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校对)第1073部分在线阅读
2052年的时候，就连美国的新闻媒体都认为，共和国与美国仍然有和解机会。
当然，这个认识很快就被共和国在2052财年度的巨额国防预算，以及2051财年度的实际国防开支给打破了。
裴承毅是个货真价实的军人，只是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他的选择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准备，而是花更多的力气去提前完成准备工作。
正是如此，很多人都认为裴承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
当然，因为主管共和国国防军事工作的是裴承毅，所以在2054年的时候，即共和国是否接受《斯德哥尔摩协议》的问题也是由他决定。虽然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在是否签署这份协议的问题上，颜靖宇早就表了态，即共和国不应该先于美国签署，即后发制人，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裴承毅在这件事情上的话语权很有可能超过了颜靖宇。当然，裴承毅的选择与颜靖宇差不多，也是先看美国的举措。
第七十六章
变味
首先得承认，颜靖宇时代的共和国与王元庆时代的共和国有很多区别。
如同前面提到的，颜靖宇在第一届任期内主要做了两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继续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民主制度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受此影响，到2054年的时候，不管是颜靖宇亲自出面，还是由国家副元首裴承毅出面，要想让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即全体代表大会通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斯德哥尔摩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协议》，都得设法说服足够多的代表。
问题就在这里，在本届全体代表大会中，军人或者具有军人背景的代表占了很大比重。
从这里也看得出，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体制确实存在缺陷，而且是比较严重的缺陷。
不管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必须承认美国拥有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以美国的政治体制来说，在集权与民主之间形成良好的平衡关系，重点不是白宫的权力有多大，而是拥有一套健全的议会。除了因国情设立的参众两院之外，美国国会议员的产生方式也更加合理一些。也就是说，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任期与总统任期错快，能够比较有效的避免权力集中到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党的手中，使得在野党仍然有能力对国家生活，特别是某些需要在国会获得绝对多数支持的重大事情上具有发言权。
很明显，共和国的这套体制还存在问题。
正是如此，早在2042年就有人提出，应该对共和国的议会制度进行调整，要么设立第二个议院，要么将代表选举时间延迟，与国家领导人换届选举错开，以免某一势力或者集团在某一时期掌握共和国的所有权力，从而使共和国走上歧途。只不过，在当时，不管是顾卫民、还是颜靖宇、或者叶致胜，都不可能支持这样的提案。到了2047年，当上百名代表联名提出对议会体制进行修改的时候，颜靖宇才做出承诺，将在他执政期间进行第二轮政治改革，并且推行新的选举制度与议会制度。
很明显，颜靖宇把议会改革的时间放在了2052年之后。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2056年就会出台新的选举法，并且以修宪的方式推行新的议会制度。
问题是，在2054年，颜靖宇与裴承毅仍然得面对军人代表。
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关键点。
直到2054年10月底，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都没有在《斯德哥尔摩协议》上达成一致意见。虽然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代表支持该协议，认为从国家利益出发，应该对常规军事力量加以限制，但是在另外三分之二的代表中，半数以上都认为该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共和国没有理由签署这样的协议。如此一来，反对该协议的代表超过了支持该协议的代表，而没有表态的代表都在继续观望，不会因为国家元首与副元首的态度而轻易做出决定。
这也正是第二轮政治改革的“成果”。
不管怎么说，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了。
拿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来说，虽然这些代表与裴承毅的关系都不错，有的甚至在私下与裴承毅往来密切，比如在2051年离开三坚集团、在2052年当选为全体代表大会代表，并且在当年就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蔺慕勋就是裴承毅的朋友，以及海航退役上将朱荣辉，但是不管是蔺慕勋还是朱荣辉、或者其他代表，都是非常有主见的人，在关系到基本利益的问题上绝对不会轻易妥协。
在审议中，蔺慕勋就多次提到，《斯德哥尔摩协议》并不是一份具有可执行性的协议。
