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校对)第199部分在线阅读

　　龚古尔奖的做法，其实是把钱都给了评委，以高薪养廉的方式，避免评委在评奖时玩猫腻。
　　可惜人的贪欲永无止境，几十年后，龚古尔奖也堕落了，获奖作品基本上都是几大出版社送选的，其奖项的权威性每况愈下。
　　小路易如此积极地将《神女》和《狗官》送选龚古尔奖，无非是从商业角度考虑。
　　因为此时的龚古尔奖非常权威，所以得到读者和文学界的一致认可。即便是刚开始默默无闻的小说，只要获得龚古尔奖，销量至少也在30万册以上，所带来的商业利润极为丰厚。
　　不过评奖时日比较漫长，龚古尔奖每年夏天开始初选，9月份公布第一轮入选名单，10月公布第二轮入选名单，11月公布第三轮入选名单，直到12月才正式公布获奖名单并颁奖。
　　《神女》和《狗官》即便获奖，也得等到年底才行。
　　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以《神女》和《狗官》在法国的销售情况来看，似乎已经用不着靠获奖来炒作。
　　卖疯了！
第286章【奇葩作家】
　　当两位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正忙着出版他们的第一期杂志时，《神女》和《狗官》悄无声息地在法国热卖起来。
　　都不用做太多宣传，因为阿歇特出版社垄断了全法国的车站书店。
　　旅客在上火车之前，通常都会买一本读物打发时间。他们只要走进书店，就能看到《神女》和《狗官》，而封面上“来自远东世界的魔幻作品”字样，足以吸引这些人购买。
　　不过周赫煊的几本学术专著，是没有摆进车站书店的。道理很简单，坐火车时当然要看消遣读物，谁特么买历史学术著作啊。
　　安德烈·马尔罗此时就在车站，惊喜地看着法文版《神女》和《狗官》，自言自语道：“这两部伟大的中国小说，终于在法国出版了，真是让人感到振奋。”
　　没错，这位未来大名鼎鼎的法国作家，早就看过周赫煊的中文原版小说。
　　五年前，安德烈·马尔罗带着妻子游历亚洲，先后到过越南、中国和苏联，并在中国定居数年之久。直到国共合作失败，常凯申对赤党高举屠刀，安德烈才失望地离开中国。
　　这是个狂热的东方迷，少年时期便开始学习中文。
　　去年安德烈的小说《胜利者》荣获联合文学奖，让他在欧洲文学界小有名气。而这部获奖作品的内容，居然是描述1925年中国的省港大罢工。
　　真正让安德烈名声大噪的，是他几年后的小说《人类的命运》，并因此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被列入“20世纪的经典著作”。这部小说的开篇非常精彩，故事地点同样发生在中国，描写了常凯申与赤党的冲突，赤党不惜牺牲性命，前仆后继地与常凯申进行斗争。
　　不得不说，此时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非常干净。只要你的作品能够打动评委，那就肯定能获奖，不会出现让人恶心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就拿八年前的龚古尔获奖作品《巴图阿拉》来说，那是一部黑人作家写的，关于殖民者对非洲掠夺，号召反对黑奴贩子的书。
　　要知道，这可是20世纪20年代，黑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
　　一个黑人作家写的，揭露黑奴贸易的作品，居然能够获得法国小说最高奖项，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甚至法国当局都无法容忍，在《巴图阿拉》此书获奖后，立即遭到法国殖民当局查禁，作者也受到严酷的迫害。
　　作为狂热的东方迷，以及周赫煊的铁杆小说粉，安德烈顺手把法文版《神女》和《狗官》买来做收藏。他拿着书登上火车，结果发现自己旁边的乘客也在阅读《神女》，而且已经读了好几十页。
　　那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看到安德烈手里也拿着《神女》，自来熟地笑道：“这是本不可思议的好书，值得一读。”
　　“我当然知道，”安德烈自豪地说，“我看过它的中文原著。”
　　“真的吗？”年轻人惊讶万分，“那你可真厉害，中文就像是魔法咒语，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安德烈笑着说：“我从中学开始学习中文，又在中国住了四年。”
