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校对)第440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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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朝中皆成一党,或者一派独大,那赵煦就会感觉到背脊上的凉意。
  前些日子,他还听苏轼讲论本朝政事,苏轼是评价熙宁年间的变法之事,可他却无意中一口揭穿了大宋朝的一项国本。按苏轼所言,本朝自太宗以后,常行“守内虚外”之策,内重而外轻,故此大宋之患,与李唐不同,李唐之患在藩镇权重,而大宋之患则在宰相权重。本来已经是内重外轻,若不分宰相之权,而只顾恢复汉唐之制,那么宰相便会凌驾于皇帝之上了。故此祖宗才要将宰相之权一分为三,夺掉宰相的兵权与财权,分给枢密院与三司使。苏轼本意当然是极赞熙宁之变法,改善了内重外轻的局面,虽然恢复了宰相的财权与部分兵权,却又增强了参知政事的权力,使得左右丞相难以独揽大权……
  便如他们的对手所攻击的,苏家兄弟所学,即所谓“蜀学”,实际接近于纵横家之学。如程颐便曾经直言不讳的对赵煦说,苏家兄弟,与其说是儒生,不如说是纵横家。甚至连桑充国,在赵煦询问之时,都不得不承认,苏轼的文章固然是执大宋之牛耳,可他的学术,却难称“圣人之学”。赵煦知道,桑充国虽然祖籍开封,可是桑家曾经避居蜀地,也算是蜀人,熙宁、绍圣朝的蜀人,凡是识文断字的,十之八九,都视苏家兄弟为天人一般。他两兄弟一为参政,一为内相,可以说“天下荣之”,至于本乡之人,更不用提。
  书生学者们很在意苏家兄弟之学不是“圣学”,可赵煦于这方面,倒不甚在乎。儒家也罢,纵横家也罢,有时候只怕纵横家的话,还要更加一针见血些。对赵煦来说,苏轼对本朝政治的这番分析,实是颇有独到之处,令他印象深刻。
  如今他已经将天下大半的兵权交付石越之手,而倘若韩维、范纯仁、韩忠彦都与石越沆瀣一气,那他这个皇帝,又该往哪儿摆?
  这件事情,倘若韩忠彦将一切赖到石越身上,把自己撇个干干净净,赵煦还不会担心,可是,韩忠彦的举动,与他所期望的,却完全是背道而驰!
  这时候的赵煦,已经完全不在乎石越、韩忠彦的假议和究竟是为了何事。
  被心中恼怒的情绪驱使着,占据着他脑海的,是另一个计划。
  他本可以将韩忠彦谢罪的札子扔到御前会议,然后他就可以知道,哪些人知情,哪些人被瞒在鼓里——被隐瞒的人,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种被侮辱、轻视的感情,这是容易分辨出来的。若是被瞒了依然为石越与韩忠彦说话,那肯定便是二人的党羽无疑。但赵煦心里面也很清楚,他若然这么做,便是将事情闹大了。到时候肯定会引起一场很大的风波,而他也将骑虎难下,至少要将韩忠彦罢相贬官,才能收场。
  可在这个时候,如此处置,绝非明智之举。赵煦对韩忠彦仍然抱有期待,他还是希望能保全韩忠彦,以观后效。
  因此,他很谨慎的,只将韩忠彦的札子,送到了左相韩维与枢使范纯仁处。
  不出赵煦的意料,韩维与范纯仁很快递上了札子,请罪、辩解、表明自己将待罪在家,辞相听劾。然后,赵煦遣中使召二人到禁中面对,表示慰留之意,并将所有的罪责,全部顺水推舟的推到韩忠彦头上,然后又宽宏大量的宣布他也不会过于责怪韩忠彦,并表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在这种局面之下,韩维与范纯仁亦只有叩头谢恩,感激于皇帝的英明与宽厚。这还是赵煦即位以来,头一次对他的宰执大臣们占据如此明显的优势。
  然后,他顺水推舟的提出了两个任命——拜参知政事工部尚书吕大防为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拜前兵书章惇为参知政事工部尚书。
