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校对)第940部分在线阅读
更重要的是，海军建设具有很长的周期，一个项目启动之后，往往要在10年、甚至更长的期限内保持较高的投入。拿象征海军实力的航母来说，在建造了“共和国”号、“华夏”级与“北京”级等3级7艘航母之后，共和国的3家大型造船厂（属于北方重工集团的大连造船厂、由中重集团控股的江南造船厂、被中国重装备集团收购的湛江造船厂）掌握了设计与建造大型航母的关键技术；按照正常发展规律，除非某些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不然从第四种航母开始，就应该批量建造，并且陆续取代“华夏”级与“北京”级（“共和国”号已经在印度战争后退役）；如此一来，在未来20到30年内（“北京”级的设计寿命为30年，如果不进行延寿改进，将在2065年前陆续退役），必须保证每2到3年建造一艘；按照每支航母战斗群花费7500亿元计算（按照2040年的币值计算，1艘10万吨级的超级航母需要投入1800亿，组建战斗群所需的1艘防空巡洋舰、2艘防空驱逐舰、2艘多用途驱逐舰与1艘攻击潜艇至少需要2400亿，组建1个航空联队的24架重型制空战斗机、48架轻型多用途战斗机、4架舰载预警机、6架反潜巡逻机、2架舰载运输机总共需要3000亿，为战斗群的1万多名官兵提供基本生活设施需要300亿），相当于每年投入2500到3750亿元；因为航母的全寿使用费用是建造费用的1到2倍（由是否延长服役期限决定），所以维持一支拥有6到10支航母战斗群的庞大舰队，每年需要投入大约5000亿元维护成本；由此可见，光是花在舰队装备采购与维护上的费用就在8000亿左右；共和国海军在2040年的军费只有2万亿出头，相当于40%的预算花在了舰队上，舰队之外的其他作战部队还需要大约5000亿的投入，军人人事投入在6000亿左右；很明显，海军的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持续10年、甚至30年，恐怕谁也不能保证海军能够正常发展。
作为海军司令出身的林啸雷，不可能不知道预算上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受高投入影响，海军在第三次军事改革中受伤最严重，王元庆坚持让林啸雷出任总参谋长，算得上是对海军的无形补偿吧。
问题是，预算决策权并不在总参谋长的手上。
虽然按照共和国的实际国情，总参谋长在预算上有很大的发言权，某些时候甚至能够超越国防部长，决定军费开支。比如在彭茂邦时代，国防部只有军费审批权，军费到底怎么用是由总参谋部说了算。在王元庆执政期间，情况也差不多，担任国防部长的叶致胜只负责审批军费，具体使用由项铤辉决定。但是到了顾卫民执政的时候，特别是在顾卫民希望将国防部变成根据地的情况下，军费预算的大权再次回到了国防部，林啸雷最多只能为海军争取更多的预算，而无法决定军费的具体分配方式。
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林啸雷采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
不得不说，作为总参谋长，林啸雷至少在信息上享受到了特权。
因为早就料到世界不会太平，第二次英阿马岛战争只是全球动荡的征兆，随后肯定会爆发更多的战乱，而共和国肯定得有所作为，甚至会卷入某些地区战争，所以海军可以效仿当年的陆军，即利用战争开支推动装备发展。如此一来，在战争爆发前，海军只需要为扩军做好准备。问题是，海军的建设周期明显超过陆军。不管怎么说，建造一艘战舰所花的时间肯定比制造一辆战车多得多，而且除了世界大战之外，战舰不可能在流水线上生产，而战车在任何时候都是在流水线上生产的。也就是说，海军的扩军准备必须更加全面，并且优先考虑建设周期长的作战力量。
毋庸置疑，航母绝对是建设周期最长的武器装备。
3艘“北京”级航母的平均建造周期超过5年，而美国海军的“肯尼迪”级（CVN-78“福特”级只建造了6艘，后4艘建造计划由重新设计的“肯尼迪”级取代）的平均建造周期更是长达8年。也就是说，即便在2035年动工，共和国的第八艘航母也只能在2040年下水，最快也要到2042年初才能形成战斗力。
因为对军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所以林啸雷首先保证了航母的建造工作。
