的钟声和震颤的铜音在水面上飘荡。站在涅赫柳多夫身旁的马车夫和所有赶大车的都一个个脱掉帽子，在胸前画十字。只有一个身材不高、头发蓬松的老人却没有在胸前画十字。他站得比别人都靠近船栏杆，涅赫柳多夫先前没有注意到他。这时候老人抬起头来，瞅着涅赫柳多夫。老人上身穿着打补钉的褂子，下身穿着粗呢长裤，脚上穿一双带补钉的旧长筒靴。他的肩膀后面背着一个不大的包袱，头上戴一顶高高的破皮帽子。
“老头子，你怎么不祷告？”涅赫柳多夫的马车夫说着，戴上帽子，扶正，“莫非你没有受过洗吗？”[36]
“你要我向谁祷告？”头发蓬松的老人果断地顶嘴道，他讲得很快，可是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谁都知道应该向谁祷告：向上帝呗。”马车夫讥诮地说。
“那你指给我看看：他在哪儿？这个上帝究竟在哪儿？”
老人的表情显得那么严肃坚定，因此马车夫感到他在同一个强有力的人打交道，有点心慌了。可是他没有露出慌张的神色，极力不让老人的话堵住嘴，不愿意当着在场的人群丢脸，就连忙回答说：
“在哪儿？谁都知道是在天上。”
“你到那儿去过？”
“去过也罢，没去过也罢，反正大家都知道人应该向上帝祷告。”
“谁也没有在一个什么地方见过上帝。上帝是由活在父亲心里的独生子[37]说出来的。”老人严厉地皱起眉头，又很快地说。
“看样子，你是个离经叛道的人，是个洞穴崇拜者。你是向洞穴祷告的。”马车夫说着，把马鞭杆子塞到腰里，把拉边套的马的皮套包扶正。
有个人笑起来。
“那么你信什么教呢，老大爷？”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人问道，他挨着船边上的一辆货车站着。
“我什么教也不信。因为我除了相信我自己以外，对谁也不相信，对谁也不相信。”老人仍旧又快又果断地回答说。
“可是人怎么能相信自己呢？”涅赫柳多夫说着，也加入了这场谈话，“这样做可能犯错误。”
“我一辈子也没犯过错误。”老人摇了摇头，果断地回答说。
“那怎么会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呢？”涅赫柳多夫问。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都是因为人相信别人而不相信自己。过去我也是相信别人的，结果就迷了方向，好比到了原始森林里一样。我简直晕头转向，心里料着再也走不出去了。有信旧教的，有信新教的，有信安息会的，有信鞭身派的，有信教堂派的，有信非教堂派的，有信奥地利教派的，有信莫罗勘教派[38]的，有信阉割派的。各种信仰都夸自己好。其实他们都是在地上乱爬一气，好比瞎了眼的‘库佳塔[39]’。信仰有许多种，灵魂却只有一种。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那么各人只要相信各人的灵魂，大家就会联合起来。人人都保住自己的原来面目，大家就合成一个人了。”
这个老人大声说话，不住往四下里看，分明巴望有尽量多的人听他讲话才好。
“哦，您抱这样的信仰已经很久了吗？”涅赫柳多夫问他。
“我吗？很久很久了。为此我足足受了二十三年的坑害。”
“他们是怎么坑害您的？”
“当初人家怎么坑害基督，现在他们也就怎么坑害我。他们抓住我，把我送到法院去，送到教士那儿去，送到读书人那儿去，送到法利赛人[40]那儿去。他们还把我关进疯人院里。可是他们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我是自由的。他们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们当是我会给自己取一个什么名字呢。其实我什么名字也不要。我已经把样样东西都丢掉：我既没有名字，也没有居住的地方，更没有祖国，反正我什么也不要。我就是我。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人。‘那么你多大岁数？’我就说，我没计算，再者也没法计算，因为我本来就一直活着，以后也还要永远活下去。他们说：‘你的父母是什么人？’我说，不，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只有上帝和大地。上帝就是我的父亲，大地就是我的母亲。他们说：‘那么你承认沙皇吗？’我为什么不承认呢？他是他自己的沙皇，我是我自己的沙皇嘛。他们就说：‘简直没法跟你讲话。’我就说：我又没有请你来跟我讲话。他们就是这么折腾我。”
“那么您现在到哪儿去？”涅赫柳多夫问。
“上帝指引我到哪儿去，我就到哪儿去。我会干活。没有活干，我就讨饭。”老人发现渡船就要靠拢对岸，就结束他的话，得意地瞧一眼所有听他讲话的人。
渡船在对岸停下，用缆索系住。涅赫柳多夫取出钱夹来，拿出一点钱给老人。老人不肯收。
“这种东西我不要。我要面包。”他说。
“哦，原谅我。”
“说不上原谅不原谅。你又没有得罪我。再者，要得罪我也办不到。”老人说着，动手把原先卸下来的背包放到肩上。这时候，涅赫柳多夫的驿车已经套上马，上了岸。
“您何苦跟他费话呢，老爷，”马车夫等到涅赫柳多夫已经给过那些筋强力壮的渡船工人们几个茶钱，坐上驿车，就对涅赫柳多夫说，“是啊，他不过是个没出息的流浪汉罢了。”
二十二
马车走上岸坡，马车夫回转身来说话。
“把您送到哪一家旅馆去？”
“哪一家好些？”
“再也没有比西伯利亚旅馆好的了。不过久科夫旅馆也挺好。”
“那就随你吧。”
