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校对)第798部分在线阅读

　　按照比较普遍的观点，“轻型化”是“空中化”的第一阶段，以扩大空运力量、建立以垂直起降运输机为代表的陆军航空兵为“空中化”的第二阶段，“空中化”的第三阶段则是按照战略与战术区别空运力量、陆军获得了独立空运能力。
　　不管怎么说，在考虑空中支援的时候，裴承毅必须考虑空运力量的合理分配与利用。
　　在战略运输机、战术运输机与垂直起降运输机中，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垂直起降运输机与战术运输机。因为战略运输机的航程都足够大，往往承担运送作战物资的任务，所以受地域的影响并不大，即便部署在共和国本土，也能参加作战行动。战术运输机的问题稍微麻烦一点，虽然战术运输机的适应能力远超过战略运输机，Y-14C甚至能在长度不到600米的沙质跑道上起降，但是受航程与作战任务的限制，战术运输机往往得靠前部署，尽量缩短运输半径，以提高空运效率。垂直起降运输机的问题最大，虽然DZ-25C与DW-26B一样，可以在任何地点部署，甚至不需要专用基地，但是DZ-25C需要承担大量物资运送任务，部署地点必须靠近交通枢纽中心，最好是火车站，减轻地面运输的压力；这一要求极大的限制了垂直起降运输机的部署范围，也带来了相应的麻烦；要知道，大部分火车站都在城市或者城镇内部，附近缺少部署DZ-25C机群所需的场地。
　　与战术航空兵一样，空运部队也分成三个级别进行部署。
　　提出要求后，裴承毅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专门负责后勤的参谋人员。虽然这让人觉得他有点不负责任，但是裴承毅没有多少后勤管理经验，基本上只知道提要求，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特别是细节问题。如果让他胡乱安排，结果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还不如让懂得后勤工作的参谋去负责。
　　安排好这件事，裴承毅开始着手制订作战计划。
　　按照他最初的想法，首先集中力量攻打海得巴拉，然后挥师南下，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同时推进，最终占领印度半岛南部地区。按照这套方案，大规模作战行动最快也就只能在春节之前结束。当然，这么做的好处非常明显，即在战役初期集中力量打下海得巴拉，减轻地面部队的作战负担，让更多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休整机会，向南挺进的时候，可以投入更多的地面部队，加快挺进速度。如果不考虑作战时间，这套方案的可行性最大，而且对各作战部队的要求也最低。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考虑作战时间。
　　要在年内结束大规模作战行动，就不能只在一个方向上做文章。
　　攻打海得巴拉的行动不能变更，而南下进攻的时间必须提前。
　　如此一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支援力量再次被分散，空军、陆航与海航不得不为两个方向上的进攻部队提供支援。
　　分散支援力量的直接后果是，必须投入更多的地面部队。
　　与安排后勤保障工作一样，裴承毅把细节统筹交给了袁晨皓。
　　在前期作战行动中，袁晨皓的表现非常醒目，处理细节事务的能力最值得称道。某些时候，裴承毅都不由得感叹，如果当初选的不是袁晨皓，而是一个跟他差不多的军官，恐怕很多事情就得由他亲自负责了。
　　根据袁晨皓的计算结果，如果海得巴拉方向上的支援力量减弱50%，就得多投入1个野战军。这还是最低投入，为了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打下海得巴拉，还得准备至少1个旅的预备队。如此一来，光是攻打海得巴拉就需要动员3个野战军与1个空突旅。
　　3个野战军中肯定有39军，而按照裴承毅的意思，另外2个野战军为战略反应军，要么是21军与24军、要么是36军与37军，而裴承毅倾向选择后者，因为36军与37军有在该方向上的作战经验。空突旅比较好安排，不管是哪个旅，问题都不大。
　　确定了攻打海得巴拉的兵力之后，裴承毅与袁晨皓在南下主攻方向上产生了分歧。
　　按照袁晨皓的意思，既然已经在海得巴拉方向上投入了重兵，就应该把南下主攻方向放在阿拉伯海沿岸地区，用2个重装甲军、3个战略反应军与至少2个空突旅组成一支规模庞大的突击部队，重装甲军负责扫荡沿海平原地区，战略反应军负责扫荡内部山区，空突旅负责前进突击任务。如此一来，只需要投入支援力量的30%就能在该方向上取得突破，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特里凡得琅。而根据袁晨皓的估计，最快能在12月初、最晚能在12月中旬占领特里凡得琅。
　　看上去，袁晨皓的建议很有道理，可是裴承毅却并不认同。
　　分析战局的时候，裴承毅只提了两个问题，一是后勤保障，二是突击的正面宽度。
　　地面部队从苏拉特南下，向特里凡得琅突击，沿途需要攻占包括孟买、胡布利、塔尔瓦尔、门格洛尔、卡利卡特、科钦等数十处城镇，其中不少是大城市与战略要地，就算投入5个军加2个旅的兵力，推进速度都不会快到哪里去。更要命的是，部队南下的时候，跟在后面的只有共和国陆军的后勤保障部队，孟加拉国与尼泊尔的军队不会南下，巴基斯坦的军队则在印度西北地区晒太阳，占领科钦后才能得到斯里兰卡陆军的援助。也就是说，在长达1500千米的后勤保障线上，只得靠自己了。
