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校对)第1086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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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这也是共和国迟迟不肯将“综合海上基地”由图纸变成实物的根本原因。
  同样的,美国海军没有抢先发展类似的海上力量,也与生存问题有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海军扩军与备战的关键不是建造了多少战舰,而是在新的战术思想上做出了多大努力。当然,既然是备战,自然少不了基层动员。与其他军工企业一样,具备建造军用舰艇能力的造船厂从2050年就开始扩大规模,提前建设大型船台,培养技术工人,以便在战时迅速扩大产能。
  总而言之,海军备战更重视长远建设,而不是一时功利。
  用胡荆安的报告来说,共和国不可能在2年之内战胜美国,也就不用指望海军能在2年之内夺取制海权。
  虽然这话有点直接,但是正好说明了问题。
  可以说,共和国海军称霸海洋的时候,也就是共和国赢得大战胜利,称霸全球的时候。
第十二章
合二为一
  备战工作中,最关键的还是空军与天军合并这件事情。
  单就作战用途而言,空军与天军并无本质区别,都为夺取战场制高点,为己方创造最有利的攻防条件。当初,共和国与美国等几个大国,将天军设为独立军种,主要就是为了提高天军的地位,加快天军的发展速度。实质这,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各国将空军设为独立军种的意义完全一样。问题是,随着天军的地位得到承认,战力日趋成熟,独立于空军之外的必要性大大降低,负面效果愈发突出。受此影响,在2050年前后,共和国与美国先后做出将空军与天军合并的决定,并且很快付诸实施。
  合并两大军种,绝对是一件说比做容易得多的事情。
  拿共和国来说,合并两大军种,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军人将提前退役。根据共和国国防部在2050年制订的合并计划,仅计划裁退的文职军人就多达32174人,笼统计算的话,大致需要裁退7万名军人。如果解决不了这7万人的问题,足以让军队乱套。正是如此,空军与天军合并初期,所有工作都围绕人事展开,即首先解决人事问题,确保所有必须裁退的军人都得到妥善安置,然后才谈合并事宜。
  只有这么做,才能最大削弱合并中的阻力。
  当然,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理想。
  空军与天军的合并工作从2052年下半年正式开始,也就是说,裴承毅担任国家副元首之后,才将合并工作提上日程安排。因为在此之前,国防部就对合并中所遇到的人事问题进行了处理,比如在2050年到2052年上半年间,国防部总共安排了近3万名空军与天军军人接受再就业培训,还以委托的方式,跟国内数家大型企业签订了退役军人用工合同,以此确保退役军人能够迅速容入社会。2052年年初,国防部还针对两军合并的相关事宜,在空军与天军内部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名义上是在征求意见,实际上却是对两军重叠岗位的具体情况进行摸底,并且给注定要被裁退的官兵打预防针。正是因为做好了前期准备,所以2053年初,两军合并工作就正式启动了。
  首先合并的,自然是两军司令部。
  因为在2053年的时候,空军参谋长还兼任总参谋长,所以在合并初期,由空军参谋长出任新天军参谋长,原天军参谋长则出任副参谋长。也正是如此,4年之后,即2057年更换总参谋长的时候,才有人提出,应该由陆军参谋长兼任总参谋长,而不是让天军参谋长出任总参谋长。
  不管怎么说,第一步走得很顺利,没有遇到多大麻烦。
  总的来说,合并工作能够顺利展开,与裴承毅的部署有很大关系。
