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校对)第672部分在线阅读
如果以常规手段向太空投送力量，成本将高得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
以运载火箭为例，即便采用成本较低的氢氧液体火箭发动机（随着电力成本降低，液氢与液氧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氢氧火箭发动机的使用成本低于煤氧火箭发动机），向近地轨道运动1千克货物的成本都高达58000元（约合15000美元），而军事领域常用的固体火箭的单位运送成本更是高达80000元（约合20700美元）。以此计算，发射1颗质量在10吨左右的军事侦察卫星的成本在5.8亿元以上，算上侦察卫星的制造成本，其价值超过8亿元。侦察卫星的平均使用寿命在3到5年左右，按照4年计算，相当于每年2亿元。要想组建一套完整的侦察卫星网络，至少需要部署12颗雷达成相卫星、12颗光学成相卫星，加上各4颗补充卫星，总共32颗卫星，平均每年的使用成本高达64亿元。完整的军事卫星网络还包括导航/定位卫星星座、通信卫星网络、战略警戒卫星系统等等。以共和国为例，2035年初总共拥有144颗在轨工作军事卫星，平均每年用在军事卫星上的预算高达380亿元。同期，美国花在军事卫星上的国防经费接近100亿美元。算上研制、设计，以及与军事卫星有关的各项基础投入，共和国每年为军事卫星投入的费用在850亿元以上，美国每年花在军事卫星上的费用也在250亿美元左右。
如此庞大的花费，仅仅是个开始。
如果按照空运力量的标准发展太空投送力量，其成本更加难以估量。
在此情况下，运载火箭肯定无法承担重任，只有能够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才能成为合格的太空运送力量。也许很多人认为航天飞机可以反复使用，投送成本肯定比运载火箭低得多，实际则不然。美国是唯一有航天飞机使用经验的国家，2010年之后，放弃了所有航天飞机，转而发展巨型运载火箭。在美国的“重返月球”计划中，用来向月球运送货物的就不是航天飞机，而是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超过100吨的“战神”运载火箭。按照美国航天局制订的计划，可以用“战神”直接向月球运送登月舱。在未来登陆火星的行动中，则由“战神”在近地轨道上组建中转站，再向火星出发。由此可见，在精于计算的美国人眼里，航天飞机不是理想的运载工具。
2013年前后，共和国也对航天飞机做了概念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相差不大。
因为日常维护与保养的费用极为高昂，虽然通过回收助推火箭、外部燃料舱（美国的航天飞机只能回收助推火箭，外部燃料舱在大气层内烧毁）可以降低单次发射费用，但是使用总成本仍然高于运载火箭。
当然，航天飞机的未来发展潜力超过了运载火箭。
美国没有完全放弃航天飞机，共和国也在做相关努力。
提高航天飞机效费比的主要办法有三个：一是研制新材料，提高航天飞机的可维护性与反复使用次数，降低单次使用成本；二是提高发射高度与发射速度，减少在大气层内的飞行时间，从而减少燃料消耗量；三是研制新燃料，降低燃料单位成本（价格与推重比），提高经济性。
相对而言，降低成本的关键还是最后一点。
改进航天飞机的性能并不难，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做相关研究，如同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在这一领域研究了数十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方案；随着大量新材料问世，提高航天飞机的可靠性与可维护性也不是什么难事。提高发射高度与发射速度，也不是很困难，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已大型运输机作为载体，在10000米以上的高空发射航天飞机；随着各种电动大型运输机的出现，依靠电动运输机为航天飞机发射平台的方案早就被提了出来，而且成本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只有最后一点，研制难度非常大；虽然以催化金属氢为主要成分的航天推进剂已经在实验室内获得成功，但是离批量生产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且成本仍然高得吓人；如果不能解决推进剂的问题，太空运输成本就永远不可能达到空运级别。
运输成本降不下来，在太空部署军事力量的价格就无法承受。
2030年，天兵向总参谋部与国防部递交了“20年远期发展规划报告”，明确提到，必须加快新式航天推进剂的研制速度，扩大催化金属氢的产量，力争在2050年之后使太空力量投送的成本降低到空运的10倍之内。即便以此计算，将1千克货物运送到近地轨道的成本仍然高达2500元。对于动辄就是数万吨、数十万吨的军事力量投送而言，这一成本仍然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
当然，对于打击关键目标的军事行动而言，这一成本已经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家战略防御系统而言，2500元的单位投送成本是最低门槛。
