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143部分在线阅读

尼古连卡突然感到胸口发紧，想哭，于是大哭起来。
“您不舒服吗？”他听见德塞尔的声音问。
“没有。”尼古连卡回答说，又躺到枕头上。“他又和气又好，我喜欢他。”他这么想德塞尔，“还有皮埃尔叔叔！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还有父亲呢？父亲啊！父亲啊！是的，我一定要做一件连他也感到满意的事……”
第二部
一
历史的主题是各民族和人类的生活。直接地探索和用语言文字说明——不仅论述全人类的生活，就是论述一个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史学家常常运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论述和探索那似乎探索不到的一个民族的生活。他们论述统治该民族的个别人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个活动代表了全民族的活动。
少数个别人是怎样使一个民族依照他们的意志活动的呢？这些人的意志又受什么支配的呢？对于这些问题，史学家是这样回答的：对第一个问题——承认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从一个特选的人的意志；对第二个问题——还是承认那个神，是他指引特选的人的意志去达到既定的目标的。
这么一来，这些问题就用相信神直接干预人类的事予以解决了。
新的历史科学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种原则。
现代史既然否定了关于人类服从神和各民族都奔向一个既定目标这种信仰，那么，它所研究的就不应当是政权的表面现象，而应当是形成政权的原因了。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它在理论上否定了以前史学家的观点，而在实践中却跟着他们走。
现代史提出了领导群众的天赋非凡、才能超人的英雄，再不然就是从帝王到新闻记者形形色色领导群众的人物，以代替前人提出的赋有神权和直接由神的意志指引的人们。代替从前符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的（古代史学家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现代史提出了自己的目的，那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利，并且用极端抽象的说法：全人类文明的福利，所谓全人类，一般是指占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各民族。
现代史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没有用新的观点代替它，情势的逻辑迫使那些在想象中否定了帝王的神权和古人的命运说的史学家由一条道路走到同一结论：那就是承认：一、由单独个别人领导各民族；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朝着一个既定目标行动。
从基邦[24]到保克尔[25]的现代史学家，虽然他们好像有所分歧，他们的观点貌似新颖，但是这两个古老的、无法避免的原则仍然是他们的全部著作的基础。
第一，史学家记述他认为领导人类的个别人物的活动（有人认为帝王将相就是这样的人物；另有人认为除了帝王将相，还有演说家、学者、改良家、哲学家和诗人）。第二，史学家认为人类所要达到的目的（有人认为这目的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国威振兴；另有人则认为这目的是那个名叫欧洲的世界上一个小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掀起一场骚动；它不断地扩大、蔓延，它表现为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向东进行了好几次，它与自东而西的相反运动发生了冲突；一八一二年它达到了顶点——莫斯科，然后，以一种绝妙的对称，出现一个自东而西相反的运动，也跟第一个运动一样，它纠集了中欧各民族。这次相反的运动到达它的西方终点——巴黎，然后平息下来。
在这二十年中间，田园荒芜了；庐舍烧毁了；商业改变了方针；千百万人穷了，富了，迁移了，千百万宣讲爱他人的法则的基督教徒在互相残杀。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什么迫使这些人烧毁房屋和杀害自己的同类呢？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使得人们这样做呢？当人们接触到那个时期的运动的遗迹和传统的时候，不禁要提出这些天真的、然而却是理所当然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向历史科学求教，因为历史科学是各民族和全人类自我认识的科学。
如果史学仍然持有陈旧的观点，它就会说：是神在奖赏或者惩罚他的人民，才赐给拿破仑以权力，并指导他的意志以达到他那神的目的。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圆满的、明确的。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仑赋有神的意志；但是在相信的人看来，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全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的矛盾。
但是新的历史科学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古代人认为神直接参与人事的观点，所以它得另作答案。
新的历史科学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们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为什么发生吗？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呢？那么，请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骄傲自大的人；他有哪些哪些情人，有哪些哪些大臣，他没有把法国治理好。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一些不中用的人，也不会治理法国。他们有哪些哪些宠臣，有哪些哪些情妇。同时，有些人这时写了一些书。十八世纪末，巴黎出现二三十个人，他们在谈论所有的人都平等和自由。从此，法国全国互相残杀起来。这些人杀了国王和另外许多人。这时在法国出现一个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也就是说，他杀了很多的人，因为他十分英明。后来他借口去杀非洲人，把他们痛痛快快杀了一场，他是那么狡猾和聪明，他回到法国，命令大家都服从他。于是大家都服从了他。他做了皇帝，又到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去杀人。在那儿又杀死很多人。俄国有一个亚历山大皇帝，他决定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跟拿破仑打起来。但是，一八○七年，他忽然跟拿破仑交上了朋友，一八一一年两人又翻了脸，又杀了很多人。后来拿破仑带领六十万人进入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可是后来他忽然从莫斯科逃跑了，当时亚历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别的人劝告下，把欧洲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那个破坏欧洲和平的人。所有拿破仑的盟国忽然都变为他的敌人；这支武装力量就去攻打拿破仑刚集合起来的军队。盟军战胜了拿破仑，进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并且不取消他的皇帝称号，对他表示各种敬意，虽然五年前和一年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嗣后路易十八即位，此人一直不过是法国人和盟国人取笑的对象。拿破仑挥泪向老近卫军告别，逊位以后就被流放了。然后，精明干练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特别是塔列兰，他抢在别人的前面坐上头等交椅，因而扩大了法国的疆土），在维也纳发表了谈话，这些谈话使得一些国家高兴，或者一些国家不高兴。突然，那些外交家和君主几乎争吵起来；他们已经准备命令军队互相残杀了；但是这时拿破仑带领一营人回到法国，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向他屈服了。但是盟国的君主为此大为恼火，又跟法国打起来。他们把天才的拿破仑打败了，并且忽然认为他是一个强盗，把他送到圣赫勒拿岛。这个流放者离别了心爱的人们和他所爱的法国，在孤岛的岩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伟大的业绩留给后世。而欧洲反动势力又抬头，君主们又欺压他们的人民了。”
不要认为这是讽刺，是描述历史的漫画。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那个时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编著者，所作的矛盾百出、答非所问的论述给以最温和的概述。
这些答案之所以怪诞可笑，是因为现代史像聋子似的回答那并没有人问他的问题。
如果说，史学的目的是论述人类和各民族的运动，那么，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其它一切就无法理解）就是：是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的运动的？对于这个问题，现代史处心积虑地不是说拿破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非常骄傲，或者说，哪些哪些作者写了哪些哪些书。