在他看来，该协议对共和国常规军事力量的限制，必然传递给共和国的军事工业，从而对共和国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产生影响，最终使共和国的综合国力受损，丧失头号大国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国国会迟迟不肯批准该协议，摆明了是在看共和国的举措，因此共和国更没有理由走在美国的前面。按照蔺慕勋的提议，在签署该协议之前，共和国必须与美国进行单边谈判，落实军控细则，比如海军在以战舰总吨位为标准的同时，还得明确各种舰艇的比重、单舰排水量的上限、舰种的具体数量等等，陆军、空军、天军与陆战队的情况也一样，绝不能因为一份笼统的、含糊不清的协议让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受损、让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蔺慕勋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谁都知道，到了2054年，也就是《伦敦条约》第三阶段削减工作即将展开的时候再与美国谈常规军控，肯定来不及了。问题就在这里，即蔺慕勋的目的不是要共和国当局去与美国谈判，而是希望用一份与美国的秘密协议，让《斯德哥尔摩协议》成为一份对共和国没有约束力的协议。要知道，蔺慕勋的首要身份仍然是共和国头号商人，在他身后不但由全球最大的资源类企业（如果按照总市值计算，三坚集团也是全球头号企业），还有共和国最大的几家军火企业。
事实上，在2052年底，共和国当局就与美国进行了秘密接触。
当时裴承毅刚刚住进副元首官邸，而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明确无误的告诉颜靖宇，《斯德哥尔摩协议》很难在全体代表大会获得支持。作为军人，而且是指挥共和国军队打赢了好几场战争、并且在脱下军装前（按照共和国的法律，军人不能参与元首与副元首选举，所以裴承毅在2051年7月正式退役）当了10年的国防部长，裴承毅非常清楚共和国的国内情况，特别是军事工业集团对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影响。可以说，20多年前，王元庆能够在上任之初就拿日本开刀，与军事工业集团的支持密不可分。别的不说，整个日本战争期间，以蔺彦博为首的一批共和国商人就为国家捐助了上万亿元的战争经费，不然共和国也不可能在短短数个月内打败日本。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赵润东时期的半岛战争期间，乃至纪佑国时期的东海战争期间，共和国的军火商人就参与了战斗，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共和国军队南征北战。正是如此，到了21世纪中叶，几乎没有人敢怀疑军火商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影响力，不然也不会在2052年的换届选举中出现那么多军人代表。随着战争威胁再度逼近，不管共和国当局是否承认，军火商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对国家政治生活与重大战略决策有着不亚于国家元首的话语权。
正是在裴承毅的建议下，共和国与美国首先进行双边接触。
事实上，美国当局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美国国会不可能签署一份让美国常规军事力量锐减三成的军控协议。如此一来，美国总统要想说服国会的那些大佬，就只能设法与共和国达成秘密协议，在常规军控上做点手脚。
在此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
拿海军舰队规模来说，在《斯德哥尔摩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战舰的性质，并且对战舰的种类做了划分，却没有对战舰之外的非战斗类舰艇做任何限制，比如没有对运输舰与补给舰的数量与规模做限制。如此一来，共和国与美国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即将部分具备战斗能力的舰艇划入非战斗类舰艇行列之中，在和平时期并不配备武器，在战争时期再为其配备武器。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海上平台”系统，如果将该系统拆解，各个组成部分都是非战斗舰艇，只有在组合的状态下，才具备支援海军航空兵的能力，成为典型的作战舰艇。如此一来，共和国与美国完全可以按照该系统的标准设计运输船只，最多对结合部分做一些限制，到战争时期加以简单改进就能成为战斗舰艇。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陆军兵力中没有包括民兵与预备役，而空军机群中也没有包括具有再使用能力的封存战机。至于天军的军费比例，因为没有对各国国防开支的具体方式做明确规定，所以也有空子可钻。
总而言之，只要共和国与美国愿意，《斯德哥尔摩协议》就将成为一堆废纸。
涉及到全面裁军问题，肯定不可能由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不管怎么说，如同俄罗斯与法国这样的大国，也拥有监督共和国与美国进行常规裁军的能力，所以共和国与美国要想在私下做交易，就得拖上俄罗斯与法国。不管怎么说，《斯德哥尔摩协议》的主要价值不是限制各大国的常规军事力量，而是启动《伦敦条约》第三阶段削减工作，使全面销毁核武器由理论变成现实，也使大国的霸权地位得到巩固。虽然站在俄罗斯与法国的立场上，《斯德哥尔摩协议》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至少是其大国地位的重要保证，但是在共和国与美国的立法机构都不愿意批准该协议的情况下，俄罗斯与法国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睁一眼闭一眼。
到2054年7月，共和国、美国、俄罗斯与法国在《斯德哥尔摩协议》的具体实施条款上基本达成一致，即调整核查手段来降低裁军要求。按照最终达成的协议，核查工作将由缔约国联合成立的机构负责，而且提前安排核查工作，即先预约、再核查，而不像《伦敦条约》中规定的那样，各缔约国都有核查权，而且不需要为核查进行预约。总而言之，放松核查力度等于降低了军控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只针对4个主要大国，而其他缔约国享受不到这样的特权。原因非常简单，协议核查机构主要依靠4个主要大国提供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主要来自4个大国的军事侦察卫星系统。也就是说，哪个国家有没有按照条约规定履行军控义务，不是由第三方说了算，而是由4个大国说了算。因为共和国与美国都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所以两个超级大国获得的好处最为明显。
不管怎么说，在以实现核裁军为根本目的的情况下，适当放松常规军力不是坏事。
只不过，这样的秘密协议要想生效，仍然得走法律程序。与公开协议不同的是，4个大国都只要求经过议会的军事委员会审议与批准，而不需要得到更高的授权。如此一来，秘密协议生效的概率提高了不少。因为这份秘密协议关系到《斯德哥尔摩协议》，所以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在2054年10月份将其提交给了议会军事委员会。正是如此，共和国与美国当局不约而同的在11月底向议会发出信号，要求在12月初对《斯德哥尔摩协议》进行表决，并且明确表示，如果遭到否决，政府很有可能采取特别手段。