在2036年，也就是前往总参谋部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林啸雷就想方设法的确保了3艘正在建造的“北京”级（为前3艘的改进型号，“肯尼迪”级之后，世界上第二种采用了灵巧模块设计原理的超级航母）的建造进度。2037年下半年，正式出任总参谋长后，林啸雷就在2038财年度的预算中为3艘航母争取到了足够的建造费用，并且启动了第三批3艘的建造计划。
也就在这个时候，林啸雷做了一件非常出人意料的事情。
3艘第二批次的“北京”级航母的建造工作在2037年底中断，所有还没有动工建造的模块全部取消，海军司令部在2038年初下达了新的建造合同。虽然海军为单方面撕毁合同支付了15%的赔偿金，但是在海军承诺将建造第三批3艘航母之后，三大造船厂都答应免收赔偿金，并且积极配合海军。
正是如此，3艘第二批次的“北京”级航母在2038年底正式更名为“上海”级。
与“北京”级相比，“上海”级的舰体变化并不大（舰体是最先建造，也最不可能变动的部分），所以主要的尺寸与质量数据并没发生太大的变动，水线长度由312米增加到317米、标准排水量由95200吨提高到了103180吨，变化最大的，还是舰体内的部分，特别是动力部分。
“北京”级采用的2座可控聚变反应堆的额定输出功率在300兆瓦左右，除了为航母提供33节以上的航速（测试时跑出过37节的最大航速）之外，只能为近程能量武器系统提供能源。因为动力系统的输出功率不够高，所以很难为“北京”级配备作用距离更远的大功率能量武器系统。“上海”级仍然采用2台可控聚变反应堆，但是额定输出功率在1000兆瓦以上（单座反应堆的设计应急输出功率为750兆瓦）；虽然受推进系统的限制（4套推进系统的总推进功率只有429000轴马力、约合320兆瓦），“上海”级的最大设计航速只有35节（测试时的最大航速不到40节），但是在能量系统有所保证的情况下，除了用8套能量拦截系统取代所有的动能拦截系统之外，还至少可以配备4套远程拦截系统，并且充当整支航母战斗群的能量供应中心，为编队里的其他战舰提供电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海军不惜降低建造进度，也要用上功率更大的动力系统，就是希望在航母上配备远程能量拦截系统，并且使航母成为整个战斗群的能源供应中心，从而让其他战舰具备安装大功率能量拦截系统的能力。
更加重要的是，3艘“上海”级均在2040年初建成服役。
按照军情局提供的情报，因为林啸雷已经知道中东局势不可能维持多久，所以早在去年就要求3支航母战斗群必须在今年年初形成战斗力。
当然，3艘“上海”级绝对算不上是尽善尽美的现代航母。
别的不说，作为一种排水量超过10万吨的超级航母，在配备了输出功率超过1000兆瓦的动力系统的情况下，最大航速竟然不到40节，绝对是一个败笔。要知道，就算把动力系统的功率降低一半，在采用双体、或者三体船型的基础上，不但能够把航母的可用甲板面积提高50%以上、让航母的生存能力提高一倍以上，还能使其最大航行速度超过50节。如果采用更加高效的船型，在1000兆瓦动力系统的带动下，甚至有望达到只有中小型战舰才能达到的、超过70节的最大航行速度。虽然在某些人看来，作为舰队核心的航母没有必要跑这么快，但是在现代战争中，舰队的速度肯定是越快越好。不说到达70节，在大中型护航战舰的速度普遍向50节看齐的情况下，航母的速度没有理由比50节慢。事实上，美国海军已经在考虑为航母提速了。
与速度一样，“上海”级的总体设计也饱受诟病。
也就是说，这只是一种过渡型航母。也正是如此，在与三家造船厂签署了第三批3艘航母的意向采购合同之后，海军要求重新设计，并且在承诺分批次采购12艘以替代其他所有航母的情况下，只承担40%的设计费用，另外60%的设计费用由3家造船厂分担。到裴承毅回到北京的时候，海军不但与三大造船厂谈妥了最后几个条件，还将这种正在设计的航母命名为“重庆”级。
虽然没有看到详细设计方案，但是裴承毅相信，这绝对是一种划时代的航母。
当然，因为连建造工作都没开始，所以“重庆”级还是水中月、雾中花，对现实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在大肆建造航母的情况下，海军并没大肆采购护航战舰。
用林啸雷的话来说，在和平时期，只需要保证最低限度的护航力量，即一支航母战斗群只需要1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与1艘攻击潜艇，没有必要配备太多的护航战舰。更重要的是在，在不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甚至只需要为航母提供1艘巡洋舰与1艘驱逐舰，其他的战舰可以留在港口内，或者进行正常维修。总而言之，只要不打仗，少造一点护航战舰也没什么问题。
