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校对)第89部分在线阅读

要是这种情况持续得再长久一点，我想我一定会在石子路上跪下，而且十有八九会擦破膝盖，跟着还会马上让人给赶出这家人家。不过幸好暖房离开不远，说着这话，我们就到了。
暖房里一溜溜摆着很多美丽的天竺葵。我们在花前徘徊，朵拉不时停下来，称赞这一盆好，那一盆好。我也停下来对同一盆花称赞一番。朵拉一面笑着，一面孩子气地把小狗抱起来，要它闻花香。要是说我们三个并非全在仙境的话，我个人却是千真万确地身在仙境了。直到今天，一闻到天竺葵叶子的清香，就会使我产生一种亦庄亦谐的惊异之感，因为顷刻之间我就变了，这时我看到的是一顶草帽，蓝色丝带，一头鬈发，还有一只小小的黑狗，由两只纤臂搂着，背景是盛开的鲜花和光亮的叶子。
谋得斯通小姐一直在找我们俩，她在这儿找到了我们。她伸过她那令人作呕、皱纹里填满发粉的腮帮，让朵拉吻了吻，然后把朵拉的胳臂一挽，领我们去吃早餐，那样子，宛如军人出殡的行列。
因为茶是朵拉冲泡的，因此我到底喝了多少杯，已记不清。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我坐在那儿拼命地喝茶，喝得我的全部神经系统（要是说在那两天里我还有什么神经系统的话）都僵化了。过不多久，我们就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坐在一张长椅子上，谋得斯通小姐坐在我和朵拉之间。但是我只听见朵拉一个人在唱，其他会众全都销声匿迹，无影无踪。牧师发表了一篇讲道词——当然说的全是朵拉——有关那次礼拜，恐怕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了。
我们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天。没有客人，只是散了一次步，四个人一起在家里吃了一顿晚饭，晚上就看看书看看画。谋得斯通小姐面前摆着一本讲道书，两只眼睛却死死盯着我们，一直严密地监视着。啊！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斯潘洛先生头上盖着一块小手帕，坐在我的对面，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已把自己想象成他的女婿，正在热烈地拥抱他呢！夜里就寝前，我向他道晚安时，他也决不会想到，在我的想象中，他已完全同意让朵拉跟我订婚，我正祈求上天赐福给他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动身离开了，因为我们的海事法庭接手了一件失事船舶救助案。在审查这个案子的过程中，需要对整个航海学有相当精确的知识，为此法官专门请了两位领港协会[5]的老专家，本着仁爱精神前来相助（我们博士公堂里的这些人，不可能懂得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不过早餐的时候，还是朵拉泡的茶。分别时，她抱着吉卜站在台阶上，我在马车里对她脱帽告别，心中悲喜交集。
那一天，海事法庭对我来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听审的时候，我脑子里把这个案子弄得一团糟，我只在他们摆在桌子上作为高级司法权象征的银桨上，看出刻有“朵拉”两个字。斯潘洛先生回家时，并没有带我同去（我本来妄想他也许还会把我带回去的），我觉得我好像是个水手，我的船开走了，把我丢在了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上。这种种心情，我也就不必费力作无谓的描写了。要是那个睡眼矇眬的老法庭，能够醒来，把我在那儿做的有关朵拉的白日梦，用任何一种可见的形式显现出来，那我的真情也就和盘托出了。
我并不是说，我只在那一天做这种白日梦，而是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季又一季地、无时无刻不在做着这种梦。我去了法庭，但并没有细听审理案件的情况，而是一心想着朵拉。要是案件在我眼前慢吞吞地拖得很久，有时我偶尔会想到案件的事，不过那也只有在审理婚姻案件时，一面想着朵拉，一面感到纳闷，结了婚的人，除了幸福快乐外，怎么还会有别的情况出现呢。再不就是在审理遗产案件时，我则尽想着，要是案件中的财产是遗给我的，为了朵拉我首先会立即做些什么呢。在我陷入热恋的第一个星期里，我买了四件华贵的背心——不是为我自己买的，我并不因此感到得意，这是为了朵拉——上街时，我戴着淡黄色的羔皮手套；脚上的所有鸡眼，也全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要是我把那段时间穿的靴子拿出来，跟我的脚天生的大小作一比较，就可以表明我当时的心情，一定会令人大为感动。