总而言之，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不希望让好不容易谈下来的军控协议变成废纸。
如同前面提到的，在共和国负责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工作的不是颜靖宇，而是裴承毅。
10月底，裴承毅就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参加了由军事委员会主持，邀请了其他多个委员会的上百名代表组成的听证会，详细阐述了《斯德哥尔摩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协议》与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有多大的关系，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以此来说服那些反对该协议的代表。
可以说，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与军事有关的听证会。
在此之前，只有王元庆在推动政治改革的时候，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向全体代表大会的所有成员做了详细说明，而那次特别会议，也是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听证会的雏形，并且由此形成传统，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以听证会的方式进行辩论，国家领导人必须明确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问题是，在此之前，军事决策都是元首府的特权，即便是全体代表大会的军事委员会，也只有权过问国防预算、军费开支、军队人事变动等一些次要问题，而关系到国家战略决策的大事，都不会走这道程序。可以说，这是共和国政治体制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毕竟军权是国家权力中最有分量的一个。
在这次听证会上，裴承毅给出的理由非常明确，即不能错过制止战争的最后机会。
作为国家领导人，在阐述常规军控的重要性之外，裴承毅还明确表示，军控协议本身就是一份多边国际协议，即便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批准了该协议，只要没有获得美国立法机构的批准，该协议也不会生效，所以谁先批准没有任何影响。
当然，这次听证会上，裴承毅还对共和国的国防开支做了明确解释。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意义非常的听证会。虽然在共和国的新闻媒体看来，裴承毅积极推动军控协议在全体代表大会获得批准，是共和国积极制止战争爆发的直接表现，但是在很多西方新闻媒体眼里，裴承毅在听证会上做的国防开支说明，足以证明共和国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军控协议对共和国没有任何约束力，不然那些代表也不会在这次听证会之后，对已经耽搁了几个月的《斯德哥尔摩协议》放行。
别说西方新闻媒体，就连半岛电视台都认为，裴承毅以军控为名，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2054年的国防预算。要知道，在当年7月底通过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防预算的增幅又在20%以上，而在10月初，国防部向全体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总额相当于该财年度国防预算25%的追加预算。如果这份追加预算获得通过，那么共和国在该财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幅将高达50%，为历年之最。更重要的是，《斯德哥尔摩协议》中对天军军费的约束是以条约生效当年的国防预算为准。也就是说，共和国当局通过在1年之内将国防预算增加50%的方式，钻了协议的空子。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几个主要缔约国中也存在，比如以色列在2054年的国防预算增幅就高达125%，为各缔约国之最，美国的国防预算增幅也在50%左右。问题是，裴承毅在全听证会上挑明这个问题，表明共和国当局并不打算遏制战争。
换个角度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别的不说，如果共和国当局不提前加大国防开支，《斯德哥尔摩协议》就无法生效。
当然，对裴承毅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
正如前面提到的，变了味的《斯德哥尔摩协议》对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具备约束力，战争又逼近了一步。对共和国的领导人来说，更加需要考虑的不是军控协议的现实意义，而是应该在什么时候点燃战火。
第七十七章
迁都
2054年12月13日，经过10天讨论，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对《斯德哥尔摩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协议》进行投票表决，最终以68.3%的支持率获得通过。
因为此前一天，全体代表大会军事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加里宁中美俄法四国常规军事力量控制核查方式实施方法补充协议》（因为签订地点在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所以又被称为《加里宁军控补充协议》），加上美国联邦参议院与众议院先后在12月4日与12月9日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协议》，其他缔约国则在此之前陆续通过该协议，所以12月13日被认为是该协议正式生效的纪念日。
事实上，这个日子并不值得纪念。
当天下午，裴承毅在参加了全体代表大会的表决工作之后，没有返回副元首官邸，而是去了元首府。
虽然颜靖宇也是代表，但是他没有参加下午的表决工作。
在去元首府的路上，裴承毅显得非常平静。