事实上，这么做的关键目的就是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虽然护航战舰的建造周期也不短，但是与航母比起来，那就是小儿科了。拿防空巡洋舰来说，1级巡洋舰的设计周期大概为12年，1艘巡洋舰的建造周期在3到4年左右，如果批量建造的话，则能控制在3年以内。驱逐舰的设计与建造周期在8年与3年左右，潜艇的设计与建造周期则在10年与4年左右。也就是说，在需要大规模扩充海军的战争、也就是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再进行动员，大批量建造护航战舰，也赶得上战争需要，不会对战争造成太大的影响。
当然，解决办法不是不建造这么简单。
用海军的话来说，最合理的应用护航战舰是确保海军战斗力的关键所在。而要最合理的应用护航战舰，除了提高战舰的在航率（执行任务的时间）之外，还得调整海军的编制体系，打破条条框框，灵活组建航母战斗群，用最少的护航战舰为最多的航母服务，从而最大限度的利用军事资源。
在这方面，林啸雷做得非常彻底。在他的安排下，海军取消了舰队体制，完全按照战区制来灵活搭配航母战斗群。说简单点，和平时期，所有战舰都归海军司令部下设的作战平台管理办公室管，只有在任务需要的时候，才把战舰下放给各战区的舰队司令部，并且按照需求组建不同规模的战斗群，完成任务之后，指挥权归还给海军司令部。这套管理体系不但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作战平台，还能通过集中管理的方式，灵活调动保障物资，从而降低平常的维护保养经费。
得益于海军舰队编制体制改革，海军航空兵，特别是舰载航空兵的编制也做了调整。
与舰队的新编制一样，航空兵也取消了以往的联队制，而是按照大队与中队，集中管理所有航空作战力量，再根据需要分配航空作战力量。也就是说，如果作战强度不大，可能只在航母上配备48架、甚至24架战斗机，如果需要执行非战斗任务，则会在航母上配备更多的支援飞机，如果作战强度很大，则有可能在航母还是配备72架、甚至96架战斗机。通过这种灵活的编制方式，能够用最少的航空兵执行最多的任务。
到2040年底，共和国海军在拥有9支航母战斗群的情况下，舰载机部队的规模仍然维持在6支联队的水平上，既只有6个重型制空战斗机大队、12个轻型多用途战斗机大队与6个支援大队。
问题是，舰队与航空兵的编制体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有很大的问题。
在兵力规模不足的情况下不降低出动率，就等于提高了出勤率，从而使大部分装备在和平时期得不到足够的维护保障，并且会导致装备加速老化。虽然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问题需要10年、甚至20年才会暴露出来，但是共和国在2035年经历了印度战争，海军大部分现役装备均参加了印度战争，所以短短几年内，装备老化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而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海军航空兵。
正是如此，在J-16与J-17的改进项目上，海军才没有与空军争抢。
按照军情局提供的情报，海军航空兵的首要问题不是购买多么先进的作战飞机，而是如何尽快搞到一批新的作战飞机，以便让那些过度使用的战斗机能够得到正常维护，并且达到设计服役年限。
万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重视。
从2040年底开始，海军就加大了航空兵的采购力度，新订购的作战飞机肯定已经陆续交付。
虽然护航战舰的老化程度也很严重，但是战舰的设计寿命普遍在30年以上，比战机的设计寿命长10年左右，所以战舰的更新换代压力暂时还没有暴露出来，大部分战舰至少还能服役5到10年。只要海军能在最近几年内采购更多的护航战舰，就能有效解决战舰老化问题。
对即将爆发的中东战争来说，海军的压力主要还是来自外界。
不管怎么说，美国海军拥有12支随时可以调动的航母战斗群，而共和国海军最多只能动员9支航母战斗群。
要想打赢中东战争，就得保证海上航线畅通无阻。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恐怕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印度洋北岸的众多军事基地上了。
