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校对)第369部分在线阅读
第二十章
关河迢递绕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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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北国，空旷、辽阔，朔风在原野间呼啸，经霜的树叶，在这寒风中猝然脱落，在干燥的沙碛地面上旋转、飞舞着。
唐康骑在马上，举目四顾，目力所及之内，除了他身后绵延逶迤的使团，以及周围护送的契丹军队，整个天地之间，竟似渺无人烟一般。只有几只乌鸦落在远处河边的几棵杨树上，张开翅膀，凄凉的叫着——虽然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度过，但对唐康而言，这种黑色的大鸟，始终是不祥的象征，这一点上，显示着他骨子里依然是南方人——而这更让唐康心里泛起一种苍凉的感觉。
再走二十里，便是广平甸——契丹皇帝冬捺钵的行在之所。
唐康始终无法理解契丹人的思维。做为一个积极推行汉化，锐意革新的皇帝，耶律濬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中京大定府作为行政首都的地位，但是，这个皇帝却始终未能彻底革除他祖先的“弊政”，每年都要带着自己的朝廷到处乱转。这样的统治方式，在以往契丹以部族自治为主之时，或许还并无不可；然而，在耶律濬的锐意变革之后，辽国朝廷直接控制、管理的州县人口越来越多，此时还搞什么“四时捺钵”，就显得有点食古不化了。
当然，这只是契丹的内政。耶律濬若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唐康只会幸灾乐祸，绝不会有半点的同情与担心。只是契丹的这种制度，对于各国的使臣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折磨。在各国通行互派常驻使臣的今日，耶律濬的四时捺钵，亦意味着各国的驻辽使臣们也必须每年跟着他到处乱跑。而对于唐康这样的特使来说，则意味着他必须在寒风凛冽的季节，鞍马劳顿，跑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拜会契丹的皇帝。
唐康在心里咒骂着。但想起自己的使命，又感到一种兴奋。
这一年是大辽太平中兴十一年，大宋绍圣六年。时方三十六岁的唐康，以大名府任上考绩优异，累迁至武经阁侍读、枢密院副都承旨，此番奉旨使辽，乃是为了与辽国谈判，修改或终止由如今的兵部尚书章惇在六年前与辽国签订的“互市条约”。
熙宁十八年签订的那份条约，原本应当在去年五年到期后就终止，但宋辽双方谈判没有结果，左丞相司马光顾及两朝交好，又做出妥协，令此议延长了一年。然此事却在宋朝朝野招致极大的不满，更闹出不少风波，迫于压力，两府终于决定，无论如何，都必须修改或终止条约。这才差唐康为特使，出使辽国，向耶律濬表示诚意，并妥为解释。
妥为解释！
唐康不由在心里冷笑着。
说到底，这不过是司马光的一厢情愿罢了。自从绍圣三年，太皇太后下旨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后，七十多岁的左丞相司马光，在唐康等人的心中，便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怯懦怕事了——
他先是在绍圣三年，上表请求召回吕公著，但吕公著回京时，已是口齿不清，不到一个月，便老死于府中。然后，他又请求召回文彦博，但文彦博坚拒不允，反而请求致仕，最后以太师、加两镇节度使致仕，隐居于洛阳。
仅以此一事，唐康便觉司马光不及文彦博多矣。
这并非是因为唐康是文家的孙女婿，所以偏袒文彦博。便以与辽国互市条约之事来说，六年前签订此约，或属迫不得已，然至绍圣五年，大宋朝早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走出了高宗皇帝大行时的困境。