在外人看来，自从裴承毅成为国家副元首之后，颜靖宇就很少过问国防安全事务，似乎把所有相关工作都丢给了裴承毅，自己去安心发展经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2052年之后，颜靖宇把精力放在了两件事情上，一是前面提到的政治改革，另外一件就是备受全国民众关注的迁都问题。
相对而言，后者更加紧迫。
众所周知，在2049年的时候，共和国就订下了积极备战的基本战略。
制订这个战略的时候，共和国的领导人必须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作为首都的北京有没有能力在全面战争期间承担起首都的职责。不是说北京的地理位置不够好，毕竟在众多战略武器面前，地理位置对安全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也不是说北京的战略防御力度不够，共和国的国家战略防御系统最初就是围绕着北京修建的，部署在东北、华北与河套地区的三个拦截指挥中心都在保护北京。影响北京作为战时首都的不是别的因素，而是北京过于庞大的人口基数。
要知道，在全面战争中，交战双方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暂且不说美国有没有制订专门针对共和国国内矛盾的战争计划，早在2037年，也就是第二次英阿马岛战争爆发前，时任国家元首的王元庆就指示当时的军情局长李存勋，制定一份专门针对美国国内矛盾的秘密战争计划，即在全面战争期间，以各种非常规手段削弱美国的战争力量。虽然军情局从未承认有过这样的战争计划，但是根据西方新闻媒体陆续披露的一些消息，该计划确实存在，而且在2038年的叙以战争之后就被当成军情局头号任务，进入了实战部署阶段。也就是说，到2054年的时候，军情局肯定有能力在美国、以及其他潜在的敌对国家制造动乱，削弱敌国的战争力量。
毋庸置疑，美国肯定有类似的战争计划。
早在2047年，一位CIA叛逃的地区级情报机构负责人就向军情局披露，在印度战争结束之前，美国当局就以CIA为核心，对情报资源进行整合，并且在这个时候制订了一份专门针对共和国国内矛盾的战争计划。按照此人透露的消息，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情报机构将利用共和国不算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利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制造动荡，使共和国当局不得不在国内问题上花费更多的精力，无法将全部力量用在对外作战上。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确实不是首都的理想之地。
别的不说，在特殊时期让一座拥有4000万人口的城市正常运转，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2043年，在迁都工作小组成立之前的论证中，国务院就委托军情局，对特殊情况下首都安全工作与社会秩序做了计算机模拟测试，结果表明，只要爆发全面战争，国家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即以配给的方式分配生活物资，取缔市场交易，即便没有发生针对社会秩序的蓄意袭击，使北京维持正常状态的代价都十分高昂。
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北京才存在的问题，而是全国都存在的问题。
要知道，在上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同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东京等国际大都会的人口也就100万左右，当时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屈指可数。即便如此，像莫斯科、柏林、伦敦、东京等城市，都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出现了严重恐慌，大量城市人口涌向郊外的农村。
如果再次发生世界大战，那些上千万人口的城市都将崩溃。
按照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全面战争期间，光是向一座千万人口级的城市运送维持最低标准的食物所需要投入的力量，比向10座百万人口级的城市运送同样的食物所需要的力量多得多。虽然在和平时期，城市的人口效应能够产生更大的回报，但是在战争时期，这就意味着浪费宝贵的战争资源。
事实上，在此之前，共和国当局就有这种认识。
在2019年通过的《国家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法》中就明确规定，任何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在规划阶段就得以百年发展为标准，即按照使用一百年的要求进行规划，并且由此制订新的工程质量标准，2020年，共和国国务院联合中科院、社科院与100多家企业与民间团体对国家发展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预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100年之后，即2120年的时候，共和国的人口总量将超过25亿，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而城市数量只会增加2成，城市规模（以市区面积计算）总体增加100%。照此计算，在2020年的时候还是一座只有2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到2120年的时候，将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且城市人口密度将提高1倍以上。如此一来，在2020年规划城市基础设施的时候，就得留出足够多的余量。以城市地下管网系统来说，供100万人生活与生产的管网系统的容量至少是供20万人的10倍，而不是5倍。更重要的是，到2054年的时候，因为共和国的老龄化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所以共和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并不比2020年的时候多多少，所以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都有足够的余量。换句话说，如果战争爆发，共和国的1000多座中小城市将承担起“分流”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