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校对)第221部分在线阅读

　　随后，共和国又拒绝了伊朗采购J-11的要求。
　　谈判的重点落到了J-10上。伊朗最初提出的采购最新的J-10C，或者在J-10C的基础上按照伊朗的要求进行改进，而不是采购基本的J-10。
　　J-10C不是简单的改进型号，共和国空军都没有装备。
　　按照共和国空军的更新换代计划，2015年底，J-15就应该定型、投入批量生产，逐步取代J-10系列战斗机。结果J-15的研制进度一再拖延，到2015年底的时候，连原形机试飞工作都没完成。在此情况下，成都飞机制造公司在J-10B的基础上推出了J-10C。
　　与J-10B相比，J-10C采用了推力更大的“太行10-2”型发动机，最大推力提高7%、达到142千牛；机体大量采用铝锂合金与复合材料，空重减轻220千克，疲劳寿命达到8500小时；采用为J-15研制的有源相控阵电子扫描雷达，对空最大探测距离达到270千米，具有多任务模式；增设电子吊舱专用挂点，能够携带激光指示吊舱、战术地形匹配跟踪吊舱、毫米波对地探测雷达吊舱，对地/海打击能力大大提高。
　　通过这些改进，J-10C的作战性能全面超越第三代战斗机，达到三代半战斗机的水平。
　　因为大量采用了为J-15开发的新设备，所以J-10C的价格比J-10B高出近50%。
　　成都飞机制造公司原本希望空军与海军航空兵能够采购至少250架J-10C，2016年初，空军与成飞搭成了意向采购合同，向成飞支付了大约5亿元的研制费用。结果，中日东海战争彻底改变了J-10C的命运。
　　在这场战争中，J-10、J-11与J-13等三代与三代半战斗机与F-22J的交换比为11比1！
　　虽然实际战果在8比1左右，但是如此巨大的差距让空军与海军航空兵决心不再采购三代与三代半战斗机，而是加大第四代战斗机的投入，让J-14与J-15尽快完成研制工作，投产服役！
　　结果，成飞投入J-10C的20亿研究经费只收回了5亿元。
　　作为“补偿”，空军与海航在去年年底先后与成飞签署协议，将所有的J-10与J-10B战斗机按照J-10C的部分标准进行改进，两笔合同的总价值达到了220亿元，成飞能够从中获得大概10亿元的利润。
　　这仍然无法抵偿成飞的损失，只能迫使成飞在国际市场上推销J-10C。
　　伊朗提出采购J-10C，也不算什么过分要求。
　　问题是，J-10C上有很多不能出售的先进技术，成飞向国外推销的J-10C其实是简化版本，比如发动机仍然采用了J-10的“太行10”，推力仅有133千牛。
　　经过磋商，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共和国在J-10C的基础上，按照伊朗提出的要求进行改进（主要将一些接口换成伊朗空军的标准），以3500万美元的担架、配套设备与武器弹药另算的方式向伊朗出售48架单座型与12架双座形J-10I。合同总价值38亿美元。
　　签署正式合同是，蔺慕华同意了伊朗的一个额外要求，以石油支付军购款项。
　　随后，伊朗空军还订购了72架FC-1型战斗机、24套远程防空系统与36套近程防空系统。这三笔合同的总价值达到了68亿美元，仍然以石油支付购买款项。
　　伊朗空军的采购谈判结束的时候，陆军与海军的采购谈判也已结束。
　　出售陆军装备的问题并不是很大，三笔买卖总价值27亿欧元，蔺慕华同意以欧元进行结算。
　　海军谈判遇到的问题最大，主要集中在潜艇上。
　　伊朗提出购买共和国海军装备的AIP常规潜艇，结果被一口拒绝。经过多轮磋商，最终达成协议，共和国按照伊朗提出的技术要求，对现有的最先进的AIP常规潜艇进行改装，首艇在共和国武汉造船厂建造，后3艘则以提供散件的方式由伊朗造船厂组装。
　　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AIP系统与重型电动鱼雷。
　　共和国的AIP系统都以“龙翔电池”为基础，提供给伊朗的则是民用复合蓄电池的加强版，不但比军用型号的性能差了很多，还采用了更严格的封装方式，伊朗不能自行拆解维护。重型电动鱼雷的核心技术也是“龙翔电池”，为了避免重要技术流失，提供给伊朗的重型电动鱼雷仍然采用加强版的复合蓄电池，性能降低了不少。
　　海军装备采购谈判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款项何时支付。
　　伊朗只答应在交货前支付25%的定金，在交货之后再支付剩余的75%。因为战舰与潜艇的建造周期达到好几年，谁也不能保证几年之后伊朗还有能力支付购买款项，所以蔺慕华要求伊朗支付至少75%的订金，如果伊朗违反合同约定，只偿还总款项25%的订金，其余将作为合同违约金支付给“中重公司”。
　　经过艰难的谈判，伊朗最终答应提前支付40%的定金，违约后全部赔偿给“中重公司”。
　　如同拒绝出售战术弹道导弹与陆基巡航导弹一样，共和国也拒绝向伊朗出售极具威胁力的潜射巡航导弹，只答应出售射程缩短到250千米、无法攻击地面目标的C-804型潜射反舰导弹。
　　海军几项军购合同的总价值达到了44亿美元，伊朗仍然以石油支付订金。
　　经过长达一周的谈判，1月30日，双方以“一揽子军售协议”的形式签署了总价值达到185亿美元的军售合同，伊朗将在未来3个月之内，按照每桶100美元的价格向“中重公司”提供2000万吨轻质原油，另支付7500万欧元运输费用。
　　为此，蔺慕华不得不单独成立一家原油进出口公司，设法将伊朗的原油转变为现金。
　　伊朗采购团与“中重公司”还达成一份额外协议，除海军装备与按照协议授权生产的装备之外，如果“中重公司”能够在3个月内交付所有装备，伊朗将额外提供250万吨原油，作为“额外奖励”。