马车夫又侧身坐好，赶着马车加快了速度。这个城市同所有的城市一样，也有带阁楼的房屋和绿色的房顶，也有大教堂和小铺，大街上也有商店，甚至也有那样的警察。只是房屋几乎都是用木料造的，街道没有铺石子而已。马车夫把那辆三套马的马车赶到一条最热闹的街上，在一家旅馆门口停住。可是这家旅馆正好没有空房间，因此只得到另一家去。另一家旅馆还有一个空房间。这是两个月以来涅赫柳多夫头一次重又处在他所习惯的、比较干净舒适的环境里。尽管涅赫柳多夫下榻的房间算不得奢华，可是他经历过驿车、客店、旅站的生活以后，仍然感到极其畅快。要紧的是他得清除他身上的虱子，自从他常在旅站里进进出出以后，他就从来也没有能够彻底跟它们绝过缘。他安顿好行李，立刻坐车到澡堂去，然后换上城里人的装束，穿着浆硬的衬衫、压在箱底而起了皱褶的长裤、礼服、大衣，动身去拜访当地的长官。旅馆的看门人叫来一辆街头马车。那是一辆四轮马车，由吉尔吉斯种的、膘头很肥的高头大马拉着，颤颤摇摇，带着吱嘎的响声把涅赫柳多夫送到一所美丽的大厦跟前，那儿站着几个卫兵和警察。房子的前后都是花园，栽着白杨和桦树，叶子已经凋落，伸出光秃的枝子，其中夹杂着枞树、松树、冷杉，倒生得枝叶茂密，颜色深绿。
将军身体不适，不接见客人。涅赫柳多夫仍然要求听差把他的名片送进去。听差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令人满意的答复：
“将军吩咐请您进去。”
这儿的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大厅和擦得亮晃晃的镶木地板，都同彼得堡的排场差不多，只是稍稍肮脏一点，威严一点。涅赫柳多夫被人带进一间书房。
将军脸容浮肿，鼻子像土豆，额头上鼓起几个紫疱，头顶光秃，眼眶底下赘着肉囊，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他坐在那儿，身上穿着鞑靼式的绸料长袍，手里拿着一支纸烟，正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先生！请您原谅我穿着长袍接待您，不过这总比根本不接见好得多，”他说着，拉起长袍来盖上他的粗脖子，脖子后面堆起一道道皱褶，“我身体不大好，待在家里没有出门。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边远的王国里来了？”
“我是随着一批犯人到此地来的，其中有一个人跟我有密切的关系，”涅赫柳多夫说，“现在我到阁下这儿来，一部分就是为这个人的事请托您，另外还想谈一件别的事。”
将军深深地吸进一口烟，喝下一口茶，在孔雀石的烟灰碟上把纸烟捻熄，用狭窄的、浮肿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刻也不放松地盯住涅赫柳多夫，认真地听他讲下去。他只有一次打断了涅赫柳多夫的话，问他要不要吸烟。
将军是颇有学识的那类军人，他们总是认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是能够同他们的职业相调和的。然而他天生是个聪明而善良的人，很快就体会到这样的调和不可能。他不想看见他经常处在这种内在的矛盾之中，就越来越深地沉湎在军人中间极为盛行的酗酒嗜好里。他已经深深染上这种嗜好，因此过了三十五年的军职生活以后，变成了医师们所说的酒徒。他全身浸透了酒。他只要随便喝上一点什么酒，就会觉得醉醺醺的。然而喝酒在他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不喝就活不下去。每天傍晚他总是喝得大醉，不过他倒也习惯了这种状态，走路不至于身子摇晃，开口也不至于说出特别荒唐的话来。然而即使他说出那样的话也没关系，他既然居于显赫而高高在上的地位，那就不论说出什么荒唐话，也会被人家认为是警句。只有上午，恰恰在涅赫柳多夫来见他的这个时候，他才近似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才能够听明白别人对他说的话，才能够或多或少地在事实上真正应验他喜欢说的那句谚语：“喝酒的好处说不尽，越醉反而越聪明。”最高当局知道他是个醉汉，不过他毕竟比别人多受过一点教育（其实他在学识方面已经停留在他染上酒癖的时候的水平上），又知道他胆大，老练，威严，就连在喝醉酒的状态下也举止得体，所以仍然给他官做，让他一直占据着这个责任重大的显要职位。
涅赫柳多夫告诉他说，他所关心的那个人是个女人，又说她冤枉地定了罪，关于她的事已经向皇上呈过诉状。
“哦。怎么样呢？”将军说。
“彼得堡的人答应我说，关于这个女人的命运的消息，至迟这个月就会通知我，而且寄到此地来……”
将军仍然没有把眼睛放开涅赫柳多夫，同时伸出一只手去，用他的短手指头按一下桌上的铃，然后继续沉默地听下去，喷着纸烟的烟雾，特别响地清一清喉咙。
“因此，我想提出一个要求：如果可能的话，就把这个女人留在此地，等收到那个呈上去的诉状的批示再说。”
这时候一个听差走进来，他是穿着军服的传令兵。
“你去问一声：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起来没有？”将军对传令兵说，“另外，再送一点茶来。那么，还有一件什么事呢，先生？”将军对涅赫柳多夫说。
“我另外还有一件事要请求您，”涅赫柳多夫接着说，“这牵涉到跟这批犯人一同上路的一个政治犯。”
“原来是这样！”将军说着，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他病得很重，是一个快死的人了。他多半会留在此地的医院。现在有一个女政治犯希望留下来照料他。”
“她不是他的亲属吗？”
“不是，不过她已经准备嫁给他了，只要这样能让她留下来照料他的话。”
将军睁着炯炯有神的眼睛，凝神瞧着涅赫柳多夫，没有开口讲话，听着他说下去，分明打算用他的目光逼得对方局促不安。他不住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