第四十四章
紧锣密鼓
飞机降落在吉吉机场上的时候，裴承毅才翻到与天军有关的资料。
因为物理实验中心的很多尖端科研项目都与天军有关，而且前面已经提到，天军是第三次军事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所以裴承毅没有格外关注天军的建设情况，也不需要在这上面花多少时间。
不管怎么说，天军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作战能力。
更重要的是，就算天军拥有货真价实的战斗力，也派不上用场。
早在20年代末，也就是日本战争结束后不久，共和国与美国联手推动全面销毁核武器的时候，两个超级大国就带头签署了一份开放性质的国际条约，即《外层空间非军事化国际公约》。虽然这份公约的实际约束力非常有限，比如所谓的“非军事化”，仅指针对他国的进攻性军事部署，而不针对保护本国的防御性军事部署，但是该条约明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攻击太空军事设施等于攻击国土。也就是说，如果共和国在战争中攻击了美国的军用卫星，就等于攻击了美国国土，等同于向美国宣战。
虽然实际操作中，中美双方都有意无意的践踏这份国际公约。比如在印度战争中，共和国就用低功率激光器让几颗美国的军事侦察卫星在通过印度上空的时候无法正常工作。又比如在马岛战争期间，美国也设法让共和国的几颗军事侦察卫星无法在南大西洋上空正常工作。但是这类不会产生永久性损伤的破坏很难留下证据，不可能作为大国间开战的理由。也就是说，这是攻击太空军事目标的底线，超过这条底线，即便双方不愿意交战，也会受条约限制而不得不正式宣战。
更重要的是，《伦敦条约》中明确规定，太空军事目标为“战略目标”。这个应俄罗斯的要求加上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要利用伦敦条约阻止共和国与美国统治全球，或者说让共和国与美国有所收敛。原因很简单，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就是夺取制高点，也就得瘫痪对手的军事卫星系统；在太空目标得到国际条约保护的情况下，除非共和国与美国打算正面交战，不然在处理地区战争的时候就得有所估计，从而为俄罗斯这样的准大国提供表演发挥的机会。
可以说，从一开始，裴承毅就没有考虑天军。
事实上，因为天军属于准战略部队，所以裴承毅也没有机会指挥天军。
来到瓜达尔港，裴承毅才得知，袁晨皓已经安排好了联合司令部的事情，在他到达前几个小时乘专机去了德黑兰。虽然用负责接待裴承毅的参谋的话来说，战区司令是应伊朗当局的强烈要求才提前赶往德黑兰的，但是裴承毅知道，袁晨皓几个小时都等不了，主要还是不想与联合司令部发生冲突。这多少让裴承毅有点过意不去，不管怎么说，瓜达尔港是袁晨皓苦心经营多年的老巢。
接下来几天，裴承毅一直忙着处理组建联合司令部的具体问题。
直到5月的第一天，裴承毅才接到李存勋打来的电话。
针对库尔德人问题的第二轮谈判已经破裂，虽然共和国已经在比较关键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即按照境内库尔德人的数量分配特别自治区的行政管理权，如此一来，土耳其将分到47%的管理权、伊拉克为29%、伊朗为19%、叙利亚为4%、亚美尼亚为1%，但是美国并没在另外一个关键问题上让步，即让当时五国参加谈判。美国坚决不肯让步的原因也很简单，按照共和国提出的解决方案，就算联合亚美尼亚，土耳其也只有48%的决策权，而三个与共和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则拥有52%的决策权，等于把特别自治区的控制大权交给了共和国，从而使共和国获得了一块立足之地。别的解决办法也不是没有，比如排除叙利亚与亚美尼亚，由三个主要当事国加入谈判。问题是这样的解决方案对美国与土耳其也没有好处可言，所以恩本没有采纳的可能性。
虽然美国当局并没拒绝进行第三轮谈判，但是美国谈判代表在离开北京的时候明确提到，第三轮谈判的前提条件是“平等对话”，即在邀请三个当事国的前提条件下，土耳其至少应该获得50%的发言权。
毫无疑问，第三轮谈判难产的可能性非常大。
用李存勋的话来说，就算第三轮谈判能够召开，也不会让三个主要当事国参与，共和国与美国仍然会在“平等”上较量，即按照人口数量来分配话语权、还是按照谈判方来分配话语权。因为这个差别将决定特别自治区的最终归属权，所以双方都不会轻易让步，搞到最后就是在谈判桌上耗掉最后一点和平时光。