虽然，由于我这般拜倒在朵拉的脚下，把自己弄成一个可怜的瘸子，可我每天还是走上好多英里，盼望能碰到她。不久，我不但在去诺伍德的那条路上，变得像那地区的邮差一样，人人都认识我，就连整个伦敦城的街道，我也走遍了。我在那几条有最大的妇女用品商店的街道上徘徊；还像个不安静的冤魂似的，在高档商品市场出没；虽然早已累得筋疲力尽，但我还是在公园里来回游荡。像这样经过很长时间，偶尔我也曾见过她一面。也许能看到她的手套在马车的窗口挥动，或者遇上她，有幸跟她，还有谋得斯通小姐，一起走上一段路，跟她说几句话。可每次过后，我心里都要难过一通，因为总觉得，我没有跟她说上一句要紧的话，或者发现她完全不知道我对她的热恋，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不用说，我一直巴望斯潘洛先生能再次请我去他家，可总是失望，因为他始终没有再请我。
克拉普太太一定是个眼睛很尖的女人。因为我犯单相思才几个星期，连写信给爱格妮斯时，我也只说到过斯潘洛先生家，外加一句“他家里只有一个女人”，没有勇气写得更清楚点。——我说克拉普太太一定是个眼睛很尖的人，因为，哪怕我的单相思才是初期，她就看出来了。一天晚上，我正心情低沉，她上楼来到我的房间，问我肯不肯给她一点豆蔻酊、大黄精，外加七滴丁香精合成的药水（当时我前面说过的她那种病又犯了），因为这是治她那种病的最好药物——要是我这儿没有这种东西，那给她一点白兰地也行，这是次一等的药。她还说，并不是她爱喝白兰地，而是因为这是治她那种病的次等好的药。对于第一种药，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第二种，我柜子里倒是一直都有。于是我就给了她一杯。她当着我的面，马上就喝了起来（我想，她这是免得我疑心她拿去派别的不正当用途）。
“打起精神来吧，”克拉普太太说，“看到你这副样子，我心里可不好受呢，先生。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做母亲的人。”
我不太明白，她说的这件事怎么能扯到我身上，不过我还是尽量亲切地对她微笑着。
“哦，先生，”克拉普太太说，“别嫌我多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先生。这事儿，一定跟一位小姐有关。”
“什么，克拉普太太？”我红着脸说。
“啊，哎呀呀！打起精神来，先生！”克拉普太太点着头鼓励我说，“别泄气，先生！要是她不愿对你笑，愿意对你笑的人有的是。你是一位能讨人喜欢的年轻绅士，科波福尔[6]先生，你得知道自己的价值，先生。”
克拉普太太老把我叫作科波福尔先生，第一，这无疑并不是我的姓；第二，我不由得认为，她这是把我的姓跟洗衣服的日子，胡乱地扯在一起了。
“你怎么知道这跟什么年轻小姐有关，克拉普太太？”我问道。
“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充满感情地说，“我自己也是个做母亲的人啊！”
有一会儿，克拉普太太只好用手捂住自己紫花布衣服的胸襟，一小口、一小口喝着当药的酒，来抵挡她那复发的病痛。过后，她终于又开口了。
“当初，你的好姨婆为你租下这套房子时，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说，“我就说过，这回我可有了个我能照顾的人啦。当时我说的是，‘谢天谢地！这回我可有了个我能照顾的人啦！’——你吃得太少，先生，喝得也太少了。”
“你就是根据这一点猜测的吗，克拉普太太？”我说。
“先生，”克拉普太太用一种近乎严厉的口气说，“除了你，我还给别的一些年轻绅士们浆洗衣服。一位年轻绅士也许会对自己的打扮过分关心，也许太不关心。他的头发也许梳得太勤，也许很少梳理。他穿的靴子也许太大，也许太小。这全都由这位年轻绅士的原有性格而定。不过，不管他走哪个极端，先生，总少不了有一个年轻小姐在里面作怪。”
克拉普太太那么斩钉截铁地摇着头，没有给我留下一寸阵地。
“在你之前死在这里的那个房客，”克拉普太太说，“谈起了恋爱——跟一个酒吧女招待——虽然因为喝酒，肚子大了，可他还是立刻把背心改小了。”
