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市民的奋斗(校对)第290部分在线阅读
最原始的生物战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汉武帝远征匈奴时，为抵抗汉军，匈奴人将死马、病牛埋于水源，从而将瘟疫传染给作战的汉军，并由他们带回中原，最后瘟疫甚至毁灭了汉朝，而其后的数千年中，最原始的生物战不断地在欧亚大陆上演着。
1763年3月，正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地区进攻印第安部落的英国的亨利·博克特上校，使用计谋，把从医院拿来的天花病人用过的毯子和手帕，送给两位敌对的印第安部落首领，而印第安人从没得过天花，没有丝毫抵御能力，结果往往整个部落的男女老少全部死绝，他们的土地财产全部被白人殖民者白白占有，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几乎灭绝，“天花细菌战”功不可没。
致命的微生物病毒，是一种新型的从未有人涉足过领域，在后世被称为生物武器，简单的讲就是用以杀伤人、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病微生物、毒素和其它生物活性物质地共称。由于病毒、立克次体、衣原体、真菌、毒素都可像细菌一样作为武器使用，故统称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制造和使用比起化学武器更为方便，只要少量的菌种，在特别的容器中培养就行，即使实验室规模的生产也可造出足够军事使用的生物武器。再有生物武器不需保存，只要少量菌种冷藏起来即可。战时，可在短时间内培育出大量生物武器。生物病毒的防疫往往与培育共生，以防疫为目的建立的X-2基地在建立后。很自然的便开始从事起了生物武器的培育的职责，尽管其工作非常原始，仅只是从事病毒的选育、但是却起了一个头。
在这个时代，生物病毒的作用并没有被各国所重视。在全世界或许只有巴丹吉林那片沙漠中的X-2地区，开展了以生物病毒为为研究对象的“战争研究服务”项目，由来自美国的传染病专家乔治·哈默克负责领导该工作。
“就像发明毒气弹的那些人一样，我们也早已经摆脱了道德问题地纠缠，我们在研究着这些病毒战场使用的同时，需要进一步研究研制疫苗。一定程度上说，我们是在造福人类！”从俄国来的微生物专家西奥多·哈夫卡洛夫在参与了X-2的生物战争研究服务项目后，曾对在基地内工作的学生们如此说道。关于细菌战项目和目标，X-2实验室专家、学者，并没有感到任何困扰。
作为一名传染病学医生，方子南首先择了用自己最擅长的行业报效国家，尽管他似乎从未适应军旅生活，甚至于军装常常令他局促不安，但他仍不妨碍他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内为国效力。
“人们之间互相残杀已经有几千年了，不论你是用木棍袭击敌人的头部，还是用刺刀从后面攻击，或者让他生病，这并没有不同。再说，他早晚没准也会得这种病。”基地内从事生物病毒研究的专家学者们都曾如此安慰着自己，这或许是他们唯一的自我安慰，而此时看着眼前不断的增多的病人，方子南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生物病毒的威力，它的威力甚至比毒气弹、火龙王更为可怕。
自四天前，陆军医院发现第一例伤员感染重感冒后，重感冒便开始在陆军医院漫延开开，死亡以前所未有的架势出现在他面前。陆军医院的数十间被隔离的病房内，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病人，很多的伤员浑身是血。对于这些病人所感染的重感冒，方子南和同僚们并不陌生。早在半年多之前，他们就得到了从美国邮回的病毒毒株样本，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试验，但受限于技术，他们的尝试是徒劳的。
即便是在上海取得两具染病尸体进行了解剖研究后，仍然没能取得什么结果。现在方子南只能按照卫生署防疫中心的要求隔离整座陆军医院，同时按照授权要求防疫中心发布防疫令。为了严格执行紧急防疫令，借助军警采取最为极端措施，以做到防止流感在整个城市中扩散。禁止一切公众集会、关闭商店、商场和学校、对军方以及平民病例进行彻底隔离，所有人出门必须要配戴口罩，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明智的。
甚至于连复兴竞选总部原本计划进行的一场全国同时进行的助选游行，同样被紧急委员会要求取消。这次游行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它将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全国每一个城市参与、参与人数超过数百万人，而旁观人数将达到几千万。在西北各地竞选委员会选择了服从紧急委员会的命令，他们早已习惯服从命令。
