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校对)第1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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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而且千方百计把他们居住的那块土地毁坏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把石头砸进地里,害得任什么植物都休想长出地面,尽管出土的小草一概清除干净,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得烟雾弥漫,尽管树木伐光,鸟兽赶尽,可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春天也仍然是春天。太阳照暖大地,青草在一切没有除根的地方死而复生,不但在林荫路的草地上长出来,甚至从石板的夹缝里往外钻,到处绿油油的。桦树、杨树、稠李树生出发黏的清香树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正在绽开的花蕾。寒鸦、麻雀、鸽子像每年春天那样已经在欢乐地搭窝,苍蝇让阳光晒暖,沿着墙边嗡嗡地飞。植物也罢,鸟雀也罢,昆虫也罢,儿童也罢,一律兴高采烈。惟独人,成年的大人,却无休无止地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而且折磨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而赐下的这个世界的美丽,那种使人趋于和平、协调、相爱的美丽;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他们硬想出来借以统治别人的种种办法。
因此,省立监狱办公室里的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就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在领受的春天的恩情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前一天收到的一份编了号码、盖着官印、注明案由的公文,那上面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务须把三名看押在监而且受过侦讯的犯人,一男两女,送到法院受审。在那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于是现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钟,遵照那个指令,看守长走进了女监的昏暗而恶臭的长廊。跟着他走进长廊的是一个女人,脸容疲惫,鬈发花白,穿着制服,袖口上镶着金黄色的丝绦,拦腰系一根蓝边的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来提马斯洛娃吧?”她问,跟值班的看守长一起走到长廊上一个牢门跟前。
看守长哗啷一响开了铁锁,拉开牢门,顿时有一股比长廊上还要臭的空气冲出来。他吆喝一声:
“马斯洛娃,过堂去!”说完,他又关上牢门,等着。
就连监狱的院子里也有新鲜的郊外空气,令人精神爽快,这是由风刮进城里来的。然而长廊上的空气却饱含着伤寒病菌,充满粪便、焦油、腐物的臭气,凡是新来的人立刻感到萎靡不振,心境郁闷。女看守虽然已经闻惯恶劣的空气,可是乍从院子里走进来,也还是生出这样的感觉。她一走进长廊,就忽然感到疲乏,困倦。
牢房里响起忙乱的声音,那是女人说话声和光着脚板走路的响声。
“我说,快着点,马斯洛娃,手脚麻利点!”看守长对着牢门喊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牢门,很快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身旁站住,她里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长囚衣。这女人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下来。这女人整个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且宽的手和从囚衣的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都是这种颜色。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她把身子站得笔直,挺起丰满的胸脯。她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照直瞧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准备着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一律照办。看守长打算关上牢门,不料有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严厉的皱脸来。老太婆开口对马斯洛娃讲话。可是看守长把牢门抵住老太婆的脑袋关上去,那个脑袋就缩回去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马斯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过脸去瞧着牢门上一个安着铁条的小窗口。老太婆在里边把脸凑到小窗口上,用沙哑的声音说:
“顶要紧的是别说废话,要一口咬定你的话不改。”
“只求好歹有一个解决办法算了,反正总不会比现在这局面要糟。”马斯洛娃说,摇一摇头。
“当然,解决办法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说,露出做长官的人俨然相信自己讲话很俏皮的神色,“跟着我走!”