　　针对这个问题，袁晨皓认为可以通过占领港口解决。提出这个想法之后，袁晨皓也觉得站不住脚了，因为每占领一处港口，就意味着将要留下一支部队守卫港口。虽然出发的时候有5个军加2个旅的兵力，到达特里凡得琅的时候，恐怕就所剩无几了。如果真要按照袁晨皓的方法打，就得出动7个军加5个旅的兵力。在总共只有14个军，且3个空降军的空降旅无法在战役初期参战的情况下，裴承毅没有任何理由将半数以上的作战部队放在一个方向上。
　　如果说后勤保障拖住了后腿，那么突击正面宽度就挡住了去路。
　　与后勤保障相比，突击正面宽度的问题更加突出。
　　印度半岛西高东低，从南到北横贯半岛的西部山脉成为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两侧的平原地区分割开来。相对而言，东部平原更加广袤，西部平原则非常狭窄。如果按照袁晨皓的提议，出动2个重装甲军与3个战略反应军，以半岛西部沿海平原的宽度，别说让2个重装甲军同时推进，就连1个重装甲军都容不下。让战略反应军扫荡内陆山地更加离谱，战略反应军不是山地部队，最适合山地作战的是空中突击旅，而裴承毅手里只有6支空突旅，不能随意浪费。因为正面摆不开、侧翼难以取得突破，投入前线作战的部队非常有限，所以用上再多的兵力，也等于浪费。
　　按照裴承毅的看法，重点还是得放在东面。
　　攻打海得巴拉的时候，派遣2个战略反应军与2个空突旅从沿海平原南下，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到金奈，并且占领金奈港。到此，突击部队分头行动，1个战略反应军与1个空突旅向西突击，攻打班加罗尔，另外1个战略反应军则继续南下，扫荡印度半岛南端东南部地区。战役行动的初期以攻占金奈为主要目的，原因很简单，按照共和国与斯里兰卡达成的秘密协议，共和国占领金奈之后，斯里兰卡将派遣地面部队协助作战，也就是为共和国陆军提供后勤保障。
　　当然，裴承毅不是哪种喜欢一只手打仗的人。
　　东线为主攻方向，不等放弃西线。按照裴承毅的想法，东线突击开始前，就得从苏拉特派遣至少1个战略反应军向南推进。该突击部队的任务不是沿途攻城拔寨，而是从沿海平原地区以最快的速度南下，争取在东线部队攻占金奈的时候到达门格洛尔，从西面包围班加罗尔。因为攻打海得巴拉的行动不会太轻松，所以两支突击部队包围班加罗尔的时候，海得巴拉方向上的战斗也许没有结束，或者刚刚结束。在阐述战役思想的时候，裴承毅非常明确的提到。如果包围班加罗尔的时候，海得巴拉方向上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就要首先打下班加罗尔，不给印军任何退路，到时候打下海得巴拉，就将成为印度战争的收尾曲。如果情况相反的话，则要以最快的速度合围班加罗尔，然后集中兵力扫荡周边地区，调整好支援兵力之后再强攻班加罗尔。也就是说，战争要么在海得巴拉结束，要么在班加罗尔结束，从而避免陷入长期扫荡战。
　　可以说，这是在年内结束大规模战争的唯一办法。
　　为此，裴承毅必须留下足够多的预备队。按照他的计划，战役初期投入的作战部队只有6个军与3个旅，担任预备队的则多达5个军与3个旅。因为只动用了1个重装甲军，所以在攻打班加罗尔、或者其他战略要地的时候，裴承毅手里还有3个重装甲军，足以保证顺利打下任何一座大城市。
　　从两人提出的战役部署就能看出，裴承毅更注重灵活应用兵力，而袁晨皓更喜欢打大规模会战。或者说，裴承毅更愿意留下足够多的预备队，然后根据实际战斗情况决定如何应用预备队，而袁晨皓则喜欢一上来就打垮敌人，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这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没有优劣之分，只是看如何应用。
　　简单地说，打得顺手，袁晨皓的打法更有效，打得不顺手，则裴承毅的打法更理想。
　　从这也能看出两人的区别。裴承毅走上指挥岗位的时候，共和国的军事实力还没有如今这么强大，东海战争、南海战争与半岛战争都打得很艰难，使他在指挥部队作战的时候养成了多留点余地的习惯。袁晨皓比裴承毅小了10岁，在他走上指挥岗位的时候，共和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足够强大，日本战争与藏南冲突都打得很轻松，使他在指挥部队作战的时候养成了狠打猛打的习惯。
　　不同的经历造就不同的指挥风格，这也无可厚非。
　　确定了总体战役思想与战役目的之后，裴承毅又开始偷懒，把制订战术计划的工作丢给了袁晨皓。当然，袁晨皓没有任何怨言，这可是学习的好机会，别说苦与累，别的人想学都没有机会呢。
　　事实上，裴承毅并没偷懒。
　　10月3日，他就离开了沃济拉巴德，带着几名警卫员到各部队视察情况。
　　作为前线总指挥部，裴承毅必须对各部队的情况了如指掌。虽然在此之前，他没有到部队视察，但是不表示他不重视基层的情况。前期作战行动的时候，因为各部队都是从国内派来的，处于理想状态，裴承毅不需要过分操心。战争打了一大半，各部队的伤亡情况都非常严重，基层官兵有点想法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裴承毅仍然呆在前线指挥部，仅凭各部队提交的报告，肯定无法准确掌握基层情况。
　　只有到基层去，才知道官兵们到底在想什么。
第一百八十一章
战略博弈
　　裴承毅在基层部队转悠的时候，王元庆正在为莫斯科之行做准备。
