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校对)第104部分在线阅读

“可不是嘛，我们也是那么说嘛。”第一个官员说。
“他说‘我本来一只眼有病，可是现在，我两眼雪亮’，是什么意思？”皮埃尔说。
“伯爵生过针眼，”那个副官笑着说，“我告诉他，人们来问，他怎么啦，他听到这个非常不安。伯爵，”副官突然带着笑脸对皮埃尔说，“怎么听说您的家庭出了点事儿？听说伯爵夫人，您的太太……”
“我什么都没听到，”皮埃尔漠不关心地说，“您听到什么了？”
“咳，您知道，反正人们总是爱瞎猜疑。我只是道听途说。”
“您究竟听到什么了？”
“听说，”副官还是堆着笑说，“伯爵夫人，您的太太，要到国外去。大概是胡说……”
“可能。”皮埃尔说，他漫不经心地环顾四周。“那是谁啊？”他指着一个穿着清洁的青灰色大衣、留着雪白的大胡子、雪白的眉毛、满面红光的小老头，问道。
“他呀，是一个商人，饭馆的老板、韦列夏金就是他。也许您听说那件布告的事了吧？”
“噢，原来他就是韦列夏金！”皮埃尔说，端详着老商人那张坚强镇定的面孔，在他脸上寻找奸细的表情。
“这不是他本人。他是写布告的人的父亲，”副官说，“他儿子坐牢了，看来不会有好下场。”
一个戴勋章的小老头，还有一个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德国籍的官吏，走到谈话的人们跟前。
“您知道，”那个副官讲起来，“这是一桩糊涂案子。那篇宣言是两个月以前出现的。伯爵得到报告后，就下令追查。加夫里洛·伊凡内奇查出，那篇宣言经过六十三人的手。问其中的一个：‘谁给你的？’——‘某某给的。’于是问那个人：‘谁给你的？’如此这般最后问到韦列夏金……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生意人，您知道，一个小老板，”副官微笑着说，“问他：‘你从谁手里得到的？’主要的是，我们知道他从谁手里得到的。他只能从邮政局长那里得到。显然，他们事先都串通好了。他说：‘谁也没给我，是我自己写的。’吓唬他，盘问他，他一口咬定：‘是我自己写的。’就这样禀报给伯爵。伯爵吩咐把他叫来。‘你的布告是从谁那儿弄来的？’‘我自己写的。’您猜伯爵怎么样！”副官带着骄傲的快活的微笑说，“伯爵简直火冒三丈，想想看吧：竟然那么胆大妄为，扯谎和顽固！……”
“噢！伯爵是要他供出克柳恰廖夫，我明白了！”皮埃尔说。
“完全不需要，”副官惊慌地说，“即使没有这一条，克柳恰廖夫也有的是罪状，所以才把他流放了。问题是伯爵非常气愤。‘你怎么会写呢？’伯爵说。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汉堡日报》——‘这就是它。不是你写的，是翻译的，而且翻得很糟，因为你这个傻瓜根本不懂法语。’您猜怎么着？‘不，’他说，‘我什么报纸都不看，是我写的。’——‘如果是这样，你就是叛徒，我就把你交给法院审判，你就会被绞死。你说，是谁给你的？’——‘我什么报纸都不看，是我写的。’结果就是这样。伯爵把他父亲叫来：这个老头子也是死不肯承认。于是把他儿子交付审判，大概判了苦役。现在他父亲是来为他求情的。这小子糟透了。您知道，这种商人的子弟，都是些花花公子，专门玩女人的，不知在哪儿听了几次演讲，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是一个地道的小流氓！他父亲在石桥旁边开了一家小饭馆，您知道，饭馆里挂着一幅全能上帝的大画像，他一手拿着权杖，一手托着金球；他把这张圣像带回家去竟然搁了好几天，你说他干了什么！他找来一个无赖画家……”
十一
在这场新鲜的谈话的中间，皮埃尔被请去见总督。
皮埃尔走进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办公室。在皮埃尔刚进去时，拉斯托普钦皱着眉头，用手揉搓着额头和眼睛。一个矮个子正在说什么事，皮埃尔一进来，他立刻住嘴，走了出去。
“啊！您好，伟大的战士，”那个人刚走出去，拉斯托普钦就说，“我听到您的丰功伟绩了！但是问题不在这儿。亲爱的，你我之间可以无话不说，您是不是共济会员。”拉斯托普钦伯爵说，口气很严厉，仿佛在这个问题上出了什么事，但是他可以原谅。皮埃尔默不作声。“亲爱的，我的消息最灵通，我知道，有各式各样的共济会员，我希望您不是那种名为拯救人类而实际上是想毁灭俄国的人。”