小窗口里露出来的老太婆的眼睛不见了。马斯洛娃走到长廊中间,迈着很快的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顺着一道石砌的楼梯下去,走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各处牢门上的小窗口里都有眼睛盯紧他们。然后他们走进办公室里,已经有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在那儿站着。坐在那儿办公的文书员把一份沾满烟味的公文交给一个兵,指着女犯说:
“这个女犯交给你了。”
那个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红脸膛,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他军大衣向外翻的袖头里,笑吟吟地向他的同伴,一个高颧骨的楚瓦什人[1],挤一下眼睛,目光指着那个女犯。两个兵就押着女犯走下楼梯,往监狱的正门走去。
正门上的一扇小门开了,两个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坎,来到院子里,再走出院墙以外,然后顺着马路中央穿过闹市。
马车夫、小铺老板、厨娘、工人、文官纷纷停住脚,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的人摇着头暗想:“瞧,这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坏行径闹出来的下场。”孩子们战兢兢地瞅着那个女强盗,心想多亏有兵跟着她走,她现在已经不能为非作歹,他们才放了心。一个乡下人已经卖掉煤炭,在小饭铺里喝饱了茶,这时候走到她跟前,在自己胸前画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涨红了脸,低下头,说了一句什么话。
女犯感到众人的目光向她这边射过来,就没有扭转头,悄悄地斜起眼睛瞟一下那些瞧着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目,使她暗暗高兴。这儿的春天的空气,同监狱里相比,清爽多了,也使得她高兴。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路,又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她的脚在石块上走得很痛,她瞧着脚底下,极力想走得轻一点。女犯走过一家面粉店,门前有些鸽子走来走去,摇摇摆摆,没有人来欺侮它们。女犯的脚差一点碰到一只蓝灰色鸽子,它就扑啦啦飞起来,扇动着翅膀,飞过女犯的耳边,给她送来一股风。女犯微微一笑,然后想起她的境况,就沉重地叹一口气。

女犯马斯洛娃的身世是极其平常的身世。马斯洛娃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她母亲在乡下随着饲养牲口的外祖母一起,在两个身为地主的老处女手下做工。那个没出嫁的女人每年都生孩子,而且照乡下常有的情形那样,孩子受过洗,后来母亲却不给这种不受欢迎的、不需要的、妨碍工作的孩子喂奶,他们很快就饿死了。
已经有五个孩子照这样死掉。他们都受过洗,后来却吃不到奶,就死了。第六个孩子是同一个过路的茨冈[2]私通后生下来的,是个姑娘。她的命运本来也会一样,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老处女当中有一个到牲口棚里来了一趟,责骂饲养牲畜的女工不该把奶油做得有牛臊气。正好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娃娃在牲口棚里躺着。老处女为奶油骂了一阵,又骂她们不该让刚生过孩子的女人睡在牲口棚里,说完正要走开,忽然看见那个娃娃,就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孩子的教母。她果然给小姑娘受了洗,事后怜惜她的教女,常给那母亲送些牛奶和钱去,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处女从此叫她“救下来的姑娘”。
小孩活到三岁,她母亲得病死了。饲养牲畜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于是老处女就把小姑娘带到她们房中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出落得异常活泼可爱,给两个老处女解了不少闷。
老处女是姊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小姑娘受洗的就是她,姐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比较严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把小姑娘打扮起来,教她念书,打算收她做养女。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说应当叫她做女工,做得力的使女,所以挑剔很严,遇到心绪不好就处罚小姑娘,甚至打她。于是小姑娘处在两种影响之下,临到长大成人,就成了半是婢女,半是养女。连她的名字也不高不低:既不叫卡特卡,也不叫卡坚卡,而叫卡秋莎[3]。她做针线活,收拾房间,用白粉擦亮圣像的铜框,烤肉,磨碎咖啡豆,煮咖啡,洗零碎东西,偶尔陪两个老处女坐着,给她们朗诵书本。
