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校对)第320部分在线阅读

　　周赫煊笑道：“我们还是来聊聊其他吧，比如历史，或者宗教。”
　　听到这话，弗洛伊德高兴地说：“你有看我最近几年的研究作品？”
　　周赫煊道：“略微有些了解。”
　　弗洛伊德已经快80岁了，但他的心理学研究从未停止，这些年的研究对象，已经从个人转向宗教、社会、文化和历史方面。比如《一种幻想的未来》，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探讨宗教，认为宗教是一种幻想，是人类必须摆脱的一种强迫性神经病阶段。又比如《文明及其不满》，主要阐述文明与本能的联系与对立。
　　弗洛伊德说：“周，我读过你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系列论文，你们是从哲学角度分析阐述人类文明。而我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它，文明是服务于爱欲的过程，爱欲的目标是把人类个体、家庭、种族、民族和国家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一个人类的统一体，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本来面目。它源于生存的本能，人类生的本能推动了文明和社会的形成。”
　　罗曼罗兰道：“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人类的欲望推动着社会和文明发展，但有时候欲望也会带来毁灭和退步。”
　　“比如战争。”爱因斯坦说。
　　弗洛伊德道：“战争也源于本能。人类有两大本能，一个是生存本能，一个是死亡本能。死亡本能赋予人类以进攻性和毁灭性，文明的进步就是一种斗争，是爱神与死神之间的斗争，也是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的斗争。”
　　周赫煊皱眉说：“但我觉得，以前的殖民战争，20年前的欧洲大战，以及现在日本侵略中国，都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掠夺。这种掠夺是在争抢利益空间，也是生存本能在驱使，跟死亡本能没有多大关系。”
　　“不不不，”弗洛伊德连连摇头，“死亡本能的表现有内外两种，对内表现为消极、自我放逐、自我惩戒、自虐甚至是自杀行为，而对外则表现为破坏与攻击。战争可以算是死亡本能向外发展的终极体现，其中虽然也包含着生存本能因素，但不管有多少理性主义动机，其中的毁灭欲望都占据最大分量。”
　　周赫煊问道：“那如果一个爱国者，为了保卫国家、保护文化、保护家庭和亲人，自发地踏上战场呢？他的行为也是死亡本能在驱使吗？”
　　“你说的这个情况很复杂，”弗洛伊德道，“爱国者在踏上战场前，他的动机源于爱的本能，也就是生存本能，这是一种扼制战争的行为。但当他踏上战场以后，一切爱的本能都会被忽略，变成由死亡本能来主导。你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有善恶的道德观念，要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待。本能就是本能，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它不应该有善恶之分。只不过，爱的本能带来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而死亡本能带来的影响则主要是消极的。”
　　罗曼罗兰问：“那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要如何制止和避免战争呢？”
　　“理性与道德，”弗洛伊德说，“人和动物都有本能，而人除了拥有本能之外，还有自我和超我意识。自我意识是后天形成的，它给人带来理性，让人懂得趋吉避险。而超我意识更是让人拥有伦理道德，比如周所说的爱国者，这就是一种超我在主导行动。想要避免和终止战争，需要用理性来认识战争的可怕，需要用道德来压制死亡本能带来的毁灭欲望。最可取的办法，就是用理性与道德来制定一套规则，让所有国家和人类都去遵守，不敢轻易破坏这种规则而发动战争。”
　　周赫煊感觉好有道理，居然无言以对。
　　弗洛伊德又说：“其实不仅是战争，人类文明社会也是如此。社会充斥着人的非理性，每个人都出生在非理性的社会，并且慢慢被约束和改造，被伦理、道德、风俗所束缚。人影响社会，社会又影响人，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只有少数意志坚强的人能够超脱出来，并对社会造成良性的影响。人类天生的进攻本能，导致个体反对全体，或者全体反对个体的敌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生出毁灭世界的念头，而被道德伦理约束后，这种毁灭世界的念头就会对内转为消极自毁。这种进攻本能，是死亡本能的派生物和主要代表，它是和爱的本能共存的，一起享有着对世界的统治权。向前发展的社会文明，就是爱的本能与良好的道德伦理，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而倒退衰落的社会文明，则是死亡本能与坏的道德伦理，带来的消极的影响。无论是人，还是文明、社会与国家，都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爱的本能与死亡本能的平衡。”