按照“远期发展规划报告”中“国家战略防御系统”部分的内容，在第四阶段力量建设中，外层空间防御系统将是整个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的关键力量，而且也是对付包括美国在内的超级核大国的基础力量。只有建立起外层空间防御系统，共和国才具备真正的战略防御能力，才能在与美国的直接对抗中占据先机。
只是，该计划的内容太庞大了。
“外层空间防御系统”包含了5个子系统，即“早期预警系统”、“目标探测甄别与跟踪锁定系统”、“实时信息交换系统”、“动能武器拦截系统”与“能量武器拦截系统”。这覆盖全球的防御系统总共包含640颗军事卫星（依照顺序，分别为32+8颗、32+8颗、64+16颗、128+32颗与256+64颗，其中+号以后的为备用卫星），总投送质量超过32000吨，如果按照2500元的单位投送成本计算，仅发射640颗卫星就需要800亿元，加上制造卫星的费用，总成本超过2500亿元。因为整套系统的平均工作时间仅有5年，所以平均每年需要投入500亿元。如果算上开发与研制卫星的费用，平均每年的费用在1000亿元以上。对共和国来说，这笔开销不算少。
显然，“外层空间防御系统”仍然是防御性质的太空军事力量。
从天兵的计划中可以看出，“能量武器拦截系统”占了大头。正是“能量武器拦截系统”的效费比更高，才会出现这一情况。比如在相同质量的情况下，虽然使用高能激光拦截器的防御卫星的制造成本是使用动能拦截弹头的防御卫星的2倍左右，但是在前者的在轨服役寿命是后者的3倍，且拦截能力是后者的2倍，按照全寿命服役成本计算，前者明显要比后者便宜得多。
与进攻性太空军事力量相比，防御性太空军事力量的投送质量只能算是毛毛雨。
美国在2010年之前就对进攻性太空军事力量进行了理论研究，比如在太空部署携带动能弹头的军事卫星，以动能弹头摧毁地面上的高价值战略目标。理论研究阶段，美军甚至提出由卫星投送的动能弹头可以对付一切目标的设想。问题是，理论研究结束后，美军就以“技术储备不足”为由，终止了研发计划。
真正的原因不是技术储备不足，而是成本过于高昂。
新的打击手段出现之后，新的防御手段就会出现。即便动能弹头的摧毁能力足以满足军事打击需求，可是在一场战争中，需要打击的高价值目标成百上千，甚至多达上万个。在全部用进攻性太空军事力量进行打击的情况下，一次性投送的弹药质量在百吨、甚至千吨以上。以2010年的投送成本计算，都需要数百亿美元。按照单位成本计算，进攻性太空军事力量的投送成本更是空中力量的数十倍，根本不划算。即便按照共和国天兵的发展规划，在2050年前后将投送成本降低到空中力量的10倍左右，进攻性太空军事力量的打击成本仍然高得离谱，距离大规模使用仍然遥遥无期。
成本问题既限制了太空军事化，也推动了全面核裁军。
在发展进攻性太空军事力量的技术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共和国、美国等大国都集中力量发展防御性太空军事力量，而且优先发展战略性防御力量。日本战争已经证明，当战略防御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战略进攻力量就将成为摆设。不管是积极推进全面核裁军的共和国、还是暗中作祟的美国，都认识到了防御性太空军事力量对战略核力量的影响，也认识到战略核力量迟早会被淘汰。
因为天基战略防御系统天生能够对付太空目标（除了少数在弹道导弹助推段、也就是主动段进行拦截的能量武器防御系统之外，大部分天基防御系统都在弹道导弹中段、也就是惯性段进行拦截），所以天基战略防御系统从问世的那一天开始，就肩负起了打击敌国军事卫星的任务。
在“太空非军事化谈判”中，争论得最多的就是“军事化”的标准。
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够限制某些大国利用天基防御系统对付敌国的太空目标，也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能对其加以限制。只要各大国坚持发展战略防御系统，那么用战略防御系统对付军事卫星就没有任何难度可言。如此一来，“太空非军事化”所能限制的，只有进攻性太空军事力量，而不是防御性太空军事力量。
归根结底，打击敌人的军事卫星，诱惑太大了。
早在第四次印巴战争期间，共和国就攻击了印度的军事卫星。虽然当时印度没有多少军事卫星，而且打击行动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但是到了日本战争期间，共和国打击日本军事卫星的行动收到了巨大成功，对战争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开始，打击军事卫星成为了真正的“战争制高点”。
日本战争之后，由共和国、美国与俄罗斯牵头，全球各主要航天大国与军事大国签署了一份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即《外层空间国际公约》。该条约中明确规定，任何国家都不得主动攻击第三方与中立国的太空目标。之所以说该协议没有法律约束力，是因为没有明确“第三方”的含义。比如在印度战争中，美国将军事卫星搜集到的情报提供给印度，算不算战争的第三方？
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太空军事化”再次提高了现代战争的门槛。
战争的技术起点与成本起点被急剧提高，只有实力强大、科技先进的大国才有能力占领战争的制高点，别说三流国家，如同英国、法国、德国等二流强国，都没有足够的国力支撑庞大的太空军事力量，无法占领战争的制高点，从而失去与一流大国展开军事竞争与全球对抗的实力。