而分散在全国各地竞选委员会，对待联合议会紧急防疫委员会的要求，却执着不同看法，他们尚不习惯接受联合议会的命令，而且在他们看来，这场游行事关本选区未来选票，他们中大多数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按原计划准备那场规模空前的游行。七年首义纪念日时，复兴党在各大城市举的十万人的游行助选已经收到良好好效果，现在当然需要再接再厉。
但是来自复兴党总部的命令却打断他们原本的一切准备。
“……即输掉选举，亦不得再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或助选游行！”命令不是来自复兴党部的杨秘书长，而是来自远在俄罗斯正准备归国的司马本人。
全世界恐怕没有任何地方比西北更擅长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而民众同样热衷于宏大的群众集会，盛装大游行。只有通过经心营造的群众游行俯氛围，才能显示人民万众一心的意志，显示群众的创造力与力量，证实渺小的个人只有与伟大的集体目标相一致，才能获得个人在历史中的价值，从而让人们更轻易接受西北的口号“人民才是一切，集体才是一切”。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使得参加者长时间处于难以抑制的亢奋状态，最终使得他们接受在集会中所听到的价值观念。集会是一种武器，思想上的武器，但现在为了安全，只能选择放弃！
与此同时，无论是段旗瑞的共和党以及梁启超的进步党或是孙文的中华革命党为了与复兴党争夺选票，几乎都计划举行助选游行。复兴党在七年首义纪念日的助选游行效果让他们眼红不已，即便是重感冒亦不能阻止他们的决定。只不过他们仍然特意抽调资金购买口罩，以提供给参加游行的民众。灾难往往始于麻痹大意！
10月15日，刚刚经历过首义七年庆典之后的第五天，重感冒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一周之后，京城、天津、奉天、济南、广州、上海、武汉等中国数十座大城市，各参选党派发起了自己的游行，尽管一些医生竭力劝说那些组织游行的党派取消这场游行，甚至于告诉报纸记者，集会将传播流感并使人致命。
没有报纸报道那些医生们的警告，报界更愿意报道规模宏大的集会，而不是这场“小感冒”。毕竟此时感冒的重灾区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欧洲。至于西北现在又是隔离、又是停止助选游行，不过是小题大做罢了。出于保密的原因，没有人知道在远征军军营之中，已有数千人感染重流感，人们只看到西北的千余例感染病例。
共和七年10月15日，全国有超过百万人参加这次由各党派发起的大规模助选游行，参加游行人们昂首挺胸地行进着，大声呼喊着各党派的竞选口号，为那些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竞选口号呼喊着。
在上海由数万名亲中华革命党的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延伸了一公里多，数万人簇拥在游行线路上，尽管他们都戴着口罩。但是或许是因为这样喊出的口号并不清楚的原因，很多人把口罩摘了下来。以便更清晰地喊出口号，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在他们喊话的同时。数万人的飞沫弥漫在游行队伍之中。
共和二年3月20日，宋教仁在沪遇刺，22日不治身亡，3月23移柩至湖南会馆，6月26日葬于闸北象仪巷。国民党在此辟地百余亩。其中用于墓园43亩。并自湖州会馆起北至墓地辟一条长约25公里的道路，命名宋园路，宋公园是游行的终点站。之所以选择宋公园作为的游行的终点以及孙文发表演讲之地。中华革命党自然有着自己的打算。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小的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地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在宋园路的尽头的演讲台上，穿着中山装的孙文面对着台下民众畅谈“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仍是中华革命党吸引选票的根本，暴力的革命此时并没有任何市场。无论是对于复兴党或是共和党、进步党而言。都是在用民族、民权、民生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只不过相比于之下，复兴党提到了更为清晰的竞选口号而已。