先是绍圣元年，宋夏议和。石越与司马光一道，顶着国内反对者的压力，遣蔡卞出使夏国，在黑水城与李秉常议定盟约，宋朝以允许秉常每岁遣使祭祖、遣送愿意西迁的党项贵人、开换互市、重新册封李秉常为西夏国王、同意两国互驻使节一共五项让步，换取秉常向宋称臣并采用宋朝年号。绍圣二年，王安礼与李宪又奉旨与西夏议定边界，双方并口头承诺，秉常不再东向图谋西夏故地，而宋朝则默认秉常兼并西域之行为。
自此，秉常得以全力经营西域，再无东顾之忧。而宋朝在全面收缩之战略下，也乐得换取西北边境之安宁，从此可以着力消化收复的河西之地，进一步巩固在河西的统治。
这一策略效果显著，虽然有情报显示，在绍圣五年，已然兼并高昌、龟兹，并且数度大破黑汗，眼见着就要并有西域全境的西夏，在迁都高昌后，悄悄地恢复了年号。但是，这几年来，宋夏边境，却是的的确确做到了和平相处。而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两国互市规模不断扩大，宋朝从河西至横山、河湟，户口滋衍，府库充盈，阡陌相连，羊牛成群。而宋军大量转为屯田军，不仅极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连带着让陕西腹地，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绍圣五年，朝廷更是在横山、河湟、河西诸地，做了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朝廷征召了三千余僧道，在这些地区大做法事，超度死于战争中的亡魂——这倒并非没有先例，但此后，石越又下令这些僧道深入各蕃部，替各蕃部免费医治人畜，朝廷并为此拔出三十万贯缗钱，购买草药，赐予诸部落。
石越此举，固然显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关系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间接展示了宋朝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良好。
的确，时至今时今日，汴京的物价，仍然未能恢复到七八年以前的水准，但自熙宁十八年发行盐债开始，尽管围绕盐债之事，争议不断，甚至偶有紧张之局面，但得到司马光与王安石支持的盐债，毕竟得以顺利发行，朝廷得此巨额资金，不仅可以为交钞、钱庄存款提供担保，而且还帮助朝廷度过了财政困难之时期。
在交钞与钱庄稳定之后，尽管很快在海外之凌州与金洲又发生了战争，但原本预期将惨淡经营的海商与东南作坊，却也因为封建，获得了新的机会。自熙宁十八年开始，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宗室之藩，他们在汴京与杭州大量变卖资产，以购买需要的物品，并募集人才与劳动力，大宋朝一百余年来宗室的财富积累，在几年之内，几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场，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与杭州的交易活跃繁荣，由此带动的一个个地区、行业的繁荣，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国后，为筹措最初的资金，诸侯们更是不惜大量的出卖利益，从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务关税，到开放矿山，更有甚者甚至雇佣“武伴当”为佣兵，替他们征服夷人，然后诸侯与佣兵们坐地分成，分享赋税……
海商们在诸侯国或身居要职，或与诸侯们分庭抗礼，但多数人仍然甘愿当宋朝的臣民，他们也给宋朝朝廷带来了可观的税收。绍圣五年，朝廷在市舶务关税、海外商品禁榷专卖两项收入上，便超过了一千万贯缗钱。而这，还是在宋辇交恶，东西商路几近断绝的情况下取得的。
