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校对)第33部分在线阅读

为观众表演的暴露狂
许多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夜班狱卒们脸上均带着笑容，这指出胜利纪念照的另一面向：暴露狂。我们从一些照片看到，虐待好像只不过是暴露狂的道具，只为了用来表现他们在不寻常环境中所能做出的最极端行为。这些暴露狂也像是预先设想了有一群偷窥狂，急切想欣赏他们哗众取宠的表现。然而暴露狂们却没能想到，轻易分享及散布这些档案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他们无法控制谁会看见这些照片，这些照片于是成了他们犯行的铁证。
除了前面提到的一张戴帽男性双手被接上电线的符号性图像，以及以狗吓唬囚犯的照片之外，大多数战利纪念照本质上均带有性的意涵。酷刑与性的联结让这些照片有色情图片的意味，对许多观者来说是让人心神不宁却又十分迷人的。我们全都被邀请进入发生施虐与受虐性行为的囚室，近距离目睹这些行为。尽管观看这些虐待行为是十分恐怖的经验，人们还是无法将目光移开。我惊讶地发现网络满足偷窥症患者欲望的程度，一个网址为www.voyeurweb.com的网站声称每天可以吸引220万名有独特嗜好的访客造访他们提供的免费色情网站。
复杂的动机与社会动态
人类的行为十分复杂，做出一件事情背后通常不只有一个原因。而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除了性欲及暴露欲两种因素之外，我认为数码照片是几个动机及人际动态结合下的产物。地位及权力的取得、复仇心理及报复行为、对无助者的去个人化——这些很可能都是最后出现虐待行为并拍摄照片的部分原因。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在讯问者的容许及计划下进行。
以照片威胁被拘留者
还有个简单的原因可以解释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拍下的战利纪念照，这单纯只是因为来自军方和民间的讯问者告诉宪兵们要这么做。这版本的故事来自己退休的监狱指挥官卡尔平斯基以及被指控的士兵们的说法，拍下特殊姿势照片的点子是为了用来当作要挟物以协助讯问。“他们拍下这些特殊照片是为了用来取得自白，‘从要害下手’。”2006年5月4日卡尔平斯基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一场小组讨论会中表示。“他们会拿出笔记本电脑秀出相片，然后告诉囚犯们‘招吧，否则明天就换你被叠在金字塔最上面。”’“这些相片是故意、有计划地被拍摄下来。”
我们可以肯定，有些照片明显可以看出是为了某个人的数码相机而摆出姿势，照片中的宪兵对着镜头微笑，比出胜利姿势，并指着场景中的某样东西以提醒人注意。在一张人性尽失的照片中，琳迪·英格兰拖着地板上的一名被拘留者，他的脖子上还缠着拴狗的皮带，这张照片最可能就是在上述情况下拍摄。她不可能在前往伊拉克时，特地在行囊里带了条狗绳。要让这类社会助长发生并接管整个情境，唯一需要的只是官员的允许，哪怕只是允许宪兵们拍摄一张虐待照片，情况也会一发不可收拾，在工作中拍摄更多富有创意的邪恶照片成了新的夜间活动。事情一旦起了头，就很难刹车了，因为宪兵们的无聊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可以出口怨气、展示自己的支配优势，并在性的游戏中找到乐趣——直到乔·达比揭发他们的恶行，一切才结束。
建立地位的渴望及宣泄复仇心理
让我们承认一件事，陆军后备役军人在军队阶层中的地位一般较低，而被指派到这个恐怖监狱里担任夜间值班人员的后备役宪兵，地位又会因此更加低落。他们明白自己是最底层的人物，在最糟的环境中工作，得服从民间人士的命令，而且没有任何关心这里发生什么事的权威人士可以求助。举目所见，唯一和他们一样地位低落的一群人就是囚犯。
因此这些虐待行为以及记录下虐行的举动，本质都和希望建立地位有关，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向下对比建立狱卒对囚犯的明确社会支配地位。酷刑和虐待乃是行使纯粹的权力，目的是为了展示他们对劣势者的绝对控制能力。某些狱卒需要这些相片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同时向同侪传达他们的支配地位。其中也可能涉及某种程度的种族主义，这里指的是对十分不同的“他者”——阿拉伯人抱持的一般性负面态度。这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的敌意转移，也是对任何阿拉伯背景的棕色皮肤人士所发动的恐怖攻击。