  从赵煦尚未亲政时开始,六部尚书之中,一头一尾的吏、礼两部,便长期空缺,皆以侍郎掌部务。当日高太后尚在时,石越曾经上表,推荐吕大防为吏部尚书,但未被采纳。此事赵煦当时也是知道的,并且他心里面亦很清楚,吕大防是个不折不扣的旧党,石越并非是喜欢他而荐他掌吏部,只不过是因为希望借此拉拢、安抚旧党。而高太后也并非不喜欢吕大防而未采纳,只是因为宋辽战事方起,她需要借助吕大防在工部,与苏辙一道掌管财权,相比而言,升吏部尚书并非急务,倒可以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做为赏功,将吕大防拨擢到吏部尚书的位置,更能增其威信。
  然而高太后未能等到这一日,便已逝世。
  而赵煦却势难再耐心等下去,事实上,他本人更是一点也不喜欢吕大防。然而此时,他却不得不借助吕大防——原本,吏部他是希望能交给韩忠彦的。可现在情势却改变了,拨擢一个他不喜欢的人掌管吏部,是他迫不得已之下的一箭双雕之计。为了召回他颇有好感的章惇,他需要拨擢吕大防来拉拢、安抚旧党势力,至少使他的宰执大臣们无法反对;此外,尽管他不喜欢旧党,可是,在新党一时难以恢复旧时气象之前,他也需要增强旧党的声势与力量,借此制衡石越。
  不出赵煦所料,在他一面占据着心理优势,一面还拨擢吕大防做为一种妥协的局面之下,韩维与范纯仁虽有几分勉强,但还是接受了章惇起复的变化。为了安抚二人,亦为了翰林学士草诏与给事中书读时减小阻力,赵煦又主动表示,章惇暂不回京,以参知政事工部尚书的身份,再兼宣抚副使,仍在河间,协助石越主持河间、雄、霸一带军务;同时,他又顺势提出,使田烈武兼知河间府事。
  韩维与范纯仁心里面正担心章惇此人野心勃勃,回京后平生事端,又觉得他在河间足以信赖,因此虽然明知道皇帝这一手有分石越之权的意思,但他们都知道章惇也曾经依附过石越,对石越多少有些敬畏之意,便也不反对。总之与其将这个大麻烦带到汴京来,倒不如送给石越自己去领受好了。至于田烈武以武人做亲民官,虽然近数十年比较罕见,但如今是战时,从权亦无不可。
  赵煦亲政之后,凡是有何主张,十条里面倒有七八条要被大臣们驳回,往往心里憋了一肚子气,还要忍着听他们婆婆妈妈的劝谏。他皇帝做了七年,何曾有一日象今日这么快活过?几件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命,竟然如此顺利的得到韩维与范纯仁的支持。
  他心里面免不了要自觉自己手腕纯熟,处事十分得体,颇有些自鸣得意。不过他也知道韩维与范纯仁也不是好惹的,他这是打了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若是自以为是拿住他们什么把柄,这两人恐怕都是吃软不吃硬,弄不好就让自己碰一鼻子灰,讨个老大没趣。因此既得战果,赢了第一局,他也就见好便收。
  甚至在韩维与范纯仁回府之后,他又遣中使去二人府邸,表彰二人功绩,赏给韩维一件隋代的绿瓷琉璃、一根鹤骨杖;赏给范纯仁一条玉带、一方金雀石砚。做完这件事后,赵煦又亲自给韩忠彦、石越各写了一道手诏,恩威并施,安抚二人,既严厉责怪他们举止失当,又表示谅解他们的苦心。
  做完这一切后,他心里更加得意,自觉自己一手棒打,一手安抚,直将朝中这些元老勋臣,玩弄于股掌之上。
  然而,赵煦却不知道,他突然召见他的首相与枢使,然后又是中使赏赐,又是夜御内东门小殿召翰林学士赐对、锁院——当天晚上,汴京便已骚然。人人都知道,这是将有大除拜的铁证。至次日,白麻出学士院,经皇帝审阅,然后东上阁门使持至尚书省政事堂,由中书舍人宣读,宰执副署之后,再送至门下后省书读……很快,整个汴京,人人都知道吕大防做了天官,而章惇又东山再起,拜了冬卿兼宣抚副使。
  至于田烈武兼知河间府事,自然没资格这么郑重其事,也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波澜——宋朝本就有许多武官刺史以上做知某府事的“故事”,其时武官刺史不过从五品而已,熙宁改制后,知某府事是正五品下,从五品武官自然做不得了,可是田烈武乃是正五品上的定远将军,资序上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田烈武在汴京名声甚好,此时又是战时,他的这道任命,甚至在给事中那儿都没遇到任何的阻力。
  所有人睹目的焦点,都是吕大防与章惇的任命,特别是章惇的起复,让所有人都浮想联翩。
  很快,再一次,汴京的街头巷尾,各种各样的流言,又开始疯长。其中赫然就包括宋廷是假议和的传言!
