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108部分在线阅读

“阿姨，我轻轻弹了一下。”那个孩子说。
“我也轻轻揍你一顿，淘气鬼！”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向他挥手，喊道，“去给你爷爷烧茶去吧。”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拂去灰尘，盖上古钢琴，长叹了一声，走出客厅，把门锁上。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来到院子里，寻思现在应当到哪儿去：到厢房瓦西里奇那儿去喝茶呢，还是到贮藏室去收拾那些没有归拢的东西？
寂静的街上传来疾速的脚步声。脚步声在角门前停住了；有人用力推门，把门闩鼻推得啪啪地响。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向角门走去。
“找谁？”
“找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伯爵。”
“您是谁呀？”
“我是军官。我要见见他。”一个俄罗斯贵族的悦耳声音说。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开了角门。一个十八九岁、圆圆的脸很像罗斯托夫家里的人的脸型的军官走进院子。
“家里的人都走了，少爷，昨天傍晚走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和蔼地说。
青年军官站在角门口，是不是要进去，他有点犹疑不决，他弹了弹舌头。
“咳，真遗憾！……”他说，“我昨天来就好了……咳，真可惜！……”
这时，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满怀同情地仔细打量青年军官脸上那种她所见惯的罗斯托夫家族的相貌特征，打量他那破烂的军大衣和穿破了的靴子。
“您有事要见伯爵吗？”她问。
“既然这样……就没法子了！”那个军官懊恼地说，他抓住角门，似乎要走的样子。他又犹犹豫豫地停住了。
“您知道吗？”他忽然说，“我是伯爵的亲戚，他一向待我很好。这不是，您是看见的（他带着善良、快活的微笑看了看他的军大衣和靴子），都穿破了，我一个钱也没有；所以我想求伯爵……”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没让他把话说完。
“您稍稍等一下，少爷。一小会儿。”她说。那个军官刚从角门放开手，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就转身迈开老年人的快步向后院厢房走去。
在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跑着回到她的住处的工夫，那个军官低着头，看着他那双破靴子，含着微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我没碰到叔叔，多么遗憾。可是这个老太太真好！她跑到哪儿去了？我怎样才能抄近道去赶团队呢？团队现在该到罗戈日城门了。”青年军官这时想。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面带吃惊和坚决的神情，手里拿着方格手帕包，从拐角出现了。在离军官几步远的地方，她打开手帕，从里面拿出一张雪白的二十五卢布的钞票，匆匆地递给他。
“如果他大人在家，当然啦，是亲戚嘛，他们一定会……不过现在……”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羞怯了，慌乱了。但是军官并不推辞，不慌不忙地接过钞票，谢过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如果伯爵在家就好了，”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一个劲表示歉意，“愿您和基督同在，少爷！上帝保佑您。”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她鞠躬，送他。那个军官仿佛在嘲笑自己，嘴角含笑直摇头，他在空空荡荡的大街上朝着雅乌兹桥几乎是跑着去追赶他的团队。