　　伊朗提出这个要求，无疑得到了军情局的“启发”。
　　最终，伊朗采购团带着满意的结果返回了德黑兰。
　　蔺慕华足不出户就做成了第一笔买卖，只是接下来的事情足够她忙上几个月。
第十四章
与时间赛跑
　　1月的最后一天，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报道了中国向伊朗出售军火的事情。
　　与以往不一样，共和国不但没有“藏着掖着”，还在新闻媒体“发飙”之前公布了合同的大致内容，只是出面的不是共和国政府，而是“中重公司”。
　　没花一分钱，“中重公司”获得了最佳的广告宣传。
　　当世界各国的电视台报道相关消息时，都会提到在共和国注册成立的“中重公司”，以及该公司的主要业务。
　　看到相关报道，纪佑国都不得不佩服蔺慕华的商业头脑。
　　一份无关轻重的消息就让全世界各大新闻媒体免费为“中重公司”做了最好的广告宣传，不但节约了上亿元的广告费，还使“中重公司”一夜成名。
　　只是，华夏大地上的14亿百姓并不是很关心这件事情。
　　春节就要到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在准备为过年做准备。该回家的回家、该旅游的旅游，谁会关心军火买卖？
　　此时此刻，真真安心度假过节的恐怕也只有共和国的百姓了。
　　以2016年10月1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道·琼斯指数暴跌17%为标志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正在肆意摧残着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
　　到2017年初，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导致金融危机迅速扩散的主要原因是各主要国家没有像08年那样采取统一的救市行动，基本上各自为阵、各管各的。虽然还没爆发全球性贸易大战，但是随着弗雷德里克上台执政，率先升起贸易壁垒，贸易战再所难免。
　　如果说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严冬，那么共和国才刚刚感到寒意。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前，共和国借助“金融保卫战”，成功挤掉资产泡沫，将股市指数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之内。随后，共和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释放出大把利好消息，赶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让大部分国内投资者恢复了信心，刺激股市快速复苏，将国际投资者挡在了大门之外。
　　短短数个月，共和国政府用强大的行政调控能力为迎接金融危机做好了准备。
　　如果说共和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受到影响，那肯定是假的。只是比起其他国家，特别是作为重灾区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共和国承受金融危机的能力更加强大。
　　关键不是政府出台的救市政策，而是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强大推力。
　　数年前，纪佑国提出“产业结构调整”时，西方国家一致认定，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将“未富先老”，再也无法创造经济奇迹，“产业结构调整”只是延缓了衰退到来的时间。
　　这个“论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盛行。
　　严格地说，共和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人口老龄化”。
　　2015年，共和国的人口最后一次正增长。按照人口学家的估算结果，就算共和国在2016年改变人口政策，除了允许独生子女夫妇与农村夫妇生育第二胎之外，鼓励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夫妇生育第二胎与第三胎，因为处于生育年龄的夫妇不再重视传统生育观念，巨大的工作与生活压力使大部分夫妇选择晚生少生、甚至不生，在2016年到2024年期间，共和国的人口将保持“稳定”；从2024年开始，人口逐步减少；“衰减”将持续20到30年，直到2050年左右，当人口总量降低到7到8亿左右时，才有可能恢复正增长。前提条件是，共和国必须在此期间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增加国民福利，缓解普通家庭的工作与生活负担，出台更多的鼓励生育计划。越早采取相关行动，共和国才能越早稳定住人口数量。
　　人口问题不仅仅由数量产生，还由人口结构产生。
　　随着现代医疗科技进步，人均寿命越来越长。2015年时，共和国的人均寿命为女性76岁、男性71岁。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到2050年时，女性的平均寿命将突破100岁，男性有望达到95岁。
