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羞心理学(校对)第11部分在线阅读

他说：“大体是这样”。
这种变化的启示是：我们还需要从社会生态的角度来寻找害羞的根源。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博士和在刑事审判中量刑的法官都对情境的重要性有所忽视，上面提到的大学生健康中心的主任也与此类似。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将回顾前面所讲过的一些非个人能力所能控制的情境因素，这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害羞者的人际交往模式。
社会迁移和孤独
范斯·巴卡（Vance
Packard)在《一个陌生人的国度》（A
Na-tion
of
Stranger)中指出：对美国家庭而言，搬家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巴卡写道，“在美国人的一生中平均要搬家14次，大约有4000万美国人每年至少更换一次居所。”在20世纪40年代居住在农场的3200万人中，一半以上已在近20年间迁移至城市。在很多地方或对一些职业而言，流动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如大学城、公司聚集区等地方，以及销售员、飞行员、空姐及农场工人等。
依据巴卡的观点，这种频繁迁移带来的不安定造成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正面临着归属感、自我认同感和人际关系的缺失，这将直接导致个人和社会幸福感的下降。”孩子们又是什么情况呢？对于上百万无法对迁移说“不”的年轻人而言，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更换住所而要面对未知的新生活，我们又为失去的友谊付出了多高的情感代价呢？又有谁能代替留在记忆中祖母的位置呢？
在第1章我们所介绍的那个极其害羞、极力不愿与人交流的高中女孩，她就是家庭频繁迁移的直接受害者。
“随着年龄的增长，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每年我都会换所学校读书。贫穷的家庭影响着我，所以许多小伙伴只有需要帮忙时才会找我。每次帮忙后，我都期待着他们能够再一次需要我。我就像蜷缩在贝壳中一样，每次进入新的学校都会使贝壳盖得更紧，直到九年级时它完完全全地被封闭了。”
罗伯特·齐勒尔（Robert
Ziller)对地理迁移产生的心理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他对居住在特拉华州的三组八年级在校学生进行了比较研究。迁移率最高的一组包括了83个美国空军家庭的孩子。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居住过大约七个不同的社区；第二组是平民组的60个孩子，他们已经居住过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社区；第三组的76个学生至今只居住过一个社区。
为了评估每个孩子的自我认同感、社会隔离感和自尊感，他们采用了多种测验手段。正如我们所料：迁移次数最多的孩子感受到的社会隔离感最强，尤其是空军家庭的孩子感受得更为强烈。比起其他组的孩子，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生活环境的频繁变化，他们产生自我中心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值得关注的是，自我中心也会滋生出一种隔离感。一般而言，这些孩子趋向于把自己描述为“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陌生的”、“孤独的”。与其他孩子相比，他们对成年人更加认同。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独自居住或居住在越来越小的家庭中，美国人结婚晚，孩子少，离婚率高，因此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体验着不同但日渐强烈的孤独感。
当今，美国家庭平均成员都少于3人。我们不仅存在于一个陌生人的国度，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着孤独感的陌生人的国度。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容易变得害羞，简单的人际交往变得相当困难。他们少有机会感受到家庭成员间或邻里朋友间的温暖、给予和分享。同样，他们也很少有机会去与人交谈，学习如何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别人协商解决问题，接受赞扬或给予别人赞赏。