还有一个立即性的动机是许多士兵都有的：希望为被伊拉克暴动分子杀害或受重伤的同袍们复仇的心理。很明显是复仇心理作祟，才造成他们报复曾参与骚动或被控强暴男孩的人犯。例如被叠成金字塔的七名囚犯即是因为在甘奇区滋事才被送进1A，而过程中还伤害了一名女性宪兵。所以羞辱和毒打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不服管教的后果，“帮他们上一课”。而奇普·弗雷德里克唯一殴打过的一名囚犯则是另一个例子，他在他胸口狠狠揍了一拳，因为这名囚犯被控扔石头打伤了那名女宪兵。强迫被拘留者模仿口交动作或是在女性士兵面前公开手淫并拍摄下这些羞辱过程，这些不只是让人难堪的伎俩；士兵们安排的性爱剧码是对他们认为行为超过界限的被拘留者的报复手段。
去个人化及狂欢节效应的影响
然而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琳迪·英格兰的想法？——她认为这一切都只是“好玩和游戏而已”。在这个个案中，我相信去个人化起了作用。稍早我们提到人和地方的匿名性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当这种心理状态和行为责任的分散加在一起时，就会导致去个人化。演员们完全沉浸在高度的心理活动中，不再做理性思考，也不关心事情后果。在追求当下的享乐现实中，过去与未来全都暂时被丢在一旁。在这个心灵空间中，情感主导理性、激情挣脱社会束缚。
这就是狂欢节效应，当个人的身份隐藏在面具之下时，平常受到压抑的各种原欲的、暴力的、自私的冲动都会宣泄出来。行为回应着情境的需求而立即爆发，不再深思熟虑或瞻前顾后。把小说《蝇王》里面的现象搬到纽约大学的实验室里面时，我们看到经过去个人化的女性对无辜的受害者下手越来越重。在我们的斯坦福监狱里，一些狱卒也创造出同样的现象。如同阿布格莱布的情况，人们在这些情境中体验到行为的自由尺度放宽之际，约束侵略行为及反社会行为的规范也被搁置了。
就像我从不曾鼓励我的狱卒做出残酷行为一样，军方也不曾鼓励它的狱卒性虐待囚犯。然而在这两个情境中都盛行一种默许放纵的宽松气氛，让狱卒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负个人责任，以为没人看见，所以可以侥幸逃脱。在这个脉络中，传统道德推理能力被削弱了，以前学到的教训敌不过行动的诱因；狄奥尼索司所代表的原欲冲动压倒了阿波罗代表的合理性。道德脱钩接着发挥作用，沉溺在气氛中无法自拔的人们的心智及情感风貌于是改变了。
虐行比较：英国及美军精英的实例
如果我主张在1A层级夜班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心理学原则并不是个人特有，而是相应于特定情境，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在其他相似环境中找到类似的虐待行为，只不过加害者为同一个战场上的不同军人。的确至少有两个类似行为的例子，但是美国媒体很少注意到。
驻扎在伊拉克巴扯：拉监狱的英军也发生性虐待俘虏的事件，他们把囚犯们脱光．然后强迫他们彼此做出模仿鸡奸的动作。这些相片也震惊了英国社会，社会大众不肯相信自己的年轻人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而且还拍下照片。这些虐待者当中还有一位曾因为上一场战役而授勋的军人，这事实更严重破坏了英国民众的期待。更糟糕、更严重的是，2004年6月29日英国广播公司做出标题为“英军贩卖交易虐囚照片”的报道，报道副标则为“英国军人贩卖交易数百张记录对伊拉克俘虏残暴行为的照片”。数名服务于皇家兰开郡军团精英部队的士兵们将一些这类影像交给英国《每日镜报》，在其中一张照片中，戴上头罩的囚犯受到来复枪拖殴打，被撒尿，头上还被一把枪抵住。这些士兵宜称他们在一个“照片交易社群”上还分享了更多这类虐囚照片，但是在离开伊拉克时，放在行李箱中的照片被他们的陆军指挥官查获销毁了。
2004年5月12日，在《六十分钟Ⅱ》节目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丹·拉瑟播放了一卷由一名美军制作的家庭录像带，内容是关于在布卡营(Camp
Bucca)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状况。录像片段上可看见一名年轻士兵对伊拉克囚犯的鄙视态度，镜头上的她说：“我们已经死了两名囚犯……不过谁管它？重点是我要操心的人少于两个。”数名来自布卡营并因在该地虐囚而受到指控的军人告诉瑞德：“问题是由指挥链开始——这些酷刑和凌虐照片拍下时的指挥链，和管理阿布格莱布的指挥链是一样的。”
另一个有证据的失控例子则是涉及来自美国第82空降师的军人，驻扎地是在费卢杰附近的水星前哨作战基地(Forward
Operating
Base
