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校对)第1034部分在线阅读
根据共和国当局在2047年1月下旬公布的一份文件，在2047年1月7日与1月11日发生在奥斯曼尼耶与迪亚巴克尔的两起爆炸事件均与土耳其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有关，甚至与土耳其国民军有关，因为袭击者在这两起爆炸中使用的炸药就来自土耳其国民军。因为中东战争期间有大批弹药散落民间，特别是在土耳其国民军溃退的时候，将很多军事物资分发给了当地居民，所以共和国并没据此指责土耳其政府。问题是，总得有人为这些导致成百上千的无辜平民伤亡的恐怖袭击事件负责。
透露这条消息的时候，共和国当局就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制造地区动乱与恐怖袭击的恐怖份子与恐怖组织。仅仅数日后，南亚战区司令官凌云霄就在瓜达尔港宣布，将在占领区边缘设置军事隔离带，并且对任何进入隔离带的武装人员进行致命打击。2月初，随着军事隔离带的划分工作完成，共和国军队就开始对进入隔离区的武装人员进行军事打击。到当月月底，共和国军队在长2200千米，宽5千米的军事隔离带中拦截与袭击了21支武装队伍，击毙武装人员600余名，缴获各类武器装备与弹药物资近50吨，其中包括近20吨高能炸药。
虽然从此开始，共和国军队在隔离带内的打击力量越来越强，甚至出动大型无人侦察机与远程炮兵，对进入隔离带的武装人员进行炮火打击。但是军事封锁线太漫长了，要想在2200千米长的隔离带上昼夜保持强大的封锁力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军事封锁无法阻止疯狂的土耳其人以挖掘地道的方式来规避打击。到2047年6月份的时候，占领区内的暴力袭击事件、特别是针对库尔德人的恐怖袭击事件激增。在6月21日这天就发生了7起针对库尔德人的爆炸袭击事件，导致400多名无辜平民丧生，伤者不计其数。针对这一情况，共和国军队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打击行动，并且加快了培训库尔德人武装力量的速度。
按照停战协议，在2051年前，也就是在库尔德人进行全民表决、决定是否独立建国之前，共和国不得在占领区内武装库尔德人军事力量，最多只能根据维持占领区的社会治安需要成立一支人数不超过5万人的警察部队，而且警察部队中至少得有20%的土耳其人（与土耳其人在占领区内的比例相当）。虽然停战协议并没禁止共和国在占领区之外的地方成立库尔德人武装力量，因此早在2042年，军情局就在伊拉克北部地区成立了一座专门用来培训库尔德人武装力量的训练营地，并且以每年大约2000人的速度培养具有极高军事素养的库尔德军事人员。但是在2051年8月3日之前，共和国不能在占领区成立军事力量，也就只能在警察部队上做文章。
裴承毅在2047年10月份访问巴格达与大马士革，就是希望伊拉克与叙利亚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帮助。说直接一点，共和国打算在占领区成立一支专门对付恐怖组织的特种警察部队，而该部队的经费与培训基地还没有着落。当然，反恐主力绝对不是稚嫩的库尔德武装警察部队，而是共和国的特种部队。裴承毅需要得到的除了经费与基地之外，还有两国的相关情报。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利用反恐问题把伊拉克与叙利亚拉到一起，还能为今后从占领区撤军提供帮助。
正是如此，从2047年底开始，共和国军队在占领区内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共和国军队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裴承毅也就因此获得了推动军事改革的理由。
2048年6月，在制订该财年度国防预算的时候，裴承毅提出了针对总参谋部的改革方案，也就是让总参谋部正式隶属于国防部，成为直接向国防部负责的军事指挥机构，并且在总参谋部与各军兵种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参谋长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的首要职责就是为共和国的军事发展与军事行动负责。当然，将由总参谋长出任该委员会主席。
毋庸置疑，这一改革措施非常大胆，也非常激进。
从某种意义上讲，颜靖宇不大可能批准这样的改革方案。不管怎么说，作为非军人出身的国家元首，颜靖宇最害怕的就是军人专权。早在40多年前，纪佑国就利用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相互斗争来控制军队，而且王元庆与顾卫民在采用了同样的手段。不管裴承毅有没有专权的野心，颜靖宇都得防着一手。
问题是，颜靖宇还不是王元庆那样的铁腕政治家，至少在2048年的时候还不是。
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共和党再次在大选中胜出，连续第三次问鼎总统宝座。
也就是说，美国肯定会在对外扩张上有所作为，对共和国施加压力，甚至产生威胁。
在此情况下，不管颜靖宇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在军事改革上支持裴承毅，即为共和国的根本利益着想。
换个角度看，裴承毅在2048年中期提出改革计划，与美国的大选也有关系。
虽然在2048年6月的时候，美国大选还没有开始，谁也不能保证共和党会胜出，但是关键不在这里，即不管是共和党胜出，还是呼声很高的民新党胜出，共和国都得在军事改革上加快步伐。原因很简单，民新党的洛布林夫人是前共和党政府的国务卿，而彼得雷乌斯更是前美军上将。
当然，在颜靖宇的立场上，不可能一次性批准裴承毅的所有改革方案。