“是的，我是共济会员。”皮埃尔回答。
“那么好，我的好朋友！我想您不会不知道斯佩兰斯基和马格尼茨基已经被流放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了；对克柳恰廖夫也要这样办，对其他那些假借建设所罗门圣殿而却极力破坏自己祖国圣殿的人也要这样办。您可以理解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此地的邮政局长不是坏人的话，我也不至于流放他。我已经知道，你把自己的马车借给他，送他出城，您甚至替他保存文件。我为您好，不愿您遭灾惹祸，我比您年长一倍，我像父亲一样劝告您，不要跟那类人来往，您自己也要尽快离开这儿。”
“克柳恰廖夫究竟犯了什么罪？”皮埃尔问。
“这是我的事，用不着您问。”拉斯托普钦喊道。
“如果说，有人控告他散发拿破仑的布告，可是并没有证据，”皮埃尔说（眼睛不看拉斯托普钦），“韦列夏金……”
“一点不错，”拉斯托普钦突然皱起眉头，打断皮埃尔的话，喊的声音比先前更高了，“韦列夏金是个叛徒和内奸，他受到他应得的惩罚，”拉斯托普钦像一个人记起受辱的情景似的，怀着满腔的愤恨说，“我叫您来不是为讨论我的事情，而是为给您忠告，或者说是给您命令，如果您爱这样说的话。我请您跟克柳恰廖夫之流的先生们断绝关系，并且离开这儿。我决不允许有任何胡闹的行为。”大概他忽然记起他是在斥责还没有犯罪的别祖霍夫，于是他友好地握起皮埃尔的手，又说：“我们面临大灾难的前夕，我没工夫同每个跟我打交道的人客客气气。好啦，亲爱的，您打算怎么办，您个人？”
“什么打算都没有。”皮埃尔回答，他仍然连眼皮也不抬，不改变脸上沉思的表情。
伯爵皱紧了眉头。
“友谊的忠告。赶快离开，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话。谁善于听话，谁就有福了！再见，亲爱的。对啦，”他在门口对他喊道，“听说伯爵夫人陷入耶稣会神父们的魔掌，是真的吗？”
皮埃尔皱着眉头，怒冲冲的，从来还没见他这么气过，什么也没回答，从拉斯托普钦那儿走了出去。
他回到家里时，已经天黑了。那天晚上到他家要见他的，有八位各色人等。他那个营里的上校、帐房先生、管家，以及各种请愿的人。这些人都有事来找皮埃尔，都要他来解决。皮埃尔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懂，也不感兴趣，他对所有的问题都给予答复，仅仅是为了要摆脱那些人。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拆开妻子的信，读了一遍。
“他们——炮垒上的士兵，安德烈公爵阵亡了……老头子……服从上帝就是淳朴。应当受苦受难……一切事物的意义……在于结合起来……老婆要嫁人……要忘却，要了解……”他走到床前，和衣倒在床上，立刻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管家进来禀告说，拉斯托普钦伯爵专门派一位警官来打听别祖霍夫伯爵走了没有。
十来个各色人等有事来找皮埃尔，都在客厅里等他。皮埃尔急忙穿好衣服，不去见那些等待他的人，从屋后的门廊走出了大门。
从这时起，一直到莫斯科大破坏结束，别祖霍夫家里的人虽然到处寻找，再也没看见皮埃尔，也不知他的下落。
十二
罗斯托夫一家在九月一日以前，也就是敌人入城的前夕，一直留在莫斯科。