  一天后,禁中政事堂。
  韩维坐在一张圈背交椅上,一面细细读着书案上的公文,忙里偷闲,还瞥了一眼正在伏案疾书的范纯仁,只见他右手持笔蘸墨,左手飞快的翻阅书案上的公文,然后熟练的在公文后面写批注、画押。韩维比范纯仁要大上整整十岁,此时不得不羡慕范纯仁那旺盛的精力。当他还在六十多岁时,他也能范纯仁一般,思维敏捷,绝不为案牍所累,即使再多的公文,他也能迅速的处理完,而且件件妥当。可如今,他读一份公文要花费以前的数倍时间,而哪怕只是简单的画押,很快也会觉得手腕酸痛,更让他害怕的是,他现在偶尔已经出现忘事的症状。
  已经七十五六岁的韩维,久历宦情,早已历练成精。他已然位极人臣,终于在致仕之前,达到了人生的最顶点,尽管他对左丞相的位置不无留恋,可是他毕竟也不是那种贪权恋栈之人,也早已经想好,只须战事一了,他就要辞相致仕,回到雍丘去,或者干脆搬去西京洛阳,安享晚年。此前,他就托人去洛阳觅了一座园子,打算致仕之后,在园中种满他最爱的牡丹,再买几十个歌姬,过几年神仙也不换的生活。
  因为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自韩维做上左丞相起,他便常有一种局外人的心态。尤其是高太后死后,看到咄咄逼人,一心想要有所作为的小皇帝,韩维虽然仍坚持自己做一个首相的尊严与本份,可是心里面的退隐之心,更是愈发的坚定。他也知道,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右丞相石越的一个挡箭牌。尽管他心甘情愿替石越做这个挡箭牌,尽管他与石越有几十年的良好私交,但是,做为一个大宋朝的士大夫,他永远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自尊与独立。他不能给后世留一个左丞相成为右丞相附庸的恶例,他的自尊也无法允许他如此。因此,他既要坚持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有时却又不得不为顾全大局而屈从石越的意志……这样的现实,更加令他时常感到矛盾与疲惫。
  不如归去。
  这样的念头,便在此时,再一次从韩维的心底里浮了上来。
  “韩公、范公。”突然,一个令史出现在门帘外,欠身禀道:“辽国致哀使韩拖古烈来了。”
  韩维“唔”了一声,见范纯仁从一叠公文中抬起头来,二人会意地对视一眼,便听范纯仁吩咐道:“请他到西厢房相见罢。”
  6
  宋朝的尚书省,实际沿袭的是原来的中书门下省,又被称为东府或者东省。但其职权,与中书门下仍有相当的不同。为了方便宰执们办公,它在绍圣年间,又经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与调整。因为改制后的诸部寺监,虽然名义上都隶属尚书省,但实际上却并不在禁中,而是在皇宫以外各立衙门,故此修葺之后的尚书省,亦常被宋人称为“政事堂”。但真正的“政事堂”,其实却只是尚书省内的一座小院子而已。
  这座小院子座落于禁中右掖门至文德门之间的横街的北面,它东边的建筑直到文德门钟楼为止,西边的建筑直到枢密院为止,也都属于尚书省,是尚书省诸房与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们办公的地方,其中只有一座小院子,是中书舍人院,算是归属于中书省的。政事堂的所在,便在尚书省建筑群的正中央。院子的正北,便是最狭义上的“政事堂”,一间朴实无华的单层木结构建筑,那是宰执们召开会议时才使用的地方,平时大门紧锁,除了每日洒扫的内侍,无人进去;东西两边,是两列厢房,也都不事纹饰,所有门窗柱壁,皆漆着深红色的红漆,让人感觉单调到乏味,全无半点美感可言。