　　“我明白了，修身与治国之道，就是学会运用这种平衡。”周赫煊茅塞顿开，感觉受益匪浅。
第473章【欲望、理智和道德】
　　常言道，万法归宗。
　　有时候，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宗教，抛开它们的各种分歧不管，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殊途同归。
　　弗洛伊德说的那番话，其实有点像儒家的仁治思想，跟老子所言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他表达得更客观，也更笼统，只提理论，而没有给出实际的操作方法。
　　周赫煊对此佩服不已，但很快就佩服不起来了，因为弗洛伊德的思想倾向于悲观。
　　“想要达到一种理想中的平衡，是非常困难的，”弗洛伊德继续说道，“人类虽然拥有自我和超我意识，从而衍生出理性和道德。但人类往往被本能所支配，本我意识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自我和超我。所以战争不可避免，所以社会总是非理性状态，这是不可控制和避免的。”
　　弗洛伊德在心理学方面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发现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
　　说得直白通俗一些，“本我”就是自然性格，是欲望，是本能，比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自我”则是理性意识，比如商店里的东西应该用钱买，而不是直接动手抢劫。“超我”则更加完美，是道德、伦理当中的我，比如尊老爱幼、救死扶伤、精忠报国。
　　再说得简单一点，“本我”是“我想要这么做”，“自我”是“我能够这么做”，“超我”是“我应该这么做”。
　　弗洛伊德最令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把“本我”极端放大，认为个人、社会和国家都是“本我”在起作用，本能欲望推动着个人和社会发展。所以他扯了那么多大道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理性和道德往往很难起作用，在本能欲望的支配下，个人和群体总会选择非理性的行为，因此战争这种事情无法避免，个人和社会的错误也无法避免。
　　罗曼罗兰第一个就不服，他争辩道：“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崇高的道德，以及对光明未来的追求。远古文明时，人类在茹毛饮血，接着又有了奴隶和封建制度。而正是对着美好和善良的追求，渐渐有了自由和民主。本能的欲望，总是在崇高的道德面前低头，而不是被欲望所奴役。我相信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人类都能自由自在的生活，消除贫困与疾病，更没有战争的恐惧。”
　　弗洛伊德笑道：“如果你长时间从事心理学研究，就会发现本能欲望如同大海，而理性和道德只是小小的湖泊和河流。湖泊和河流，永远无法与大海抗衡。”
　　爱因斯坦问周赫煊：“周，你怎么看？”
　　周赫煊笑道：“我既不赞同罗曼罗兰先生的道德制胜论，也不赞同弗洛伊德先生的本能支配论。我认为人最宝贵的是理性，道德无法持久，本能可以压制，只有理性才是驱使人类和社会进步的核心砝码。”
　　爱因斯坦哈哈大笑：“跟我一样，我也是理性派。”
　　弗洛伊德反驳道：“人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失去理智和道德，依靠本能的欲望来行事。”
　　这个话题没法继续聊了，弗洛伊德看重“本我”，罗曼罗兰支持“超我”，而周赫煊和爱因斯坦则是崇尚“自我”。
　　如此情况，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同。弗洛伊德常年跟精神病人打交道，深知本能欲望的恐怖支配力；而罗曼罗兰属于圣母（褒义），他已经抛弃了个人和国家利益，追求的是全人类的幸福。
　　至于爱因斯坦和周赫煊，虽然他们也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理智，永远不可能像罗曼罗兰那么疯狂。他们有自己的做人准则和底线，一切行为都是依照这条准则底线来进行，属于非常典型的理智派。
　　罗曼罗兰还在坚持己见，他说：“人性的光辉是伟大的，就拿这次国际非战会议来说。为什么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人类追求正义和光明，欲望必须得到克制，所以我们才能团结到一起。”
　　弗洛伊德泼冷水道：“你属于少数能够超脱的人，跟你一样的人非常稀有。你们无法制止战争的来临，就像道德无法战胜本能一样。你们的这次非战会议，我并不看好，谈论不出什么结果的。”
　　“讨论不出什么结果，也并非因为本能欲望太强大，”周赫煊说，“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比如日本侵略中国，是侵犯了欧美列强利益的。但为什么现在国际上流行绥靖主义？是因为列强自身国情糟糕，大萧条之下谁都不愿打仗。更有欧洲大战（一战）的前车之鉴，战争会带来恐怖的恶果，因此在理智的判断下，列强选择了绥靖主义。”
　　罗曼罗兰问：“周，你也不看好这次会议吗？”