　　“我对你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年轻人伸出手说，“对了，我叫让·法亚尔。”
　　安德烈跟他握手道：“我叫安德烈·马尔罗。”
　　法亚尔惊讶道：“就是写《西方的诱惑》和《胜利者》的马尔罗先生？”
　　“你读过我的书？”安德烈问。
　　法亚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事实上，我也是一位作家，不过名气不太。我写过《牛津与玛格丽特》和《世界的四分之三》。”
　　见到同行，安德烈高兴道：“很荣幸认识你。”
　　两人聊了一番关于东方的见闻，法亚尔突然问：“马尔罗先生，你在中国住了几年，应该见过《神女》的作者周赫煊先生吧？”
　　安德烈摇头道：“非常遗憾，我长期住在广州和香港，而周先生住在天津，距离非常遥远。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即便坐火车也要花很长时间。”
　　“中国社会，真的像《神女》那般黑暗吗？”法亚尔好奇地问。
　　安德烈主动帮中国人说话：“《神女》描述的，主要是十年前的中国，那时的中国人确实比较蒙昧。如果你看到《神女》的后半部分，就会发现在这吃人的黑暗国度中，也有几点亮光出现。那是中国的先驱者们，他们破除思想禁锢，为着革命理想而抛洒热血。中国是一个英雄的国度，那里从来不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者。”
　　这货不仅是中国粉，还是狂热的左派人士。
　　在成为法国的大作家后，安德烈居然丢下笔杆子，跑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而且还担任外国空军部队总指挥。二战期间，他又在法国领导了好几只游击队，在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中，担任阿尔萨斯-洛林纵队总指挥。
　　“你是……革命者？”法亚尔好奇道。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成为最坚定的革命者，不过我首先是个爱国主义者，”安德烈笑道，“不说革命了，我们还是谈文学吧。”
　　法亚尔抚摸着手中的《神女》，感叹道：“这部小说太伟大了，我从没见过这种小说写法，它让我沉迷在神秘而奇妙的东方世界中。说实话，我的写作风格偏向于幽默俏皮，本来不喜欢这种沉重的作品，但这本《神女》却是个例外。”
　　安德烈说：“《神女》也有许多幽默的地方，幽默当中带着冰冷的讽刺。”
　　“我正在为《先锋文学》供稿，”法亚尔道，“我决定把这本好书，推荐给更多的文学爱好者。”
　　安德烈笑道：“周先生的作品可不只有《神女》，《狗官》也很有意思，带着神秘的东方佛家轮回思想。佛教你知道吗？”
　　“知道一些，好像起源于印度。”法亚尔道。
　　安德烈得意地说：“哈哈，前年我跟朋友一起，在北非的法属殖民地发动袭击，把殖民者从帕米尔抢来佛陀头像弄走了。”
　　“……”法亚尔瞬间无语。
　　这尼玛，你到底是作家，还是恐怖分子？
　　安德烈打赌说：“你信不信，《神女》肯定能获得今年的龚古尔小说奖，我就拿那只佛陀头像做赌注。”
　　法亚尔擦汗道：“我对佛陀不感兴趣，不过我相信它能获奖。”
　　就在二人聊天的时候，法国多家火车站的书店，《神女》和《狗官》已经卖脱销了。
第287章【声名鹊起】
　　安德烈·马尔罗的生活，远没有他自己叙述的那么精彩而正义。所谓从殖民者手中抢来的佛头，其实是他从吴哥窑附近的废弃小寺庙偷来的，还被金边法院以“盗窃文物罪”起诉，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是他的老婆克拉拉，回到法国串联文学界展开营救活动，才让安德烈改判一年徒刑并缓期。
　　安德烈都还没有消停，居然又跑去西贡创办报纸，猛烈抨击殖民政府的高层。结果印刷商遭到西贡总督威胁，不再帮忙印刷，安德烈便跟老婆一起去香港购买印刷设备自己干。
　　如今，安德烈正在担任咖里玛出版社艺术部主任，并定期为《新法兰西评论》撰写文学评论文章。
　　这家伙虽然有些虚伪，但却是真正的左派份子，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想着革命，把自己当成法兰西的救世主。