这一切都可能是有的，人们也情愿同意这种说法；不过，答非所问。这一切都可能是有趣的，如果我们承认神权，这个神权依靠本身，一贯通过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来管理各民族的话；但是我们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应当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种力量，那就要说明那种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正是这种力量才是全部历史的旨趣所在。
史学家似乎有一个假想，认为这种力量是不问自明的，是人人皆知的。尽管满心想承认这种力量是已知的，但是，任何一个饱读史籍的人都不禁要提出疑问：连史学家对这个新的力量都众说纷纭，怎么能说人人皆知呢？
二
推动各民族的力量是什么呢？
有些传记史学家和个别民族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他们说，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或者如专题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由某些人物的意志所决定的。这类史学家对于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当只存在一个史学家针对一个历史事件作出回答的时候，才是差强人意的。但是，一旦不同国家的而且观点各异的史学家论述同一事件的时候，他们所作的答案便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史学家说，某一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而另一个史学家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个却说是由某某第三个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在解释某人的权力所依据的力量的时候，也是互相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德行和天才上的，共和派朗弗里[26]则说，他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诡诈和欺骗人民上的。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对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提不出任何肯定的答案，从而使人无法理解造成事件的力量究竟何在。
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看出专题史学家对于造成事件的力量的观点不正确。他们不认为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是这种力量，而认为权力是许许多多不同的力量所形成的结果。在描述一场战争和征服一个民族的时候，世界通史家不是从某个人的权力上寻求原因，而是从与事件有关的许多人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既然是由许多力量产生的，似乎就不再可能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了。但是，世界通史家大多数仍然把权力作为一种力量，认为事件是由它造成的，它是发生事件的原因。他们说，历史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不同力量的结果；有时又说，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革飞努斯[27]、斯罗萨[28]以及其他人，时而证明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的产物，等等，时而又干脆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别的不为他们所喜欢的事件不过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由于拿破仑的独断专行，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受到阻碍。革命思想、普遍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权力。而拿破仑的权力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普遍的情绪。
这种奇怪的矛盾并非偶然。这种情况不仅处处可见，而且世界通史家的一切论述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一系列矛盾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通史家刚迈上分析的道路，就半途而废了。
要想把分力合成一定的集合力量或合力，分力的总和必须与合力相等。世界通史家从来不遵守这个条件，因此，为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形下，只得假设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专题史学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的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直截了当地说，这些事件是由亚历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是世界通史家革飞努斯否定专题史学家这种观点，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由于亚历山大的意志，还由于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其他诸人的行动造成的。这位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以下各分力部分：塔列兰、谢多勃良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谢多勃良、塔列兰、斯塔埃尔夫人以及其他诸人的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等于千百万法国人服从波旁王朝的现象。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为什么是千百万人屈服的原因，也就是说，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是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学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的那个力量——权力，承认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
乡下人不明白下雨的原因，他们是说“风驱散了乌云”，还是说“风吹来了乌云”，这要看他们需要雨还是需要晴天而定。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当他们高兴这样说的时候，当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而当他们需要证明别的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所谓文化史学家，遵循那些有时承认著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的世界通史家所开辟的途径，对于这种力量作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所谓文化、精神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学家完全追随他们的前辈世界通史家，因为，如果说，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呢？这些史学家从伴随每一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个特征，于是说，这个特征就是现象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努力证明事件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而我们只有作出极大的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承认指导人民行动的是智力活动，因为人类平等的学说所引起的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博爱的教义所引起的战争和死刑等现象，都与这种假定相矛盾。
不过，即使承认那些在史学中充斥着的巧妙编写的论断都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不明确的力量所支配的，而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再不然就是，除了先前说的帝王的权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别的一些人的影响，还加上另一种新的力量——观点，而观念和群众的关系是需要说明的。拿破仑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样说还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合起来，成为一种事件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说明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就无法理解了。