但这里,却正是主宰这个庞大的国家日常运转的地方。东厢房是当值的宰执日常办公的地方,此时则由韩维与范纯仁在此共同办公;西厢房是宰执们接见各级官员、外国使臣,以及谒见官员们休息等候的地方。这东、西厢房也同样是单层木结构建筑,整个政事堂内,唯一的高大建筑,是东厢房南边的水池旁那座三层高的藏书楼——这是如假包换的一座图书馆,尚书省已经有专门的机构分门别列整理、保存各种档案文书、图章典籍,所以,这座藏书楼里面,收藏的都是大宋朝坊间能见到的各种经书、史书、文集,以及各家刊印的报纸……乃是专供宰执们空闲时读书浏览之用。即便完全不知道的人,只要走进政事堂,都可以猜到,这里完全是按着司马光的审美来设计的。只有在被这些简朴得毫无美感可言的建筑环绕的中间空地上,那些树木花草水池假山的布局,才稍稍体现了一点点宋朝的精致巧妙的园林艺术。
  韩拖古烈每次走进这座院子都要情不自禁皱一下眉头,他完全无法接受司马光的风格,可是,对于宋朝的那些园林匠人,他是打心眼里发出赞叹,如此逼仄的空间,如此令人望而生厌的建筑,经过这些匠人的点缀,竟然就能生出来一种幽雅怡人的气息!
  在这方面,大辽的工匠们,实在相差太远。将来有一天,当自己致仕以后,韩拖古烈在心里面早已经想好,他一定要亲手设计一座真正的园林,就建在大辽的某个地方,让南朝所有的园林,都黯然失色。
  这样的念头,即使这次他身负使命,甚而可以说有些忧心忡忡,但是,当他坐在西厢房内,抬眼望着窗外的景致,便抑制不住的,再次从心底浮了上来。
  “韩林牙。”一位尚书省的令史走到门外,打断了韩拖古烈的思绪,欠身说道:“韩丞相与范枢使已经到了,请韩林牙移驾相见。”
  韩拖古烈连忙起身,整了整衣冠,拱手说了声“劳驾”,出了房间,随着那令史朝北边的一间厢房走去。其实不用人来带路,他也知道韩维与范纯仁会在哪间房间等他,进了房间,与韩维、范纯仁见过礼,看了座,韩拖古烈不待二人发问,抬抬手便先说道:“韩公、范公,拖古烈此来,是向二公辞行的!”
  说到这里,他有意停顿了一眼,观察二人的表情,却见韩维正端着一盏茶送到嘴边,听到他的话,眼皮都没有动一下的继续喝着他的茶;范纯仁却关切的向前倾了倾身子,“哦”了一声,温声问道:“不知林牙决定何日启程?”
  “在下想越快越好,便择于明日。”
  “林牙有使命在身,吾等亦不便多留。”韩维轻轻的啜了一口茶,将茶盏放到旁边的桌子上,接过话来,慢条斯理的说道:“既是如此,吾等当禀明皇上,修国书一封,略致薄礼,聊谢北朝皇帝之情。”
  “如此多谢二位相公。”韩拖古烈连忙抱拳谢过,又叹道:“只可惜未得再拜会大宋皇帝一次……”
  “皇上此前便已经吩咐过,道林牙大概这数日间便要归国,辞行前不必再面辞,只盼林牙回国之后,仍能以两国通好为念,多多劝谏北朝皇帝,早日退兵,罢干戈,修和议,如此方是两国之福。所谓‘机不可失’,若是此番议和不成,下次再议和之时,恐将不再是今日乾坤!”
  韩拖古烈听着韩维慢吞吞的说着这番语近威胁的话——这样的话,南朝如今大概也只有韩维适合说,他德高望重,年纪又足够老,是可以倚老卖老的,而韩拖古烈也可以假装不将他的话视为一种威胁。
  但是,韩拖古烈却也知道,他想见宋朝皇帝最后一面的希望,已经破灭。而这个事实,也让他几乎肯定,南朝的议和,并无诚意。否则,若是南朝急于求和的话,赵煦就算再不愿意,也不会不见他。这个时候,韩拖古烈的心,仿若掉进了冰窟一般。
  他失神的怔了一会,半是故意,半是自暴自弃,喃喃说道:“如此说来,坊间所传之事,竟是真的了!”