　　最新一期《新法兰西评论》里，安德烈以《东方文学的伟大杰作》为标题，撰文写道：
　　“《神女》这本小说虽然离奇晦涩，但却揭示了中国近20年来的社会变迁，堪称是远东版的《人间喜剧》。周赫煊先生之于中国，就如同巴尔扎克之于法兰西，他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
　　抛开这些外在因素不提，仅从艺术角度来探讨《神女》，这也是一部不可思议的杰作。他的作品虽然反应现实，却追求梦幻世界，情节支离破碎，思维跳跃，风格怪诞，冷漠的文字下蕴含着火山般的酷烈情感……
　　最近几年，欧洲文学界热衷于探讨卡夫卡，法国甚至因此诞生‘新小说派’。《神女》跟卡夫卡的作品风格很像，经常运用象征式的手法，在荒诞当中发人深思。但我必须要讲的是，卡夫卡相对于周赫煊来说，他的格局太小了，前者专注于个人，后者反应了整个时代……你若是想了解中国社会，那么只需要读完《神女》和《狗官》即可。”
　　安德烈在评论文章里把周赫煊吹上了天，居然说他碾压卡夫卡，比肩巴尔扎克。
　　其实也很好理解，艺术评论往往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安德烈作为坚定的左派份子，肯定对卡夫卡的小家子气感到不屑，而倾向于巴尔扎克那种反应大时代和讽刺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
　　与安德烈相同，让·法亚尔也在《先锋文学》杂志上推荐了《神女》，不过他的语气就要客观得多：
　　“《神女》毫无疑问带着艺术探索性质，作者营造出一个魔幻而现实的宏大世界，让人很难分辨出虚与实的差别。或者说，根本不用去加以分辨，读者只需要徜徉在那个梦幻世界，随着女主人公经历一个个冒险即可。河神、山神、土地、城隍、狐仙、幽灵……一个个陌生而又神秘的东方传说陆续登场，它们似乎是女主人公的想象，又似乎真实存在过……《神女》是代表着当今世界文学高峰的巨著，具有惊世骇俗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作者试图通过女主人公的遭遇，与虚幻荒诞的民间传说相结合，带着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中国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
　　真正让周赫煊名声大噪的，是罗曼·罗兰的评论文章：“我读了《神女》，深受感动。我只记得青年时代，拜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卡的《人间喜剧》时，才有着如此震撼的阅读体验。周赫煊先生的作品《神女》，既有雨果的浪漫，又带有巴尔扎克的批判讽刺，于黑暗之中向往光明，于冰冷当中寻找温暖，于荒诞之中呼唤正义，这是一部难得的伟大作品。”
　　罗曼·罗兰此时定居在日内瓦，他早已被法国抛弃，甚至被法国主流文学界讥讽为虚伪。但他的影响力却非常巨大，拥有无数粉丝和崇拜者，他的高度赞扬，瞬间让《神女》在整个欧洲扬名。
　　反倒是《狗官》，由于写得太过直白，不那么讨法国文学界喜欢，虽然读者们对《狗官》的评价也颇高。
　　1929年，这是二战前法国出版界繁荣的最后一年。
　　《神女》的首周销量便达到3万册，第二周增至11万册（总销量），第三周才终于减缓下来，总销量刚刚突破15万册，《狗官》的同期销量是7万册。
　　从没有哪个远东作家的作品，能在法国图书市场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神女》甚至在法国带起一股“东方热”。
　　连带着周赫煊的学术专著《大国崛起》、《枪炮、细菌与钢铁》、《菊与刀》，都随之热卖。特别是前两本史学著作，因为顺应了此时法国史学界对“新史学”的批判潮流，以其超越时代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受到法国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的巨大关注。
　　正好费弗尔和布洛赫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创刊，许多力图推翻“新史学”的学者，纷纷加入学术大讨论中，这本杂志瞬间成为法国史学革命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