有人来给她提亲,可是她一个也不肯嫁,觉得跟那些向她求亲的劳动人民一起生活未免太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里的舒服日子了。
她照这样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她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处女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和家财豪富的公爵,到她们家里来了。卡秋莎暗自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明说,甚至也不敢对自己承认。后来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奔赴战场的旅途中顺便到姑姑们家里来住了四天,在临行的前夜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过了五个月,她才确定她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一切事都厌烦,一心想着怎样才能避开等待着她的耻辱。她非但服侍老处女不热心,敷衍了事,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发起脾气来。她对老处女说了不少顶撞的话,事后懊悔了,就要求辞掉工作。
两个老处女对她很不满意,就把她辞退了。她从她们那里出来后,到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家里去做使女,可是在那儿只待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是五十岁的老头子,却一味调戏她,有一回逼得特别紧,她心中火起,骂他“蠢货”和“老鬼”,使劲推他的胸脯,把他推倒在地。她因为无礼而被辞退。这时候她无须再找工作,不久就要分娩了。她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那人是接生婆,兼做酒生意。她分娩顺利。可是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把产褥热传染给卡秋莎。她的小男孩只好送到育婴堂里去,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孩子一到那儿就立刻死了。
卡秋莎当初搬到接生婆家里,身边一共带着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做工挣来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送给她的。可是等到她离开接生婆的家,身边只剩下六卢布了。她不会省钱,不但自己花,而且别人向她要钱,她也总是给。接生婆收她四十卢布的生活费,算是两个月的伙食和茶叶钱。为了送孩子她花掉二十五卢布,接生婆又向她借四十卢布买一头奶牛,另外有二十卢布随随便便就用掉了,做了点衣服,送了点礼物。因此临到卡秋莎恢复健康,身边已经没有钱,非找工作不可。她在一个林务官家里找到了工作。林务官是有妻子的人,可是简直跟那警察分局局长一样,从头一天起就开始调戏卡秋莎。卡秋莎厌恶他,极力躲开他。可是他比她有经验,有心计,主要的是他是主人,可以任意支使她,终于抓住时机占有了她。林务官的妻子识破了这件事,有一次碰见丈夫单独跟卡秋莎待在一个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她。卡秋莎不肯示弱,相打起来,结果这个人家没有给她工钱就把她赶出去了。于是卡秋莎到城里去,在她姨母家里住下。姨父是装订工人,以前生活很好,如今却失去一切主顾,灌起酒来,把能够到手的东西都拿去换酒喝了。
姨母开一家小小的洗衣作坊,借此养活儿女,供养落魄的丈夫。姨母约马斯洛娃在她的作坊里做一名洗衣女工。可是马斯洛娃见到姨母那里洗衣女工所过的艰苦生活,就踌躇起来,到佣工介绍所去找女仆的工作。工作找到了,是在只有一个太太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的人家。她上工才一个星期,年纪较大而且生了唇髭的中学六年级学生就丢下功课,调戏马斯洛娃,不让她消停。他的母亲把责任都推在马斯洛娃身上,把她辞退了。新的工作没有找到,可是说来凑巧,马斯洛娃到佣工介绍所去,却在那儿碰见一个太太,手上戴着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着镯子。那个太太弄清谋事的马斯洛娃的景况以后,留下地址,约她去找她。马斯洛娃就到她家里去了。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和甜葡萄酒,打发她的使女带一封信到某处去一趟。到傍晚就有一个高身量的男人走进房间里来,留着很长的白发和白胡子。这个老人立刻挨着马斯洛娃坐下,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含笑打量她,跟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马斯洛娃听见女主人说:“新从乡下来的雏儿。”后来女主人把马斯洛娃叫去,说这人是作家,有很多钱,只要她中了他的意,他就不会舍不得花钱。她果然中了作家的意,他给她二十五卢布,答应常跟她相会。那笔钱很快就用完,一部分付清她在姨母家的费用,一部分买了新的衣服、帽子、丝带。过几天作家又派人来找她。她就去了。他又给她二十五卢布,约她搬到一个单独的寓所里去住。