  2053年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空军吞并天军,而不是天军吞并空军,不然不会由空军参谋长出任新天军参谋长。实际情况则截然相反,除了参谋长一职之外,新天军的要职几乎都在天军将领手中,比如几大兵种司令中,只有支援航空兵没有变,其他几位司令都来自天军。更重要的是,为了不使这种一面倒的情况遭到空军反对,在此之前,裴承毅就安排了多位空军高级将领转投天军,比如空军上将梅乐驰就在2048年转投天军,以天军上将身份出任战略司令部司令。如此一来,到两军合并的时候,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了。为了获得两军高层支持,在合并工作正式开始之前,裴承毅还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对两军高层人事做了调整,将年纪在60岁以上、即将退役的将领安排在了重叠岗位上,以此来保留年轻有为的将军。也就是说,到合并工作正式开始的时候,在两军高层占据要职的将军大都赞同合并,几乎没有反对声。
  以共和国军队的情况,搞定两军高层,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别的不说,至少在人事方面,已经不存在多少麻烦了。
  正是如此,合并工作开始后,最大的问题来自基础建设。
  这里必须提到一件事情,即《斯德哥尔摩协议》对空军与天军合并产生的影响。众所周知,《斯德哥尔摩协议》出台的时候,空军与天军合并的事情还没有个眉目,所以该协议分别对空军与天军做了约束。如此一来,在协议生效之后,不管是空军吞并天军、还是天军取代空军,都意味着必须舍弃部分军事力量,使国家安全受到影响。毫无疑问,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接受的结果。要是在和平时期,也许会通过单独谈判的方式,来确定空军与天军合并之后的军控事宜,但是在2050年左右,既没有必要条件、又没有充足时间,共和国与美国都没考虑为此另立一份协议。更重要的是,在共和国与美国看来,《斯德哥尔摩协议》本身就是为了第三阶段削减工作顺利展开而生的,实际意义并不明显,比如该协议就没有对两国陆军与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产生多大影响,自然没有理由为了该协议规定的条款,对空军与天军的合并另寻出路。
  针对这一问题,共和国当局采取了非常直接的办法,那就是让空军名存实亡。
  按照新的编制体系,空军三大航空兵中,只有支援航空兵全数保存了下来,而且得到了适当加强,战略航空兵取消并入天军,战术航空兵拆散并入陆航与海航。因为《斯德哥尔摩协议》对陆航与海航也做了限制(单独对陆航的总规模做限制,海航则以舰载航空兵与岸基航空兵为别,分别做了限制),所以到2057年的时候,空军司令部仍然存在,而且空军的三大航空兵司令部也存在,只是空军参谋长兼任了天军参谋长,而两大兵种司令部的具体职权则掌握在天军与陆航、海航手中。
  拿战术航空兵来说,改编完成之后,重型制空战斗机部队全数归于海航,多用途战斗机部队则尽数划给了陆航。当然,肯定有人会想,这么做会不会对共和国的本土安全、特别是国土防空造成影响?如果说没有影响,那肯定是骗人的。不管怎么说,空军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肩负起了国土防空的重任。如果换个角度看,就会发现,这个影响并不大。关键只有一点,那就是2050年之后的共和国不再是100年前的共和国,不但国土防空的压力不再像以往那么大,而且国土防空的手段也多了许多。
  可以说,印度战争之前,共和国的所有对外战争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安全的战略环境。
  客观的评论,从2015年到2035年的20年间,共和国完成了第一阶段战略扩张,建立起了东起朝鲜半岛,经琉球群岛、东南亚地区、安达曼群岛、南亚次大陆到中亚地区的弧形外围战略防线,获得了从500千米到2500千米不等的战略防御空间。摊开地图看一下就知道,在这道战略防线上,空军能够挑起防空大梁,海军航空兵也不例外。即便不考虑以攻击性为主的航母战斗群,仅依托岸基航空兵,海航都能完成空军的所有战略防空任务,守住共和国的大门。
  当然,在北面,共和国的本土仍然直接暴露在了俄罗斯的炮口之下。
  问题是,共和国本土北部地区的安全,并不是防空力量就能解决的。说直接点,就算空军没有撤消,哪怕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制空战斗机部队,也无法完全确保共和国北部地区的安全。对此,共和国当局采取了双关齐下的策略。一是降低面向俄罗斯的北疆等几个省份的重要性,通过政策引导,将这几个省份的人口适当内迁,即人为制造出200到500千米的战略防御空间。二是以积极攻势部署应对俄罗斯的挑战,即用进攻对付进攻,迫使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以战略防御为主,削弱俄军的进攻实力。从根本上讲,如果能够在开战初期积极进攻,将战场设在敌国境内,共和国北部地区的防御问题就不是很突出,甚至没有必要过分担忧。