  “坊间所传之事?”韩维与范纯仁都愣了一下,范纯仁问道:“不知林牙说的是何事?”
  “事已至此,二公又何必再欺瞒?!”韩拖古烈突然拉高了声音,几乎是质问的说道:“汴京便是三岁小儿,如今都在传南朝并无议和之诚意,乃是假议和!二公难道真不知情么?”
  但也在韩拖古烈的意料当中,韩维与范纯仁听到他的质问,连眼睛都不曾眨得一下,二人只是对视一眼,哑然失笑。
  “林牙说笑了。”范纯仁轻轻摇了摇头,道:“这等市井谣言,本就不足为信。我大宋是诚心诚意希望两朝能恢复通好之谊,平息刀兵之祸。范某只盼林牙这番话,不是因为北朝没有议和的诚意,便来反打一耙。”
  尽管这些反应,全在韩拖古烈的预料之内,可是不知为何,韩拖古烈依然感觉到嘴角凄苦,他望望韩维,望望范纯仁,良久,才叹了口气,道:“韩公、范公!果然再无转寰之机么了?”
  “林牙言重了。”韩维回视着韩拖古烈,缓缓说道:“虽然林牙不肯见信,不过——倘若北朝真有诚意,肯接受我大宋的条款,老朽亦敢向林牙保证,我大宋绝不会做背信弃义之事!”
  范纯仁也点点头,说道:“然某亦不瞒林牙,如今的条款,已是最后的条件。我大宋亦已无法再退步!”
  “二公,若贵国果有诚意,现今条款,只须改一个字——由南朝赎回被掳河北百姓——拖古烈敢保证,赎金不超过二十万贯!此于南朝,不过九千一毛。于我大辽,亦可安抚将士之心……”
  “林牙,大辽要以此二十万贯赎金抚将士之心,未知我大宋要以何物来抚将士之心?”范纯仁打断韩拖古烈,反问道。
  “兵凶战危,两军交战,胜负难料。韩公、范公,莫要忘记,如今战场之上,还是我大辽据着胜券。况且,若和议不成,我大辽铁骑今岁虽然退回国内,日后却不免边祸未已!二公又何惜这区区二十万贯?邀虚名而招实祸,窃以为恐非智者所为。当年大宋真宗皇帝之时,两朝本已早立盟约,此后百年之间,两国皆再无刀兵之祸,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平心而论,这是于两国社稷、百姓皆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辽宋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此理不言自明,二公不会不知。拖古烈亦曾久在南朝,虽知南朝有轻狂之士,颇以岁币为嫌,然于士林之间,亦曾闻得些真知灼见——我大辽自与南朝开放互市,敝国之中,无论贵贱,皆爱南朝器物精美,南朝每岁河北沿边关税之收入,便何止十万贯?而敝国为了满足与南朝之互市,牛马羊群,尽入河北,仍不能止,不得不使百姓采参药于深山,摘东珠于渤海——纵是如此,犹不能偿。我大辽每岁于两国互市之上,屡屡亏空,而自熙宁以来,又有取消岁币之盟,如此则大辽日穷而大宋日富。此虽中智以下,知其中必有不堪者。是故司马陈王执政之时,又立新约,以全大宋之仁,大辽之义。故斯时两国太平无事,全因司马陈王深谋远虑、宅心仁厚,其德泽亦被于大辽。此番两国交恶,亦是由贵国君臣惑于一二轻狂之士,而招致边衅,未可一味归罪我大辽背盟。然如今事已如此,过往之事,深究无益,拖古烈所不解者,是二公又何惜这区区二十万缗铜钱,而不顾千万将士之性命?在下听闻,当年贵国王韶开熙河,半年有奇,所耗缗钱便超过七百万贯!王韶之开熙河,又如何能与今日之河北相比?今日二公惜此区区二十万贯,恐他日付出二千万贯,亦难止战祸!非是拖古烈出言不逊,然则若今日盟约不成,河北之胜负休去说它,只恐此后数十年间,贵国西北边郡,难有一日之宁!”
  韩拖古烈舌辩滔滔,一口气说完这一大段话,方才停顿了一下,朝着韩维与范纯仁抱拳一礼,又诚恳的说道:“拖古烈此言,还望二公三思!”