Mercury)。在被移送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前，暴动分子和囚俘都会被暂时监禁在这里。“他们(费卢杰当地居民)叫我们‘谋杀狂’，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我们逮到而在被送到阿布格莱布前落到我们手上，他们就会付出悲惨代价。”这名中士继续说道：“营里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要发泄挫折的话就到受制者营区去。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个运动而已。”
来自问—单位的另—名中士说明他做出虐待行为的动机，行为包括刚棒球棒打断被拘留者的腿。他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无聊，这时会先叫某个人坐在角落，然后让他们叠成金字塔。这办法比较早，不过很像阿布格莱布。我们只是为了好玩才这么做。”
陆军中尉伊恩·菲什巴克(Ian
Fishback)是这个“精英单位”的军官，他于2005年9月向“人权观察协会”(Human
Rights
Watch)作证发生在该监狱的大规模虐囚行为。他透露他的士兵们也使用数码影像记录下他们的恐怖行径。“(在水星前哨作战基地)他们说他们也拥有类似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因为这些照片的相似度太高，所以他们把照片销毁了。他们烧了那些照片。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因为那些我们也被交代去做的事情惹上了麻烦，所以我们要销毁这些照片。’”
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见到这位中尉，他会仔细描述他所属单位所犯下的虐行，除了性虐待之外，均吻合了阿布格莱布监狱1A层级院区中发生的事件。
弗雷德里克接受审判
为了这七名受指控的宪兵人员，由军方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组成的团队在准备辩护过程中投注了相当大的热忱。(如果负责管理阿布格莱布的军方指挥官，也曾付出那些关注和资源的一小部分在监督和纪律的维持上，现在或许就不需要在这些审判上花费任何心力了。)他们的游戏计划很简单也很有说服力：搜集了充分的证据和证词之后，他们决定帮每位被告申请提出认罪协商，这样一来，当他们表明认罪并作证指认其他宪兵同僚后，原本可能被判处的重刑就能从轻发落。审判程序是从涉案情节最轻的人开始，如杰里米·西维茨，他们的策略是牺牲其他人的上诉，将辩护主力放在情节最严重的三人：弗雷德里克、格拉纳、英格兰身上。
弗雷德里克被指控五项罪名。在作为认罪协商一部分的“事实协议书”上，弗雷德里克接受下列罪行为真实、经得起证实并且可被采纳为证据：共谋虐待被拘留者，怠忽职守；虐待被拘留者；以殴打方式从事伤害行为；与他人从事猥亵行为。
最后一项指的是他被控强迫数名被拘留者在有男有女的士兵及其他被拘留者面前手淫，同时加以拍照。
审判
2006年10月20、21日，尽管辩护律师曾提出申请变更审判地至美国，弗雷德里克的审判照旧于巴格达举行。由于我拒绝前往如此危险的地方，因此我改往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海军基地，并在一个高度戒护的房间内通过视讯会议提供我的证词。过程真是困难，首先是我的证词不断因声音回传的延迟而被打断，其次是电视屏幕上的审判画面常常模糊不清，更糟的是我必须跟一个电视屏幕讲话，没办法跟法官直接互动，雪上加霜的是我又被告知不能在作证中使用笔记，这表示我曾仔细研读过的五份调查报告的数百页内容，以及我对弗雷德里克及1A层级院区所搜集到的背景资料，全部都得靠自己回想。
由于弗雷德里克已进入认罪申请程序，我的证词必须完全聚焦在明确说明情境及系统对他的行为影响，也就是确切指明一个不正常环境对一个极为正常的年轻人行为的影响。我也概要地报告了心理评估结果，他在进入1A层级院区前的一些正面背景，以及我和他访谈中的重要内容。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支持我所提出的结论：弗雷德里克并不是带着病态倾向进入该行为背景。我反而主张是情境诱发了他所涉及的脱轨行为，而对此他深感遗憾及罪恶。
我也清楚表示在试着了解弗雷德里克的行动如何受到情境中的社会动态影响过程中，我所做的并不是“开脱”，而是在判决中经常未受到严肃考虑的概念分析工作。此外，在对此案提出我的专家见证及关联性同时，我也概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及虐待行为发生的环境和阿布格莱布之间的一些相似处，以及我的研究主要性质和发现。(我的完整证词出现在2004年10月《伊万·“奇普”·弗雷德里克审判记录》的第294页至330页，遗憾的是此项文件无法通过网络查阅。)
检察官梅杰·迈克尔·霍利(Major
Michael