这一结果，对全球局势的演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对那些希望成为一流大国的二流国家来说，出路无非三条。一是尽快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与技术实力，跟上一流大国的步伐；能够走这条路的国家都得有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资源与充足的劳动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俄罗斯，其次是巴西与印度。二是与某个一流大国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依靠一流大国的庇护，走上这条路的典型代表就是英国与巴基斯坦。三是几个二流强国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使联盟的总体实力达到一流大国的水平，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由法德意主导的欧盟。
由此可见，日本战争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谁都知道，下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不但会再次改变世界格局，还将使“地区化”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发展方向。
作为军人，裴承毅考虑的不是未来发展，而是如何打赢这场战争。
虽然印度的太空军事力量并不雄厚，短短15年，也不可能让印度从一个刚刚战败的三流国家发展成一流大国。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给予印度的援助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印度完成了军事力量现代化建设，但是在涉及到战争制高点的太空军事力量方面，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都不可能真心诚意的帮助印度。从国家的综合实力上讲，印度也没有能力发展太空军事力量。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印度也不可能在陆海空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太空军事力量。
需要攻击的目标并不多，对共和国天兵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实战练兵机会。
在很大的程度上，甚至可以看成是对“第四阶段国家战略防御系统建设工程”的初期检验。
为了这场战争，天兵在6月份集中发射了20多颗军事卫星，组建了一套针对印度的小型外层空间防御系统。也就是说，这20多颗军事卫星中，至少有1颗动能武器拦截卫星与1颗能量武器拦截卫星。
让这些用来组建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的“骨干”力量在对付弹道导弹之前对付敌人的军事卫星，也算得上是物有所值吧。
对裴承毅来说，他要做的，仍然是等待。
第五十章
试验战争
拦截太空目标的最大问题不是“拦截”，而是“拦截”之前的“基础工作”。
警戒、发现、跟踪与锁定，是整个拦截过程中最为复杂，最为重要、实施难度最大的4个阶段。相对而言，最后的“拦截”，也就是常说的摧毁，反而是整个拦截过程中最容易实现的阶段。
拦截卫星与拦截导弹的最大区别就是“警戒”段。
弹道导弹在助推段、也就是主动段的时候，火箭发动机处于工作状态，释放出的红外辐射与紫外辐射非常明显，很容易被远红外探测设备与紫外探测设备发现与识别。卫星在太空中运行，基本依靠惯性，不需要额外动力（只在变轨与调整轨道的时候使用小型变轨火箭发动机），也就很难被光电设备发现；如此一来，针对卫星的警戒系统只能依靠雷达，而且是高精度雷达。
20世纪与21世纪初期，探测太空目标的雷达都部署在地面上。
随着技术进步，以及航天发射成本降低，以共和国与美国为首的大国率先开始在太空部署所谓的“导弹警戒雷达卫星”。谁都知道，如果只是针对弹道导弹，根本不需要使用雷达的卫星。
有了警戒系统之后，还得有发现与甄别系统。
简单地说，警戒系统只负责广域搜索，主要任务就是确定目标的大致方位；发现与甄别系统的主要任务则是精确判断目标的方位，并且确定目标的性质。因为在针对卫星的拦截系统中，警戒系统的工作负担并不重，所以共和国与美国都将警戒系统与发现系统糅合在一起。只是在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系统中，警戒系统需要长期工作，而发现与甄别系统则在收到警报之后开始工作，所以得分开部署，以降低日常使用成本。
相对而言，甄别的难度更大。
因为掌握航天技术的国家越来越多，在轨工作的卫星与报废的卫星越来越多，所以如何确定卫星的性质，成为了重中之重。按照国际航空航天组织公布的数据，2034年底在轨人造航天器的总数超过了18000具，其中处于工作状态的航天器在12000具左右，另外还有大约14万个大小在0.05立方米以上的太空垃圾，以及大约120万个体积在0.01到0.05立方米之间的太空垃圾。虽然该报告的主要意图是提醒各航天大国，地球外层空间已经“星满为患”，急剧增加的太空垃圾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造成了严重威胁，但是该报告也反映出了拦截卫星的巨大难度。简单地说，要从近140万个目标中找出真目标，确定其性质，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等到战争爆发之后再来寻找敌人的卫星，显然不大现实。