2048年底，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颜靖宇批准了在国防部成立“参谋长委员会”的改革方案，并且亲自参加相关工作。按照裴承毅制订的详细改革计划，“参谋长委员会”总共有7名成员，即陆军参谋长、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天军参谋长、陆战队参谋长、电子兵团参谋长与国防部长安排的一位参谋长级行政官员。“参谋长委员会”的主要责任是负责军队的管理与发展规划工作，并且在重大军事行动中向国家元首与国防部长推荐合适的前线指挥官，并且在重大人事安排上提供参考意见。“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一职由总参谋长兼任。因为总参谋长已经开始“轮值”，所以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也是“轮值”。不同的是，两个独立兵种的参谋长也有了担任主席的机会，而且轮值的周期不是10年，而是2年。由词可见，“参谋长委员会”实际上就是用来取代总参谋长的，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担了总参谋部在共和国军事力量中的作用。只要改革坚持下去，要不了多久，总参谋部就将变成参谋长会议下的一个专职的军事指挥机构，即成为国防部下设的众多机构之一，不再是与国防部平起平坐的国家权力机构。
毫无疑问，这次改革绝对是第三次军事改革收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
虽然颜靖宇没有批准另外一项改革措施，也就是将总参谋部置于国防部之下，由国防部长直接领导，但是裴承毅的改革目的已经实现，按照外界猜测，最迟在2052年，也就是下一次换届选举的时候，不管颜靖宇能否获得连任，裴承毅、或者接替他的国防部长都将把总参谋部变成一个历史性的军事机构。事实上，随着裴承毅的影响力扩大，颜靖宇要想在下次换届选举中获胜，就得在军事改革上支持裴承毅。因此有人认为，在2052年之前，颜靖宇就会向裴承毅妥协，把总参谋部放到国防部之下。
在不同的人眼里，共和国的军事改革有着不同的意义。
比如在共和国公民看来，裴承毅推行军事改革，实际上是在巩固基础，为今后获得更大的政治成就做准备，而颜靖宇在军事改革上半推半就，除了维护与裴承毅的关系之外，还想借此控制裴承毅。
问题是，在外界看来，共和国的军事改革别有一番深意。
美国当局就认为，共和国的军事改革是在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原因很简单，裴承毅已经是国防部长，不可能像2035年与2041年那样，以共和国陆军上将的身份去指挥共和国军队作战。如此一来，在共和国需要面对下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时候，裴承毅要想在指挥工作上发挥作用，就得把总参谋部放在国防部的下面。
至于裴承毅是不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根本不用多言。
要知道，到2049年的时候，中东战争已经过去8年，随着众多阿拉伯国家在统一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中东局势再次变得不那么平静。
关键就是，裴承毅有必要再次为国家冲锋陷阵吗？
第十九章
迁都问题
随着磁悬浮轿车开始减速，裴承毅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对于快57岁的裴承毅来说，7年的政府工作让他突然老了许多。放在7年前，肯定没人相信，拥有军人体魄的裴承毅会在60岁之前白掉一半的头发。4年前，见到第一根白发的时候，裴承毅就知道，他已经上了年纪，不再是当年的少年将军了。
这种变老的感觉非常特别，裴承毅并不特别沮丧，甚至没有太多的感受。
也许是平时过于忙碌，让他没有时间感悟人生吧。
轿车停下来的时候，裴承毅拉了拉有点褶皱的衣角，等到东方闻拉开车门后，他才下了轿车。不管年纪有多大，有些习惯是永远也改不了的。作为现役军人，除了极少数的私人时间之外，裴承毅身上总是那套陆军上将常礼服，而且与很多参谋出身的将军一样，非常重视着装仪表。
走进元首府的时候，裴承毅再次整理了一下外套。
2年前，颜靖宇当选国家元首之后，全体代表大会就批准了一项特别拨款，即在西郊妙峰山南面修建一座新的元首府，将原来的元首府改建成历史博物馆性质的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西苑公园。经过1年多的紧张建设之后，在2049年3月初，也就是春节后不久，颜靖宇就住进了新的元首府。因为西苑公园主要展示共和国历届国家元首的日常生活，大部分设施都保留了下来，所以改建工作只花了3个月，在6月中旬就完工，并且在7月1日正式向游客开放。
将元首府迁出北京市区，实际上是“迁都工程”的前戏。
早在2040年初，即顾卫民提出“青山绿水工程”之后不久，国家地质学院与城乡综合发展部城市建设规划司就联合向全体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与迁都有关的提案，随后全体代表大会国家综合发展委员会委托社科院与国家地质学院的专家，对迁都有关的工程进行理论研究。
当年，“迁都”成为了共和国最热门的话题。
经过了长达2年的调研论证，2042年3月份，国家综合发展委员会向全体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经过整理的调查报告。虽然这份报告肯定受到了各方面因素影响，在迁都问题上给出了肯定答复，但是以当时的情况，全体代表大会根本不可能批准迁都提案，甚至不会重点讨论迁都问题。要知道，2042年3月份的时候，离换届选举就只有4个月了，而且中东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刚刚结束，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事实上，当时共和国公民也对迁都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根据一家民间调查机构在2042年春节前做的调查，大约有40%的人支持迁都、还有近40%的人反对迁都，另外20%的人则没有明确主张。这种鲜明的对立立场，还得从引起迁都提案的原因着说。