自从彼佳参加奥博连斯基哥萨克团，开拔到该团成立的地方——白采尔科维城以后，伯爵夫人感到心慌意乱。她的两个儿子都参军，都从她的翅膀下飞走了，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有一个、也许两个一齐被打死，她的一个熟人的三个儿子就是这样死的，这个想法在那年夏天第一次十分鲜明地在她脑际萦绕着。她想把尼古拉弄回来，想亲自去看彼佳，设法在彼得堡给他找个事做，但这两件事都不可能。彼佳除非随着团队一起或者趁着调到别的现役团队的时候回家一趟，不然是不可能回来的。尼古拉现在不知在哪儿，自从接到那封详细描述他跟玛丽亚公爵小姐邂逅的情形的信后，就再没有音信了。伯爵夫人夜不成眠，一合眼就梦见儿子被打死。经过多次商量和交谈，伯爵终于想出了安慰伯爵夫人的办法。他把彼佳从奥博连斯基团调到在莫斯科近郊整编的别祖霍夫团。虽然彼佳还是在军队里服役，但是这样调换一下，伯爵夫人总可以在自己的翅膀下看见一个儿子而得到慰藉，而且抱着一个希望——把彼佳安置在一个永远不会参加战斗的岗位，不让他再走。当只有尼古拉一人处在危险之中时，伯爵夫人觉得（她甚至为此而后悔），她爱老大胜过爱所有别的孩子；可是当小儿子彼佳，这个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净毁坏家里的东西、惹得人人讨厌的彼佳，这个翘鼻子、一对活泼快乐的黑眼睛、面色红润、两颊刚刚长出绒毛的彼佳，落入那些身材高大、样子可怕、心肠残忍的男子汉中间，那些人不知为了什么正在厮杀，也不知为什么他们从中竟然找到乐趣，——每当这时，做母亲的就觉得，她疼爱这个小儿子胜过、远远胜过疼爱所有别的孩子。日夜盼望中的彼佳回莫斯科的日子越近，伯爵夫人的心绪就越是不安。她甚至想，她永远也盼不到这个幸福了。在她跟前的不仅有索尼娅，而且还有心爱的娜塔莎，甚至还有丈夫，然而这都惹她烦恼。“他们与我有什么相干，除了彼佳，我什么人都不要！”她想。
八月末，罗斯托夫家里的人接到尼古拉第二封信。信是从沃罗涅日省寄来的，他是派到那个省去买马的。这封信并没有使伯爵夫人得到安慰。她知道一个儿子脱离了危险，就更为彼佳担心了。
虽然到了八月二十日，几乎所有罗斯托夫家的熟人都离开了莫斯科，虽然所有的人都劝伯爵夫人尽快离开，但是在她的宝贝，她所宠爱的彼佳，没有回来之前，关于走的事，她连听都不愿听。八月二十八日，彼佳回来了。母亲在迎接时那份过于温情的慈爱，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军官心中并不高兴。虽然母亲向他瞒着她的意图——不再让他从她的翅膀下飞走，但是彼佳明白她的心思，他有一种本能的畏惧，害怕和母亲在一起会心软，会变得婆婆妈妈（他暗自这样想），他对她冷淡，躲避她，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只和娜塔莎一块玩儿，他对她怀有一种恋人般的深厚的感情。
由于伯爵一向马马虎虎，八月二十八日还没有做离开的准备，等候从梁赞和从莫斯科郊区的庄子来搬运家产的大车，直等到三十日才到。
从八月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全莫斯科都在奔忙，都在活动。每天都从多罗戈米洛夫城门运进几千名波罗金诺战役的伤员，从另外一些门运出几千辆满载着居民和财物的大车。虽然有拉斯托普钦的传单，也许与传单无关，也许正由于有了这种传单，一些完全相反、离奇古怪的谣言在全城流传着。有人说，不准任何人出城；有人相反地说，所有的圣像都从教堂抬了出来，要强制疏散；有人说，波罗金诺战役把法国人打垮了，还要再打一仗；又有人相反地说，俄国军队全被消灭了；有人说，由神父率领的莫斯科民兵开赴三山；有人在窃窃私议，说有命令禁止奥古斯丁离开，捉到一批奸细，农民正在暴动，离开莫斯科的人在路上遭到抢劫，诸如此类。但是，人们不过是这样说说罢了，而实际上，那些走的人和留下的人，嘴里虽不说，但都感觉到（虽然决定放弃莫斯科的菲利会议还没举行），莫斯科一定要放弃，得赶快离开，保全自己的财物。人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一切都要突然被破坏和改变，但是直到九月一日还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一个被拉去行刑的囚犯，明明知道即将死亡，但是还向他周围观看，扶正没戴好的帽子，莫斯科也是这样，仍然不自觉地过着通常的生活，虽然知道毁灭的时限临近，到时候一切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常规都要遭到彻底破坏。