马斯洛娃在作家租下的寓所里住着,爱上了同院住着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自动对作家说穿了这件事,搬到一个单独的小寓所里去住。店员答应要跟她结婚,可是后来却不辞而别,到诺夫哥罗德去,分明把她遗弃了。马斯洛娃就此成了孤身一人。她本来想独自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人家不准。派出所长对她说,她只有领到黄色执照[4],经过医师检查以后,才能照这样住下去。于是她又回到姨母家里。姨母见到她穿戴着时髦的连衣裙、斗篷和帽子,就恭恭敬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约她做洗衣女工,认为现在她过上了比较高等的生活。对马斯洛娃来说,做不做洗衣女工的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了。现在她怀着哀怜的心情瞧着前边房间里那些脸色苍白、胳膊精瘦的洗衣女工所过的苦役般的生活,那边的窗子不论冬夏总是开着,她们在肥皂水的三十度[5]蒸汽里洗净和熨平衣物,有些人已经得了肺痨病。她一想到她也可能做这种苦工,就不由得心惊胆战。
正是在这时候,在马斯洛娃缺乏保护人而特别困顿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领家找到了马斯洛娃。
马斯洛娃早就吸上纸烟了,可是在她跟店员相好的后期,以及他抛弃她以后,她又越来越喜爱喝酒。酒所以吸引她,不光是因为她觉得酒好喝,而且主要的是因为喝酒使她能够忘掉她经历过的沉痛遭遇,纵情欢笑,相信她的尊严,而这在她不喝酒的时候却是办不到的。缺了酒,她的心情总是消沉而羞愧。
领家设宴款待姨母,灌醉马斯洛娃,约她到本城一家最好的上等妓院里去做妓女,对她列举这种地位的种种好处和优点。马斯洛娃必须有所选择:要么安于女仆的屈辱地位,必然受到男人的纠缠,发生秘密的和临时的通奸;要么索性取得这种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地位,专干公开的、为法律所许可的、报酬丰厚的、经常的通奸。她选中了后一条路。此外,她想借此报复诱奸她的人,报复店员,报复一切欺压过她的人。同时还有一件事打动她的心,成为她下定最后决心的原因之一,那就是领家对她说,她想做什么样的衣服就可以做什么样的衣服,不论是丝绒的、费伊绉[6]的、绸缎的衣服或是袒露肩膀和胳膊的舞衫,一概能做。马斯洛娃想象她穿上一件黄艳艳的绸衫,滚着黑丝绒的边,领口开得很低的模样,就再也顶不住,把她的公民证交出去了[7]。当天傍晚领家雇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从那时候起马斯洛娃就开始过一种经常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这是千千万万妇女不但得到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得到它的奖励所过的生活,这是这类妇女当中十个倒有九个以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
她们夜间纵酒行乐,早晨和白天却昏睡。下午两点多钟或者三点多钟,她们才疲乏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由于饮酒过多而喝碳酸矿泉水,喝咖啡,只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在各处房间里懒洋洋地走动,或者隔着窗帘往外看,无精打采地互相骂上几句。然后漱洗,抹油,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衣服跟鸨母吵架,仔细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描眉毛,吃油腻的甜食,然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绸衫,走进陈设华丽、灯光辉煌的大厅。客人陆续到来,于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同男人们通奸,其中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差不多像是孩子的,有老态龙钟的,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的,有穷的,有健康的,有得病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界的,有文职的,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各种阶层、年龄、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嚷叫声夹杂着调笑声,打架声混合着奏乐声,吸烟喝酒,喝酒吸烟,音乐从傍晚一直演奏到天明。直到早晨她们才空下来,昏昏睡去。天天这样,个个星期如此。每到周末,她们就到政府机关,即警察分局去,那儿有办理政府公务的官员和医师,都是男人。他们有的时候用认真而严格的态度,有的时候却泯灭了大自然为防范犯罪不但赋与人类而且也赋与禽兽的羞耻心,竟用轻薄的嬉笑态度给这些妇女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批准她们继续干上一星期她们跟同谋者所干的那种罪行。下一星期又是这样。总之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不论是平日还是假日,天天都是如此。