  如果仅从防空角度考虑,除了海航之外,共和国还有更多的防护手段。
  首先就是地面防空系统。可以说,没有谁敢怀疑共和国的本土防空系统。要知道,共和国是最先淘汰中近程防空导弹,在本土各主要城镇部署能量拦截武器系统的国家,也就是第一个将战略防御系统向中小城市铺展的国家。按照共和国公布的国防蓝皮书,到2050年的时候,所有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都配备了拦截范围在50千米以上的拦截系统,并且计划再花5到10年时间,为所有人口在2万以上的城镇配备拦截范围在50千米以上的拦截系统,并且将中等城市拦截系统的作战范围扩大到75千米。因为共和国本土城市的平均间隔距离在100千米左右,而在腾冲-漠河线以东的人口密集地区,城镇的平均间隔距离不到50千米,所以在2050年左右,共和国已经具备了全面本土防御能力。虽然这种点防御能力只能应付一般打击,但是在此之上,还有国家级别的战略防御系统,能够透过战略防御系统到达城镇上空的,也只是个别目标,因此共和国的本土防空能力绝对能够满足战争需要,应付俄罗斯这种大国的突然袭击。
  当然,关键还是战略防御系统。
  总而言之,取消战术航空兵,对共和国本土安全的影响并不明显。
  与之相对的,则是此举带来的巨大好处。
  要知道,在印度战争与中东战争中,共和国陆军航空兵就一再证明,直接隶属于陆军的空中打击力量,与地面部队的配合最为紧密,能够最有效的支持进攻或者协助防御,因此将战术航空兵的一部分划归陆航,等于把陆航的打击力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上,使共和国陆军的战斗力得到全面提高。
  虽然在某些战术思想上,陆航与战术航空兵并不完全一致。别的不说,在低空攻击机要不要具备适当空战能力的问题上,陆航就坚持认为,攻击机没有必要具备与制空战斗机交战的能力,只需要具备对付敌人低空攻击机的能力,如果在战斗中遭遇制空战斗机,完全可以利用出色的低空飞行性能逃逸。更重要的是,实战已经证明,如果空战高度进入到200米以下,制空战斗机很难占到便宜。随着机载导弹拦截系统全面普及,视距外空战的作战效率越来越低,视距内空战再次成为主流,制空战斗机要想对付低空攻击机,就得把飞行高度下降到200米以下。到了这一步,低空攻击机更是没有必要害怕制空战斗机了。但是在大方向上,陆航的战术思想与战术航空兵最为接近。比如,两者都高度重视进攻,认为只有进攻才能把航空兵的实力发挥到极致。
  正是如此,吸收了战术航空兵的多用途机群之后,陆航并没完全按照空军的路线来扩大航空兵规模,而是在原陆军航空兵的基础上,对两股力量进行整合,并且提出了统一发展方略。只不过,为了照顾《斯德哥尔摩协议》,陆航在做规划的时候,对具体事务做了详细分配,没有揽下全部工作。
  与陆航一样,海航也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吸收了制空战斗机部队。
  相对而言,战略航空兵的变更最大。事实上,即便没有把战略航空兵划给天军,随着技术发展,战略航空兵也是最先向空天领域过渡。早在30年代中期,即印度战争结束后不久,共和国空军就提出了研制巡航飞行速度为20马赫,具备有限空天飞行能力的新式战略轰炸机,只是受第三次军事改革影响,该计划在规划阶段就被取消了。到2050年左右,研制空天轰炸机的条件已经具备。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空军的战略航空兵完全归于天军,空军的轰炸机项目也自然交给了天军。
  总而言之,到2057年的时候,共和国空军与天军的合并工作已经完成。
  按照龙宏恩在会议上做的报告,新式装备的采购工作从2055年下半年开始就有条不紊的展开,到2057年6月底,涉及支援航空兵、陆航与海航、也就是传统空军领域的装备采购工作已经基本到位,即便还有几个重大项目没有完成,也能在战时加快进行,装备了新式战机的部队已经形成战斗力。
  毋庸置疑,关键还是在空天力量上。
  受《伦敦条约》限制,由天军主导的战略轰炸机项目仍然处于工程研究阶段,并没进入采购阶段。当然,该项目的研制工作早已完成,各项论证试飞也已完成,第一批飞行员的培训工作也在年初完成,只要生产工作启动,就能在3个月内形成初步战斗力,在半年之内具备全面战斗力。
  与之相比,空天战斗机项目更加重要。
  因为是轨道飞行器,只要采用适当的飞行轨道,不管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几乎都具备无限航程,而战斗机与轰炸机的最大区别,仅体现在有效载荷上,所以空天战斗机也具备有限的战略打击能力。更重要的是,战斗机属于战术武器,而不是战略武器,不受《伦敦条约》限制,《斯德哥尔摩协议》也只对天军军费做了规定,没有对天军的具体编制做任何限制。如此一来,天军肯定会重点开发空天战斗机。