我所目睹过的最为令人伤心的一幕是周六购物中心那群孤独的孩子们。在母亲进行周末大购物的时候，这些孩子们面无表情地坐在中央喷泉旁边吃着比萨或汉堡，周围萦绕着空洞的音乐。之后，他们跟着父母回到在市郊的豪华居所，这些富人区将他们与别人隔离开。
同时，对城市犯罪的恐惧已经将人们变成了惊弓之鸟。房子变成了“城堡”，四周环绕着铁栅栏，层层上锁的门使城堡变得像个监狱。一些年龄大的女性直到丈夫下班回家带她们去超市，她们才敢出门。对于单身的中老年人，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恐惧感还在不断增加。
一些看不见的社会因素也可能导致我们的社会变成容易造成害羞的社会。随着低效率和薄利的杂货店被大型连锁超市取代，我们也为社会变化付出了代价。与鲍威尔先生和犹太老板的友好谈话已经成为过去，社会“进步”带来了人际交往质量的降低，这对我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损失。
当我生长在布朗克斯的时候，很少人有私人电话。附近的糖果店就是我们街区的电话中心。当诺曼叔叔想联系她的女朋友西尔维娅时，他就会先打到查理的糖果店，查理就会接通电话然后问我们谁愿意到西尔维娅家告诉她有她的电话，并因此而获取几便士的小费。如果西尔维娅感到非常高兴，她就会给报信的人2～3便士，而报信人又会用这些钱在查理的糖果店买糖果或一杯矿泉水。社会联系就这样建立了。两个人想要联系至少需要两个以上的人帮助。与今天的电子社会相比，这显然是低效率的，现在只要诺曼记得西尔维娅的电话号码，就不用麻烦接线员，便可以轻轻松松地联系到她。
但是，我们也损失了一些东西。如果可以直接拨号的话，我们就不再需要依赖和信任他人了，甚至不用向别人需求帮助，这也就意味着人际交往的减少。西尔维娅不需要和孩子们交谈，诺曼也不需要联系糖果店老板查理了。不管怎样，这些都成为过往生活的美好记忆，因为糖果店已经不在了，孩子们都已去史密斯镇的购物中心了——至少周六是这样的。
第一综合征
美国过分强调竞争和个人成就的价值观或许也是造成害羞的一个原因。如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所说：“我们的文化如此这样衡量人的价值——美丽是金币，智慧是银币，害羞或许就是负债状态”。一位84岁的老奶奶这样回忆她终生害羞的根源：
“导致我缺乏自信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有两个漂亮的姐妹，一个比我大一岁半，她有一双可爱的棕色眼睛；另一个小我三岁，她有一双可爱的蓝色眼睛、金黄的头发和白里透红的皮肤。而我的眼睛长得却很一般。随着我慢慢地长大，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两只天鹅身边的一只丑小鸭，而且我的两个姐妹从来不会害羞。”
许多人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往往是因为理想不现实，不一定是其能力和水平一般。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能成为一个成功者？拥有“普通”的长相、智力、身高、体重、收入，这对我们来说就满足了吗？超过平均水平固然好，如果能成为最好的那就再好不过了。商界、教育界和体育界都强调要成为第一名！
国家总是强调个人成就。无论是音乐团体、小型社团、“美国小姐”评选、俄亥俄州立橄榄球赛，或者是曲棍球锦标赛，都存在竞争，我们中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竞争。我们的社会想要从少数极其优秀的社会精英身上获益，并通过税收政策消灭“失败者”。
孩子们强烈地意识到证明自身价值、提高物质地位和增强衡量成就砝码的重要性。为了被爱，被接纳，变得有价值，他们就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对个人价值的认同体现在他所能做什么，而不是他们是什么。当我们抱着完全功利的态度与他人交往时，就会担心自己做的是否优秀，也会担心自己因为没有用而被社会拋弃。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产生害羞是显而易见的。
归因与标签
我们一直在讨论害羞，就像我们在检查牙痛。害羞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源于我们对基因、思想、身体和社会的错误反应。让我们转变观点来看：害羞的标签比害羞本身还要来得早。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一位57岁的女士曾这样写道：
“现在我认为自己很害羞。但是我过去一直不这样认为。直到我7年级时一个老师说我很安静，从那时起，我意识到自己的表达能力低于平均水平，直到现在，我仍然对拒绝感到恐惧。”