马斯洛娃照这样生活了七年。这中间她换过两家妓院,进过一回医院。在她的妓院生活的第七年,在她初次失身以后第八年,也就是她二十六岁那年,她出了事,为此下了狱,在监狱里跟杀人犯和盗贼们共同生活了六个月以后,如今被押解到法院去受审。

正当马斯洛娃随着押解兵走了很长的路,累得筋疲力尽,快要走到地方法院那所大厦的时候,她养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公爵,当初诱奸过她的那个人,正躺在一架高大的、铺着羽绒褥垫的、被单已经揉皱的弹簧床上,穿着干净的、胸前皱褶熨得很平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敞开领口,吸着纸烟。他的眼睛呆望着前面出神,他在思索今天该办的事和昨天发生过的事。
昨天傍晚他是在家财豪富、门第显赫的科尔恰金家里度过的,大家都揣测他一定会跟他们家的女儿结婚,他回想这些,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丢掉吸剩的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烟,可是改变了主意,把两条光滑的白腿从床边耷拉下来,用脚找到拖鞋。他拿起一件绸料长袍披在丰满的肩膀上,迈开又快又重的步子,走到卧室隔壁的漱洗室里去,那儿满是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香水等的人工香气。他在那儿用特制的牙粉刷他那些镶补过许多处的牙齿,用喷香的含漱剂漱过口,然后开始擦洗浑身上下,再用各式各样的毛巾擦干。他先拿香皂洗手,仔细地用刷子剔净长指甲盖,凑着大理石的大脸盆洗净他的脸和粗脖子,然后走进从卧室数起的第三个房间里,那儿已经为他准备好淋浴了。他在那儿用凉水冲洗肌肉发达、脂肪丰满的白净身体,拿松软的毛巾擦干,然后穿上干净的、熨平的衬衣衬裤和一双擦得像镜子那样亮的皮鞋,在梳妆台跟前坐下,用两把梳子理顺鬈曲的小黑胡子和头上前半部已经渐渐稀疏的鬈发。
凡是他使用的物品,凡是他的化妆用品,包括内衣、服装、皮鞋、领带、别针、袖扣,一概是最高级、最昂贵的货色,雅致,朴素,耐用,贵重。
涅赫柳多夫在十来条领带和胸针当中随手拣了两样(从前做这种事是新奇有趣的,现在却完全无所谓了),然后把早已刷干净,放在椅子上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于是他,虽然算不得精神奕奕,不过总算干净利索,周身喷香地走进了长方形的饭厅。饭厅里,镶木地板昨天已经由三个农民擦亮,上面放着橡木的大食器橱,摆着一张也很大的、可以拉开的大饭桌,桌腿雕成狮爪的形状,大模大样地叉开来,样子颇为庄严。这张桌子上铺着浆硬的、绣着巨大的家徽的薄桌布,放着装满香气四溢的咖啡的银壶、银糖缸、盛着煮开过的奶油的银壶和装着新鲜的白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他的食具旁边放着新收到的信件、报纸、最新一期的“Revue
des
deux
mondes”[8]。涅赫柳多夫刚要拆信,忽然直通走廊的房门开了,一个上了年纪、体态丰满的女人从容平稳地走进来,身穿丧服,头戴用花边做的装饰,借以遮盖她那渐渐展宽的头发挑缝。她原是涅赫柳多夫的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不久以前他的母亲在这个住宅里去世,如今她就留在少爷家里做女管家。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好几次跟随涅赫柳多夫的母亲出国,在国外住过十来年,很有贵妇的外貌和气概。她从小在涅赫柳多夫的家里生活,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米坚卡[9]的时候就熟识他。
“您早,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吗?”涅赫柳多夫打趣地问。
“科尔恰金公爵家里送来一封信,也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的女佣人早已送来了,到现在还在我的房间里等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着,把信交给他,露出会心的微笑。
“好,等一等。”涅赫柳多夫接过信来说,注意到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的含意是说,这封信是公爵小姐写来的,依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看法,涅赫柳多夫已经准备跟公爵小姐结婚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所表达的这种推断,在涅赫柳多夫是不愉快的。