东南诸路更趋繁荣，不仅两浙、福建诸路远胜旧观，湖广四路的户口、垦田数、粮食产量、税收，更是逐年增长。而益州路历五六年之休养，亦已渐渐恢复元气。在划定蜀币区、禁军大举北撤后，益州物价渐渐平稳，此后五年间，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的回收着纸币，至绍圣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来反比以往做为铁钱区时更加乐观。虽然朝廷仍未开放蜀币与交钞之兑换，人们出入益州，携带钱钞无用，只能带货物或者黄白之物，但这与以往实施铁钱区时一样，货币的不能通用，反倒促进了益州与外界的贸易。而蜀币做为铁钱所没有的优点是，发行蜀币成本远远低于铁钱，而铁钱易于盗铸，携带不便，蜀币则反而盗印不易，携带方便。五年时间，不仅益州军民早已接受蜀币，据唐康所知，更有商人不惜干犯法令，私下里替出入益州的旅人兑换交钞、蜀币，在那些商人那里，一贯蜀币甚至能换到一贯二十文的交钞。也就是说，在实际上，蜀币已比交钞更值钱。
的确，益州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惊人的。只须朝廷安份下来，百姓就会扛起锄头，自己养活自己。陈元凤在益州，只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剿抚并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盗贼，并因此升任转运副使。
叛乱的西南夷在几次主动出击骚扰皆被王厚、慕容谦击败后，很快便不敢再挑衅宋朝。眼见着一两年间宋军都未来征讨，这些叛乱的部落顺理成章的又重新开始了互相之间的仇杀，在陈元凤、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的暗中挑拨、收买、分化之下，三四年间，这些部族要么重新归附宋朝，要么早已经将项上人头，悬在了戎州的城门之上。
绍圣五年，陈元凤甚至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奏状，请求朝廷允许他发益州之兵，清算当年西南夷叛乱时的领头部落，乃至要惩戒后来曾经接纳过某几个部族投附的大理国。
在司马光做主的政事堂，这份奏状当然不可能被采纳。为了怕陈元凤惹事生非，司马光干脆将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能吏”，以“历练”为名，升任河北路学政使。
绍圣五年的司马光，是如日中天的司马光。无论他做什么事，两府都没有人会反对。
在这一年，朝廷如约赎回了第一批五年期的盐债，没有一文钱的拖欠。旧党中与司马光渐渐疏远的那群人，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人，将此视为自己持续五年抗争的胜利，宣称朝廷只是勉强做了件理所应当的事，但大多数人，要么沉默不语，闭上了嘴巴，要么公开转变态度，赞扬司马光。
仿佛这全是司马君实的功劳！唐康在心里面愤愤不平的想道。仿佛这全是司马君实的功劳！
其实谁都知道，若非是石越，甚至若非是有王安石在杭州主持东南之盐债、封建诸事，根本便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然而，汴京的旧党们记不起远在杭州的王安石，也将石越的功绩视为理所当然，在他们看来，这一切的关键，全在于当初司马光坚定的支持了石越。
世间之事，便是如此的荒诞可笑。
所以，这一年，司马光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但绍圣五年的司马光，亦是暮气沉沉的司马光。
这位七十多岁的司马相公，已经不能每日上朝，只能五日一朝。政事堂的政务，几乎全部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主持。而这位左丞相所做的事情，则是拒绝了陈元凤清算西南夷逆首的奏状，驳回了文焕、薛奕请求西征注辇国的奏状，默认了李秉常在高昌恢复年号，委曲求全的继续执行与契丹这份早应终止的条约！
他支持的唯一一件大事，是再发行五百万缗新债券，用来筹措资金，修复陕西的灌溉水道。绍圣五年，朝廷国库倒并不缺钱，只不过石越与两府皆认为国库里应当多留一点积蓄，以备不时之需，而直到那时候，在究竟应当继续回收交钞，还是可以适当再发行一些交钞之间，两府依然拿不定主意。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是惊弓之鸟，不管食货社提出多少理论，太府寺怎么进谏，甚至连石越都固执的认为，在国库储备的金银铜与发行的交钞最少达到一比三之前，绝对不宜再发行交钞。司马光显然也持这种心理，于是，发行适度的债券，反而更加容易得到两府的支持。