毫无疑问，所有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中间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正如在人类运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或者任何哪一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文化史家为什么认为人们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好用以下几点来说明：一、历史是由有学问的人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活动的基础，正如商人、农民和军人也乐于这样想（这所以没有形诸文字，只不过因为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罢了）；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这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名义下，最能得心应手地使用那些意义更加含混、因而可以随意编出任何理论的字句。
但是，我们且不说这类历史的内在价值（这类历史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也许有用），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它对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的学说作为事件的原因加以仔细认真的分析的时候，每当它需要叙述一个实际历史事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远征），它就不自觉地把那事件当作权力的产物，直截了当地说，那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文化史家这样说，就不自觉地自相矛盾了，表明他们臆造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且表明他们似乎不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方法。
三
一辆机车在行进。如果要问：它为什么会移动？一个农民说：是鬼在推它。另一个说：机车移动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说，机车移动的原因是因为风把烟都吹到后面去了。
农民是驳不倒的。他已经想出一个圆满的解释。要想驳倒他，就得向他证明没有鬼，或者另一个农民向他解释，不是鬼，而是一个德国人在开动机车。直到发现矛盾百出，他们才知道他们两个都错了。但是，那个把轮子转动作为原因的人，可以把自己驳倒，因为只要他加以分析，就会想得更深、更深：他必须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没有找到锅炉里的蒸气压力是机车移动的最终原因的时候，他就没有停止探索原因的权利。那个用吹到后面的烟来解释机车移动的人，显然是这样的：他看出车轮转动不能作为原因，于是就把他看到的第一个迹象当作原因了。
唯一能够解释机车运动的概念，是与所见到的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唯一能够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各民族全部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不过，对于这一种概念，不同的史学家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力量完全与所见到的运动力量不相等。有些人把它看作英雄们天赋的力量，犹如那个农民认为机车里有鬼；另一些人把它看作由几种别的力量产生的力量，犹如另一个农民认为车轮的运转产生了力量；又有一些人把它看作智力的影响，犹如第三个农民认为被风吹走的烟产生了力量。
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的人物，不管这些个别的人是凯撒，是亚历山大，是路德，还是伏尔泰，而不是参加事件的所有的人——毫无例外的所有的人的历史，就不能不把迫使别人向着一定目标活动的力量归于个别的人。史学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就是权力。
这个概念是掌握现在所记述的历史材料的唯一的把柄，谁要是折断这个把柄，像保克尔那样，而又不懂得研究历史材料的另外方法，谁就只能使自己失去研究历史材料的唯一方法。用权力概念解释历史现象的必然性，由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本身表示的最为明显，因为他们虽然表面放弃权力这个概念，而每迈一步都得求助于它。
历史科学在对待人类的问题方面，至今仍然类似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各民族史专著好似发行的钞票。这种钞票在行使职能时，可以供使用，可以供流通，对任何人都无害，而且还有益，只要不发生它是靠什么作保证的问题。只要把英雄们的意志是怎样产生事件的这个问题丢在脑后，梯也尔之流的历史就会是有趣的、富有教益的，也许还有点诗意。但是，正如由于钞票造得太容易，发行得过多，或者因为大家都要兑换黄金，于是钞票的真实价值就发生了问题一样，由于这类历史写得太多，或者由于有人天真地提出问题：“拿破仑是靠什么力量做了这个的？”也就是想把通行的纸币换成实际理解的纯金的时候，这类历史的真正价值也就会发生疑问了。
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正像那种人——他认识到纸币的缺点，决定用比黄金轻的金属铸成硬币以代替纸币。那种硬币的确叮当作响，但也只是叮当作响而已。纸币还可以欺骗无知的人们；但是，那种只能叮当作响而没有价值的硬币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黄金之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供交换，而且可以供使用，世界通史家也是如此，他们如能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的主要问题，才算是真金。世界通史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矛盾百出，而文化史家则回避这个问题，说了一些文不对题的话。正如貌似黄金的筹码，只能在一些同意它代替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或者在不知道黄金的性质的人们中间使用，不回答人类主要问题的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们就是这样，他们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供给大学和那些爱读正经书本的读者中间流通的硬币。
四
如果否定旧的观点，即否定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一个由神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的意志又是服从神的，那么，历史就得从下列两件事中选择一件：或者恢复神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旧信仰，或者明确地解释产生历史事件的、所谓“权力”的力量的意义，否则每一步都要发生矛盾。
回到第一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旧信仰已经被破除了；所以必须解释权力的意义。
拿破仑下令召集军队去打仗。我们对这种想法是这么习惯，对这种看法是这么习以为常，以至于为什么拿破仑一发出命令六十万人就去打仗，这样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他有权力，所以就照他的命令办。
假如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给他的，这个答案就十分圆满了。但是我们要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得论断一个人统治别的人们的这种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在体力上占优势的那种直接的权力——运用体力或以体力相威胁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29]的权力；它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上的优势，就像一些历史家的天真想法，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即赋有特殊的精神和智慧，以及赋有所谓天才的人们。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的优越上，因为，暂且不谈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关于这类人物的道德品质的评价众说纷纭，历史向我们表明，统治千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优越性，相反，他们多半在精神方面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差得多。
假如权力的源泉既不在于拥有权力的人的身体力量，也不在于他的精神力量，那么显然，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在人的身外，在掌握权力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中。