在莫斯科被占领的前三天，罗斯托夫全家都在忙于各种事务。家长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坐着车在城里不停地跑来跑去，从各处收集流传的谣言，在家里对于出行的准备做了些一般的、表面的、仓猝的指示。
伯爵夫人照料收拾东西，她对所有的人都不满意，总是跟着不断从她身边跑开的彼佳，嫉妒他老找娜塔莎，老跟娜塔莎在一块玩儿。只有索尼娅一个人料理实际的事务：包装东西。不过索尼娅近来异常忧郁和沉默。尼古拉的来信提到玛丽亚公爵小姐，使伯爵夫人异常高兴，当着索尼娅的面说，尼古拉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相遇是天作之合。
“博尔孔斯基做娜塔莎的未婚夫，我从来没欢喜过，”伯爵夫人说，“可是我总在希望，而且我有一种预感，尼古连卡会娶公爵小姐。这真太好了！”
索尼娅觉得这是实话，重振罗斯托夫家业的唯一办法，只有娶一位富家的小姐，而公爵小姐就是一个合适的配偶。但这对她很痛苦。虽然难过，也许正由于难过，她负起指挥归置和包装东西这份苦差，整天价忙活。伯爵和伯爵夫人只要有什么要吩咐的，就得找她。彼佳和娜塔莎却相反，不但不帮助父母，反而碍手碍脚，惹得全家厌烦。几乎整天都听见他们在家里跑来跑去，喊叫和无缘无故地笑。他们笑，高兴，完全不是因为有什么可笑的；但是，他们打心眼里高兴，快活，所以不管碰到什么，他们都觉得好笑，好玩儿。彼佳快活是因为他出门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现在回来（人人对他都这样说）却变成一个大男子汉了；他快活，因为他回到家里，还因为他是从白采尔科维来的，那儿近期没有打仗的希望，现在来到莫斯科，这儿日内就要打起来；主要的，他所以快活是因为娜塔莎快活，他经常以她的心情为转移。而娜塔莎所以快活，是因为她郁闷得太久了，现在没有什么使她记起郁闷的原因，而且她身体也好起来。她快活，还因为有人赞美她（别人的赞美是齿轮的润滑剂，她这架机器要自由顺利地运转，这种润滑剂是必不可少的），彼佳也赞美她。最主要的，他们所以快活是因为莫斯科近郊已经发生战事，就要在各城门打仗，就要发放枪支，人们都在奔忙，都在逃往什么地方去，总之，正在发生不寻常的事，这总是令人兴奋，特别是对于年轻人。
十三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罗斯托夫家里一切东西都像翻了个儿。所有的门都敞着，家具全搬了出去，或者挪了地方，镜子和画都摘了下来。各屋都摆着箱子，地上横七竖八放着干草、包装纸和绳子。抬东西的农民和家奴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镶花地板上走来走去。院子里挤满了农民的大车，有几辆已经装满了，绑好了，有几辆还是空的。
院子里和屋里，到处响着许多仆人和跟车的农民的说话声、脚步声、互相呼唤的声音。伯爵一早就出去了。伯爵夫人受不了忙乱和喧哗，头痛起来，头上包着一块浸醋的布，躺在一间新起居室里。彼佳不在家（他去找一个伙伴，打算同他一起由民兵转为现役军人）。索尼娅在大厅看着包装玻璃器皿和瓷器。娜塔莎坐在搬得凌乱的她的房间地板上，周围散放着衣服、缎带和围巾，她手里拿着她初次参加彼得堡舞会时穿过的旧舞衣（现在已不时兴），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板。
娜塔莎觉得惭愧，别人都那么忙，而她什么事都不做，那天一早起来，她好几次想动手干活儿；但是她安不下心来；她做任何事情都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不然她就做不成，也不会做。在包装瓷器时，她在索尼娅身旁站了一会儿，想帮帮手，但是她立刻就撒手不管，跑回她的房间装自己的东西去了。起初，她把衣服和缎带分给女仆们，觉得怪有趣的，但是后来，当剩下的东西仍然需要包扎的时候，她就觉得索然无味了。
“杜尼亚莎，你来包扎吧，亲爱的？好不好？”
杜尼亚莎巴不得答应全由她来干，娜塔莎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旧舞衣，在那儿出神凝思，但她想的完全不是她现在应当想的事。隔壁女仆房里使女们的说话声和她们从房里向后门走去的匆忙的脚步声，把她从沉思中唤醒了。娜塔莎站起来往窗外看，街上停着许多伤兵车。