当他们的畅谈着外争国权的口号时，复兴党提出的是“定新约、废租界、除恶债”，他们提出民生时，复兴党提出的是“免捐税、赎土地、兴实业”，相比之下，复兴党可以用大量的实例去说服民众。西北拥有着实际操作的实例。
口号是动人的。但是行动往往更能吸引国民，大多数国民会作出对自己有力的选择，而共和党、进步党和中华革命党现在只是竭尽所能的争取更多的选票，毕竟即便就是无法单独组阁。也要在争取尽可能多的议会议席，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之中。
七年首义纪念日时，远在喀山的司马在发出的“祭首义英灵”的通电之中。已经向全国承诺，“无论复兴党是否赢得此次选举。都将坚定不移推动建立真正之中央政府。推动军队之国家化。”还在讲话中在要求边防军作好在大选后准备改组国防军的准备。
“军队效忠国家、效忠议会！军队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严格遵守法律不得介入党派之争。私纠之争！”司马的承诺无疑让各党派看到希望，尤其是军队国家化，无论它是个美丽的泡沫也好、愿望也罢，至少对于各党而言这是一个机会，是机会人们就珍惜。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立法是国会。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的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咳……咳……”在宋园路穿着青衫的中年人一边听着演讲台上的孙先生的讲话。一边不断的发出咳嗽声，中年人只觉得自己浑身无力，头重脚轻。脑袋像被锤子狠狠敲打一般痛苦。额头上不断的冒出虚汗。终于再也坚持不住的中年人瘫软的倒了下去。
当天下午，先后有上百人染病住院，每个病人都戴上了纱口罩捂住口鼻，各个医院严格的执行隔离命令。然而，被流感感染的人在自己感觉不到任何症状以前就可以感染其他人。所以这些措施都为时已晚。重感冒如海啸一般席卷了全国。
作为国际都市地上海是重感冒爆发的重灾区。各自各国的船员早在几个月前就把重感冒带到这座城市，当时仅有数百人感染，而此时的上海却宛如战场。重感冒在上海几乎呈现出火箭式的上升。
为了应对上海县的重流感大暴发。经过江苏省督军署的批准上海县知事沈宝昌组建了由医学专家为主的防控总部的指挥下，西北式的“现代化”预防和控制措施被严格的执行了起来。流感传播范围较广的地区全面隔离，多达十四个隔离小区相互分开。成千上万的居民被隔离在隔离区内。
各个医院派出的医护人员一户不漏的天天检查。不放过一个可疑情况，警察相当严格的控制了整个地区的人员出入，基本上做到滴水不漏，西北式的“现在代”预防隔离的根本原则就是“画地为牢”。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上海的绅亨们并不介意在短期内向隔离区的居民进行捐助。用于购买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食品、燃料。
上海流感防控总部每天都召集有关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由各单位汇报情况，清查漏洞，全体工作人员不辞辛苦的没日没夜的工作着。也焦急的期待情况的好转。在上海租界的防疫工作也抓得很紧，甚至为了防控病情的传播。除了学习由西北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制定的预防隔离制度外，租界公部局甚至派出万国商团、巡捕在租界与华界出入口拉起铁丝网，以防止华界的病情渗透进租界。
在上海的仁和医院的尸体解剖室内。解剖台上躺着一个差不多还是孩子的年轻人的尸体，哪怕最轻微的移动，液体也会从他的鼻孔里涌出来，在几名医生的努力下他的胸腔被打开，肺脏被取了出来。死者并不是死于普通的肺炎，其他几例解剖也得到了类似的异常结果。
“我们已经确定，从病症和解剖结果上看。应该六个月前的‘巴拿马号’船员带来重感冒已经再次爆发！”走出解剖室经过全面消毒后的医生在脱去口罩、防护服后开口对西北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派来的工作人员介绍到，仁和医院是西北卫生署的合作医院，一直都得到卫生署的捐助。同样是西北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分布在全国的疫情通报单位之一。