总而言之，司马光依然抱着他熙宁十八年所定下的策略，不肯做出任何改变。只要没有人来侵犯大宋，他便不希望兴起一丝半点的边事，无论那对宋朝有利还是无益；只要财政不出问题，他便希望将当前的政策继续维持下去，最好不要有任何新的冒险政策出现……
但是，司马光甘心如此，可并不代表这个国家甘心如此！
这不是一个安静的时代。
亦不是一个属于七十多岁的老人的时代。
“虏帐冬在沙陀中，
索羊织苇称行宫。
从官星散依冢阜，
毡芦窟室欺霜风，
春梁煮雪安得饱，
击兔射鹿夸强雄，
朝廷经略穷海宇，
岁遗缯絮消顽凶……”
突然，唐康身后的车队中，传来歌女的清声，在这沉默而枯燥的旅途中，悦耳的歌喉，有时候的确是能鼓舞起人们的士气来。
但这歌声，却叫唐康微微皱起了眉来。
这歌的歌词，乃是由苏辙昔年出使契丹后，所写的《虏帐》一诗。他使团中的十名官妓，乃是宋朝送给辽主的礼物，此时远来这塞北之地，感伤触怀，亦属人之常情。然出使契丹，最忌讳的，便是以华夏骄人，这常易引起两国的纠纷，苏辙此诗，又是说“虏帐”，又是说“顽凶”，对契丹可不太尊重。
他瞥了一眼陪伴的契丹官员与将士，他们也都在侧耳倾听着，但脸上却并无不悦之意。唐康不由得一愣，这时才想起来，那歌女乃是用吴语作歌，身边的这些契丹官员，纵然听得懂汉话，充其量也就是能听懂汴京官话而已，要想听懂吴语，那是断断不可能的。
唐康自失的一笑，放下心来，心思又转到歌词上来，“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缯絮消顽凶”，这样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便在此时，只听到“呜——呜——呜——”，连续的号角之声从前方传来，唐康便见护送使团的一个契丹武官从腰间摘起号角，“呜——呜——呜——”的吹了起来。
使团停了下来。顷刻之间，方才还是渺无人烟的旷野中，不知从哪里突然插出来一队骑兵，向着使团疾驰而来。
契丹接伴官策马到唐康身边，抱拳笑道：“唐大人，前面便是耶律冲哥将军的防区了。”
“耶律冲哥？”唐康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中竟露出几分期盼之意。但这须怪不得唐康，耶律冲哥，的确，他已经久仰了，自绍圣以来，这位全天下声名最盛的将军！
“唐大人，童大人，一路辛苦。”
唐康见着那队骑兵在离自己一行五六十步时翻身下马。一个二十来岁，身着白色胡服，体格矫健，头领模样的北朝男子大步走过来，抱拳朝自己与副使童贯打着招呼。他一面和童贯抱拳回礼，心里正暗思着枢密院的档案中，曾记载哪个契丹官员是这般模样，却听那契丹接伴官已趋步上前，行礼道：“状元公……”
唐康听见这三字，心头“啊”的一下，恍然道：“原来是他！”
果然，便听那接伴官已笑着介绍道：“唐大人、童大人，这位便是本朝去年的武状元，乃生女直部节度使完颜劾里钵大人之次子完颜阿骨打将军。”
唐康心里暗暗点头，又笑着回了一礼：“原来是状元公。”转身对童贯笑道：“前几日，还和供奉说及生女直男子勇敢善战，冠于北朝诸部，不想今日便见着其中之翘楚。”
一面又留神打量着完颜阿骨打——便见这阿骨打虽然头上戴着狼皮帽，却依旧可见他颅后留着几绺头发，与契丹绝不相同。唐康早知辽国各族，大多有髡发之俗，但各族在髡发上仍有区别。如女直便是颅后留发，而契丹则是剃光颅顶，留下四周或主要是颅的两侧的头发。
他又看阿骨打身后骑兵，见其髡发都同于阿骨打，心里已知这定然全是生女直部族兵，不由得越发留意起来。
几年前，辽国驻宋正使韩拖古烈归国，升任北面都林牙——此职在北朝，是相当于宋朝的学士院长[190]的要职。在韩拖古烈的建议下，辽国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韩拖古烈参考宋朝制度，将科举制与契丹的世选制完美的结合起，把进士科分成文、武、杂三门，文进士考儒家经典、诗赋策论；武进士考兵法武艺；杂进士考天文地理医学算术之类。又把契丹、汉人及渤海人、奚人及诸部族分开，做三场分别考试，以求将各部族的菁英全部通过科举加以笼络利用。过去契丹的世选制，是从贵族子弟中择贤授官，但更类似于汉代的察举，至耶律洪基之时，已经难以为继，而且世选制选拔人材，也限于契丹等核心部族，但韩拖古烈的这一改革，却是不仅是将世选制科举化，而且还是辽国第一次向境内所有部族开放政权，分享权力。这次改革对于缓和契丹与国内各部族之间的矛盾，的确效果显著。生女直对契丹素来有着极大的仇恨，许多部落表面上接受辽国的官职，但却颇以此为耻，其中不少部落甚至与宋朝职方馆还暗中有联系，但在此政策下，各部族仍然免不了要让本族子弟去参加科举，因为这事关生女直内各部族之间的互相竞争，考中科举者，不仅能给本族带来荣誉，而且也的确能带来许多实在的利益——似完颜阿骨打这般考中武状元甚或只是各科前三名，其直接的利益便是可以让完颜部免除三年的赋税。