众所周知，北京的城市容纳能力在21世纪初就达到了极限。
根据共和国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常驻人口与暂住人口在2009年突破了2400万、在2019年达到3500万、在2029年与2039年分别为4100万与4400万。虽然从增速来看，北京市的扩张正在放缓，但是与全国性的人口递减相比，北京市仍然能够保持增长，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如果以城市容纳能力来说，北京的理想人口数量应该在800万左右。也就是说，北京的人口严重超标！
人口越多，带来的社会问题越复杂、越严重。
别的不说，交通与环境两个问题就能让任何一位城市管理者绝望。早在2019年，北京市市长就提出了“大北京”的概念，即以北京市为核心，联合周边的天津与河北，建立一个类似于“大上海地区”的城市综合发展地区，通过建设“四纵四横六交叉”的城区轨道交通网、以及“六南六北八东西”的高速公路网将中心城区与周边的卫星城镇联系起来，鼓励市民到郊区居住来减轻城区的人口压力。
事实上，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模式”。
如果在2009年，这样的模式肯定走不通。要知道，美国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庞大的资源消耗上的。别的不说，美国人每天在上下班途中烧掉的汽油就顶得上一座油田的年产量了。如果共和国公民也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全世界的石油都不够烧。更重要的是，如果共和国公民全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污染，足以毁灭整个生态圈。在2019年，这样的模式就大有发展前途了。以当时的情况，除了共和国的人口数量即将步入下行通道，城市化进程将在2024年左右放缓之外，最主要的还是电力设备开始普及，电动轿车很快就将取代传统汽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因为电力主要由可控聚变核电站提供，所以就算共和国人手一辆电动轿车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问题是，北京当局的发展提案没有得到中央支持。
排除政治因素之外，当时赵润东否定“北京方案”的主要原因还是这种通过横向扩张来扩大城市范围、以增强城市容纳能力的发展方式需要需要巨大的基础建设投入，而这也正是地方政府的目的。问题是，基础建设需要占用海量社会资源，除了不符合自纪佑国时代就以扩大国民消费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还与当时的大背景冲突。要知道，2019年的时候共和国刚刚在南海地区教训了一帮不听话的邻国，正在为解决东北亚问题做准备，而且赵润东最热衷的军事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那有那么多的资源去搞基础建设？再说了，共和国的基础建设已经足够扎实了，没有必要继续增大投入。
2022年的时候，北京市政府又一次向中央提出了城市发展改革方案。
当时王元庆已经回到中央，而且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北京市长肯定希望在王元庆那里获得支持。非常可惜的是，王元庆比赵润东还要直接，不但否决了北京政府的方案，还在第二年把北京市长送上了法庭，理由是涉嫌在数个民生工程项目上收受高达2.7亿元的巨额贿赂。当然，王元庆没有冤枉好人，在2012年到2022年期间，北京市长收受贿金高达4.74亿元，另外还收受了价值近4000万美元的艺术品与奢侈品，而其所做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让行贿的3家开发企业从政府的公共项目中牟利数十亿元，给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到这个时候，“北京方案”才销声匿迹。
问题是，要不要迁都的问题却没有因此而沉寂下来。
事实上，到2022年，北京作为首都而产生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别的不说，因为交通过于拥堵，为了保证政府官员、特别是部委领导级的高级官员能够更有效率的参加政府的日常工作，国务院在2021年的时候就提议购买一批直升机，专门用来接送部委领导，以及重要外宾。
当时王元庆也很重视这些问题，只是没有急于讨论是否应该迁都。
归根结底，王元庆作为“炎黄计划”的直接参与者，非常清楚电力革命会给社会与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也清楚科学技术肯定能够改变城市的面貌。要知道，人类城市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随着科学进步，城市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因此在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毋庸置疑，王元庆的眼光是不能否认的。