  然而,虽然他的话听起来入情入理,却也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
  二十万贯的确不是个值得一提的大数目,尽管自绍圣以来,宋朝军费开支日渐减少,但这也只是相对过往每年军费折算下来远远超过五千万贯缗钱这个天文数字而言的。从宋仁宗至熙宁年间,宋朝每养一个禁兵,平均每年开支少则五十贯,多则一百贯——而无论怎么样进行改革,这笔平均开销是很难摊薄的,绍圣年间,军费开支最低的一年,曾经只有三千四百余万贯,折合下来平均每个禁军的开支只有六十贯左右;大多数时候,每年日常军费开支,总不会少于四千万贯——而这已经令宋朝君臣欢欣鼓舞了。毕竟绍圣年间的缗钱,早已经没有仁宗朝那么值钱了,想要回到每五十贯养一禁军的时代,大概永远都不可能了。而宋朝的中央税赋收入,折算下来,已达到每岁七八千万缗之巨,日常军费开支,由当年占到每年中央税赋收入的五分之四以上,成功的降为如今的二分之一强,这也是宋朝能够迅速的走出交钞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对于宋朝来说,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新党们认为这是王安石新法的成功;石党认为石越变法的成功,而旧党则相信这是司马光战略收缩策略的成功。
  但不管是谁的成功都好,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如今宋朝国库不缺钱,打得起仗。
  战时的军费开支远高于平常是不用多说的,特别是熙宁西讨之后,赵顼颁布了《熙宁赏功格》,重新详细的规定了禁军杀敌、俘获、重伤、轻伤、战死等等各种情况下的奖赏抚恤。尤其是加大了对获胜部队、参加艰苦战斗部队的集体赏赐,加重对斩杀、斗杀敌人的赏额,对战斗中受重伤、轻伤者也给予重赏,比如凡在战斗中受轻伤者,即赐绢十匹,重伤者除赐绢十匹外,还可优转一资,连续在几次战斗中受重伤,赏赐更是惊人。这改变了宋军过往完全以首级、胜负定功过赏额的做法,的确提高了宋军的斗志,可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便是战时军费开支的激增。
  韩拖古烈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当年王韶开熙河,半年多点花掉近千万贯,连王安石都不敢再公开他的军费开支。可是今时不同往日,自四月开战至今,不过短短四个月,包括救济逃难百姓在内,宋朝的各项开支早已经迅速的超过了两千万贯!
  然而,即便在范纯仁心里,这个仗,仍然还打得起。只要军事上不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的失利就好。
  “林牙所言差矣。”范纯仁望着韩拖古烈,不管遇到什么事,他说话的声音总是不疾不徐、从容淡定,哪怕他是在辩驳、批评别人,语气也总是十分的温和,“天下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若是无理索求,休说二十万贯,便是二十文亦不能给。林牙将北朝启衅,归咎于两国互市,然则当日萧卫王出使后,北朝已经提高许多货物之关税。便以丝绸来说,丝绸入辽境,原本是十五抽一,其后贵国改为十分抽一,不久又改为十分抽二,而商旅遂绝。连大食胡商,亦宁可过西夏贸易,也不愿前来中京。此后贵国改回十分抽一,商旅复通。北朝三易其法,我大宋未置一辞。为何?因为我大宋并不贪图与北朝通商之利,两国互市,是为互通有无,而我大宋无大辽有者少,大辽无而大宋有者多,此非是我大宋贪图互市之利可知。北朝要果真以为互市上吃了亏,是何物上吃亏,便禁绝何物入境可矣,又何必背盟犯境,伤我百姓?恕我直言,与北朝互市之利,于我大宋,不过九牛一毛,不值一提。便是自此禁绝互市,又有何妨?只恐贵国不肯!”
  “尧夫相公说得不错。”韩维也点头说道:“他事可以不计较,然道理不能不明。若北朝果真继续穷兵黩武,恐更非智者所为。还望林牙归国之后,能向大辽皇帝晓明利害。我大宋确是诚心议和,然而却并非是乞和。诚然,我大宋禁军未必便能稳操胜券,然大辽的宫分军亦不能说有必胜之把握。如今之事,是辽国先背信弃义,犯我疆界,似不宜再贪得无厌,见利忘害。否则,若北朝定要选择干戈相见,大宋亦不敢不奉陪!休说是两千万贯,便是两万万贯,又何足惜?!”