和过去不同，半年前上海租界内的宏仁医院发现第一例“西班牙流感”之后，西北卫生署几乎是第一时间派出医务专家。而这一次西北卫生署仅不过是派来了一名工作人员指导上海建立全面的“预防隔离制度”。相比于上海。西北的重感冒同样非常严重，西北的医务人员甚至只能疲于应对发生在本地的病情。
与此同时，在西北尽管实行着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格的“预防隔离制度”，但是病情仍然不断漫延着，感染的病例越来越多，报纸上的通报数字从最初的三位，上升至五位。甚至死亡病例在短短几天都增加到三百余人，人们从最初的相信和盼望，到渐渐的失望甚至到了绝望。
人们对伍连德和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的信任和崇拜也开始动摇了，开始出现风言风语，称这种感冒是不治之症，甚至于在内的有些居心叵测之人，开始揣测着司马是不是为了俄国的风骚娘们而流连忘返。
对此，作为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主任的伍连德看在眼中，听到耳中，除了一方面发电报要求司马返回西北主持大局之外，另一方面他依旧严格的按照既定的办法一丝不苟的督促落实。不容许有任何一点放松和疏忽，试着像1910年的东北肺鼠疫防治时那般，用自己的镇定和信心去感染其他人。就这样，在西北整个卫生体系在失望中顽强坚持着，而对着每天不断从各地汇报的感染、死亡数字的增加饱受着失望情绪的煎熬。
“决战时刻，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哪怕是在绝境中，坚持就是胜利。”
这句西北的信条，在这个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有人都在坚持和绝望之间徘徊着，就在人们处绝望时，边防公署发布了一则新闻通告，让在坚持和绝望之间徘徊着的民众再一次燃起了希望。
第198章
希望
张家口至上乌金斯克的铁路，是西北最重要的一条铁路干线，为了满足战时需要，这条铁路实施着最为严格的战时施工制度，一百三十六个的铁路工兵团在机械的帮助下，分别在一百三十六个经经纬度测定的施工段同时向两端施工，除了近三十万铁路工兵部队不日昼夜的赶工之外，另外还有超过六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工直接参与了铁路的建设，得益于良好的地形与全方位的配合，仅历时一年零六个月全线通车，投入使用。（历史上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困难的生活条件，全长336集二线只用了一年零八个月就全线拉通。）
在共和七年八月十三日，张上线战时铁路开通。蒙古高原上响起了火车的第一声汽笛声，唤醒了这座酣睡的高原荒漠。看见那一列列满载货物和希望的火车在轰隆声中驶出国门，一种从未有过的民族自豪感让国人们庄严起来，这是世界上施工最快的干线铁路，尽管其仍然带着战时铁路的色彩，简易的施工、尽可能简化的路线设计等等，但是这条铁路却勾通了西北与西伯利亚。
由于中俄两国铁轨采用的标准不同，中国采用的是1435米标准轨，而俄罗斯却使用着俄制1524毫米宽轨，这样尽管张家口至上乌金斯克的铁路将中国与西伯利亚铁路连接在一起，但是铁路网却不能通用，铁路在进入恰克图至上乌金斯克俄制宽轨线路前，必须进行火车换轮工作。这就有了在恰克图的这座世界最壮观的火车换轨车间：恰克图火车换轮车间，所谓换轮就是更换车辆转向架。
远远望去，一座“巨无霸”式的蓝色建筑物，矗立在蓝天草原之间。这就是位于恰克图城南与买卖城之间换轮车间，大库南北走向，全长85155占地面积1586438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换装库，车间全部采用建筑工期知的钢架结构，库内设有一条换轮线和一向转向架存放套线（即宽准轨转向架均能存放的线路），25吨架车机200台，10吨天车八台，大库东设有可存放约3000个转向架的存放位，每次可以完成整列最多48辆车的换装，年设计换装能力高达160万吨。
在8多米长，二十几米宽的场地，车辆转向架一个挨一个井然有序地静候在换轮车间外，壮观至极。需要将铁路上的两国不同轨制的车辆转向架更换为两国的车辆转向架后，在不同轨制上奔跑的火车，才可以在不同轨制的铁路上自由穿梭。
而在铁路站场，这里拥有亚洲最大的散堆装货场。22台门式起重机不可一世地横跨在一道道铁轨两侧，一台台橘红色的庞然大物使整个机械换装场充满了亢奋和气吞山河的气势，现代机械化的大手笔续写着西北的不同，就是它们承载着这条铁路设计每年600吨的进出口货物的吞吐量，而援助俄罗斯的各种军用物资以及建材、化工、纺织品以及其它商品则从这里运出国门，工业取换取的俄罗斯的木材、煤炭、铜矿粉从这里运进入西北的工厂。