“那么我去叫她再等一下。”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看见桌上扫面包屑用的刷子放得不是地方,就拿过来放在另一个地方,然后从容平稳地走出饭厅。
涅赫柳多夫拆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交给他的香气扑鼻的信,抽出一张边缘不齐的灰色厚纸,上面的字迹尖细而飘洒,他开始读道:
我既然承担了帮您记住一切事情的责任,那么为尽责起见,我要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得出庭去做陪审员,因此您无论如何也不能照昨天您用平素那种马马虎虎的态度所应许过的那样,陪着我们和科洛索夫去看画展了,a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é
à
payer
à
la
cour
d’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amende,
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10]由于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走,我就想起了这件事。那么您不要忘记才好。
公爵小姐玛·科尔恰金娜
信纸的背面附着几句话:
Maman
vous
fait
dire
que
votre
couvert
vous
attendra
jusqu’
à
la
nuit.Venez
absolument
à
quelle
heure
que
cela
soit.[11]
玛·科
涅赫柳多夫皱起了眉头。这封便函是公爵小姐科尔恰金娜近两个月来对他不断进行的一种精致的工作的续篇,其目的在于用一根根目力看不见的细线把他和她越来越紧地拴在一起。不过凡是年纪已经不轻而又没有热恋着的男人,对结婚问题总是迟疑不决的,除此以外在涅赫柳多夫那方面,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使得他纵然下了决心,也不能立刻向她求婚。这个原因倒不在于十年前他诱奸过卡秋莎,后来把她抛弃了,这件事他已经忘得干干净净,而且他也不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个原因却在于这段时期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通的关系,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现在这种关系已经断绝,可是她还没有承认这一点。
涅赫柳多夫见着女人很怕羞,然而恰好正是这种羞怯才在那个有夫之妇的心里引起了要征服他的愿望。那个女人是某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在那个县里每到贵族选举期间涅赫柳多夫总要去一趟。那个女人果然勾引他发生了关系。一天天过去,这种关系对涅赫柳多夫来说变得越来越迷人,同时也越来越可憎。起初涅赫柳多夫抵挡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感到对她负疚,不得到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涅赫柳多夫认为他即使有心,也没有权利向科尔恰金娜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写来的信。涅赫柳多夫一见到他的笔迹和邮戳,就涨红了脸,顿时感到一种精力振奋的状态,这是他面临危险的时候总会体验到的。然而他的激动却是多此一举。那个丈夫,涅赫柳多夫的主要田产所在的县里的首席贵族,来信通知涅赫柳多夫说:五月底要召开地方自治局特别会议,他要求涅赫柳多夫务必来一趟,以便在地方自治局会议上讨论有关学校和车马大道等当前重大问题的时候donner
un
coup
d’
épaule,[12]因为预料在讨论当中会遭到反动派的强烈反抗。
首席贵族是自由派,他纠合一些思想相同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13]逐渐抬头的反动势力,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场斗争,丝毫也不知道他的不幸的家庭生活。
涅赫柳多夫想起他由于这个人而经历过的种种痛苦的时刻。他想起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已经知道这件事,准备跟他决斗,他就打定主意朝空中放枪。他还想起她跟他大闹过一场,她一时负气,往花园里池塘那边跑去,打算投水自尽,他就跑去找她。“我不能到那边去,而且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我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涅赫柳多夫暗想。一个星期以前他已经给她写过一封态度坚决的信,承认自己不对,准备用各种方式弥补他的过错,不过为了她好,他仍然认为他们的关系应该从此一刀两断。他目前就在等待这封信的回音,还没有得到她的答复。她没有回信倒多多少少是个好兆头。如果她不同意决裂,她早就写信来了,或者索性照她以前做过的那样亲自来了。