Holley)驳回了我情境主张的论点。他认为弗雷德里克能够辨别是非，有足够的军队训练胜任此项工作，而且对于是否参加被指控的不道德、有害行为，基本上有能力做出合理判断。因此他将罪过完全归给弗雷德里克的天性，认为他的恶行乃出于故意，同时将所有情境或系统性的影响排除于法庭的考虑之外。他也暗示日内瓦公约是具有效力的，而这些士兵应该要知道它所约束的是哪些行为。然而这并不是事实，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见到的：小布什总统及他的法律顾问在一组法律备忘录中变更了对这些被拘留者及酷刑虐待的定义，因此造成日内瓦公约在这场“反恐战争”中失去了效力。
裁定
军事法官詹姆斯·波尔(James
Pohl)上校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被指控罪行的有罪裁定。弗雷德里克被判八年的有期徒刑。我的证词显然对于减轻他判决的严重度来说微不足道，他的律师加里·迈尔斯强而有力的抗辩也一样。在这个由军方及布什政府指挥链所搭起的国际公共关系舞台上，我在本书中详加阐述的所有情境及系统性因素均显得无足轻重。他们必须让世界和伊拉克人民看见他们“对犯罪活动决不手软”的决心，严惩少数害群之马的流氓军人，以便保持美军的整体优秀形象。只要他们所有人都被送审、宣判、送入大牢，美国军方所蒙上的污点就会逐渐被世界淡忘。
查尔斯·格拉纳拒绝认罪，被判十年徒刑。琳迪·英格兰在经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审判后，被判三年徒刑。杰里米·西维茨，一年，杰弗·戴维斯，六个月。萨布里纳·哈曼因证据显示她在进入阿布格莱布监狱前对伊拉克人的态度十分和善，获得六个月徒刑的轻判。最后则是梅根·安布尔，未被判处任何刑期。
相关比较
毫无疑问地，奇普·弗雷德里克参与的虐待行为让他手下的被拘留者受到身体和情感上的伤害，也为他们的家庭蒙羞并为此愤怒。他认罪了，也因被指控的罪行而获判有罪，被处以重刑。从伊拉克人民的观点来看是种宽待，但从我的角度看却是严惩，因为是情势促使并支持这些虐待行为发生。然而，在其他战争中也有军人因残害平民至死而被判罪，将他们判决与奇普的比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美国军方的荣誉过去曾因越战而蒙尘，当时的查利连(Charlie
Company)侵略美莱村搜索越共，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人，但是经年累月的压力、沮丧，再加上对越共的恐惧，使得他们爆发，将枪管转向平民。超过五百名越南妇孺、上了年纪的老人死于机关枪近距离扫射下，人们活生生被烧死在他们的茅屋里，还有许多妇女遭到强暴、内脏被挖出。有些人甚至被剥下头皮！在《寻访美莱幸存者》(Interviews
with
My
Lai
Vets)这部影片中，一些士兵曾以不带情感就事论事的语气描述了可怕的暴行。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他的书《美莱屠村纪实之四》(My
Lai
4)里仔细报道了这次屠杀事件，这是事件发生一年后第一次公开报道。
而只有一位士兵——中尉小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Jr·)因而被判有罪。他的上级欧内斯特·梅迪纳(Ernest
Medina)上尉当时也在“搜索暨摧毁任务”现场，据报道曾亲自射杀多名平民，却从所有指控中安然脱罪并辞去丁职务。梅迪纳上尉的绰号叫做“疯狗”，他对他所领导的查利连相当自豪，曾宣称，“我们是战场上最优秀的一连。”也许他太过急于下定论了。
卡利中尉因预谋杀害超过一百名的越南美莱村民而被判有罪。原本刑期为终身监禁，后因特赦而被缩短为三年半，他被软禁于营房中服完了刑期，没待过一天监狱。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卡利中尉后来得到了特赦，并且回到他的小区里成为一名收费的晚宴后演说者、受人尊敬的生意人。如果卡利是应征入伍的士兵而不是军官，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呢？如果查利连的士兵们也拍下“战利纪念照”，让那些言语文字无法传达的残酷屠杀场面血淋淋地出现在人们眼前，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将这些夜班宪兵与其他最近因犯罪行为而被军法庭起诉、宣判的军人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另一组对照，从这当中明显可看出，尽管犯下同样甚至更严重的罪行，这些军人所得到的判决还是宽大得多。
弗雷德里克中士最重可被判处十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由于他提出认罪协商，因此最后被判八年徒刑、开除军籍，降阶为二等兵并丧失所有津贴和福利，包括他存了二十二年的退休金。