  可以说,空天战斗机部队何时形成战斗力,几乎成了开战的首要条件。
  要知道,其他众多战略打击手段要么不具备精确打击能力,要么受到条约限制,只有空天战斗机能够对敌国的战略设施进行精确打击,并且不会引来毁灭性的报复。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袁晨皓就明确了空天战斗机的重要性,将其当成头号战略打击力量。随着空军的战术航空兵解散、战略航空兵名存实亡,天军的空天战斗机部队更是成为了共和国军事力量中仅有的战略打击力量。
  如此重要的项目,自然也是国家头号机密。
  可以说,共和国天军到底装备了多少架空天战斗机,以及其性能到底如何,不但对外界是秘密,在共和国高层内部都是秘密。正是如此,做相关报告的时候,只要涉及到具体数据,龙宏恩就会一笔带过,不会说得太明确。
  这么做,也大大节约了会议时间,毕竟高层会议不是用来商讨技术问题的。
  随着国防部的官员介绍完军队的备战情况,特别是编制、装备等情况之后,会议转向了最后一个重点,也是最重要的话题,即战争计划。直到这个时候,已经坐了几个小时的袁晨皓才获得了发言机会。
第十三章
积极谋划
  谈到战争问题,会议气氛顿时紧张了许多。
  与大多数人预料的一样,介绍问大体情况后,袁晨皓就把话题转向中亚地区,继续鼓吹向俄罗斯开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当上总参谋长之前,袁晨皓就主张拿俄罗斯开刀。
  2056年初,哈萨克斯坦爆发军事政变,俄罗斯悍然出兵。在军情局证实政变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之后,军队内部就出现了出兵哈萨克斯坦,控制大中亚地区的声音,而当时袁晨皓明确支持以强硬手腕控制中亚地区。
  所谓的“大中亚地区”,包括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在内的6个国家。因为在美国撤军之后,共和国通过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扶持了亲华政权,以及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拉拢了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所以30年代末,共和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就超过了俄罗斯。
  中东战争之后,共和国与俄罗斯首次就中亚地区问题进行正式磋商,明确两国的势力范围。磋商一直持续到2044年底,也就是《伦敦条约》第二阶段削减工作即将开始前,共和国才做出重大让步,承认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主导地位,而俄罗斯承认共和国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主导权,因为哈萨克斯坦是该地区的头号大国,不但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还是俄罗斯与共和国的战略缓冲区,所以双方均没有主导权。
  由此可见,俄罗斯通过军事政变控制哈萨克斯坦,已经越过了警戒线。
  正是如此,共和国军队内部才出现了“惩戒”俄罗斯的声音。
  问题是,共和国与俄罗斯在中亚问题上并没签署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国际条约,毕竟两个大国瓜分中亚地区,蛮横干涉6个国家的内政,放在哪里都说不通。更重要的是,两国是在中东战争之后达成的秘密协议,也就是说,当时美国的影响力正在提升,为了避免让美国再度插手中亚事务,共和国与俄罗斯都没有大张声势,最终以秘密协议的方式,确定了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
  如此一来,共和国要想借哈萨克斯坦军事政变做文章,存在师出乏名的问题。
  对袁晨皓来说,当时他还是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即便已经是总参谋部的第一人,影响力超过了总参谋长,可是在重大决策上,他的话语权仍然非常有限。
  2057年初,正式就任总参谋长之后,袁晨皓开始大肆鼓吹“俄罗斯威胁论”。