可是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两眼湿润，关上角门后又站了很久，若有所思地摇着头，对一个不相识的青年军官突然生出满腔母性的柔情和怜爱。
二十三
在瓦尔瓦尔卡大街有一座未竣工的楼房，下层是酒馆，从那里传出醉汉的喊叫和歌声。在一间肮脏的小屋里，有十来个工人围着桌子坐在长板凳上。他们都喝醉了，满头大汗，眼睛浑浊，全身发紧，张大嘴巴打哈欠，他们正在唱一支什么歌。他们各唱各的调儿，唱得又累又吃力，显然，他们并不是想唱，只不过为了表明他们喝足了酒，在玩乐罢了。其中有一个高个儿小伙子，淡黄色头发，穿一件干净的青灰色长外衣，高出众人之上地站在那儿。如果没有那紧闭着的不断活动的薄嘴唇和浑浊、阴沉、呆滞的眼睛，他那张生着秀气的笔直鼻梁的脸，本来算是漂亮的。他站在唱歌的人们中间，显然他一面在想什么，一面在他们上头庄严地、僵硬地挥动着袖子卷到肘弯的雪白胳膊，不自然地用力张开肮脏的手指。他的大衣袖子老滑下来，小伙子连忙用左手又卷起来，好像非得露出这只挥动着的、筋肉突出的白胳膊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在歌唱的中间，从过道和门廊里传来斗殴和打人的喊叫声。那个高个儿小伙子把胳膊挥了一下。
“不要唱啦！”他用命令的口吻喊道，“打起来了，伙计们！”他一面不停地卷袖子，一面向门廊走去。
工人们跟着他走。今天早晨在高个儿小伙子带领下来喝酒的工人们，从工厂里拿了几张皮子给老板，所以捞到酒喝。附近铁匠铺的铁匠们听见酒馆里狂饮乱叫，以为酒馆遭抢了，就拼命往里闯，于是在门廊里发生了斗殴。
酒馆老板在门口和一个铁匠打起来，正当工人们走来的时候，那个铁匠挣脱老板，脸朝地倒在马路上。
另一个铁匠向门里冲去，用胸膛猛挤老板。
那个卷袖子的小伙子刚走到那儿，顺手就给正往门里冲的铁匠脸上一拳，疯狂地喊道：
“伙计们！打我们的人了！”
这时，头一个铁匠从地上爬起来，他那受伤的脸上被抓得血淋淋的，他哭喊道：
“救命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伙计们！……”
“哎呀，我的老天，打个半死，打死人了！”从隔壁大门走出一个老农妇尖声喊道。在那个血淋淋的铁匠周围聚了一大群人。
“你抢人还抢得少，连衬衣都给扒了，”不知谁的声音对酒馆老板说，“怎么，你打死人？狗强盗！”
那个高个儿小伙子站在门廊上，翻着浑浊的眼睛时而看看酒馆老板，时而看看铁匠，好像在估量现在应当打哪一个。
“凶手！”他突然对酒馆老板大喝一声，“把他捆起来，伙计们！”
“怎么，要捆我吗！”酒馆老板推开向他扑过来的人们，喊了一声，他从头上抓起帽子，掷到地上。仿佛这个动作有某种神秘的恐吓作用似的，那些包围酒馆老板的工人犹疑不定地站住了。
“法律嘛，老兄，我最在行。我要到警察分局去。你以为我不会去？现在不许任何人抢劫！”酒馆老板喊道，拾起他的帽子。
“去就去，怎么！去就去……怎么！”酒馆老板和高个小伙子彼此重复说，于是他两人顺着大街向前走去。那个满脸鲜血的铁匠同他们并排一齐走。工人们和旁观的人们又说又嚷地跟在他们后面。
马罗谢卡街拐角，有一所挂着一块靴匠招牌、关着护窗板的大房子，对面站着二十几个穿工作服和破烂长外衣、面容消瘦而且疲倦的无精打采的靴匠。
“照规矩，他应当发给我们工资！”一个生着稀稀拉拉的胡子、皱着眉头的瘦削工人说，“他吸了我们的血，就算拉倒啦！他哄啊、骗啊，骗了我们整整一星期。临了，他溜之大吉了。”
说话的工人见来了一大群人和一个血流满面的人，就不出声了，所有的靴匠都怀着急不可耐的好奇心向那群移动的人们走去。
“这些人都到哪儿去？”
“那还用问，到警察局去。”
“怎么说咱们的人真打败啦？”
“你以为怎么啦！你听听人家都说什么来着。”
人们有的问，有的答。酒馆老板趁着人群越来越多的时机，落到人群后面，溜回他的酒馆去了。
高个儿小伙子没发觉他把敌人——酒馆老板弄丢了，他挥舞着裸露的胳膊，不停地说话，引得大家都注意他。大多数人都挤在他跟前，想从他嘴里得到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
“他应当维护秩序，维护法律，官府就是干这个的嘛！我说的对吗，正教徒们？”高个儿小伙子露着笑意说。
“他以为没有官府了？没有官府怎么行呢？不然抢案不是更多了。”