　　“是的，”周赫煊点头说，“我只能尽可能的呼吁和平，但这种呼吁，必须提前给列强讲明道理，解释法西斯扩散带来的危害，让列强自己来权衡利弊，从而让他们得出理智的判断。”
　　爱因斯坦附和道：“周说得很对，只有让各国看到了战争扩散的恐怖，他们才会站出来制止战争。只谈什么和平美好是没有用的，道德只是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而规则往往是用来破坏的。”
　　罗曼罗兰坚持道：“不管如何，我们必须为和平与自由而努力，我相信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历史阶段而已。”
　　像罗曼罗兰这种圣母兼圣斗士，不管他有多天真，做法有多么不切实际，但周赫煊必须感到佩服。
　　人类文明需要这种人，他们所代表的美好品质，是普罗大众的终极追求，代表着人类的光明未来。就像是黑夜里的灯塔，他们散发出的光芒，指引着人类朝着正途前进。
　　周赫煊和三位大师聊了一整天，隔日弗洛伊德便去海牙出席医学会议了。而爱因斯坦和罗曼罗兰，则留在阿姆斯特丹等待召开非战会议。
　　来自世界各国的反战人士，陆陆续续汇集在阿姆斯特丹。
　　周赫煊很快又遇到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国母孙夫人。
第474章【非战会议】
　　1932年5月份召开的国际非战会议，并不是一次国际官方会议，大部分由民间反战人士倡导和参与。
　　可别小看这些和平爱好者，一个个都拥有着巨大影响力，他们在舆论阵线的话语权甚至超过各自的政府。
　　孙夫人披着白色坎肩，在会场门口对周赫煊说：“周先生，你先请！”
　　周赫煊连忙道：“还是宋女士先请。”
　　孙夫人不再推辞，脸上带着些许微笑，迈步走进会场当中。
　　两人走进会场的时候，里面已经来了几位。罗曼罗兰迎上来，热情地与周赫煊握手道：“周，我们又见面了。”
　　周赫煊笑道：“我来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女士，是中华民国开创者孙先生的夫人。宋女士，这位是欧洲大文豪罗曼罗兰先生。”
　　“宋女士你好！”
　　“罗兰先生你好！”
　　互相寒暄完毕，罗曼罗兰又为他们介绍其他人：“宋女士，周先生，这位是英国的‘红色贵族’马莱爵士，这位是法共中央委员古久列先生，这位是《中国论坛》主编伊罗生先生。”
　　罗曼罗兰介绍的，都是欧美极有名气的反战主义者。
　　马莱爵士属于英国工党左派，古久列是法国《人道报》的主编，伊罗生则是美国著名的反战记者（《中国论坛》是一本美国英文杂志）。
　　众人在罗曼罗兰的介绍下很快熟络起来，低声谈论着如今的国际形势。
　　大概过了几分钟，突然又进来两人，一个是《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雷马克（德国人），另一个是《炮火》的作者巴比塞（法国人）。
　　《西线无战事》如今风靡全世界，6台印刷机和10部装订机，为这部小说加班加点的忙碌，在欧、美、亚各州都卖疯了，掀起一股国际反战主义风潮。它甚至被美国好莱坞改编成电影，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除此之外，还有美国作家特莱萨，德国作家路易·朗，未来英国左翼读书联盟的创始人戈伦茨等等。
　　反正来参加会议的没一个是普通人，都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职业有作家、诗人、书商、记者、艺术家、科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当爱因斯坦来到会场时，众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全场唯一的科学家。
　　周赫煊感觉自己来到了左派大本营，英共、法共和德共就有十几个。马莱爵士和戈伦茨虽然是英国工党，但同样属于左派人物，崇尚社会改良与和平运动。
　　特别是戈伦茨，此人目前的名声并不大，但再过几年就非常厉害了。他创建的左翼读书联盟，在英国掀起狂热的红色学习风潮，到1938年时会员人数已经接近6万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就要完蛋了，世界未来的发展，往坏处说就是法西斯主导，往好处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天下。
　　这股风潮对未来英国的政治影响很大，间接导致英国在二战后进行各种社会改良，颁布了众多的社会福利政策。
　　然而最搞笑的是，虽然戈伦茨在英国积极推广左派思想，他个人也极度向往社会主义，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资本家。他在伦敦的大房子里有10多个仆人，一所乡间别墅只是花匠就有3个。他出门坐的是可以躺着睡觉的订制豪车，每天中午都在高级餐厅吃饭，拥有两位数的女秘书，其中好些女秘书都发展为情人。
　　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戈伦茨在事业上选择“超我”，在私人生活上追求“本我”。
　　矛盾吗？
　　似乎，也不矛盾。
　　趁着会议还没正式开始，戈伦茨悄悄找到周赫煊说：“周先生，我希望在英国代理出版你的全部作品。”
　　“当然可以，具体的合作我们私下再说。”周赫煊自然不会拒绝这个英国大书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