法学对权力就是这样理解的，法学这个历史的兑换银行，允诺对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或以明显的表达或以默然的许诺把权力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中，在论述国家和权力应该怎样安排（假如可以安排的话）时，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不过，在应用到历史上的时候，这个权力的定义就需要加以解释了。
法学对待国家和权力，好像古代人对待火一样——看作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但是，就历史来看，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就现代物理学来看，火不是一种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与法学在观点上有这样根本的差别，法学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详细地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不以时间为转移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历史所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的权力的意义的问题，它完全不能解答。
假如权力是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么，布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假如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后来被他捕起来的那些人又成了罪犯呢？[30]
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加的宫廷政变也是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的统治者吗？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征服者吗？莱茵联邦的意志在一八○八年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一八○九年，当我们的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国人的时候，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
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
一、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经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看作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行为。
二、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人所共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们的，并且指出，对权力的一切限制、冲撞，以至摧毁，都是由统治者们不遵守移交权力的条件造成的。
三、或者认为，群众的意志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不过那些条件是不为群众所知、不明确的；许多权力的出现，它们的斗争和灭亡，完全是由统治者们或多或少地履行这些不为群众所知的条件（群众的意志根据这些条件由某一些人移交给另一些人）造成的。
这就是史学家解释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的三种类型。
一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家和专题史学家，不了解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他们天真地认为，似乎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记述某一种权力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就把这种权力看作唯一的、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一种侵犯、一种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当各民族处在复杂、动乱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并起，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保皇派的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府和波拿巴都不过是真正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权力，波拿巴派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权力，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然，这些史学家所提供的各执一词的解释，只能讲给小孩子听听罢了。
另一派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历史观的错误，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的条件下才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呢？那些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或告诉了，他们说的话也总是互相矛盾的。
每一个史学家，根据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法国或别国的公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或教育就是这些条件。但是，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的看法互相矛盾，就算有这么一个包含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历史事实也几乎总与那种理论相矛盾。假如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都得到了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不报应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呢？为什么刚好报应在路易十六身上呢？这种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意志的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一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就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府，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普，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解释人民的意志这样迅速地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转移中，有一部分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与狡诈、错误、阴谋，或者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软弱分不开的偶然事件。因此，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不是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错误意志的转移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权力的侵犯。因此，在一些史学家看来，这类历史事件是与理论相背离的。
这些史学家就像那样的植物学家，他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就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那些已经长大了的棕榈、蘑菇、甚至橡树并没有长出两片叶子，他就认为这些植物背离了理论。
第三类史学家说，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那些条件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们说，历史人物所以有权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执行了移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但是，那么说来，假如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在历史领袖手中，而在各民族自己手中，那些历史人物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群众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