呆在车厢内的司马并没有闲情逸致观赏的壮观的火车换轮场面，源源不断从西北传来的疫情通报让司马再也笑不出声来，为了获得最新的消息，空军特意派出数架飞机，不断的把各地的报纸空运至铁路沿线，然后交给专列的收发室，在经过消毒处理后，就会被送到司马的桌前，报纸上的新闻往往比各地汇报的官方数据更为直接，但却其内容却显得有些恐怖。
“……骨痛病刚刚开始时，官府还能提供棺材，征集民工掩埋，可是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没有足够的棺材，于是决定直接下葬，可是由于缺乏人手，再加上民工人大都害怕被尸体传染上重感冒，到现在堆积在城外的尸体已经一个礼拜没有下葬了。在坟场上，数不清的棺材和尸体就停放在露天，长达数里，且不要说放在露天的尸体，即便是有棺材的，也只有极少数被钉上了，绝大多数是敞开的，由官府提供的是廉价棺木，结果没多久死人的肢体就露了出来，大坟地的情形惨不忍睹，我粗略的数了一数粗，足有一两千具尸体……”
《长春时报》上对长春的城外坟场惨状地描述几乎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司马没想有想到仅仅不过是两周，国内的流感竟然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按照统计数字，西北各省汇报感染数字已经超过了十万人，这还是因为西北防控得力的结果，而这甚至不及上海一地的感染病患，如果西北是流感的灾区的话，那么全国无疑达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之所以延期一周返回国内，是为了安排好俄罗斯的一切，毕竟西北在俄罗斯投入了太多，尽管波多金似乎说动了司马，但是司马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这个时代不是18世纪，俄国人绝不会因为一场婚礼同意两个国家的合并，不过波多金提到的俄罗斯政府内部的反对势力，却使司马看到一个新的机会，正因为如此才会拖延了整整一周，安排好一切之后，随即立即乘专列从伊尔库茨克返回了西北。
边防公署、西北市政府、联合议会，还有法庭等机关都因防疫令，而暂时关闭，仅只留下了少数工作人员办公，此时西北的街头随处可见巨幅的广告，警告公众避免公共集会，告知人们打喷嚏、咳嗽时要用手帕掩口，还有一些布告上写着：“吐痰等于死亡。”任何人在街上或公共场所吐痰都将会遭到警察地逮捕。
“先生，从俄国返回西北了！”就在西北的感染病例超过十万例，人们几乎达到绝望的地步时，传来了边防公署的新闻通告，那些在坚持和绝望之间徘徊着，因这则新闻再一次烧起希望的西北民众，几乎是自发的带着口罩，不顾的军警地阻拦围到了西北火车站和实业大道两侧。
就像过去一样，人们或许把希望系到了先生的身上，过去是先生创造了西北的奇迹，而这一次，民众同样把最后的希望系到了他的身上，此时没有人去在意病毒不会随着先生的到来而消失，处于半绝望中的民众或许希望先生的到来可以带来奇迹，但是更多的人却是希望能够在死前最后见一次先生，同样也希望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内给先生一次最盛大的欢迎仪式。
远处响起的火车轧轧声，让火车站内早已等待多时的民众的翘起了脚尖，朝着东方的铁路线上望去，先生的专列并不是蒸气列车，远处没有一般列车进站时的滚滚白色烟云。伴着汽笛声蓝黑色的专列驶入了西北火车站的一号站台，随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停稳了下来，火车刚一进站，便从站楼上跳下一名士兵，在士兵的腰间扣着一根电话线，这是专列靠站的规定，按规定专列靠站之后，必须要第一时间连接电话网。
西北的电话网络构建于清末用三十年建成的有线电报网上，采用了后中国1966年设计的新在同一杆路的导线中，还可选出几对铜线或铝线各加开一套短距离的高12路载波电话，使容量增加到300个电话电路。而载波电话增音机这种补偿线路传输衰减和特性变化的设备，更是大大延长通信距离，实现远距离载波通信，在线路上设置若干部增音机，在传输线路相同的情况下，通路越多，频率越高，则增音段越短，如架空明线增音段长度为120里。超越这个时代半个世纪以上的有线电话网的构建，便得电话在西北成为最重要的一种通讯工具，因为其安全性较高、同时可以时时连接西北几乎每一座城市，专区。
“怎么这么多人！畅卿是怎么安排的！熊烈怎么执行的防疫令！”隔着车窗的薄纱，看着站台上挤的满满的人群，尽管的他们都戴着口罩，但是仍然让司马心头一紧。他们不要命了吗？潜意识之中，把这一切按到西北市市长熊烈的身上，按照防疫令的规模，在防疫令未解除之前，绝对禁止任何群众聚集的集体活动。
“先生！杨秘书长电话！电话已经给您接了过来。”这时徐子敬推开门说道，车外的阵势同样吓了徐子敬一跳，先生要求不得举行任何欢迎仪式的命令正是由自己传给扬秘书长的，而现在……