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和平时期掌握敌人卫星的轨道情况。
事实上，共和国、美国、俄罗斯、法国等拥有拦截卫星能力的国家都在这么做。
共和国天兵有一支被称为“星图”的专业部队，其主要任务就是在和平时期监视敌对国的所有卫星。因为大部分军事卫星拥有机动变轨能力，在战争爆发前或者战争期间，敌对国很有可能让军事卫星进行变轨机动，所以要想时刻掌握敌对国军事卫星的轨道情况，必须做到“实时监控”，也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设立观察点。最理想的办法是按照地基探测雷达的搜索范围，在世界各地部署探测系统（按照共和国天兵的标准，至少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部署24套地基探测系统），受政治、外交、军事等影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地基探测系统，所以共和国花费巨额资金，为天兵建造了24艘“远洋太空测绘船”，并且投入巨额资金研制太空探测系统。
巨额投入的回报也非常巨大。
早在日本战争爆发前，共和国就建立起了完善的卫星跟踪系统。“星图”部队不但能够实时掌握敌对国在轨卫星的运行情况，还建立起了“星座图系统”。依靠该系统记录的在轨卫星工作情况，可以非常方便的查找任何一颗卫星的实时位置。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根据“星座图系统”与最新掌握的情况，迅速判断目标性质。
确定了目标性质之后，就得进行跟踪。
与攻击地面、海面、空中目标不同，即便是近地轨道，距离地面也有数百千米，远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距离地面更有数千千米、乃至数万千米。任何反卫星系统都不可能覆盖整个外层空间，从发现目标，到最终摧毁目标，之间存在数十秒到数百秒的间隔。因为卫星以第一宇宙速度（每秒7.9千米）飞行，哪怕是数秒的间隔，都意味着目标飞出了几十千米。与这段距离相比，卫星本身的体积可以忽略不计。如此一来，在攻击之前，必须持续跟踪目标。
日本战争之前，跟踪卫星还不是件麻烦事。主要是卫星的轨道比较固定，即便是具有变轨能力的军事卫星，其变轨次数也非常有限，只有在必须的时候才会改变轨道，一般情况下均在固定轨道上飞行。日本战争之后，各国更加重视卫星的变轨能力，因为在防御手段有限的情况下，提高卫星的变轨能力是提高卫星生存能力的唯一手段。共和国与美国着手建立针对所有国家的在规卫星的探测系统之后，经常改变卫星飞行轨道，特别是在敌对国探测系统的监视范围之外改变卫星飞行轨道，成为了提高卫星生存能力的重要手段。如此一来，跟踪卫星就变得比较麻烦了。
相对而言，结合警戒、发现与甄别系统，跟踪卫星的难度仍然不是很大。
跟踪完成之后，就是攻击之前的锁定阶段。
与跟踪阶段相比，锁定阶段对探测精度的要求更高。在探测精度足以满足“精确打击”的要求之前，各国采取的手段都非常“野蛮”，比如使用携带核弹头的反卫星导弹或者反卫星卫星，在目标附近引爆核弹头，摧毁方圆数百千米、乃至上百千米范围内的所有卫星，从而达到摧毁目标的目的。在卫星数量越来越多，外层空间越来越拥挤的情况下，如此“野蛮”的手段肯定不适用了。更重要的是，各大国在日本战争后，先后将军事卫星系统列入了“战略设施”范畴，哪怕是误伤，也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无法使用“野蛮”手段，只能提高打击精度。
要想提高打击精度，就得提高锁定阶段的探测精度。
反卫星的主要武器无非三种，即破片式武器、动能武器与能量武器。破片式武器在爆炸后会形成大量太空垃圾，威胁到己方卫星，已经被各大国淘汰。包括共和国在内，均将重点转向了动能武器与能量武器。相对而言，能量武器更加“干净”，在摧毁卫星的过程中不会产生多少太空垃圾，也更“受欢迎”。
不管是动能武器，还是能量武器，都对打击精度有非常高的要求。
以动能武器为例，即便采用了由记忆合金制造的动能弹头，在攻击目标前，将弹头的径向面积提高数百倍，其实际覆盖范围也就数百平方米。在浩瀚的外层空间，这点面积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拦截器的径向截面为圆形，攻击进度必须控制在10米以内。显然，对于拦截数十千米、乃至数百千米之外的卫星，10米的导航精度肯定是个天大的难题。
实际上，反卫星武器系统中，成本最高的就是锁定阶段的探测与定位系统。
按照共和国天兵投资开发的动能武器拦截系统计算，锁定阶段的探测与定位系统占到了整套系统成本的40%左右，加上导航系统，仅这些电子设备的就占到了总造价的80%左右。也正是如此，动能武器拦截系统的发展潜力远不如能量武器拦截系统，因为能量武器拦截系统并不需要导航设备。
当然，这并不表示能量武器拦截系统对锁定精度的要求不高。
实际上，能量武器拦截系统对锁定精度的要求比动能武器拦截系统的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