次日，军情局就发来了确切消息。
袁晨皓已经在德黑兰与伊朗当局就组建东线司令部达成协议，除了由共和国提供500到1000名军事参谋人员之外，伊朗国防军与革命卫队还将派遣500到1000名军事人员加入司令部，担负司令部的日常运作与安全保卫工作。也就是说，军事指挥权由共和国掌握，袁晨皓出任东线司令部司令官，伊朗三军参谋长担任副司令，革命卫队司令担任参谋长，并且由共和国的12名参谋与伊朗的8名参谋组成军事决策小组。
总的来说，伊朗的问题并不大。
用刘晓宾在情报中提到的话来说，因为内贾德与哈什在战争观点上完全一致，均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伊朗必须在战争中取胜，所以在军事决策上，两人均认为，只有依靠共和国才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虽然在更加重要的问题上，即战争结束之后，伊朗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内贾德与哈什的观点截然相反，但是这不是首要问题，而且在战争结束前，两人没有理由分道扬镳。
毋庸置疑，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同样的，这也是个非常大的麻烦。
按照袁晨皓在德黑兰与伊朗当局达成的协议，作为伊朗参战的前提条件，共和国必须担保伊朗的战略安全，即至少确保伊朗政权不会被敌国推翻。具体措施方面，共和国最迟不得在战争爆发后的24小时之内向伊朗部署一支战斗单位，也就是向伊朗派遣一支规模在两万人左右的地面部队。作为对等条件，伊朗将在接到共和国发出的战争警报之后的24小时之内准备好3处军营，并且为进驻伊朗的共和国军队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虽然该协议对军情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军情局至少得提前1天发出准确的战争警报，但是真正受考验的还是共和国的军事运输能力。
刘晓宾急着把消息告诉裴承毅，也是为了这件事情。
在24小时之内向伊朗投送一个战斗单位的地面部队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利用战略运输机群、以及部署在南亚战区的战术运输机群，以空运的方式向伊朗部署兵力；二是让部队在前线集结待命，即在波斯湾或者阿拉伯海西北海域部署一支载有一支战斗单位的战略投送舰队。
虽然这样的问题可以请教总参谋部，但是刘晓宾以裴承毅全权负责作战事务为由，把难题丢给了裴承毅。
严格说来，这也不是什么难题。虽然前者更加理想，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至少不会让共和国在战争爆发前处于不利境地，但是操作难度更大，而且战略空运力量非常宝贵，还得承担更多的任务。更本不用考虑，裴承毅就做出了选择。事实上，刘晓宾把这么简单的问题交给裴承毅，除了彰显联合司令官的地位之外，主要还是他跟总参谋部、准确的说是总参谋长的关系不太融洽。
谁都知道，李存勋之后，军情局再也不可能只手遮天。
虽然军情局不乏能力出众的特工，比如这几年得到重用的张孝珑，还有胡锐翔、曹雪华等人，但是真正有资格接替李存勋的只有刘晓宾，张孝珑最多接替刘晓宾。刘晓宾的能力肯定不如李存勋，而且是大大不如李存勋。用外界的话来说，刘晓宾担任军情局长后，最多只能守成，别想进取。事实上，在经历了潘云生与李存勋两位强势局长35年的苦心经营之后，军情局已经如日中天，早就没了进取空间。所谓盛极必衰，军情局在李存勋的领导下达到巅峰之后，必然会走下坡路。在此背景下，对军情局垂涎欲滴的肯定不止一个人，这其中就包括总参谋长。不管怎么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作为拥有10万员工与雇员、全球最庞大的情报机构之一，军情局倒下后都是巨人。如何利用军情局的资源，恐怕是所有人都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军情局本来就是总参谋部的下属机构，在李存勋即将退休的时候，林啸雷没有想法才是怪事。问题是，刘晓宾肯定不想成为“末代局长”，甚至不会容忍军情局在自己手里衰败，肯定会竭尽所能的维护军情局的独立性，从而与林啸雷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