“尽说空话！”人群中有人搭腔了，“怎么，莫斯科就这样给放弃了！人家跟你说笑话，你就当起真来。咱们的军队多得很。就这样放他们进来！官府管干什么的。你听听老百姓都是怎样说的。”一些人指着高个儿小伙子说。
在中国城[97]的城墙附近，有一小群人围着一个身穿厚呢大衣、手拿文件的人。
“告示，在宣读告示啦！在宣读告示啦！”人群中有人说，人们向宣读的人拥过去。
那个穿厚呢大衣的人在读八月三十一日的告示。人们围住他时，他有点窘，但是在挤到他跟前的高个儿小伙子的要求下，他开始读告示，声音有点发抖。
“明天一早我就去见公爵阁下，”他读道（“阁下！”那个高个儿小伙子皱着眉头，嘴角带着微笑庄重地重复说），“和他商量，行动起来，协助军队消灭那些匪徒；我们也要把他们……”朗读的人继续读下去，然后停顿一下（“听见了吧？”那个小伙子得意地喊道。“他把事情都摆明了……”）……“把他们消灭干净，叫那些不速之客都见鬼去吧；我要回来吃中饭，然后我们就干起来，一定要干，干到底，把匪徒消灭光。”
朗读的人读最后几句时，听的人都鸦雀无声。高个儿小伙子忧愁地低下头。显然，谁也不明白这最后几句话的意思。特别是那一句：“我要回来吃中饭。”看来，甚至使读的人和听的人都感到不是味儿。人们的情绪正激昂慷慨，而这种话未免太简单，太粗浅；这是谁都会说的话，最高当局的告示不该说这种话。
大家都闷声不响站在那儿。高个儿小伙子动着嘴唇，晃悠着身子。
“应当问他！……那就是他？……当然要问他！……干吗不问……他会给指点的……”后排人群中忽然有人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驶进广场的警察局长的轻便马车，马车后面有两个龙骑兵跟随着。
这位警察局长今天出行，是奉伯爵的指示前往烧毁货船的，他趁机捞了一把，这时钱正揣在他的腰包里。看见向他拥来的人群，他吩咐车夫停下来。
“这是什么人？”他向那些三三两两、怯生生地向马车走来的人们喝道。“这是什么人？我问你们呢？”得不到回答的警察局长又说。
“他们，大人，”穿厚呢大衣的小职员说，“他们，大人，遵照伯爵大人的告示，愿意舍命效劳，并不是什么暴动，而是像伯爵大人所说的……”
“伯爵没有走，他在这儿，他会对你们发出指示的。”警察局长说。“走！”他对车夫说。人群停在那儿，聚在听到警察局长说话的人们周围，眼望着离去的马车。
警察局长这时惊慌地回头看了一眼，对车夫说了句什么，于是他的马加快步子跑了。
“他糊弄人，伙计们！追他！”高个儿小伙子大喝一声。“不要放走他，伙计们！让他答复我们！截住他！”几个声音同时喊道，于是人们跑着去追马车。
追赶警察局长的人群喧哗着向卢比扬卡大街跑去。
“怎么啦，老爷们和商人们都逃跑了，留下我们等死啊？我们是狗还是怎么的！”人们的话头越来越多了。
二十四
九月一日晚上，拉斯托普钦伯爵见过库图佐夫后，心中烦恼，觉得受了侮辱，因为他未被邀请参加军事会议，还因为库图佐夫对他所提出保卫首都的建议全然不予理睬，而且他新近才发现的大本营的态度使他吃惊——大本营对于首都的治安和首都人民的爱国情绪这么一个问题，不惟认为是次要的，而且认为是不屑于理会的区区小事，——为这些事感到烦恼、受辱和惊讶的拉斯托普钦伯爵回到了莫斯科。伯爵吃过晚饭，和衣躺在长沙发上，刚过半夜，库图佐夫的信使把他叫醒，交给他一封库图佐夫给他的信。信中说，军队经过莫斯科往梁赞大路撤退，请伯爵派警官给通过城里的军队引路。这个消息对拉斯托普钦来说，已经不是新闻了。不仅从昨天在波克隆山会见库图佐夫那时起，而且从波罗金诺战役那时起——当时所有来莫斯科的将军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再打一仗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在伯爵的许可下，每天夜里都运走公家的财产，居民也走了一半，——拉斯托普钦伯爵已经知道莫斯科要放弃了；然而这个消息以附有库图佐夫的命令的简单的便函形式传来，而且是在半夜、睡了一觉的时候收到的，这不能不使伯爵感到惊讶和气愤。