　　马德里外长会晤不仅仅是达成了四方协议，阎尚隆还与萨利文多次双边会晤，交换高层意见。按照阎尚隆带回来的消息，美国总统最关注的还是美国企业在印利益，以及印度的政治制度。这也无可厚非，美国企业是美国总统的后台支柱，如果连美国企业的利益都无法保证，布兰迪诺就没有资格住在白宫；印度的政治制度直接关系到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忙活了这么久，如果连美国积极倡导的社会价值观都无法得到保证，今后也就别想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了。
　　要想获得，就得有所付出。
　　萨利文的态度很明确，只要共和国在这两个问题上做出承诺，美国就可以在四方会谈上做出让步。
　　事实上，阎尚隆已经在马德里给了萨利文承诺，不然四方会晤不会取得成果。
　　向王元庆汇报会晤情况的时候，阎尚隆还明确提到，美国的让步只是暂时性的，随着战争结束，印度的战后重建工作开始，美国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制造麻烦，为美国企业争取在印利益。
　　对此，王元庆也有同样的看法。
　　虽然萨利文只提出了两个要求，但是其中包含了很多模棱两可的因素。
　　比如美国企业的在印利益。如果共和国的财团与企业能在战争结束之前与美国企业达成收购在印业务的合同，问题还不是很大。问题是，收购美国企业在印的所有业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仍然会有部分美国企业留在印度，参与印度战后重建工作。如此一来，美国企业在印度的利益就是个长远问题，迟早会带来更多的相关问题。以美国政府的一贯作风，只要印度战后重建工作开始，就会以维护美国企业的在印利益为由，干预印度的政治建设。结果不难想像，只要美国在政治问题上找到了切入点，印度问题就将变得非常复杂，甚至会使共和国的努力前功尽弃。再结合萨利文提出的印度政治制度问题，王元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美国已经在这方面努力，而且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只要共和国露出一点点破绽，就能让美国找到反击的机会。
　　想到这，王元庆就不对莫斯科首脑会晤抱任何希望了。
　　从根本上讲，美国要的不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印度，而是一个能够让共和国跌入万丈深渊的印度。
　　判断美国的意图，必须看美国的一贯政策。
　　日本战争后，美国不遗余力的“扶持”印度，名义上是为了重建日本，实际上则是为了让印度代替日本牵制共和国。藏南冲突后，美国变本加厉，不但向印度出售了大量先进武器装备，还帮助印度建立现代化国防军事体系。如果说美国指望印度在军事上击败共和国，肯定没有几个人相信，因为连美国都没有把握击败共和国，印度凭什么击败共和国？美国武装印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共和国不得不在国防建设上投入更多的力量，而且不得不通过一场战争来解决最后的切身威胁。事实上，美国的目的达到了，而且非常完美。根据某些西方学者的分析，印度战争对共和国造成的影响，需要10年、甚至20年才能弥补。站在美国的立场上，需要的也就是10年到2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美国压根就没有想过印度能够在军事上战胜共和国，不然布兰迪诺上任后也不会逐步降低对印度的支持力度，严格控制流入印度的尖端技术与先进装备。
　　看清了美国利用印度的本质，就不难明白美国现在的企图了。
　　鲁拉贾帕尼领导的印度可以给共和国制造麻烦，苏沃斯领导的印度也可以给共和国制造麻烦，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说直接点，就是利用印度战后重建拖垮共和国。
　　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战后重建问题上做文章，摆明了就是要让共和国在印度的政治体制上做出让步。按照王元庆的猜测，只要他在莫斯科做出让步，美国就会提出在战争结束后立即举行大选，而且是在国际组织的监督下举行大选。看上去，这个提议非常漂亮，也会得到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舆论的广泛支持，美国再次成为民主与自由世界的捍卫者。实际上，看深一点就能发现，美国不但赚了名，还赚了实。简单地说，在战争结束之后举行的大选，肯定不会是公平的大选。不管有没有国际组织监督，在绝大部分印度人都在为填饱肚皮而努力的情况下，谁还会关注大选，谁还会把大选当成一回事？别忘了，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富裕粮食，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战略储备粮。也就是说，只要美国愿意出血本，就能利用粮食问题、准确的说是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改变印度的大选，让那些只顾填饱肚皮的印度人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远利益。结果可想而知，得到美国扶持的参选者有很大的可能在大选中获胜，从而使印度再次沦落为美国的棋子。