普莱斯(Price)士官长因伤害、虐待及妨碍司法而被判有罪。最重可被判八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获判降阶为上士，无徒刑、未被开除军籍。
格拉纳下士因伤害、虐待、默示性串谋、猥亵行为及废弛职守而被判有罪。最重可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被判十年徒刑、开除军籍、降阶为二等兵及罚金。
布兰德(Brand)士兵因伤害、虐待、做伪证及致人残废而被判有罪。最重可处十六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只被判降阶为二等兵。
英格兰士兵因串谋、虐待、猥亵行为而被判有罪。最重可处十年徒刑。开除军籍、降为最低阶二等兵。最后获判三年徒刑。
马丁(Martin)上尉因重伤害、伤害、妨碍司法及身为长官而行为不检被判有罪。最重可处九年徒刑。最后获判服刑四十五天。
军方司法部在面对这些可比较的罪行时，天平明显出现了倾斜。我认为这是因为战利纪念照的关系，让司法部在判决时特别不利于夜班宪兵们。这类比较的完整版本以及这六名受军法审判的士兵们和他们的性格，以及其他关于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澄清说明，请参见这个有趣网站：www.supportmpscapegoats.com。
狱卒弗雷德里克成为第789689号囚犯
当我们试着描述“路西法效应”时，了解人性的转变一直是我们的焦点。而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极端也最难得的转变之一，或许是某个人从身为狱卒的权力者沦为无权无势的阶下囚。悲哀的是在这个案子里，这样的事却发生在曾经表现优良的行为矫正官、尽忠职守的军人、充满爱意的丈夫身上。他曾因军事法庭的判决以及他在接下来坐牢期间所受的残酷对待而深受打击，几乎崩溃。在位于莱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美国军事人员惩戒所(U．S．Disciplinary
Barracks)里，奇普·弗雷德里克成了编号789689号人犯。在被移送巴格达之后，奇普又被送回科威特，即便他没有自残或伤害他人的危险，仍在那里接受隔离监禁。他描绘那里的状况就像是又想起阿布格莱布监狱，不过他被囚禁在莱文沃思堡时的情形更糟。
所有针对“阿布格莱布虐囚七嫌”的审讯一结束，奇普的待遇马上就得到改善。他开始到监狱的美发学校去学习新技能，因为他无法再回去当惩戒官了。“我很想复职回到军中，回到那个地方去重新证明自己。我从来不是一个会放弃的人，我可以改变……我已准备好为我的国家、家人、朋友牺牲。我希望自己可以改变什么……能够将我大部分的成人生涯用来为国服务，我觉得很光荣。”
你看见奇普的想法跟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囚犯斯图尔特819的相似之处了吗？斯图尔特强调希望回到我们的监狱中证明给他的牢友们看，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个糟糕的人。这也让我们回想起一个经典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该研究显示，一个群体的人会仪式越严格，人们对它的忠诚度就会越高。
最后的话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结束讨论非人性行为情境中个别军人的恶行，进一步思考在孕育阿布格莱布及其他军事监狱中虐行的条件时，系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系统影响力的运作创造并维持了一种“虐待文化”，而我们将检视系统错综复杂的影响力。首先我们将回顾军方许多独立调查中的重点。这样做将让我们了解这些调查对于系统变项——如领导缺失、任务特训不足甚至缺乏、资源不足，以及讯问——自白优先——的着墨程度，而这些系统变项是促成阿布格莱布夜班虐行的主要因素。接着我们将检视人权观察协会对其他可比较之虐行所做的报告，听听驻在伊拉克的美国陆军精英部队第82空降师的军官说法。我们将扩大研究范围，调查军方及政府指挥链曾在其他军事监狱中运用哪些方式创造出相似的情境，以促进他们的“反恐战争”、“防暴战争”。方法是借助美国公共电视网(PBS)节目《前线》(Frontline)制作的纪录片《酷刑的问题》(2005年10月18日)中的访谈及分析，针对先是禁止关塔那摩监狱的酷刑而后将其转移至阿布格莱布及其他地方的做法，该节目对于布什政府和军方指挥链的角色做了详尽说明。