后来拉斯托普钦伯爵在解释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时，在他的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写道：当时他抱有两个重要目的：维持莫斯科的治安和疏散首都的居民。如果我们认可这两个目的的话，那么，拉斯托普钦的所作所为就都是无可非议的了。为什么不把莫斯科的圣物、武器、子弹、火药和粮食运走呢？为什么欺骗莫斯科成千上万的居民，说莫斯科不会放弃，不会毁灭呢？——那是为了维持首都的治安，拉斯托普钦伯爵这样解释说。为什么把成捆的政府机关的无用文件、列比赫气球和别的东西运走呢？——那是为了使莫斯科成为一座空城，拉斯托普钦伯爵这样解释说。只要假定公共治安遭到威胁，任何行动都可以认为是对的。
恐怖政策的一切恐惧，都是以关注公共的治安为理由。
拉斯托普钦伯爵担心一八一二年的莫斯科的公共治安有什么根据呢？认为市内会发生骚动的理由是什么呢？居民在疏散，撤退中的军队挤满了莫斯科。在这种情形下，怎么会发生老百姓暴乱的事呢？
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全国在敌人入侵期间也没有发生类似骚动的事件。九月一日和二日，有上万人留在莫斯科，除了应总司令之召聚在他院子里的那群人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很显然，如果在波罗金诺战役以后放弃莫斯科势在必行，或者说至少可能会放弃，如果拉斯托普钦不是发放武器和传单以扰乱民心，而是设法运走所有圣物、火药、子弹和钱财，并且开诚布公向老百姓宣布城市将要放弃，那就更不必担心老百姓会骚乱了。
拉斯托普钦是一个火爆性子，一向在高级官府任职，虽说他也有爱国心，但是他全然不了解他自以为在他治下的人民。早在敌人入侵斯摩棱斯克时，拉斯托普钦就自以为他扮演着左右民情——“俄罗斯之心”的角色。他觉得（每个行政官员都这样觉得），他不仅支配莫斯科居民的外在行动，而且他觉得，他用那措词格调低下的布告和传单支配着他们的内心情绪（老百姓看不起他用的那种言词，而且也听不懂官方的意图）。对扮演左右民情的漂亮角色，拉斯托普钦十分得意，并习以为常，而现在出他意外地必须退出这个角色，没有任何英雄行为的效果就必须放弃莫斯科，于是他忽然觉得他脚下的那块土地消失了，茫然不知所措了。虽然他事先也知道，但是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仍然完全不相信莫斯科会放弃，因而没有丝毫的准备。居民违反他的意愿离开了。至于政府机关迁走，那只是伯爵勉强同意官吏们的要求罢了。他一味地扮演他为自己准备的那个角色。正如一般富于热情的想象力的人们那样，他虽然早就知道莫斯科要放弃，但那只是靠理智知道的，而他整个灵魂不相信这一点，不把他的想象力去适应新的情况。
他的全部活动，全力以赴、精力充沛的活动（这种活动对人民究竟有多少好处，有多大影响，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要在居民中唤起他本人所感受的那种感情，——由于爱国而对法国人仇恨和对自己怀有信心。
但是，在事件达到真正的历史规模时，在对法国人的仇恨只用言语表达已经不够时，甚至决一死战也不足以解恨时，在对莫斯科这个问题的自信心已经无用时，在全体居民犹如一个人，抛弃自己的财产，潮水似的涌出莫斯科时（用这种消极的行动来表示最强烈的民族感情），——在这样的时候，拉斯托普钦所选择的角色就忽然变得毫无意义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孤独，软弱和可笑，失去立脚点了。
被叫醒的拉斯托普钦接到库图佐夫那封冷淡的、命令式的便函以后，越发觉得可恼，越发觉得自己不对了。所有托付他的东西，所有他应当运走的公共财物，仍然留在莫斯科。全部运走已经不可能了。
“这是谁的过错，是谁弄成这个样子的？”他想，“自然不是我。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瞧我把莫斯科掌管得多么好！可是他们竟然把莫斯科弄成这个样子！坏蛋，叛徒！”他想，究竟谁是坏蛋、谁是叛徒，他并不十分清楚，但是他觉得有恨某些叛徒的必要，由于他们的过错，他才落到这步荒唐可笑的田地。
拉斯托普钦伯爵整夜都在发指示，人们从莫斯科四面八方来他这里听候指示。他左右的人从来没见过伯爵这么不高兴，这么容易发脾气。
“大人，世袭领地管理局局长派人来请示……宗教法庭、枢密院、大学、孤儿院、副主教派人来请示……您对消防队有什么指示？典狱长派人来……精神病院派人来……”整夜不停地向伯爵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