　　当然，美国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影响印度大选，结果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真要按照美国的意愿发展下去，印度战争基本上就白打了，成千上万共和国将士的鲜血就白流了，别说借印度解决共和国的老龄化问题，不在30年之内与印度打第二场战争就算得上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果，对共和国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灾难。要知道，至少还要20年，共和国才能基本上解决老龄化问题，而要彻底解决老龄化问题，还需要40年。也就是说，30年之内再次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将使共和国在未来近百年的时间内失去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机会。
　　作为政治家，王元庆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实际上，阎尚隆从马德里回来之前，王元庆就知道绝不能在谈判中让步。
　　现在的问题是，共和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还有欧盟、俄罗斯，以及其他希望从印度获得好处的国家。
　　共和国能够丝毫不让吗？
　　显然不可能，不让步等于与全世界为敌。
　　别说现在的共和国，就算是鼎盛时期的美国也不敢与全世界为敌。
　　摆在王元庆面前的问题是，共和国必须让步，但是不能让美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可以说，这是一个需要大智慧才能解决的问题。
　　万幸的是，事实早已证明，王元庆不但有这样的智慧，还有这样的能力。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王元庆有先见之明，在战争爆发前就预料到美欧俄会插手干预战后的印度政治体制，但是从共和国一系列的表现来看，就算王元庆并非料事如神，也早就有所防范。
　　阎尚隆在四方会谈上的答复就能说明问题。
　　按照共和国的设想，印度的战后政治重建工作最快也只能在2036年中期开始，在此之前的主要工作是让17亿印度人摆脱贫困，帮助印度恢复正常秩序。表面上，共和国在有理有利的情况下做出了适当让步，承诺以民主大选的方式决定印度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共和国并没做出让步，也没有对印度的政治体制做出任何承诺。更重要的是，在人道主义的大背景下，此举不但得到了欧盟的支持，还为共和国留下了更多的转圜空间。简单地说，战争不会随着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而结束，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共和国将以为印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名，继续在印度驻军，并且承担起大部分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借此巩固印度临时政府的地位。
　　毫无疑问，这么做只对共和国有利。
　　不管是美国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还是欧盟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或者其他哪个国家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因为只有共和国与巴基斯坦等盟国在印度有驻军权，所以向印度人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重任肯定落在了共和国等军队身上，而印度人只知道谁发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而不知道谁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而只知道是共和国等国家帮助他们走出了灾难。
　　对此，美国也是有苦自己知。
　　在人道主义的大前提下，如果美国拒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必然受到指责，而美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于替共和国做嫁衣裳。当然，美国肯定会在人道主义援助上做文章，比如要求向印度派遣人道主义援助人员，借此机会向印度民众施加影响，如果共和国拒绝美国的人道主义救援队伍进入印度，美国就可以借此滋事，在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上打折或者与共和国发生纠纷。
　　正是如此，在考虑帮助印度重建的时候，王元庆才没有算上美国那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