使女们、男仆们、女管家、保姆、厨师、车夫、前导御者、厨房打下手的，都站在门口看伤员。
娜塔莎拿起一条白手绢披到头上，两手揪着手绢的角，向大街上走去。
曾做过女管家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老太婆，从站在门口的人群里出来，走到一辆带椴皮席篷的大车跟前，跟一个躺在车上的面色苍白的青年军官谈话。娜塔莎挪近了几步，胆怯地停下来，仍旧揪着手绢，听女管家说话。
“那么说来，您在莫斯科什么人都没有？”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您最好找一个安静一点的住处……您就住到我们这儿。主人全家都要走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许可，”那个军官声音微弱地说，“那就是我们的长官……您去问问看。”他指着在街上沿着一溜大车走回来的、身躯肥胖的少校。
娜塔莎睁着吃惊的眼睛，瞧了瞧受伤军官的脸，随即迎着少校走过去。
“伤员可以住到我们家里吗？”她问。
少校含着微笑把手举到帽檐上。
“您想让谁去住，小姐？”他眯缝着眼睛，微笑着说。
娜塔莎把她的问话重说一遍，她的脸和整个姿态是那么严肃，虽然她还揪着手绢的角，但是少校不再微笑了，他先想了一下，好像在掂量怎样答复才好，然后才给她一个肯定的回答。
“行啊，没什么不可以的。”他说。
娜塔莎微微点了点头，快步走回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那儿，她正站在那个军官身旁，怀着怜悯的心情和他谈话。
“可以，他说可以！”娜塔莎低声说。
那个军官的篷车拐进罗斯托夫家的院子，几十辆伤兵车应本城居民的邀请，都驶入各家的院子和波瓦尔大街各家的门口。干这种越出生活常轨接待新来的人们的事，显然使娜塔莎很欢喜。她和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一起尽可能多让一些伤员到自己的院子里来。
“还是要禀告老爷子才好。”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
“没什么，没什么，反正都一样！咱们都搬到客厅里住一天，把咱们一半的房间让给他们。”
“瞧您说的，小姐，亏您想得出！就是住厢房、下房、保姆的房子，也得问一声呀。”
“那好，我去问问。”
娜塔莎跑回家里，踮着脚尖走进卧室半掩着的门，屋里有一股醋酸味和霍夫曼药水[93]味。
“您睡了吗？”
“哎哟，哪儿睡得着！”伯爵夫人刚打了个盹儿，醒来说。
“妈妈，亲爱的，”娜塔莎说，跪在母亲面前，把脸贴近她的脸，“对不住，请原谅，我把您惊醒了，以后再也不敢这样了。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叫我来的，运来了一些伤员，都是军官，您答应吗？他们没有地方安置；我知道，您一定会答应的……”她一口气匆忙地说。
“什么军官？把谁运来了？我一点也不明白。”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笑了，伯爵夫人也微微一笑。
“我知道您会答应的……那么我就这样去告诉了。”娜塔莎吻了吻母亲，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在大厅里她遇见父亲，他带着不好的消息回到家里。
“咱们还傻待着呢！”伯爵不禁懊恼地说，“俱乐部也关门了，警察也走了。”
“爸爸，我把伤员请进家里来了，行吗？”娜塔莎对他说。
“当然行啦，”伯爵漫不经心地说，“问题不在这儿，现在我要求你们别管这些不相干的小事，要帮助收拾东西，准备走，明天就走……”于是伯爵对管家和仆人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从外面回来的彼佳在吃饭的时候讲述他的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