“喂！畅卿！我是司马！火车站是怎么回事！”拿起电话时，尽管压着中国的微怒，但是即便是傻子也能听出司马心中的怒意！
望着先生略带着些许怒意的表情，徐子敬不禁担心起一直颇为照顾自己的杨秘书长来，生怕先生会不会怒及杨秘书长，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先生在拿起电话后的几分钟之内，原本有些森冷的面色趋于平和，尽管不知道电话中杨秘书长在说些什么，但显然主任的不满已经被安抚了下去。
放下电话后，司马对徐子敬的交待道，杨永泰在电话中对自己说的话，让司马明白，现在的最重要是在这个几乎让人心生绝望之时，尽可能的安抚民众，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到这里来迎接自己，与其说是寄望于自己是否可以带来奇迹，到不如说是来寻求最后一线的安慰。杨永泰希望自己在车站对民众发表讲话以安稳人心，但是司马决定采用更为直接的办法，下车步行一段。
“通知特勤处，让汽车在站外等待，我下车步行！”
“先生！万万不可！”徐子敬先是一愣，然后面带惶恐之色的急道，现在西北市已经有上万人感染重感冒，而先生竟然要以身涉险。
“先生，即便是你杀了南宫，南宫也绝不会同意您的步行与民众接触！”作为公署特勤处处长的南宫一毫不犹豫的回绝了先生的要求，先生的安全是特勤处的首务，在俄国时刚一得知沿铁路驻防的远征军部队出现重感冒病例之后，南宫便在第一时间执行了隔离政策。而现在先生竟然要步行返城，其间自然不可避免的将与民众直接接触，这绝对不行，现在南宫都恨不得把先生塞到真空的密封箱之中。
“先生，请您三思！”吕仁和随车的公署工作人异口同声的恳求道。
众人的态度没有出乎司马的意料，看着试图阻拦自己下车的特勤处的特工和随车的工作人员，司马笑了笑：“如果我真的注定要死于重感冒的话，即便是把我放在真空之中，恐怕也无法避免，现在外面的公民需要我！你们还要拦着我吗？”
话音一落，司马便朝前走去，原本试图阻拦先生的特工连忙让在走道边，但是在他们的让开的走道的同时，大都在心下作出一个决定，如果先生不幸染病的话，他们必将以死以谢国人。
“麻烦先生您先戴上口罩再下车！”随车的医生站在车门处，双手捧着一个白色的口罩，腰身微躬面色显得恭敬无比。
看着医生手中的口罩，司马犹豫着，如果带上口罩的话，那么就有违自己的初衷，对于重流感司马并不担心，在自己的身体内已经存在了抗体。
“先生，这是防疫令的要求！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请先生不要带头违反防疫令！望先生能以身作则！为国民做出表率！”门旁的年轻的医生显然明白应该用什么说服先生接受自己的建议。
在1号站台上满满的站的都是人，但是却没有人发出一丁点声音，人们透过车窗看到车内的安保人员阻拦先生下车的一幕，透过车门的玻璃窗亦看到医生在劝先生带着口罩，在看到先生接过口罩时，站台上的人不禁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车门被打来开了，一个穿着黑色的呢制大衣的年轻人的静静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和所有人一样，戴着一个大大的白口罩，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从眉目间认出这个人来，是先生！站台上的人群中先是一阵沉默，然后欢呼声猛然爆发了出来。
“祝先生健康！”尽管人们用力地呼喊着，这是他们共同的祝福，但是因为戴着口罩的原因，声音显得有些闷响，在呼喊的同时，站台上的人们冲着车门内尚未走出车门的先生鞠躬。
面戴口罩的司马站在车厢门口中，看着站台上鞠躬的人群，内心显得有些激动，一个可以让人们不顾生命危险来迎接自己，他们中很多人是带着最后的愿望到来，想给自己一个最盛大的欢迎仪式。
想着大多数民众到这里的初衷，戴着口罩的司马突然作出的让人屏住呼吸的动作，司马摘下了口罩，几乎是在一瞬间站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似乎这样可以减少空气中的病毒，站台上的人群几乎是自然反应一般向后退去数米。
司马知道他们为什么后退，于是便大声说道：“有人对我说，在这场突如其来疫情之中，西北的民众在疾病的威胁下，开始变得的绝望了，我毫不迟疑的回答他：这是造谣！西北的民众从来没有屈服过！无论是入侵者或是现在的疫情！现在全西北有十余万人感染了重感冒，但是重感冒绝对击不垮西北民众！公署将会不遗余力加强防控措施！同时会尽一切可能救治每一名病患，每名病患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请你们相信一点，只要我们依靠科学，就一定能够战胜这场流感，祝你们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