涅赫柳多夫听说那边现在有一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嫉妒得难受,同时却也使他高兴,因为有了摆脱这种使他苦恼的虚伪局面的希望。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的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写道,他涅赫柳多夫务必亲自来一趟以便确定他的继承权,此外关于如何继续经营田产的问题也好做出决定:究竟是依然按照已故的公爵夫人生前那种办法经营呢,还是按照他以前向已故的公爵夫人提出过而如今又向年轻的公爵重提的办法来经营,也就是增加农具,并且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由自己来经营。总管写道,这样的经营方式划算得多。同时总管道歉,说是按预定计划本月初应当汇上三千卢布,不料略微耽搁了一下。这笔钱随下一班邮车汇出。他所以推迟汇款,是因为无论如何也收不齐农民的钱,他们过于不老实,因而他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强制他们拿出钱来。这封信对涅赫柳多夫来说是又愉快又不愉快的。感到自己拥有广大的家业,那是愉快的。不愉快的是当初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原是赫伯特·斯宾塞[14]的热烈的信徒,而且由于他自己是大地主,斯宾塞在“Social
Statics”[15]一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原理就特别使他震动。他凭青年人的耿直和果断,不但口头上说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不但在大学里就这个原理写成论文,而且当时在实际行动上把一小部分土地发给农民了(那块土地不属他母亲所有,而是他本人从他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因为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现在他继承母亲的田产而成为大地主,就必须在两种办法当中选择一个:要么照十年前他处理父亲的二百俄亩[16]土地那样放弃他的财产,要么用默认的方式承认他以前的一切思想都是错误而虚伪的。
第一个办法他做不到,因为他除了土地以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他不愿意去做官,可是他又已经养成奢侈的生活习惯,认为要丢掉这种生活习惯已经不可能。再者,他也感觉不到改变生活有什么必要,因为他青春时代那种信念的力量、那种果断、那种要做一番惊人事业的好胜心和愿望,已经一概不存在了。至于第二个办法,那么“占有土地是不正当的”这个明白确凿的道理原是他以前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里汲取来的,过了很久以后又在亨利·乔治[17]的著作里找到光辉的论证,现在要加以否定,在他也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就因为这个缘故,总管的信才使他感到不愉快。

涅赫柳多夫喝完咖啡后,就到书房里去查一下通知,看他应该几点钟出庭,此外他还想给公爵小姐写一封回信。要到书房去就得先穿过一个画室。画室里立着一个画架,上面反放着一幅已经开了头的画。墙上挂着些画稿。他看到那幅他下过两年功夫的画,看到那些画稿,看到整个画室,心里就不由得生出一种近来常常特别强烈地出现的感觉,那就是他在绘画方面已经无力前进了。他把这种感觉解释为他的审美感发展得过于精致。话虽如此,这种感觉毕竟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的才干而辞去了军中的职务。他站在艺术事业的高峰上,有点看不起其他的各种工作。现在事实证明他没有权利那样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切牵连到绘画的回忆都是不愉快的。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打量画室里的种种奢华设备,带着闷闷不乐的心绪走进了书房。那是个又高又大的房间,有种种的摆设、用具和舒适的设备。
涅赫柳多夫立刻在大写字台上一个标明“紧急”字样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上面写着他必须十一点钟出庭。然后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明他感激她的邀请,他会尽力赶去吃饭。可是他写完信后却把它撕碎,因为信上的口气过分亲热。他又写了一封,这一回口气却又太冷淡,几乎会得罪人。他又把信撕掉,按了按墙上一个电铃的电钮。一个上了年纪、面貌阴沉的听差从房门口走进来,他留着络腮胡子,上唇和下巴剃得光光的,腰上系着一条灰色细布围裙。
“劳驾,去叫一辆出租马车来。”
“是,老爷。”
“还有,您去告诉科尔恰金家那个在等回音的来人,让她替我道谢,就说我会尽力赶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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