我在这章中的角色从行为科学家变成心理调查报道者，而在下一章，我要再次改变我的角色成为检察官。我将指控我所挑选出的军方指挥链成员错误运用他们的权威，先是在关塔那摩监狱里用酷刑讯问，接着又将这套技巧搬到阿布格莱布。他们许可宪兵和军情人员运用酷刑技巧却疏于对1A层级院区的值班宪兵提供领导、监督、当责、任务特训，我将主张他们因过犯及忽略的罪行而有罪。
在让系统接受这个假设的审判过程中，我将把美国总统布什及他的顾问们放入被告席，因为他们重新定义酷行，认为在他们那无所不在、含糊不清的反恐战争中，酷刑是可被接受的必须手段。他们也被指控让被军方逮捕的暴动者和所有“外国人士”无法获得日内瓦公约提供的保护。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被控创造讯问中心，使得“被拘留者”承受许多极度高压的“虐待”，只为了得到自白和情报的含糊目的。他也许也必须为其他破坏美国道德价值的事件负责任，例如利用美国政府的“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方案，将具有高度情报价值的被拘留者送到外国拷问，即所谓“酷刑工作外聘”。
我希望表示的是从布什、切尼(Cheney)到拉姆斯菲尔德以及以降的指挥阶层所代表的系统奠定了这些虐行的基础。如果真相是如此，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就有责任采取行动以确保避免未来的虐行发生，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讯问中心的结构特质及运作政策变更是由系统所执行。
最后我必须说，我明白对某些读者而言，我强调我们小小的斯坦福监狱模拟实验和一座危险的真实战地监狱之间的相似性是有些言过其实。但重要的并不是物理实体上的差距，而是这两者间可比较的基本心理动态。容我也进一步指出，许多独立调查者也做出了这类比较，如施莱辛格报告(引用于本章的一开始)以及前海军密码学家阿兰·汉斯莱(Alan
Hensley)的报告，他在分析虐待行为的被告中做出以下结论：
阿布格莱布的案子属于津巴多研究中已详细说明过的模式，该模式由我们可实际指认出的因素所架构而成，并导出事先存在的经验证据，可让我们确信无疑地预测到这一连串的事件将在参与者完全不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生。
我希望以《新闻周刊》巴格达办公室主任罗恩·诺兰(Ron
Nordland)的一篇分析作为这一段旅程的句点，他谈到在这场立意良善的战争中出了什么错时说道：
哪里出错了？很多事情都出错了，但最大的转折点还是阿布格莱布丑闻案。自从2004年4月开始，解放伊拉克的任务已经变成绝望的损害管制工作，阿布格莱布的虐囚阴霾对许多伊拉克民众来说已经疏远了，对这些人来说这样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尽管军方宣称从速座监狱取得了“可采取行动之情报”，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虐待及羞辱拯救过任何一条人命或逮到什么主要的恐怖分子。
第15章
让系统接受审判：领导层的共谋
在弗雷德里克中士的审判辩论终结时，军事检察官梅杰·迈克尔·霍利曾做了一番爱国主义的激昂陈词，有助我们接下来分析监禁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军事监狱中的“非法武装分子”及被拘留者运用酷刑的现象，他是这么说的：
庭上，我想提醒您，敌人也和我们一样依靠士气战斗，而这个事件将让我们的敌人士气大振，不管是在现在还是以后。我也希望您能想想以后可能会投降的敌人。我们希望他们是受到美国陆军的战斗力震吓而屈服，但如果一个囚犯——不是囚犯就是敌人，认为投降就会受到屈辱和不堪对待，那他为什么不战斗到最后一口气？而我们得祈祷他不会在战斗中夺走我们军人的性命，这些命原本是不该丢的。(被告宪兵的)这类行为会造成长期影响，最终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人子弟、陆海空军，他们可能以后会成为俘虏，而他们的待遇，我想我就说到这里了。
这位检察官继续指出在“阿布格莱布虐囚七嫌”的所有审判中，唯一要紧的事就是军方的荣誉：
最后我要说，庭上，美国陆军的荣誉十分珍贵，同时也十分脆弱。我们对所有军队都抱持神圣的信任感，尤其是对美国陆军，因为我们负有极大的责任以及力量，这力量就是对其他人动用武力。而唯一能让我们和暴民、匪类等不正当使用武力的人有所区别的，就是我们拥有的荣誉感，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做对的事，我们听命行事而这些事是光荣的，但这种行为(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凌虐和酷刑)损害了这份荣誉感。而和其他军队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高道德标准来振作士气。