　　人口减少趋势不明显，不是因为生育率提高，而是人均寿命延长。
　　虽然很多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德国在2010年时就出台相关法律，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并且鼓励已退休人员重返工作岗位，但是共和国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且延缓退休年龄，反聘退休人员只能解一时困难，长期效果并不明显。
　　比起西方发达国家，共和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尚未完成的城市化进程。
　　如果能够在社会劳动力减少期间合理利用农村的剩余人口，就能很好的缓解压力，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争取20到30年的缓冲时间。而20到30年之后，共和国的人口将重新恢复正增长。
　　为此，纪佑国在任期间，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
　　允许农村土地以承包、租赁的方式流转，以此在全国各主要产粮区推广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方式，逐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面普及推广12年制义务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为农村与贫困地区大学生提供就学与生活补助，为农村人口进城打开通道。向全国所有农村老年人口提供必要社会保障，解决进城农村人口的后顾之忧。改革医疗保障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缓解城市普通家庭的生活压力。
　　在众多政策中，“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最重要的政策。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人口减少时期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无法使经济保持正增长。
　　要想继续推进改革，使共和国的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除了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之外，还得提高社会劳动效率，特别是工业生产效率，才能在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劳动生产效率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在全球化时代，劳动生产效率的直接因素是劳动附加值。如果放到国际贸易中，就是一个国家能否生产出其他国家生产不了的产品，能否在其他国家的市场上卖出更高的价格。做个简单比喻，1000个生产大型客机的工人与1000个生产袜子的工人，虽然两者付出了同样的劳动时间，但是产品的价值相差千万倍。从这个角度讲，劳动生产率又可以称为“劳动生产价值”。
　　“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就是提高共和国工人的“劳动生产价值”。
　　纵观纪佑国在两界任期内出台的众多与经济相关的政策，出台的所有改革错误，无一例外，都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
　　共和国在第四次印巴战争与东海战争中的表现，会让很多人认为纪佑国是一个更加重视共和国外部生存环境的国家元首。实际上，纪佑国从始至终都将重点放在了国内问题上，改善国家的外部生存环境，也是为解决国内问题提供帮助。
　　或许，很多人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危害并没有这么严重。
　　理论的说服力肯定不如事实。在共和国身边，就有两个“前车之鉴”。
　　一个是日本。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衰退时期，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大批在二战结束后“婴儿潮”期间诞生的日本人逐渐离开劳动岗位，使日本社会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直到东海战争爆发，日本仍然处于衰退期，关键就是老龄化时社会严重缺乏劳动力。
　　另外一个是俄罗斯。红色帝国解体之后，俄罗斯在20世纪末迎来“老龄化”问题，加上俄罗斯男性平均寿命仅有61岁，使俄罗斯的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在拥有大量资源的情况下，俄罗斯仍然没有能够在发展速度上超过资源相对贫乏得多的中国与印度，甚至不如巴西，关键就是缺乏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