“克拉普太太，”我说，“求你了，千万别把和我有关的这位年轻小姐，跟酒吧女招待什么的混在一起了。”
“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回答说，“我决不会的，我自己也是个做母亲的人。要是我打扰了你，先生，我得请你原谅。不管在哪儿，要是不欢迎我，我是决不会去打扰的。不过你是一位年轻的绅士，科波福尔先生，我对你的劝告是，提起精神来，千万别泄气，要知道自己的价值。要是你喜欢玩点什么，先生，”克拉普太太说，“要是你能玩玩九柱戏什么的，那对你的身体一定有好处。你会发现，那可以让你换一换脑子，对你有好处。”
克拉普太太说完这番话，假装着很看重那杯白兰地似的——其实她早就喝光了——郑重其事地对我行了一个礼，便退下了。当她的身影消失在房门口的黑暗中时，我总觉得克拉普太太的忠告有点冒失。不过，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当它是对聪明人说的一句话，是一种警告，以后要好好保守自己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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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威廉二世（1056—1100）的绰号，其人红发红脸，相貌奇丑，性情残酷，外出打猎时被暗杀身亡。
[2].德国戏剧家科策布（1761—1819）所作悲剧，原名《愤世与忏悔》，译成英文后改名《生人》。
[3].十九世纪初，英国的政权仍掌握在大地主手中，1815年国会通过“谷物法案”，不许粮食进口，造成粮价飞涨，地主受益。此法案直到1846年才得以废除。此法案当年争论极为剧烈。此外，也有人遇到不近情理的事，常以小麦价格高来辩解或解嘲。如说，“既然一斛小麦都这么贵，这事也就只好这样了”。
[4].瑞士医生、炼金家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假想中体态苗条轻盈、生活在空气中的精灵，后常用来比喻美丽的少女。
[5].主管英国沿海浮标、灯塔及领航工作的半官方机构。
[6].此处把科波菲尔（Copperfield）误称为科波福尔（Copperful），后者可作“满满一锅”解。
第二十七章　汤米•特雷德尔
也许是由于克拉普太太的劝告，也许并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只是克拉普太太说的九柱戏跟特雷德尔的字音有点相似[1]，第二天，我想到要去看看特雷德尔。他原来说的要外出一趟的时间早就过了。他就住在坎登区兽医学院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据住在那一带的我们一个文书告诉我说，在那儿住的主要是一批绅士派头的大学生。他们常常买来活的驴子，在自己的住处拿那些四脚动物做各种实验。经过这位文书的指点，知道去这一学林的走法后，当天下午，我就出发去拜访我的这位老同学了。
我发现，那条街并不像我所希望（为特雷德尔着想）的那样让人满意。那儿的住户似乎喜欢把不管什么用不着的东西，都往街道上扔，因此弄得街道上不仅臭气冲天，污水横流，而且由于扔满烂菜叶子，狼藉不堪。这些垃圾里还不完全是烂菜叶子，因为在找门牌号码时，我还看到了一只鞋、一只压扁的汤锅、一顶黑色女帽、一把伞，它们破烂的程度各有不同。
看到这地方的一般气氛，强烈地使我想起以前跟米考伯夫妇一起居住的那些日子。我要找的那座房子，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破落户的特色，从而使得它跟这条街上别的房子有所不同——虽然这些房子格式单一，像是同一个模子里出来似的，看上去跟刚学画房子的孩子胡乱画出来的一样，对于土木建筑的知识非常贫乏——这更使我想到米考伯夫妇。我刚走到门口，碰巧下午送牛奶的人也来了。门开时，看到的情况，使我更加强烈地想到米考伯夫妇。
“喂，我说，”送牛奶的人对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使女说，“我这笔小小的账有着落了吗？”
“哦，老爷说啦，他马上就想法子解决。”小使女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