也因此，完颜阿骨打这位状元公，引起了唐康极大的兴趣。
韩拖古烈的这次改革，也许是关乎契丹国运的一次改革。也许，各族菁英进入辽国政权，会削弱各族对契丹的反对力量，甚至进而最终缓和辽国国内部族之间激烈的矛盾；但是，这种政策也并非全没有风险，因为契丹在辽国始终是一个人口不居多数的部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若各族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真正缓和，甚或在某一天更加激化，那这些各族的菁英回到自己的部族后，就再也不是当初没见过世面的蛮夷可比，他们将会给契丹带来前所未有的麻烦。
更何况，开放政权也会让一些契丹人的既得利益受损，即使是辽国汉人——他们虽然欢迎辽国通过科举选拔更多的官员，但他们对于其他诸科进士同样的心存歧视，对于韩拖古烈的改革——若职方馆的情报没错的话——他们同样也颇多微辞……这些势力，有一天会不会反扑？他们会不会在有一天将这笔账算到完颜阿骨打们身上从而引发更大的冲突？
所有这些……都是唐康心里的疑问，或者说……期待。
尽管石越认为这对宋朝也是一件好事，石越相信不仅仅是契丹，宋朝也更愿意与更开化的蛮夷打交道。但是唐康却不在乎这些，不管他们开化还是野蛮，他只关心那些能给契丹人惹麻烦的蛮夷。虽然石越对唐康的确有着极大的影响，但这点上，唐康与石越完全不同，对于蛮夷的那种优越感，是刻入他骨子里，与他的思维方式完全无法分割的。
他仔细观察着完颜阿骨打和他的部下，以及他们对同行契丹人的态度，或者同行契丹人对这些生女直的态度。寻找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间的歧视、敌意，以及可以加以利用的机会。
他留意到护送他们的契丹军队与完颜阿骨打的那支骑兵，完全没有交集，仿佛互相视对方为路人一般。他们之间没有交谈，仿佛是两支完全陌生的军队，但是，唐康却也感觉不到那种紧张、敌视的气氛。
与部众的漠然相比，那接伴官对完颜阿骨打却有一种奇怪的热情，唐康理解其中的原因——契丹人其实与宋人没什么两样，对于所谓的“状元”充满了莫名其妙景仰。但这种感情却让并非进士高第出身唐康有点不屑，这让他很容易想起自己在宋朝所受到的歧视——无论他如何能干，甚至无视他有什么样的背景，不是进士高第出身的官员，仿佛注定就是要低人一等一般，哪怕“武经阁侍读”这个带职，保护了他在升迁的时候不会受到这种歧视。
而让唐康略感意外的，却是阿骨打的不卑不亢。
职方馆自从创立之日起，便一直很注意收集辽国重要人物的情报。尤其种建中接管职方馆后，对辽国更加用心，他非常有远见的收集起阻卜、女直、室韦等臣属于辽国的部落的情报，但是，职方馆收集的情报毕竟有限。阿骨打之父虽然是辽国的生女直节度使，但那与宋朝的“归德将军”没什么区别，不过是一种名义而已。完颜部算不上一个重要的部落，若非阿骨打拿了武状元，又被耶律冲哥挑中，做了这位名将帐下的一名行军参谋，唐康甚至不会知道世间还有这个人的存在。
在唐康的心里，契丹已是“蛮夷”，而女直哪怕在契丹眼里也是“蛮夷”，至于生女直，那便在女直眼里，只怕也属于“蛮夷”之列了……完颜阿骨打虽然是生女直部节度使的次子，但这种身份，在唐康眼里，便等同于南海雍国某个不知名的酋长家的次子。更何况，他毕竟只是次子，又不是长子。
即便他是武状元！但多半时候，人们也只会因为他的身份而感到一种稀奇。韩拖古烈的改革，将契丹人参加的科举称为“国科”，汉族与渤海人称为“汉科”，奚人与诸部族参加的考试称为“诸部科”——但民间的俗称更加直观，他们分别称这三科为“北科”、“南科”、“夷科”。所以，说到底，阿骨打不过是一个夷科武状元而已。
更何况他才二十多岁。唐康已经记不清档案上怎么说，二十三岁还是二十四岁？
唐康完全无法想象，他身上的气度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