  抛开个人因素,袁晨皓在很多场合的言论,足以被外界认为是共和国准备向俄罗斯动手的信号,甚至会被认为是共和国在为战争做最后的宣传。不管怎么说,作为共和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时刻不忘来自北方的威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当然,也确实无法排除共和国当局在这件事情上的深刻用意,即利用袁晨皓的言论,让战争深入人心,为国内外的民众提个醒,以免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让人觉得过于突兀。更重要的是,袁晨皓的言论实际上给了共和国当局更多的选择。换个角度看,如果共和国在开战后首先拿俄罗斯开刀,或者直接以向俄罗斯用兵来引发战争,会让人觉得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共和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早就“打了招呼”。哪怕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即共和国没有主动进攻俄罗斯,甚至不把俄罗斯当成敌人,也会让人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兵不厌诈,声东击西是再简单不过的军事计谋。
  问题是,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无法排除个人因素。
  前面多次提到,别说超越裴承毅,要想取得裴承毅那样的军事成就,袁晨皓都得在军队里更有作为。当上总参谋长只是第一步,如何当好总参谋长才是关键。更重要的是,在袁晨皓之前,除了前任总参谋长之外,其余的总参谋长都是战功赫赫,就连来自海军的林啸雷都指挥共和国军队打了几场漂亮仗。如果仅看来自陆军的总参谋长,在袁晨皓之前的彭茂邦与项铤辉更是战功彪炳,名留青史的军事统帅。众所周知,从林啸雷开始,总参谋长的任期就缩短到了10年,而且只会越来越短,不会越来越长。如此一来,袁晨皓要想成为名留青史的军事统帅,就得抓紧一切机会。
  用一些西方新闻媒体的评论来说,最想打仗的不是裴承毅,而是袁晨皓。
  暂且不说这一评论是否过于偏颇,从实际情况出发也确实如此。对裴承毅来说,战功多寡已经没有多少意义,至少在他成为国家元首之后,民众最在乎的不是战功,而是治理国家的能力。对袁晨皓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哪怕他已经是总参谋长,要想让全军将士相信他的实力,他也得在战场上建立新的功勋。
  落到现实问题上,更加不能忽视袁晨皓的陆军上将身份。
  虽然没人否认陆军在世界大战中的主导地位,不管怎么说,规模越大的战争,陆军就越发重要,但是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以袁晨皓为代表的共和国陆军将领肯定希望背靠本土好好打上一仗,而不是像中东战争那样,在离本土数千千米的地方作战。这并不表示袁晨皓害怕在境外作战,也不表示共和国陆军的战力有问题,只是作为陆军统帅,必须考虑全面战争带来的影响。
  说直接一点,北上用兵,关系到本土安全。
  事实上,这也是袁晨皓一直强调应该优先在中亚用兵的根本理由。
  50年代初,“中国-南亚共同体市场”扩大为“中国-中亚-南亚自由经济合作区”,包括中亚6国在内的10多个国家融入了这个以共和国为主的大经济体,而且按照计划,最终形成包括中亚6国、南亚8国(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东南亚9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东亚2国(朝鲜与琉球,日本在2055年宣布重新建国后,共和国在同年承认琉球为独立主权国)、以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苏丹等国在内的,以共和国为中心的全球性经济体。在这个巨大的战略框架中,中亚不但是共和国与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区,还是共和国通往西亚与北非的跳板,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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