标签是对复杂经历简明扼要的概括。我们经常给他人贴标签，也给自己和自我感觉贴标签。“他是挪威人”，“她是个时髦女郎”，“他们太讨厌了”，“我们很诚实”，“我是个坏男孩”……因为标签经常能够传递客观信息，而且简明扼要地说明其实质的价值所在。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标签往往来自个人偏见，而非客观真实的信息。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会把这些信息进行主观整合。
“精神疾病”是精神病学上精心定义的一个标签，但是，什么是精神疾病呢？当一个人被比他有权势或有权威的人说成有精神病时，那他就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人们通过主观判断所诠释的不一定准确，但我们又不能通过像血检、X-射线或其他客观的方法来做判断，因此，社会生活中标签无处不在（参见图3-1)。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的同事大卫·罗斯翰（David
Rosenhan)把自己送进了全国各地不同的精神病院，而且课题组的学生也随他一起进行研究。每个人都去诊疗室说他们听到了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声音，好像幻听，其他什么也没说。单凭这点就足以让他们被确诊为精神病患者，然后住院治疗。之后，这些假装是病人的学生再恢复其正常生活。多长时间别人才能发现他们原本就是正常人呢？答案是“永远不可能”。原先的精神病标签永远不能被取下来，他们要恢复正常人的身份，需要妻子、朋友或律师的帮助。
图3-1
标签的力量
相关研究也证明了标签的力量。如果告诉人们，这些学生曾经是精神病患者，人们的反应会比被告知这些学生失业了、正在找工作负面得多；如果人们被告知他们身边有一位成员年龄比较大，即使那位成员和他们同龄，他们也会忽视他所说的话，对他说话会又慢，声音又大。
人们很可能会采用或接受一种标签，即使这个标签没有具体的依据。之后，不管这个标签是否准确，这个标签都将与这个人如影随形。
更糟糕的是，我们也很容易毫无理由地给自己贴标签。一个经典的事例是，我发现自己在演讲时流汗了，从此就意识到，出汗说明我很紧张。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甚至会把自己定位为胆小的人。一旦我给自己贴上胆小的标签，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胆小？”然后我就会寻找合理的解释，比如因为我注意到一些学生离开了教室或是不注意听我演讲，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自己演讲得不好而感到紧张，而这种想法让我更加紧张。但我怎么知道自己演讲得不好呢？因为我让听众感到乏味无趣。因为我是个无聊的演讲者，因此而感到紧张；我想做一个好的演讲者；我感觉自己不称职；或许我本该去开个熟食店。如果这时突然一个学生说：“这太热了，让我汗流浃背，简直无法集中精力听你的演讲!”立刻，我就不再紧张或沮丧。但是假设班里所有的学生都很害羞，没有人说那句话，那我会怎么样呢？
我们经常依据站不住脚的表面现象妄下结论。一旦这个结论被第二次证实，我们就自然而然给自己贴上标签。解释自然就会带有偏见。我们相信一切能够证实这个标签的事，却忽视一切证明其不成立的因素。
起初，这些所谓的标签可能是错的，就像我提到演讲的例子。它会使人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外在因素转移到内在因素。在谈到“害羞”的定义时，也经常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正如女演员安吉·迪金森（Angie
Dickinson)所描述的那样：
“我认为，人们说你‘害羞’时往往没有意识到害羞可能代表另一个意思——敏感，他们不懂或根本不尝试了解你的敏感。学着去忽略那些不在乎我的人时，我慢慢学会了信任自己。敏感，对于很多孩子甚至一些大人，是一种很好的品质。所以我不允许那些把敏感当成害羞的人把我推向无人知晓的角落。”
通过第2章中对害羞者研究的数据中，我们能够看到标签是如何起作用的。在产生害羞感的相同情境中，那些自称害羞或不害羞的人的反应却迥然不同。我们就原因和结果进行对比，只有一组人认为他们存在害羞问题，这是为什么？
客观地说，情境和经历并无不同，区别在于人们是否给自己贴上了“害羞”的标签。害羞者责怪自己，不害羞的人归咎于环境。“谁喜欢公开的演讲？它们是累赘!”那些不害羞的人如此解释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不自在感；与此相反，那些害羞的人却说：“因为我很害羞，所以表现很被动，我就是这样的人，走到哪儿都这样。”前者侧重于强调外部因素，这些原因也可以合理的解释：“这是正常的，不是吗？”然后他们就可以想办法改变这种环境，就像打开那个温度过高的教室中的空调，降低室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