  韩维和范纯仁将话说到这个地步,韩拖古烈知道再说什么也已没有意义。他微微叹了口气,缓缓起身,欠身长辑,说道:“既是如此,拖古烈亦已无话可说,就此告辞别过。不过,拖古烈与二公,当仍有相见之期。但愿下次相会之时,二公莫要再如此固执。”
  韩维与范纯仁也连忙起身,回了一礼,笑道:“彼此彼此,愿林牙毋忘今日之言。”
  韩拖古烈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汴京又多留了这数日,但结果却让他大为失望。
  到政事堂拜会韩维、范纯仁之前,他还想着虽未必能如他所愿见着小皇帝,但韩维、范纯仁都是重百姓之福祉而轻边功之人,一切所谓的“宏图霸业”,倘若要累得百姓流离失所,或者赋税加重、生活困苦,那在二人尤其是范纯仁心中,实是轻若鸿毛。而只要二人略有动摇,他便再去设法去拜会吕大防,这位新任的吏部尚书,如今几乎已经完全是司马光晚年政治理念的继承者,韩拖古烈曾将他的政见归结为六个字——“省事、汰兵、薄赋”。一切大的变动,能没有就最好没有,更不用说打仗,别人打上门不得不应战也就罢了,但是只要能有机会恢复和平,那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打下去。倘若能用二十万贯恢复和平,特别是能换回被掳的百姓,韩拖古烈相信吕大防没有理由拒绝。省下来的军费开支,足以帮助那些遭受战祸的河北百姓重建家园,并且将沿边州郡都修得固若金汤,再造一条大名府防线。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让百姓能重返家园、安居乐业,从此再不受侵略?倘若这一切不需继续打仗也能达成,那为什么还要打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朝的旧党,是最不在乎“天朝上国”脸面的一群人。不去管他们实际上是怎样的一群士大夫,至少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的确是将思孟学派的“民本”之说,在这一个方面,发展到极致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朝,倘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旧党去做地方官,当地的赋税收入可能不会急速增加,也可能不会马上就看到商旅往来、工商兴盛的繁华景象,可是,他们会远比新党与石党的官员更受当地士人、百姓的欢迎与爱戴。
  韩拖古烈一直认为这才是旧党最大的政治根基所在。从整体实力来说,旧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新党与石党,因为他们植根于南朝的每一个乡村,受到最广泛的士人与农民的爱戴与支持。对那些常年在乡村之中,且耕且读的中下层士人来说,接受旧党的理念显然更加容易。而新党与石党,倘若离开城市,他们就难再找到多少的士子能接受他们的理念。即便他们也读王安石、石越、吕惠卿的书,可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很容易就能决定他们内心的倾向性。
  从这个层面来说,旧党的根基甚至是超越简单的南北地域之分的。大约只是在陕西、益州、两浙路的乡村,倾向石党的士人会略多一些;在江南东、西与福建路的乡村,倾向新党的士人会多一些,除此以外,便都是旧党的天下!
  因此之故,亦或是因为旁观者清,韩拖古烈看到了一个宋朝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政治现实——在宋朝,倘若没有旧党的支持与合作,任何变法、任何政策,都不会有好结果。韩拖古烈相信石越是明白这一点的。在韩拖古烈的观察中,石越一直都在礼让旧党,或许旧党会在中枢失利,以旧党内部的派系矛盾重重来说,这是极有可能的,可是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最底层最根本的地方,却依旧是由旧党的支持者与同情者把持的。倘若中枢的胜利者够聪明的话,那么,不管他取得了多大的胜利,他仍然需要竭力避免不要将旧党变成自己的敌人。
  而旧党如今的领袖,不出于范纯仁、吕大防、刘挚、程颐四人。和战大事上,程颐直接影响力有限,刘挚很难接近与游说,韩拖古烈能寄予希望的,就只有范纯仁与吕大防。倘若这两人倾向议和,那么刘挚也很可能同意,如此一来,不管石越心里面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他多半也要妥协。小皇帝更加只能屈服。
  然而,范纯仁的态度却出乎韩拖古烈意料的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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