到了20年代末，随着可控聚变核电站在共和国大范围推广，加上国家骨干电网的改造工作全面完成，电能全面取代化石能，成为生活与生产的主要动力。这个时候，电动汽车已经在共和国普及，由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污染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导致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大难题也得到了解决。
当然，谁也阻挡不了科学技术的前进步伐。
30年代中叶，第一辆完全依靠地球磁场效应的磁悬浮轿车问世。虽然在当时，那辆由中科院在实验室里弄出来的，只能坐一个人，而且充电一次只能行驶10千米的磁悬浮轿车的造价高达750万元人民币，几乎没有量产的可能性，也不会有多少市场需求，但是当时就有人预言，10年之内，这种完全不依靠道路的飞行轿车就将普及，而且肯定能在21世纪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最普遍的代步工具。这个预言还是保守了一点，2038年的时候，磁悬浮轿车就在上海汽车公司与吉祥汽车公司量产，当年就销售了100万辆，到2040年，磁悬浮轿车的市场保有量超过了1000万辆，并且很有可能在2050年之前取代普通车辆，占据车辆市场9成以上的份额。也就是说，在2050年之前，磁悬浮轿车就将在共和国普及，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
磁悬浮轿车的出现，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城市面貌。
实际上，在2033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城市综合发展概念”，喊出了“向天空要土地”的口号。因为高强度合金与轻质复合材料的量产工作不存在技术上的难题，需要的只是相应的市场，所以像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科幻电影那样，出现上千米的高楼大厦，轿车在空中飞行的“立体城市”将不再是幻想，很有可能在21世纪后半叶变成现实。
虽然向天空“生长”的城市会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光照问题就很难解决，但是科技进步能让轿车不再依靠道路，自然能够解决其他问题。如此一来，再也没有人怀疑城市的容纳能力。从技术上讲，只要能够解决粮食生产问题，在大约400平方千米的北京市区内，至少可以容纳1亿市民。
由此可见，迁都不再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问题是，迁都不仅仅是因为城市容纳能力有限，还涉及到地区发展平衡问题。
作为首都，自然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享受到了各种优越条件，不但自身的发展不会存在任何资源上问题，还能带动周边地区。
事实上，2042年的时候，国家综合发展委员会在提交给全体代表大会的迁都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主要理由就是全国发展不平衡，将首都迁往内地，有助于改变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方式，为内地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问题前面已经提到，2042年的局势太复杂，迁都不是主要话题。
2044年，全体代表大会再次开始商议迁都话题，并且由此引出了要不要通过从有到无的建设一个新首都来推动国家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也就是推动“青山绿水工程”。
毫无疑问，这样的话题对顾卫民有足够的吸引力。
事实上，当时共和国也需要积极探索未来城市发展方向。别的不说，10多年前，支持军情局在首都北郊建立新的基地，就是对城市发展的一次探索。问题是，军情局的基地最多相当于一座只有几万人的小城镇，而未来城市的人口肯定上百万。也就是说，共和国的城市规划人员需要一次更大规模的探索。
正是如此，在2044财年度，顾卫民专门批准了一项大约170亿元的科研项目，集中力量解决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麻烦。全体代表大会也在当年年底再次委托社科院与地质学院对全国进行考察，为迁都选址。也就是说，在决定是否迁都之前，共和国高层就开始为迁都做准备了。
由此可见，迁都与否的关键不是在于能否得到权力机关的批准，而是时机是否成熟。
要知道，即便按照最低标准，也就是新首都只是共和国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中心，不再承担其他社会职责，也会是一座人口超过20万，占地面积超过100平方千米，拥有上万栋建筑物，以及包括配电中心、供水中心、废物处理厂、交通中心、机场、火车站、医院与学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巨型“人造设施综合体”。大不大没关系，重要的是，这么一座城市的初期投入肯定以万亿元为单位进行计算。也就是说，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而且会不会因为这项工程对国家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才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显然，在顾卫民执政时期，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正是如此，2044年到2047年，一直在做基础工作。
直到2047年换届选举，趁颜靖宇刚上台，全体代表大会再次提出了迁都提案，并且在私下向颜靖宇施压，希望能够得到元首的支持。
事实上，积极推动迁都的，正是国内的大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